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2017-03-19 柏琳 餘中先 新京報書評週刊
“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很多年前，《娛樂至死》的作者、西方著名媒介文化批評家尼爾·波茲曼這樣比較反烏托邦文學經典著作——喬治·奧威爾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500年來，我們為了所謂的理想，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2017年1月，特朗普當選為美國新一屆總統，保守主義時代再度拉開帷幕。此後，《1984》《美麗新世界》《使女的故事》等一批經典的反烏托邦小說在美國銷量飆升，《1984》甚至一度躍居美國亞馬遜網站暢銷書榜首（《關於政治，人人緘默不言》）。
在中國，一本全新的反烏托邦小說、以某種形式向喬治·奧威爾的《1984》致敬的《2084》中譯本近期出版。這是一本法語小說，2015年在西方甫一出版就成為法語文學的暢銷書，斬獲了法蘭西學士院小說大獎、法國《讀書》雜誌2015年度最佳圖書。
《2084》作者：（阿爾及利亞）布阿萊姆·桑薩爾 譯者：餘中先 版本：海天出版社 2017年1月
《2084》卻是一本難讀的小說，闡釋理念甚於藝術形象塑造，行文緩慢而充滿壓抑感。它被評論家稱為一個破壞性很強的“寓言”，未來人類社會又一個恐怖版本的“美麗新世界”。這個世界裡，無處不在的神學成為統治者，這個“國”叫做阿比斯坦，它唯一的神叫尤拉，唯一的宗教名為“噶布爾”，議會是“公正博愛會”……總之，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這個世界裡，每個人都彼此相像，被抹殺一切個性，他們被禁錮在自己的街區，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他們不需要知道，只需要相信。“屈從即信仰，信仰即真理”是阿比斯坦國教導人民的座右銘，人們只要明白，“噶布爾教”是唯一的信仰。
當信仰走向盲目和極端，世界也許就會走向如此的可怖場景。這是《2084》的作者、阿爾及利亞法語作家布阿萊姆·桑薩爾研習的沉重命題。2017年3月，他帶著這本神祕的《2084》來到中國，為我們講述宗教極端化與全球化浪潮帶來的多元匱乏危機。
法語作家，主要創作小說，其中《蠻族的誓言》獲小說處女作獎和熱帶獎，《空樹中的瘋孩子》獲米歇爾-達爾獎，《德國人的村莊，或席勒兄弟的日記》獲RTL-Lire大獎，《達爾文街》獲阿拉伯小說獎。2011年，獲德國書商和平獎；2013年，法蘭西學士院為其頒發了法語共同體大獎。照片來源：C Helie Gallimard
殺死多元的精神，人類會走向絕境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柏琳
北非國度阿爾及利亞，如果要和文學聯繫起來，我們總會想起阿爾貝·加繆那雙海洋般色澤的眼眸。地中海的陽光卻總有幾分悲情，當夜色降臨，黑暗籠罩海面，人生旅途的悲苦感彌散，人不禁會思考生活和存在的意義，這是加繆的終生課題，而他的鄰居布阿萊姆·桑薩爾，在50歲時也開始了這樣的思考。50歲，並不晚。
《2084》法文版書封
蛻變
阿爾及利亞內戰把他推向文學之路
北京，三月某週末，陽光不及阿爾及爾明媚。三里屯南街四號，機電廠院內的一處二層小樓上的“老書蟲書吧”裡，阿爾及利亞法語作家桑薩爾來了，帶著他那本神祕的小說《2084》。
“老書蟲”是北京的老牌外文書吧，平日最主要的功能，是匯聚從世界各地來到北京的“文藝青年”。紅色舊牆上，高掛著到此一遊的文學名人：莫言、閻連科、美國非虛構作家何偉、以色列作家大衛· 格羅斯曼……不知梳著一頭凌亂花白馬尾辮、佝僂著背的桑薩爾先生的相片，以後是否也會位列其中——他可算是當今法語文學的代表人物。
“老書蟲”書店一角
老先生在1999 年前和文學還不搭邊。1949 年，桑薩爾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烏阿色尼斯山區的一個小村莊，童年時代住在貝爾庫平民區，和加繆一家比鄰而居，彼此的母親是一輩子的好友。
1986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後，桑薩爾教書、從商，並曾在阿爾及利亞政府工業部擔任高層。20世紀90 年代，阿爾及利亞爆發十年內戰。這場政府和各種伊斯蘭主義反叛團體之間的武裝衝突升級之戰，不僅造成超十萬人的死傷，更預示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當時，在摩洛哥流亡27年的默罕默德·布迪亞夫被軍方邀請回國領導政府，作為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創立人之一，布迪亞夫在1962 年阿爾及利亞獨立後，成為本·貝拉政府的副總理。他發起組織了“ 社會主義革命黨”（PRS），主張國家政體向多黨民主集中制轉變，為當時的總理本·貝拉所不容，1963年6月被逮捕軟禁，並被迫流亡摩洛哥。
回國後的布迪亞夫為穩定國內局勢，把鬥爭矛頭指向日益擴大的“伊斯蘭拯救陣線”，1992年被極端勢力暗殺。他的遇刺讓桑薩爾感到，“殺死一個物質的人雖然很糟，但殺死一種多元的精神，人類會走向絕境”，他決定改投文學創作之路。
1999年，他的處女座小說《蠻族的誓言》公開批評阿爾及利亞政治現狀，被政府部門強制休假。2003年他和另外四位阿爾及利亞作家一起，合寫了《隱私與政治日誌：阿爾及利亞40年後》，觸怒最高層，且由於小說《對我說說天堂》中反對教育中的阿拉伯化傾向，他被解除公職，2006年，作品在國內全面被禁。
桑薩爾的文學作品在法德受到廣泛歡迎，德國媒體評論說，他是“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尖銳批評人士”。從踏上文學之路開始，桑薩爾的寫作主題，就和暴力、極權、宗教這樣的字眼分不開。上世紀90 年代那場黑暗的阿爾及利亞內戰，讓他見證了關於善與惡的傳統價值觀的淪陷。
《對我說說天堂》法文版書封
發力
假想“盲信”產生的“世界末日”
桑薩爾關於宗教和極權的思考，火力集中在《2084》這本小說中。它寫成於2015年，甫一出版就在歐洲成為了銷量最大的法語小說之一。題目“2084”讓人想起喬治·奧威爾的反烏托邦作品《1984》，其對世界末日的暗喻吸引了眾多購買者。
《1984》虛構了一個“1984”年代世界的黑暗圖景，如果說奧威爾意圖批判極權制度本身，那麼桑薩爾則更在意批判信仰之“盲目”產生的“世界末日”。
“2084”，不是小說故事的發生之年，而是那個時代之前一個標誌性的年份。如果不帶評論色彩地簡述《2084》的內容，用譯者、法語翻譯家餘中先的話就是：“2084年之後，一個叫阿比斯坦的國家在地球上開始了其永恆的統治。”
餘中先，浙江寧波人。《世界文學》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翻譯介紹了奈瓦爾、克洛代爾、阿波利奈爾、貝克特、克洛德·西蒙、阿蘭·羅布-格里耶、昆德拉等人的小說、戲劇作品三十多部。獲法國政府授予的文學藝術騎士勳章。
阿比斯坦在哪裡呢？它在人們心中，所以無處不在，一個“美麗新世界”。舊世界去了哪裡？它被一場戰爭夷為平地，語言、書籍、歷史、直至日常起居的桌椅餐具，全都銷聲匿跡。全新的阿比斯坦國，擁有新的語言和新的衣食住行方式，但生活單調地只圍繞信條展開。
阿比斯坦國儼然和現實中的國家一樣，機構組織分明有序：議會叫“公正博愛會”，決策機關叫“機構局”，唯一的神叫尤拉，國家領袖叫阿比，是尤拉的使節。統一全國百姓思想的宗教叫“噶布爾”，記載其宗教學說與信徒行為準則的聖書叫《噶布爾》。
主人公阿提，被流放到帝國管轄的一座深山療養院治療肺結核，強制性靜養期內，他開始懷疑“唯一思想”的正確性，為探究真相，他和朋友柯阿穿越整個帝國，這一叛逆舉動最終導致朋友的死亡。
阿提在療養院中治療的情節，和作家喬治·奧威爾有關，桑薩爾說，“奧威爾當初因肺結核被送去療養院，卻沒能治癒。我把《2084》的主人公安排在此，他最終痊癒並開始了思想的反抗，這是我對奧威爾的另一種致敬。”
阿提在療養院的見聞使他成了阿比斯坦國第一個思考的人，思考產生懷疑，懷疑產生反抗，而反抗會“傳染”，這些都是“永恆之國”不可容忍的行為。阿比斯坦國想維持統治，就得強調信仰，讓人盲信，不許質疑，《2084》裡最刺眼的座右銘是——“屈從即信仰，信仰即真理。”
《1984》英國首版封面
縱深
壓抑至極，渴望讀者跳出來反抗
最終，反抗的星火被撲滅，反抗的人不是被流放就是死於非命。由著這樣沉重壓抑的故事情節，《2084》成了一本“行文緩慢、沉鬱”的小說，在餘中先看來，這本小說“ 屬於思想小說，沒有曲折離奇和驚心動魄的情節，正好迎合了帝國麻木壓抑的本質”。
這本主要靠理念推動的小說，的確不能給讀者帶來酣暢的閱讀感受，而奧威爾的《1984》同樣也是一本緩慢而沉鬱的書。對於此類書籍，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稱之為“圖解式小說”，他認為“以小說人物為某種觀念的化身，會損害人物塑造，使得小說變得單薄和蒼白。”昆德拉認為《1984》就是這種反面教材，想必昆德拉若讀了《2084》，評價也會類似。
面對這樣的質疑，桑薩爾有自己的看法。有趣的是，他和昆德拉曾就“圖解小說是否會損傷小說特質”的問題當面爭執過，他認為這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作家應該先有故事，還是先有風格？有的作家生來有強烈的主導意識，他們有強大的能量控制筆下人物按照自己的意志行進，但我不是這樣的作家。我認為作家不能像一個盲目而瘋狂的司機那樣，去碾壓現實。現實是文學必須考慮的因素，它的真相可能就沒有戲劇性。我的作品裡有太多沉重和壓抑，這是對現實的反映。”
桑薩爾反對“為了小說而小說”的做法，“我不會為了讓讀者愉悅，就為小說添加焰火和色彩”，他更願意把《2084》看成一本“文學科普讀物”，而非“一本有魅力的小說”。
他想做的，是藉著小說的載體，尋求讀者的思考和爭辯，“《2084》對讀者發出挑戰，我描寫了對人類恐怖未來的假設——一種全球性的極權制度，我們不一定非要走向極權，我們應該有另一種出路。”
BBC週日晚間劇場《1984》劇照
話雖悲傷，但我們還是能從《2084》的細節中捕捉桑薩爾對美的嚮往。雖然《2084》中的景物—— 整齊劃一的行政區和生活街區、高大的辦公樓建築毫無美感，但卻有一個例外——阿提在被囚禁後，首領問他的夢想是什麼，“ 他可能會滿足於有一丁點兒剩餘的時間，用來呼吸天空那自由的空氣，嗅聞大海那催情的氣味”。整個阿比斯坦國，好像一個黑白的夢魘，唯有大海帶來別樣的色彩。阿提夢中的大海，“ 帶著一腔實實在在的激情”。
阿提因為看見了大海，從此成了“見識滿滿的人”，而桑薩爾呢，“覺得自己能夠去愛這大海。”
《德國人的村莊》法文版書封
對話桑薩爾
極權社會是男人的社會，沒有女人的位置
新京報：《2084》在歐洲據說是暢銷書，被不少讀者當做反烏托邦小說來解讀。你如何看待這本書的質地？
桑薩爾：我願意把《2084》看做一部反烏托邦小說。烏托邦只是人類美好的願望，但現實往往是一場噩夢，總有人宣揚一種烏托邦的世界，但實際上他們做的事是那樣血腥和殘忍，是反烏托邦的世界。
我在《2084》中，把這種反烏托邦的世界“極端化”了：這個世界裡普通人極其貧困，沒有工業和生產；百姓用來填飽肚子的東西，是國家分配給他們的一種產生幻覺的湯藥；人民沒有技術，技術為權力者服務，人民只能拿到權力者遺棄的東西，比如跑了兩三公里就報廢的破火車。
新京報：除了百姓凋敝而單調的生活場景，《2084》還有一個特點讓人驚心：女性和愛情的缺位。全書只有阿提、柯阿和納茲等幾個男性之間的友情，女性出場的地方只有兩處，一個是阿提被囚禁時聽見了一個豐滿的婦人在唱歌，還有一個就是阿提朋友的妻子被迫再嫁給權力機構的公職人員的敘述。為什麼《2084》中沒有女性？
桑薩爾：《2084》是一個未來虛構的極權社會，而極權社會是男人的社會，極權制度沒有女人的位置。過去的納粹德國，我們看見這個國家的宣傳照，都是強有力的男性形象，因為他們需要體現這種統治規則——不能有柔美、陰柔的存在。一旦有女人的形象，就是一種對極權的影射性破壞。女人代表著美和善良，在極權社會，女人的地位必須被抹殺到次要地位，或者異化成男性形象。類似的書都是這樣處理的，比如奧威爾的《1984》。
但《1984》裡還有愛情存在的幾個瞬間，女性的篇幅並不少，但我們要明白，《1984》寫極權是在英國文化環境中遙想一個離得遙遠的、極權制度，但我寫《2084》的背景是赤裸裸的現實。比如中東地區的部分阿拉伯國家，大街上看不到完整的女性面孔，最多能看見一身黑衣的影子飄過。是誰？可能是女人，也可能是鬼魂。
《以安拉的名義管理》法文版書封
餘中先談《2084》的意義
總有一個人在探求世界的可能性
說到法國乃至西方的文學傳統，借古諷今或借未來而喻當下，是很多作家思考和涉及當代現實時常用的手法。拉封登的寓言詩借動物界的獅狼犬羊來代言社會各色人等；啟蒙時代的伏爾泰、勒薩日往往借用西班牙的故事來影射法國；存在主義作家薩特、加繆等喜歡借古希臘的神話題材，解釋現代世界的荒誕與黑暗；勒克萊齊奧和莫迪亞諾這樣的當今作家，則善於在他國文明以及個人記憶中挖掘普通人生活的真諦。而近來種種“反烏托邦”小說，也自然而然地在未來世界中尋找思想的空間與虛構的可能，總之，在法語文學中，這種在“別處”尋找生活的寫法，既與文學傳統一脈相承，而每個時代每個作者又各有各的招數。
人類發展的每個時代，可能都有惡魔存在，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在1948年啟迪了奧威爾的《1984》，而今天的人對宗教極端狂熱、宗教矇昧主義、恐怖主 義的深深憂慮，則啟迪了《2084》的誕生。而阿爾巴尼亞作家卡達萊1992年的歷史小說《金字塔》中體現的，也是人們頭腦中對極端專制的古埃及法老、鐵騎踏遍歐亞大陸的蒙古大汗等人面惡魔的類似的譴責。
無論是指向未來的反烏托邦小說，還是指向往昔的歷史小說，強調的都是人要爭取思想自由、精神獨立，而反對絕對盲從。探究為什麼，始終是這些注重人文關懷的作家的首要話題，也正是這一與人類未來息息相關的重要話題。
在中國，閱讀和談論《2084》同樣並非沒有現實意義。當今世界是一個“地球村”，任何極端恐怖主義、極端專權信仰，都會有一定的小小市場，都會給人類帶來大大的傷害，甚至毀滅性的打擊。讀者當然都不會願意來到《2084》中的阿比斯坦國，在“彼佳眼”無處不在的監視下生活。那與其說是一個國家，還不如說是一個地獄。
於是，“為什麼？該怎麼辦？”的問題必須提出，必須思考。好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恐怕都會有那麼一個人，想探求真理， 這就是《1984》中的溫斯頓，《2084》中的阿提。創造這樣的人物，讓他們引導我們一起去思索世界的種種可能性，這就是文學作品有別於其他勞動行為創造世界的方法。從這一意義上說，桑薩爾先生是在用文字向恐怖、暴力、極端專制挑戰。
本文整理自2017年3月18日《新京報·書評週刊》B01-B04版；作者：柏琳，餘中先；編輯：柏琳，張暢，張進。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