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點】
作者：萬木春（中國美術學院副教授）
編者按：美術史學科化以後，中國美術史研究經歷了巨大的轉變。我們思考轉變過程中的得與失，同時應明確自己的研究立場。只有立足於中國本土傳統，才能更好地認識漫長的美術史學史，對紛紜的“國際學術界”做出正確的判斷。中國美術史尚有許多寶貴的傳統等待我們去發掘，但我們往往對自己的傳統叫得響，而採取的行動和研究卻不夠，這也許是學者們需要關注和努力的方向。
“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王國維在百年前就有這樣的見識，我們今天研究中國美術史，仍然能從這番話中受益。
“美術史”（Art History）這個詞來源於西方概念，中國古代傳統中雖有書史、畫史，但是和西方講的美術史不能完全對等。從筆記、題跋和詩變成論文，這中間有一個巨大的轉變過程，我們現在討論中國美術史，應該說一說這轉變中發生了什麼，我們從中得到了什麼，又失去了什麼。
中國古代的鑑賞、品評最講究感受的交流，《光明日報》刊發的曹意強教授《發掘中國畫論活性基因》一文已強調了中國畫論“啟發視覺關注”的特點。這種對感受的“喚起”有時甚至超出“視覺”之外，如李慈銘《叔云為餘畫湖南山桃花小景》一詩有“山氣花香無著處，今朝來向畫中聽”一句，將視覺、聽覺和嗅覺一起調動，即是一例。
語言和畫面之間的隔閡是論畫的一大困境。西方哲學家因為意識到語言的陷阱而與之苦苦搏鬥。與這種態度不同，中國古人利用了語言的陷阱，將微妙的意蘊藏在套話的夾縫中，像變滅的雲煙一樣，瀰漫在畫與文字的山水之間。可惜這種品評形式，隨著中國美術傳統的“學科化”而式微。
不光是美術史，文科的“學科化”都是從註釋的確立開始的。古人討論藝術問題，因為討論者具有共通的知識基礎（典故儲備和詩的技巧，更不用說對儒家經典的熟悉），並且是在互相信任的友情中交流，加之不像現代人這麼在意發表專利，所以用不著註釋。註釋的出現一下子把“可與知者道，難為俗人言”的感受交流轉變成講道理了，不僅公開，還要面對質疑。不過，也正是因為有了註釋，業餘的藝術鑑賞才變成共同的集體事業，從此中國文科得以與世界文科在同一套規範下交流，沒有隔閡。但那種“詩意的棲居”也就只能留在一片冷落的舊園中了。
西方的“美術史”學科於19世紀誕生在德語國家，它不是具體的藝術家的歷史，也不是具體的藝術作品的歷史，而是作為一個抽象存在的“美術”的歷史。抽象的“美術”像靈魂附體般附著在每一位藝術家的創作行動中，附著在每一件藝術作品中，是美術史的主體。這靈魂有朝著一個目的去的意願，這就是歷史的動力。有了主體和動力，抽象的“美術”才能朝著某個方向“發展”，才成為歷史。當時人們相信，從這種抽象物的變化中，可以看出一個民族、一段歷史或一個社會的情況。這種史觀主要出自黑格爾的哲學，它給美術史家帶來一個觀念——僅僅將事件按時間順序排列還不成為歷史，要成為歷史，必須有“內在的”線索。
西方美術史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60年代之間，學術紀律最強，研究水平最高。西方人把美術史當作一門人文學科來研究，它雖然包括鑑定學和評論，但它只把著錄和鑑定視為基礎，把評論視為枝節，它著力研究的，是像觀看之道（貢布里希）、歷史觀看之道（巴克桑德爾）等那樣的問題，他們始終意識到自己的研究對於整個人文學科的價值，貢布里希寫給藝術家看（《藝術與錯覺》），巴克桑德爾寫給社會史家看（《繪畫與經驗》），哈斯克爾寫給歷史學家看（《歷史及其圖像》），等等。這樣的美術史追求文科共通的智慧，而其徹底漠視實際效用的治學態度。
這種態度近於張彥遠的“不為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它引起我們的極大興趣，也讓我們低頭深思。早在民國時期，陳寅恪（其《柳如是別傳》的序中恰好引用了張彥遠“無益之事”一句）等一批頂尖學者就認為，中國與西方研究落點的不同，不在求實，而在務虛。西方美術史講的著錄、鑑藏、評論和藝術家傳記等等，我們的傳統裡都有，而且粲然大備，毫不遜色。而我們需要強調的是問學態度，以及由它主導的問題研究。如果不學這種東西，那百年來美術史的學科化努力，又是何苦？
舊式的美術鑑賞已經轉變為現代美術史學科，這一變化看來不可逆轉。我們研究中國美術史的目的不是為了做回古人，因為做不回；不是為了劃清中國文化的邊界，因為劃不清。但我們的研究立場必須站在中國本土，因為唯有親近大地和同胞，才能提出真誠的問題，才能對漫長的美術史學史做出明智的取捨，對紛紜的“國際學術界”做出正確的判斷。
正如我從自己的立場看約翰·伯格，我很讚賞西方人從他們的角度寫中國美術史，這一類作品曾經給予我們許多學術上的滋養。但是學術寫作和任何寫作一樣，都有其預設的讀者，一部寫給不懂中文的美國讀者看的中國美術史，必然不同於一部寫給中國專家看的中國美術史。在判斷這些著作甚至學習這些著作時，我們必須明確其寫作立場，否則就可能會跟在後頭“提別人的問題，操別人的心”。
範景中曾經感嘆：“西方人研究拉斐爾的著作可以擺滿一面牆，我們研究文徵明的著作有幾本？”西方的美術史學科正經歷著一場危機，我們可以操心，也可以不操心，中國美術史還有許多問題等待我們去研究。我們對自己的傳統叫得響，但採取的行動和研究卻不夠，這也許是學者們需要關注和努力的方向。
《光明日報》（ 2017年03月30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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