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評價
魯迅是毛澤東最為心儀的現代中國文學家和思想家，罕見地稱他為“現代中國的聖人”。
1936年10月，魯迅辭世時，中國共產黨對他的評價即已達到很高的位置。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發佈的《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提出：魯迅先生一生的光榮戰鬥事業，做了中華民族一切忠實兒女的模範，做了一個為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為世界和平而奮鬥的文人的模範；為了永遠紀念魯迅先生，決定改蘇維埃中央圖書館為魯迅圖書館，蒐集魯迅遺著，翻印魯迅著作，出版魯迅全集等等。
毛澤東對魯迅的瞭解和推崇，與中國共產黨同魯迅的特殊關係有關。張聞天、陳雲、瞿秋白這些黨的領導人，和魯迅都有過不淺的接觸和了解；像郭沫若、茅盾、周揚、馮雪峰這些黨內著名文化人的經歷，都和魯迅有著深切的關聯。1937年以後，隨著一批文化人從國統區來到延安，毛澤東在和他們的接觸中，越來越多地瞭解到魯迅的思想、性格和在國統區文化界的特殊地位，越來越強烈地體會到魯迅對中國共產黨高揚中國革命文化大旗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澤東第一次公開評價魯迅，就使用了一個特殊的概念——“聖人”。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陝北公學舉行紀念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他在大會上發表的《論魯迅》演講中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
這個評價，一直到晚年也沒有改。不僅沒有改，還升了格。1971年11月20日同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談話時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聖人。中國第一個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聖人的學生。”在這裡，作為“聖人”的魯迅，從“第一等”，升為了“第一個”；不只是“現代中國”的聖人，而是“中國的”聖人；毛澤東自稱“賢人”“是聖人的學生”。對魯迅評價之高，在古今文化人當中，無出其右。
毛澤東稱魯迅為“聖人”，源於他們的“心”是相通的。
毛澤東和魯迅雖然沒有謀過面，但兩人都非常明確地表達過對對方的真摯好感。魯迅生前在文章中公開表示要站在“毛澤東先生們”一邊，宣稱自己“即使怎樣不行”，被“毛澤東們”“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紅軍到達陝北後，他給毛澤東發電報，還捎帶火腿等等。如此立場感情，無疑使毛澤東感動不已。這就可以理解，在魯迅逝世一週年時，他為什麼會稱魯迅是“聖人”，稱魯迅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並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
在魯迅說的“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的年代，毛澤東和魯迅都是戰士。一個側重於武器的批判，一個側重於批判的武器，戰鬥精神和理想目標頗為相似，而且都收穫了“於無聲處聽驚雷”的奇效，從而使他們在心靈上互相感應，視為同志。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最早提出毛澤東和魯迅有思想默契的，是周恩來。他在1945年說，“魯迅的許多思想和毛主席的思想一致”。毛澤東自己的表達，則更為感性。1949年訪問蘇聯時，他對工作人員說，“我就是愛讀魯迅的書，魯迅的心和我們是息息相通的”。這裡說的是魯迅和“我們”，到1966年7月給江青的那封信中，則換成了魯迅和“我”。他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讀點魯迅”
毛澤東讀魯迅作品，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開始的。他那時是《新青年》雜誌的熱心讀者，魯迅最初的一些白話小說和雜文，便發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第一次到北京時，因為對周作人撰文介紹的日本“新村運動”很感興趣，專門跑到八道灣魯迅和周作人同住的院子拜訪，可惜那天魯迅不在家，只見到了周作人。晚年談到此事，毛澤東還遺憾地說：“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沒有見過魯迅。”
1920年，毛澤東在長沙經營文化書社，親自選進魯迅的《吶喊》等作品來賣。大概從這時起，他對魯迅的作品有了較多的印象。1932年底，馮雪峰從上海到瑞金，魯迅成為他們見面交談的重要話題。魯迅1936年10月逝世前，曾託馮雪峰將自己編校的瞿秋白文學譯文集《海上述林》上卷，轉送在陝北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毛澤東同時收到的，還有魯迅開列書目讓人去選購的一批書，其中就有《吶喊》《彷徨》這些作品。初到延安，毛澤東在一所中學圖書館發現有不少魯迅的書，不斷派人去借來閱讀。
從1937年10月發表《論魯迅》演講開始，毛澤東就頻繁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魯迅作品了。《論魯迅》引用了魯迅的三篇文章，其中，《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是早期的作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1936年7月才發表的；還有魯迅1934年11月17日寫給蕭軍的一封“痛斥變節者”的信，發表於1936年1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當時還沒有收進魯迅的集子，毛澤東也引用了。1938年1月12日，他在寫給艾思奇的信中說到：“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魯迅全集》此時還未編輯出版，毛澤東尚不知道，但閱讀魯迅作品之急迫，卻極為真誠。
第一版《魯迅全集》，是1938年8月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以“魯迅全集出版社”名義在上海出版的，共20卷。出版社特印200套編號發行並註明是非賣品的“紀念本”，贈給延安兩套，毛澤東得到其中的第五十八號。收到《魯迅全集》後，毛澤東讀魯迅著作，便成為常態了。新華社曾發表過一張毛澤東在延安棗園窯洞裡工作的照片，辦公桌上便放著3卷《魯迅全集》。1942年７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最近經驗，少而精的東西還能看而且有益，多了無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時間，可印《魯迅全集》《海上述林》。”
這套《魯迅全集》，被毛澤東完整無缺地從延安帶過了黃河，帶到了西柏坡、香山，進了中南海。1949年底訪問蘇聯，他帶去不少魯迅作品，閱讀時連飯都顧不上吃，工作人員多次催促，他回答說：“我在延安，夜晚讀魯迅的書，常常忘記了睡覺。”一直到晚年，他依然心繫魯迅作品。1971年11月20日同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談話時強調：“魯迅的書不大好懂，要讀四五次，今年讀一遍，明年讀一遍，讀幾年懂得了。……我們黨內不提倡讀魯迅的書不好。”1975年底又講：“我建議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
“讀點魯迅”，是毛澤東晚年以人名代著作，提倡閱讀的唯一中國人，從句式到用意，幾乎和“讀點馬列”這樣的說法差不多。
毛澤東閱讀和保存有三種版本的《魯迅全集》。第一種是前面說的1938年8月出版的20卷本的《魯迅全集》，內容包括魯迅的著作、譯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他在這套書上作了不少圈畫和批註，凡書裡文字排印顛倒、錯字漏字的地方，也都一一作了校改。第二種是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相繼出版的帶註釋的10卷本《魯迅全集》。這套書只收魯迅著作，未收譯文和整理的古籍。第三種是1972年有關部門根據10卷本《魯迅全集》排印的大字線裝本，他在書中畫了許多紅道道，許多冊的封面上畫有紅圈，其中一冊的封面上寫著“1975·8再閱”。
毛澤東逝世時，床頭書桌上還放著一本厚厚的《魯迅選集》。書裡夾著一封沒有信封的信，是女兒李敏1975年4月15日寫的，上面說：“爸爸：您好，您近來身體怎樣？女兒十分惦念。您讓我讀的這本魯迅選集，我已經都讀完了，什麼時候，我想和你談讀這些雜文的看法。這本書裡您畫了不少符號，寫了一些評註，我都仔細看了。但有些地方還是不明白什麼意思，我想抽空找您問問。”在毛澤東的藏書中，還有一套1972年9月北京魯迅博物館編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線裝本《魯迅手稿選集三編》。這套書共有29篇魯迅手稿，因一些手稿字跡太小，毛澤東就用放大鏡看，並留下不少圈畫。
（作者：陳晉，《新湘評論》2016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