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新中國第一個《紅樓夢》整理本出版。六十五年來，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紅樓夢》在不同階段都成為國民閱讀的重要版本，有時甚至是唯一讀本。大眾閱讀《紅樓夢》，原始底本的選擇固然重要，但校點、註釋更應被重視——一個容易被忽略的標點，一條看似微小的註釋，都有可能解開讀者心中長久的疑惑，這些標點、註釋也最能體現整理者的學術水準。正是幾代整理者的辛勞付出，助益和守護著一代代開卷經典的讀者。
好雲香護採芹人
——人民文學出版社《紅樓夢》整理本出版述略
文 | 胡文駿（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
《紅樓夢》被閱讀的歷史，已經超過二百五十年。與當今讀者常見的註釋本不同，清代乃至民國時期大眾閱讀的《紅樓夢》，很多是評點本。早期抄本上出現的評點者有“脂硯齋”、“畸笏叟”等，後來有對全書進行批評的王希廉、陳其泰、張新之、姚燮等，他們或提示本事背景，或梳理創作手法，或評論藝術特色，但對於字詞、典故、名物等一般不進行解說。隨著時代變遷，隨著語言文字使用、教育環境的改變，大眾即使閱讀中國古典白話小說，也逐漸產生了文字、典故、常識等方面的隔膜。何況《紅樓夢》不同於一般的白話小說，它不僅蘊含作者個人的生活經歷和藝術觀點，更是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其中包含了詩、詞、曲、賦、楹聯、燈謎、匾額等各種文體；囊括了天文地理、曆法節氣、典章制度、建築園林、琴棋書畫、飲食醫療、服飾器玩乃至民俗迷信等，這些內容對理解小說內涵十分重要，需要有可靠精準的註釋，為當代的讀者提供必要的參考。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今天，很多讀者是通過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整理本，走近這部偉大經典的。
53版《紅樓夢》：新中國第一個《紅樓夢》整理本
1952年，草創不久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於1951年）即著手整理出版中國古典小說，以《水滸》為開端，在兩三年間《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的標點註釋本相繼問世（後三種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義發行）。其中《紅樓夢》的整理標點實際由時任人文社古典文學編輯的 “湖畔詩人”汪靜之完成，參與註釋工作的有俞平伯、華粹深、李鼎芳、啟功等人。1953年12月，這部新中國第一個《紅樓夢》整理本面世（以下簡稱“53版”），它是以程乙本（程偉元乾隆五十七年[1792]活字本）為底本（實際是以1927年上海亞東圖書館鉛印本為底本，而這一鉛印本所據底本為胡適收藏的一個程乙本，又簡稱為“亞東本”），分為上中下三冊，繁體字豎排，有明晰的標點，有生僻難解字詞的註釋——由於當時漢語拼音方案還未正式公佈，註釋中採用的仍是民國時期頒佈推行的注音字母。書名題簽者是著名書法家沈尹默，這一書名題簽沿用至今，成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標誌之一。
1953年人文社以“作家出版社”名義出版的新中國第一個《紅樓夢》整理本
53版《紅樓夢》首印達到90000套，受到讀者和學界關注，但很快它存在的問題也暴露出來。1954年，俞平伯的助手、青年學者王佩璋撰寫了《新版〈紅樓夢〉校評》一文，指出：“種種與程乙本原本不同之處，在全書中我看到有624 處（許多是亞東本所改為新本沿用了的，只是與程乙本不同，並非全錯），而其中與亞東同的倒有437 處。其餘的187 處是編者自改的。”“這種種標點不妥的地方，我看到有91 處，其中由於亞東本連累的有79 處。”這裡提到的“亞東本”即1927年上海亞東圖書館鉛印本《紅樓夢》。王佩璋將此文投稿給《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在發表前曾轉至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文社為此專門邀請包括俞平伯、王佩璋在內的相關專家召開了檢討會，王佩璋的文章隨後與作家出版社致“文學遺產”編輯部關於此事的信一同發表於1954年3月15日的《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版。
這一版本原文、標點既有舛誤，註釋也存在不妥之處。例如第四十七回描述薛蟠被柳湘蓮痛打，有“登時便開了果子鋪”一句，書中註釋：“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皮破血流，好像水果鋪裡水果的五顏六色。” （此例由中央民族大學曹立波教授提示）這裡將“果子鋪”解釋為水果鋪，失於偏頗，古籍中“果子”一詞含義豐富，除了指草木的果實，還多指糖食麵點，如南宋周密追憶臨安城舊貌的筆記《武林舊事》卷六“市食”一節的“果子”條，例舉了“皁兒膏”“宜利少”“鮑螺”“糖絲錢”“澤州餳”“蜜麻酥”“澄沙糰子”“十般糖”“甘露餅”等數十種食品，很多都是糖果點心，並不是單一的水果。事實上富含飲食文化的《紅樓夢》文本中多次出現“果子”一詞，大多是零食、佐酒之用，像第八回薛姨媽招待寶玉擺出來的“茶果子”，第四十一回劉姥姥在賈母那裡看見的“小面果子”，第四十二回平兒送給劉姥姥的“園子裡的果子和各樣乾果子”等，因為有比較明確的附加信息，讀者可以清楚地瞭解，它們有的是水果、乾果，有的則是麵點。因此在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整理註釋的《紅樓夢》中，“開了果子鋪”這一條註釋被修改為“好像果子鋪裡食品的五顏六色”。
儘管53版《紅樓夢》不盡完善，但它在《紅樓夢》整理註釋方面有著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對於《紅樓夢》在大眾讀者中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初版後僅半年即加印50000餘套，其後不斷重印，當然，除了《紅樓夢》巨大的文學影響力，這與1954年開始的以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為起點的文藝批判運動也不無關係。
57版《紅樓夢》：啟功以一己之力重撰註釋，體現淵博學養
1954到1955年，原以“作家出版社”名義出版發行的《三國演義》《西遊記》經過修訂後陸續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名義再版推出——據許覺民先生回憶，當時第一次出版的文學創作（包括某些古典文學作品）往往用作家出版社名義，有了定評、得到各界認可之後再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名義出版。與其他三種古典小說名著相比，《紅樓夢》遲遲未推出“人文版”，原因之一可能是它正經歷著一次全面的重新整理。
1957年人文社以本社名義出版的《紅樓夢》整理本
1957年10月，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名義的《紅樓夢》全新整理本（以下簡稱“57版”）出版，仍以程乙本為底本，由周汝昌、周紹良、李易校訂標點，啟功重新註釋。在1981年之前，啟功註釋的《紅樓夢》幾乎是國內讀者研讀這部名著的通行讀本。1980年代初，臺北桂冠圖書公司以啟功註釋版《紅樓夢》為底本，在寶島臺灣出版發行，影響了眾多臺灣讀者，如作家白先勇至今對這一版《紅樓夢》印象深刻且美好。
57版《紅樓夢》相較於53版更為嚴謹規範，在卷首的《出版說明》中明確列出了所用底本和參校本（包括五種百二十回本和兩種八十回本），並對校記情況、異體字處理原則等做了詳細說明，全書的最後附有一百二十回校字記。註釋部分“系由啟功先生重新撰寫的。相對於作家出版社本的舊注而言，增加的新注為數很多。原來有注的，也大都經過糾正、補充、修改、刪汰和重新編排”。
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57版《紅樓夢》的註釋都大為提高。以第三回為例，53版註釋共16條，57版增至39條，這一回描述林黛玉初入賈府，許多重要人物登場，賈府的建築結構、陳設器玩，人物的面貌特徵、服飾裝扮等得到集中展示，如“鵝脂”“盤螭纓絡圈”“撒花”“萬幾宸翰之寶”“待漏隨朝墨龍大畫”“鏨金彝”“汝窯美人觚”“總角”“二龍戲珠金抹額”“箭袖”“攢花結”“墜腳”……弄明白這些在現代生活中已經不常見的名物詞彙，能更加深入體會小說透過它們揭示的人物形象、背景設定等方面的藝術特徵。
1957年版採用清人改琦繪《紅樓夢圖詠》作為插圖
除了大量增注，對於舊注的修訂也是57版的重要工作，上文所舉“開了果子鋪”即是。再如第二十九回“打牆也是動土”一條註釋，53版注作：“成語，‘打牆也是動土，動土也是打牆’。如同說‘一不做，二不休’。就是既做了，索性做到底的意思。”57版注為：“舊時迷信，在開始作土木工程時，必先‘祭告土神’，叫作‘動土’。這個諺語的意思是說：為小事費了大手續，便不如索興做起大事來。”前者沒有分辨“打牆”與“動土”之間的聯繫，僅以另一成語“一不做，二不休”來解釋，是不夠準確和完備的。後者先從舊時習俗角度解說了“動土”的意思，進而點明“打牆”“動土”對應“小事”“大手續”的層次分別，從而將這條諺語的含義解釋得更準確、更細膩。
啟功先生
啟功先生是滿族人，而且是清朝皇室後裔，他對滿族的歷史文化、風俗掌故比較熟悉，更有著深厚的藝術文化修養。《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出身於滿清貴族家庭，書中體現的清朝皇家貴族禮制、文化，滿族的語言、民俗等，正是啟先生熟稔的內容。因此從53版開始，啟功就參與註釋工作，到了57版，更是以一己之力重撰註釋，他淵博的學養鮮明體現在《紅樓夢》註釋中。如註釋第三回“嬤嬤”一詞，不但說明是“乳母”之意，還進一步補充：“又叫嬤兒或奶子（嬤兒、奶子都不是當面的稱呼）。被乳的子女稱呼她為媽媽。她所乳的男子所生的子女，稱她為嬤嬤奶奶，她所乳的女子所生的子女，稱他為嬤嬤老老，她所乳的人稱她的子女為嬤嬤哥哥與嬤嬤姐姐。旁人也可泛稱她為某奶奶和某媽媽。”嬤嬤這一人物群體是《紅樓夢》中重要的一類，也多次充當推動情節發展的因素，如經常製造事端的賈寶玉乳母李嬤嬤，找賈璉夫婦為自己兒子求工作的賈璉乳母趙嬤嬤，強借迎春首飾當賭資的迎春乳母等，她們的子女也往往是小說中出場的人物。而曹雪芹的曾祖母孫氏正是康熙皇帝幼時的保姆，曹家的興盛發達與她有很大關係。因此這一條不厭其煩從習俗稱謂角度對“嬤嬤”的註釋，恰恰是從全書考慮，為讀者理解這一類人物形象打下基礎。
1960年代人文版《紅樓夢》曾採用程十髪先生繪《紅樓夢》插圖
57版《紅樓夢》推出後，又經過了1959年和1964年的修訂再版，在序言前言（如1959年版以時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論〈紅樓夢〉》一文作為序言，1964年版1974年印次以李希凡撰文為前言）、正文結構（如1964年版將原附錄於書後的一百二十回校字記改為分別附於每回正文結束之後）等方面有所調整，版式也逐漸由繁體豎排、橫排過渡到簡體橫排，註釋方面在歷次再版、重印中修訂完善。到1981年，啟功註釋的《紅樓夢》發行達到一百多萬套，即使在1981年以後，這一版啟功先生的註釋也沒有停止對讀者的影響，曾用於“世界文學名著文庫”叢書、“語文新課標”叢書、“中國古代小說名著插圖典藏”叢書等多條重要產品線的《紅樓夢》中。
《紅樓夢》新校注本：歷盡坎坷，特點鮮明
隨著《紅樓夢》早期抄本（尤以脂硯齋評點本為代表）的不斷被發現和研究深入，學界對於在大眾中影響巨大的《紅樓夢》整理本也提出新的要求。早在啟功為程乙本《紅樓夢》做註釋時，對底本的選擇就有自己的看法：“我認為程甲本更符合曹雪芹原意，程乙本在程甲本的基礎上做了一些改動，把很多原來說得含混的地方都坐實了，自以為得意，殊不知曹雪芹本來就是有意寫得含混。”（趙仁珪、章景懷整理《啟功口述歷史》第205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而更多的學者認為，無論是程甲本還是程乙本，都經過高鶚、程偉元整理，並不是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子，於是在“文革”還未結束的1975年，《紅樓夢》新校注本的工作啟動了。
《紅樓夢》新校注本的工作，由紅學家馮其庸任總負責人，集結了當時紅學領域的主要專家，先後參與校注工作的有馮其庸、李希凡、劉夢溪、呂啟祥、孫遜、沈天佑、沈彭年、應必誠、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揚華、顧平旦、陶建基、徐貽庭、朱彤、張錦池、蔡義江、祝肇年、丁維忠等二十餘位學者，還有吳世昌、吳恩裕、吳組緗、周汝昌、啟功等老紅學家擔任顧問。
馮其庸先生
底本選擇是這項工作最初也是最有爭議的問題，在採用早期抄本的一致意見下，選用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1760]秋月定本）還是戚序本（卷首有德清戚蓼生序的脂本），校注組看法不一。很快馮其庸撰寫了《論庚辰本》一書，充分探析了庚辰本的學術價值和版本意義，為校注組選定庚辰本作為底本提供了堅實的依據。最終，新校注本確定前八十回以庚辰本為底本，以程甲本（程偉元乾隆五十六年[1791]活字本）配補；後四十回以程甲本為底本，全書以十餘種脂本、抄本和多個程甲、乙本為參校本。
從1975年啟動到1982年出書，《紅樓夢》新校注本的撰稿工作經歷了“文革”結束前後的人員調整、工作停頓，後來又重新開展的曲折過程，整理校記6000多條，最後精簡為1000多條；撰寫註釋3500多條，最後精簡為2300多條。此外，校注組的工作還為《紅樓夢學刊》創刊（1979年）、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和中國紅樓夢學會的成立（分別為1979和1980年）打下基礎，這項工作的意義遠遠超越了校注本身。
1982年3月，《紅樓夢》新校注本正式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校注者署名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因此後來也被簡稱為“紅研所”校注本。新校注本首印達到435000套，全面替代已經於1981年底停止發行的原啟功註釋《紅樓夢》，成為新的通行讀本——即使在隨後數十年出版市場大繁榮，《紅樓夢》普及本遍地開花的情勢下，這個讀本仍是影響力最大的版本。
由於底本不同，新校注本與舊版《紅樓夢》正文的區別很大，有些直接關係到重要情節和人物形象。在新校注本推出後不久，校注工作的主要參與者之一呂啟祥輯錄了《“紅樓夢”新校本和原通行本正文重要差異四百例》，並撰寫了《“紅樓夢”新校本校讀記》長文（《紅樓夢學刊》1983年第三輯），集中闡釋了新校注本的優長之處。這裡轉引兩例：如第四十三回寶玉到郊外祭奠金釧，小廝茗煙代為祝告的一段話，原人文版全是白話口語，而新校本則半文半白：
“……二爺的心事難出口，我替二爺祝讚你：你若有靈有聖，我們二爺這樣想著你，你也時常來望候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起玩耍，豈不兩下里都有趣了。”
——原人文版
“……二爺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若芳魂有感，香魄多情，雖然陰陽間隔，既是知己之間，時常來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相伴，再不可又託生這鬚眉濁物了。”
——新校注本
呂文分析：“茗煙是小廝，肚子裡未必有多少墨水，鬧學房時還滿嘴裡粗口髒話。可他畢竟是跟著寶玉的，天長日久，薰染陶冶，隨口說出一句半句‘字兒話’，不僅可能，簡直是必有的，使人感到合情合理、可信可笑。連黛玉的鸚鵡都會念幾句葬花吟，何況茗煙這麼個機伶人兒。因此，在這裡，人物語言的半文半俚實在要比一律大白話更有趣、更夠味。”這段正文的差別顯示了新校本在人物語言上更加細膩、更符合情理。
再如第十三回賈珍為亡故的秦可卿尋覓棺木，薛蟠說他店裡有一副“沒有人出價敢買”（新校注本）的板，原人文版此處作“沒有人買得起”，呂文分析：“單看這句，似乎並無不可，聯繫上下文便不合情理。因為這副板不僅物奇價昂，而且系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才不曾拿去。之所以至今還封著無人買去，主要不在價貴，而是怕有干礙。因此新校本無人‘敢買’的文字是合乎情理的。”
1982年《紅樓夢》新校注本第一版
從一字之差，到大段不同，新校注本正文優於舊版之處不勝枚舉。這些差別大多可以歸因於底本的不同，而註釋部分則更能體現其特點。
以專注、專業、敬業的工匠精神打造優質版本
啟功先生在談到為《紅樓夢》註釋時，將重點放在八個方面：某些北京俗語、服妝形狀、某些器物的形狀和用途、官制、詩歌駢文的內容、生活制度的習慣、人物和人物的社會關係、寫實與虛構的辨別（見1979年啟功為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紅樓夢》校注本所作“序言”，收入中華書局2007年版《啟功給你講紅樓》時改名為《讀〈紅樓夢〉需要注意的八個問題》）；而53版《紅樓夢》的註釋，“主要是關於語言方面”（見53版《出版說明》），在啟功為57版《紅樓夢》重新撰寫註釋時，他考慮的八個方面無疑比53版全面得多，但畢竟有體例傳承，這八個方面的並沒有平均使用力量，仍然把重點放在詞彙俗語上（參見於天池《潤物細無聲——談啟功先生對於〈紅樓夢〉研究的貢獻》，《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5 期）。例如第五回賈寶玉在太虛幻境看見的“金陵十二釵”等人的判詞，啟功並沒有註釋判詞隱含的對人物命運走向的提示，也許就是因為這已經超出詞彙俗語的範疇，而是涉及小說的藝術結構、思想內涵方面了。
《紅樓夢》在流傳之初即形成了堪稱“紅迷”的讀者群——所謂“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出自清嘉慶年間竹枝詞），到了當代，讀者對它的熱情和喜愛依舊不減。怎樣為讀者提供更合適的註釋，是否要將更多紅學研究成果融入其中，這是《紅樓夢》新校注本校注組再三考慮的問題。署名“集體討論、呂啟祥執筆”的《關於〈紅樓夢〉新校本註釋的若干問題》一文（發表於《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三輯），詳細回顧了校注組在註釋方面的構想和工作過程，結合成書，可以得見新校注本註釋的鮮明特點和優秀之處。
首先，註釋條目數量大幅增加，註釋內容更加全面。註釋本身就是積累性的工作，新校注本同樣借鑑、吸收了前人註釋成果，這其中定然包括啟功先生的註釋，還有一些“內部”發行資料（如1975年署名“北京維尼綸廠、北京師大中文系《紅樓夢註釋》小組”的《紅樓夢註釋》一書，通過比對，此書應是以啟功註釋的人文版為藍本）。在這些基礎上，新校注本的註釋更加豐富，如第三回舊版註釋39條，新校注本達到73條；第五回舊版註釋9條，新校注本達到81條。如第三回賈寶玉首次出場的兩首《西江月》詞、描寫林黛玉的對句等，舊版均未出注，而新校注本則詳細註明了其中的典故、對人物形象刻畫起到的作用等內容。《紅樓夢》正文有大量這類詩詞曲賦、對聯匾額等，它們與通常出現在古典小說中的“有詩為證”不同，後者往往只是加強描述，甚至與情節遊離，有時跳過不看也無妨，《紅樓夢》中的詩詞韻文則是全書的有機組成部分，對於揭示人物的性格命運有重要作用。特別是像第五回中“金陵十二釵”的判詞和曲子，集中勾勒了人物的命運線索乃至全書的構思立意，如果不加以註釋說明，讀者可能難以領會小說作者的縝密構思。對這些內容，新校注本根據紅學研究成果，給予恰當的註解，但並沒有刻意解謎，比如第五十一回薛寶琴十首懷古詩，就只註釋其中的典故、語詞，至於“內隱十物”的謎底，則不在註釋中涉及，而是留待更專門的研究解答。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紅樓夢》新校注本曾採用劉旦宅先生作品為插圖
其次，對於《紅樓夢》中的百科知識，予以更全面更專業的註解。啟功先生的註釋已經體現了他深厚廣博的知識學養，新校注本則更到位地詮釋了《紅樓夢》“百科全書”的美譽。馮其庸先生曾回憶：“記得為了註釋《紅樓夢》裡婦女的服飾和佩飾，曾到故宮珍寶館去參觀實物。為了瞭解清前期滿族的風俗習慣，曾請教啟功先生。關於醫藥方面，經常請教的是巫君玉醫師，瓷器方面曾請教過故宮專家馮先銘先生。”專門的知識難點請教內行專家，這是嚴謹態度的體現。比如第四十二回賈母穿的“一斗珠的羊皮褂子”，“一斗珠”不知何指，請教了服飾名物專家才弄明白：“即用未出生的胎羊皮做成的皮褂子。這種羊皮，捲毛如一粒粒珠子，故又名‘珍珠毛’。一斗珠，又作‘一斛珠’。”這一詞彙舊版注為：“一種細毛卷曲像一片珍珠似的白羔羊皮，又名珍珠毛。”前者不但解釋了這種羊皮的樣式，還指出其來自“未出生的胎羊皮”，更加確切完備。再如第三回林黛玉初入賈府的當晚，被安置在“碧紗櫥裡”，“碧紗櫥”舊版注為：“幃幛一類的東西。用木頭做成架子，頂上和四周蒙上碧紗，可以摺疊。夏天張開擺在室內或園中，坐臥在裡面，可避蚊蠅。”新校注本作：“是清代建築內簷裝修中隔斷的一種，亦稱隔扇門、格門。清代《裝修作則例》中寫作‘隔扇碧紗櫥’。用以隔斷開間，中間兩扇可以開關。格心多燈籠框式樣，燈籠心上常糊以紙，紙上畫花或題字；宮殿或富貴人家常在隔心處安裝玻璃或糊各色紗，故叫‘碧紗櫥’，俗稱‘格扇’。參見劉致平《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這裡的‘碧紗櫥裡’，是指以碧紗櫥隔開的裡間。”後者參考了相關資料，從清代建築的角度正確解釋了“碧紗櫥”應是隔斷的一種，而不能簡單以字面意思理解為紗帳；而且從上下文看，黛玉進賈府時值殘冬，更沒必要在避蚊蠅的架子裡坐臥。此外註釋還點明林黛玉和賈寶玉實際住的是隔開的裡外間。僅這一條註文，就體現了校注者對專業知識的嚴格查考以及結合正文的細緻分析。
《紅樓夢》新校注本兩次“徵求意見稿”
再次，新校注本的註釋在成書之前經過了多次討論、修訂，可謂精益求精。從1975到1979年，校注組撰寫了兩次的“徵求意見稿”，集中各方面反饋意見、反覆修改。這裡僅舉一例，第五回晴雯的判詞“霽月難逢”一首，1975年6月徵求意見稿注為：
寫晴雯。霽月，雨後天晴的月亮。
讀者認為太簡單，應該加以闡釋。在1975年12月的第二次徵求意見稿中改為：
晴雯判詞。冊上的畫比喻晴雯處境的險惡。霽月，雨後明月，點“晴”字；彩雲叫雯，點“雯”字。此首寫晴雯雖是個奴隸，但心地明白，富有反抗精神，最後因遭誹謗，被封建統治者迫害致死。
在1982年成書中，這條註釋是這樣的：
晴雯判詞。畫面喻晴雯處境的汙濁與險惡。霽月難逢：雨過天晴時的明月叫“霽月”，點“晴”字，喻晴雯人品高尚，然而遭遇艱難。《宣和遺事·元集》：“大概光風霽月之時少。”彩雲易散：隱指晴雯的橫遭摧殘而壽夭。“彩雲”，寓“雯”字（雯，即彩雲）。白居易《簡簡吟》：“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身為下賤：指晴雯身為女奴，地位十分低下。多情公子：指賈寶玉。
對比徵求意見稿，成書的註釋引用文獻詳細闡釋，摒棄了偏頗的意識形態理解，更加客觀準確。
最後，新校注本對於學術界尚無定論、存在爭議的問題，採取慎重的態度，或暫且不注，或介紹成說，供讀者參考。例如第五回王熙鳳的判詞中“一從二令三人木”的意思，學界觀點不一，有的認為是寫賈璉和王熙鳳關係的三個階段，有的認為是王熙鳳本人一生遭遇的概括，有的甚至認為其中包含了王熙鳳設計迫害尤二姐的信息。新校注本以脂硯齋批點為據，注作：“難確知其含義。或謂指賈璉對王熙鳳態度變化的三個階段：始則聽從，續則使令，最後休棄（‘人木’合成‘休’字）。據脂批，賈府‘事敗’，王熙鳳曾落入‘獄神廟’，後短命而死。”客觀、謹慎地提供學術成果，是對讀者負責，也是對不斷髮展的紅學的尊重。
2017年珍藏版“四大名著”中的《紅樓夢》
好雲常伴，守護經典
《紅樓夢》新校注本初版後，曾經在1996年和2008年經過兩次全面的修訂再版。除了正文的校勘、標點、分段方面的修訂，1996年版增加註釋87條，補充和修改原注165條；2008年版註釋增加200餘條，修改100餘條（均見再版、三版序言）。在近四十年裡，這部得到廣大讀者認可的經典讀本，從未故步自封，而是在不斷地吸收各界建議和學術成果，自我完善。2017年底，人文社推出以新校注本文字為底本的“珍藏版”《紅樓夢》，再次引起了讀者和媒體關注，主要是作者署名——不再是讀者印象中的“曹雪芹、高鶚著”，而是“（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後四十回）無名氏續，程偉元、高鶚整理”，其實這一變化在2008年第三版時就已經完成，這也是以客觀嚴謹的態度反映紅學研究成果的體現，對此已有相關學者專門解讀，限於篇幅，這裡不再展開討論。
2017年“珍藏版”採用戴敦邦先生繪《紅樓夢》插圖
從1953年到今天，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在不同階段都成為國民閱讀的重要版本，有時甚至是唯一讀本。一個容易被忽略的標點，一條看似微小的註釋，都有可能解開讀者心中長久的疑惑。而這些標點、註釋，凝聚了以俞平伯、啟功、馮其庸先生為代表的幾代紅學專家的心血，以及以王思宇先生為代表的出版社編輯的辛勞付出。
人文社整理出版《紅樓夢》六十五週年紀念版，預計2018年歲末上市
人類進步日新月異，閱讀的形式、載體在不斷變化，但文學經典的魅力不會改變。大觀園的稻香村有對聯：“新漲綠添浣葛處，好雲香護採芹人。”專注、專業、敬業的工匠精神打造的優質版本，也如“好雲”一般，助益和守護一代代開卷經典的讀者。
*本文發表於《文匯讀書週報》（2018年11月5日），發表時有刪訂。
《紅樓夢》，中國古代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國古代小說的巔峰之作。全書以榮國府的日常生活為中心，以寶玉、黛玉、寶釵的愛情婚姻悲劇及大觀園中點滴瑣事為主線，以金陵貴族名門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亡的歷史為暗線，展現了封建時代家族和社會的沒落。
另外為便於讀者閱讀，本書選配了名家戴敦邦先生所繪彩色插圖21幅附於書中，同時編制了“《紅樓夢》四大家族主要人物關係表”“《紅樓夢》主僕關係表”附於書中，以便讀者閱讀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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