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是我的故鄉，雖然十九歲就離家在外，但幾十年裡我的生活和寫作從沒與商洛疏遠和隔斷過。
商洛總共七個縣，以商縣(現更名商州區)、丹風為中心，周圍了洛南、商南、山陽、柞水和鎮安，素有“秦頭楚尾”的中原文化與楚文化接合部著稱，實際上，洛南靠近關中，物產、風俗、語言與關中相近，商南靠近河南，物產、風俗、語言與河南相近，而山陽、柞水、鎮安又靠近湖北，物產、風俗、語言又與湖北相近，是三省交界、各種文化複雜之地。因此，山水的清明，氣候的溫潤，使得這裡歷來規程鬆散，人的性情逸放，好文善藝。我的身上明顯地有著商洛人的長處，也有著商洛人的短處。我清楚我是商洛這塊土地上長出的苗子，生命和文學的基因是商洛的，不管這苗子在外得到了什麼營養，但是麥子絕長不成稻子，只有好好地去把麥子長好。
我從沒忌諱過故鄉的貧困，商洛美麗而不富饒，在改革開放以前，它的農業遠不如省內的別的地方，改革開放後，它又缺少工業和礦產資源，經濟依然滯後。在商洛，行政幹部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會，即比別人要努力十倍，收穫的卻只有別人的十分之一。殘酷的現象培養了商洛人的隱忍和不懈，這種精神當然也傳染給了在商洛的和從商洛走出來的文化人。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當我在西安，於文壇上料露了頭角，緊接著寫作又處於瓶頸，我意識到了我該結束我的文學上的流寇主義，應有個根據地呀，就想到了商洛進行採風。從那以後，幾十年裡，我無數次的返回商洛，七個縣的大都分村鎮我都走過，而我在西安的家也是隔三差五總會有商洛人來，所以，商洛發生的事情，差不多我全知曉，那裡的任何動靜都曾牽動著我的神經，於是商洛成了我寫作的素材庫，商洛的放事被我不斷的書寫著。
在這期間，文學方面，我和商洛發生了多少情呀，是商洛給我素材，給我力量，給我榮譽，這其中有無數的讓我感恩和感動的人和事，當然也有一些不堪。所謂的不堪，那是特定時期裡發生的，現在回想起來，反倒覺得非常有意思。比如，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整個社會對於文學的意義還認識不足，容易對號入座，我寫商洛除了一些大的地名是真名外，小村和具體人我都隱去，連商洛我也改為商州，因為商州是商洛歷史上的曾用名。在我的《商州初錄》出版後，國內文壇引起動，好評如潮，而商洛卻引起爭議，有人認為我暴露了商洛的陰暗面，是把“農民的垢甲搓下來給農民看”，是“商洛的不孝之子”，甚至組織了批判，並將批判文件分發到全國的有關宣傳部門和報刊。再後，以我的《雞窩窪人家》改編拍攝的電影《野山》，在電影界獲得了多項“金雞獎”，在商洛也受到指責和聲討。我那時是覺得委屈，我也知道這是長期封閉環境裡的必然思維，人窮就心思多，總不願把不好的事情顯給人，也是有那時的政治氣候的因素，他們只看到了其中幾個情節或細節對於落後陰暗的揭露，卻沒有理會整個作品展現的對於商洛在改革初期所湧動的那股力量。所幸的是，時過不久，中國在改革，商洛也在改革，首先是思維改革，他們正視了自己不足而奮起直追。在“商州”為外部世界熟知的時候，商洛開始建市，市名也曾想用商州，後因規定沒用已有的名稱，就將原商縣更名為商州區。原本是文學作品中用的名字，能又用到現實的行政區名，我是多麼欣慰。
我的創作題材都是現實的，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尤其社會的大轉型時期，我的觀察、分析，研究也都是以商洛為切入點，然後進入藝術想像的，如改革開放初的《商州》《商州三錄》，改革開放中的《臘月.正月》《雞窩窪人家》《小月前本》，到後來的《秦腔》《高興》。新近完成的長篇《古爐》《山本》，雖寫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事，但還是站在商洛去對這塊上地的歷史和人性的追問。我寫的是小說，我自信墨水的誠實，可以說，甚於熱血。
商洛為我提供了豐富的寫作素材和想象空間，商洛的故事還會不停地供我寫出，這是我年近六十歲時的寫作狀態和寫作願望，我也認作是我的文學宿命。
賈平凹，1952年2月21日生於陝西省商洛市丹鳳縣棣花鎮，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當代作家。2017年，澳門大學向賈平凹頒授了榮譽博士學位。 1974年開始發表作品。1975年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1982年發表作品《鬼城》《二月杏》。 1992年創刊《美文》。1993年創作《廢都》。1997年憑藉《滿月兒》，獲得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2003年，先後擔任西安建築科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文學院院長。 2008年憑藉《秦腔》，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2011年憑藉《古爐》 ，獲得施耐庵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