陳丹青|魯迅可能從未被真的理解

文學 魯迅 陳丹青 韓國 藝術 半文傳媒 2018-11-28
陳丹青|魯迅可能從未被真的理解

從來有一種風涼話,說:“魯迅就知道罵人,沒給國家民族提出建設性意見。”倒有另一位失敗到毫無利用價值的歷史人物——他在四十年代論及五四文學,曾經說:“魯迅一生的功績在他的否定,而不在他的肯定。”魯迅的真價值,“在於他是叛徒,而不是其他。”

什麼叫做“否定”?什麼叫做“叛徒”?在我們的時代,這兩個詞語就是嚴重的否定:今天絕大部分書生,頂頂忌諱說出否定的話語,頂頂害怕當個社會的叛徒。魯迅神話給幾代人的龐大錯覺:他絕對正確,他是“肯定”的化身。史鐵生有篇早期小說,寫一群破衚衕裡的生產組工人閒談魯迅,完全把魯迅看成中央首長,近乎超人。工人們是對的,那位在新中國老百姓心目中的中央首長,就是魯迅。

我惟願將“叛徒”改成“異端”,因為叛徒一詞被意識形態用壞了,民國初年,“叛徒”意指“異端”,很流行,魯迅就有一條短語,說是中國有幾種人十分稀少,其一,就是“撫哭叛徒的弔客”。此話有深意。誰是中國文化的叛徒呢?可以開一份名單。誰是弔客呢?難說。

陳丹青|魯迅可能從未被真的理解

魯迅從未躋身於成功的集團,用現在的話說,他遠離權力。早年他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官員,結果辭職;以他位居第一的文學資望,大可穩做名教授,可是輾轉幾所大學,一律以辭職告終;他與英美派向來隔膜,但也不是留日派的鐵桿;他是五四新文化的健將,但和各派主事者若即若離;在舊黨新派、左右兩翼、朝野兩端,他都有朋友,都豎論敵;晚年一度加入左聯,隨即決裂;上海十年是魯迅聲譽的頂峰,他的葬禮齊集了當時各路派別,可是他周圍背後的現實勢力,只他自己一個人,加上他的筆名。

近年有論者說,魯迅沒有主義、信仰,疏於現代國家的知識架構,不及英美派如胡適傅斯年等擁有整套民主自由等等現代理念。我同情這種說法,我也同意,魯迅在好幾次政治事件中,不及他的論敵看得清醒。但我從未在魯迅那裡期待英美式的 常識,魯迅之為魯迅,不在這一路。在民國的眾聲喧譁中,他不肯附和各種政治正確,總是成功地給大家一瓢冷水,一個掃興,幾句煞風景的話:因為他給出的不是政見,而是洞察。

關於魯迅的懷疑主義、悲觀主義、虛無主義等等解讀,各有道理,都是對魯迅神話的有效解構,但在魯迅那裡,仍不免一紙標籤,或如魯迅的比喻,成了一塊“匾”。他尖銳的懷疑,出於大愛大憎;他濃黑的悲觀的另一極,是遊戲的天性;他時常自稱虛無,卻委身實實在在的工作,嘲笑各種超然出世的高談……我們很難在一個不變的立場上觀察魯迅。他的難纏,他的醒豁,是在複雜並公開展示自己的衝突與矛盾,注意,不是見解的前後矛盾,而是精彩往來於事物的各個面向、各種可能。

在其他地區,譬如中國港臺、日本、韓國、歐洲的魯迅讀者中,我隱約感知一位陌生的魯迅——這位魯迅沒那麼嚴重,絕不蓋過所有名字,但他是一個可敬的麻煩,一直會在那裡。閱讀他愛他的人,相當有限,相當邊緣:早先臺灣的魯迅讀者,絕對少數,這就有點對了;另有位小國的魯迅讀者說:“他是所有反抗者的朋友”,這就更對了。這些國家的魯迅讀者很難改變社會,更改變不了國家,但他們可能被魯迅改變,變成小小的叛徒,至少,是敢於孤立的人。

陳丹青|魯迅可能從未被真的理解

魯迅自己說,他是夜行的鳥,發出惡聲:這是文學的修辭,也是大實話。在一個相對正常的國家,在相對完整而豐實的文明和歷史中,魯迅那樣的惡鳥,不該被膜拜,不該被恐懼,而是被尊敬,同時,被冷落。在人文思想領域,當然,這樣的人享有無可替代的聲名,被視為民族的傳奇和榮耀,但一定不是唯一的形象,而是在至少三五個名字構成的不同維度間,閃爍穩定的光亮,有如燭照。雖然這位人物及其著作被幾代人持續研究,但他可能從未被真的理解,從未停止被理解。可以確定的是:主流社會、主流價值,不會愛他、接受他。絕大部分人僅僅聽說他的名字,不會讀他,他屬於一小撮人,但一個國家,一種文明,有沒有這麼一小撮人,這個國家會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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