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懷宏）

我最早讀到王昭陽的文字，記得是本書中的第一篇《亞裔男之忿》，當時就欣賞其文字的生動和洗練，也認真思索其中提出的問題。後來陸續在《新世紀》雜誌的專欄上讀到他的系列文章，幾乎篇篇都有亮眼之處。其間我們在我家見過一面，雖不敢謬託知己，但我在認真拜讀此書之後寫成這篇序言，希望作者和讀者將其視為一種也是釋出我自己內心一些長久疑問的討論和對話。

正像我們從書中最後一篇《制度與心》中富有感情的追憶看到的，昭陽的祖父是20 世紀中國著名的知識分子、合譯馬克思鉅著《資本論》的學者王亞南。他的父母也都是當代有名望的高級知識分子。而他不僅是文化世家的子弟，本人也可以說“得天獨厚”，在1982 年20 歲的時候就去美國留了學。他也很早就在讓許多人豔羨的華爾街的投資公司幹過，在浪漫的舊金山待過，經歷過前些年美國經濟發展最快的一段時間。然而，在美國求學和生活多年，他卻對“美國夢” 或者說“美國信仰”本身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和失望。後來他多次往返於中美兩地，中國有些方面“趨美”或者說向現代化“趨同”的社會生活的變遷大概也是讓他失望的。他曾經決定放棄綠卡，徹底回到中國，但過了幾個月就覺得不行， 終於只能將自己定位為昔日家國的過客。倒是他後來在蘇聯和舊歐洲等地的流浪和情感經歷，使他精神上似乎重新有了一種甦醒和希望。

為什麼失望？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一種變化？我其實也一直在思考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一些深入到美國校園或社會的年輕中國學子，不像眾多走馬觀花者或淘金者，反而會對美國的主流社會和支配話語感到深深的失望乃至信仰破滅，轉而向別處尋求，尤其是轉向文學，也許有文學天賦的人容易發生這樣的變化？這倒不僅是中國的學子如此，在西方，趨左的學者也是出身文學的居多。他們對美國的社會生活、體制尤其是市場，持一種嚴厲批判的態度。諾齊克曾分析過為什麼許多人文知識分子反對市場，他認為是那些在校成績優異的學生走向市場社會之後感受到了挫折和失落。

這一解釋可能有些簡單化，但也可以視為其中的一個原因。而作者還沒走進美國社會，在美國的校園裡時就已經感受到一種失落了。因為這裡還要加上他特有的一種身份與追求，即作為一個青春“亞裔男”的身份和對愛情的特別嚮往。他在剛開始來美國的時候，“早已打定主意，絕不再回中國。對這個新的國家，我充滿熱忱與好奇”。那時候他對美國抱有一份“虔誠和真摯的心情”，“說心裡話，有機會做美國人，讓我欣喜若狂”。但一旦來到美國，原先在中國的優越條件已不復存在，僅僅會讀書和智商高也不易得到女生的青睞。

他在北京的時候早已情竇初開，雖然美國的同學之間都彬彬有禮，但他到美國後所“遐想過的美妙事情，在第一個星期、第一個月、第一個學期，甚至第二年、第三年，都沒有發生”。

這對作者這樣一個“青春男”來說可能是難以忍受的。於是， “每個週末，每個假日，看著別人兩口子親親熱熱，揹著包去小火車站，我心中的煎熬和憤怒就無以言表。我開始喜歡一個人坐在圖書館的地下室裡讀戰爭史，讀毛澤東的書，並因之熱血沸騰”。他說他漸漸對美國產生了“濃厚的敵意”，後來雖然在紐約期間也有過相知甚深的美國女友，在流浪歐洲之後也仍然回到美國生活，並歸化入籍，但終究對美國的社會感到一種徹底的失望。

這失望的一個直接或主要起因或是因為性愛，但失望的內容卻不僅於此。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呢？它是相當根本和徹底的失望，但大概也不是囊括一切的。首先大概不在於自然環境是否受到汙染甚或優美，居住、食物是否安全乃至充裕等物質生活條件。甚至於問題似乎也主要不在政治和經濟的基本制度和狀況上。作者寫道：“美國主要的問題，不是經濟，或所謂‘民主不民主’；雖說發生了金融危機，尚待復甦。平心而言，美國的政府官員、地方警察和各級法院還算通情達理，不常聽說格外嚴重的舞弊情形。若是抱怨美國缺乏自由， 未免吹毛求疵，鑽牛角尖。”政治意識形態也不是大的問題。

作者說：“有時意識形態無可指責，但底色逐漸蒼白萎縮；有時恰好相反，意識形態僵硬甚至黑暗，但社會的深處，暗藏著明快、晶瑩和溫暖。”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前者似乎是指美國，後者是指蘇聯。儘管作者的行文似乎處處顯示出對美國社會生活和主流話語的全部否定，認為在美國並無真正的自由，那裡的“自由”是個“惡毒的笑話”。他說：“我去了美國，然後便失卻了對美國的信仰。我無法指明究竟是誰、哪個機構或組織剝奪了美國和我的自由……無論如何，2001 年夏天，我終於溜出美國，竄到歐洲。這對我而言，無異於第二次解放。”

我們仔細閱讀作者的敘述，問題看來主要是出在“感覺” 上，尤其是出在對“幸福”的感覺上，因為對幸福（從文本看， 其中性愛佔很高甚至最高的位置）的追求得不到滿足，所以感到生活特別乏味和沒勁。問一個在今天中國已經變得好玩也好笑的問題：“你幸福嗎？”那麼這裡的回答是“我很不幸福”。就像作者寫到的：“問題是，硬件一應俱全，而你卻感覺非常不好，往往還說不出是為什麼，這是最糟糕之處。壓抑，乏味，沒勁。城市沒勁，鄉村沒勁；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郊外‘新開發中產社區’，更是超級沒勁。這不是笑話，那無以形容的憋悶、疏離、焦躁，還有麻木，能把好好的大人或小孩給活活逼瘋。”作者的感覺對他來說無疑是真實的，他也是格外敏感的。但這是否也是生活在美國的大多數人，或者侷限一點兒，是否也是美國的新移民中大多數人的感覺？

這種失望緣何而來？怎樣才能生活得有味乃至有勁？對於具有浪漫情懷和才華的人們來說，動盪的年月可能是指望革命，和平的日子裡大概就只能是指望藝術或者愛情了。作者希望制度體現愛心，對革命也傾注了相當的感情，當然， 他同情和心嚮往之的不是那些最後奪得和掌握大權的“成功” 的革命家，倒是那些沒有“成功”甚至被殺的革命家，比如羅莎· 盧森堡和托洛茨基。作者對20 世紀革命之後導致的極權體制同樣反感。他也不相信託洛茨基、羅莎和考茨基會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屬於一個巨大的“國際陰謀”，他大概也不喜歡或者說不相信資本與市場基礎上的社會能長久穩定。就像他引羅莎的話所言：“柏林恢復了穩定嗎？你們這群侏儒！ 真的不知道？你們的‘穩定’建在沙灘上。明天，槍炮聲再度響起；你們將嚇得面無人色。一聲嘹亮的號角，向世界宣告革命的來臨：這是我，過去，現在，將來，直到永遠。”他反覆談到對一種不祥之兆的預感，甚至預感到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有大難，說“我這代人註定了還要見證天翻地覆的改變”。

是的，可能會有大變，永遠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 但也要有所準備，這種“沉悶乏味”的生活也可能還會持續很久很久，原因我將在後面談到。另外，真正的革命是一定要提出某種正面的理想和價值目標的，這種價值目標是什麼？我們目前的確還看不出來。

有關愛的追求

從本書文本看，在作者那裡，一箇中心的價值追求是愛， 他正是以此為基本標準來衡量國家、制度、民族和文化的優劣的。作者寫到一個沒讀過幾本書的俄羅斯小姑娘對他說：“完美性愛是最高的境界，為之願意捨棄一切。”他覺得這其實就是說出了他“尋覓半生的苦澀真理”。然而，他在這方面卻屢屢挫敗，尤其是20 世紀90 年代居住在舊金山時期。他說在這全美乃至全世界最美麗的城市，工作也不累，然而心情卻壞到了極點。他和另外兩個朋友——一個很傳統的美國男孩大衛，還有一位長得高大威猛、名叫丹尼斯的俄羅斯哥們兒，“卻愣是在舊金山找不到女人”。

這可能和女權運動的興起有關。女權運動可能造就或增加了一些讓男人難於親近的“悍妞”。他說激進女權運動要重寫一切性愛規則，修改所有涉及男女內心默契的細微法則，許諾讓大家一起來塑造新型的、沒有人格缺陷的男人和女人。而他對激進女權運動、對性解放也不抱好感，認為“性的解放， 並沒有帶來精神的成長”。他還是要在性中追求愛情，至少是一段時間裡性愛對象的唯一。他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見解，認為“除卻即將來臨的生態崩潰和經濟瓦解，女性的復興是唯一需要關注的人類轉型”。“無人能夠逃脫時代。男性正在消失。”

他說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出現成百上千種新的主義實驗， 真正留存下來的，靠左邊的是女權加同性戀，靠右邊是“市場萬能”的新自由經濟學。然而，這兩者看來都不是他喜歡的。他說他一直搞不懂，不快活的女人對男人喪失興趣，是覺得男人都不像男人，還是覺得自己本身也不像女人？他不能想象， 假如一座城市裡的男人都病態了、頹萎了，女人還怎麼能夠豐潤嫵媚、神采奕奕。他不解：90年代“民主勝利，極權傾覆； 舊金山的甜白性感妞，變成憤怒凶悍妞——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歷史現象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隱祕的內在聯繫？”這兩者之間可能確實有著某種隱祕的內在聯繫，那就是同屬於平等的潮流，在政治上是民主，在社會生活中則是男女平等，乃至可能是作為一種補償或糾偏似的更加崇尚女權。

後來過了些年，他重返舊金山。感覺到在這春光明媚， 本該是最浪漫、最充滿愛情的城市裡，咖啡館裡坐著的男男女女卻連互相瞟一眼、調一下情的勁頭都不再有。這一定是作者的真實感覺，但也可能僅僅是作者的感覺。基本的感覺不好了，可能會覺得所有碰到的事情都不對了，就像他覺得一個跑步的金髮妞老遠就喊“Excuse Me!”、叫人讓路是“一聲怒吼”一樣。

作者說由於來到美國的“中國妞”多數想嫁白人，所以他就主要去泡“白妞”了，這自然會遇到男女、族群的雙重隔閡。而如果加上“優雅文化”與“低俗文化”之別，那就是三重障礙，要實現起來自然是分外艱難。作者又說：“自小學以後，直到走遍半個地球，我也始終在找尋一份同樣簡單的為人自尊。”但自尊為什麼一定要和泡妞而且是泡白妞的成功聯繫在一起，或者說由它來體現呢？不過，這對一個生命力洋溢的“青春男”來說可能並不難理解，對於一個浪漫情懷和富有才華的人來說可能就更不難理解。對於一個視情愛為至高價值，將藝術美與情愛美的追求結合在一起的人，可能這是命定的。或者說這就是屬於他的命運，直到哪一天老得愛不動了才算。他和許多其他的“華裔男”不同。就像作者也注意到的：“我在舊金山見過的華裔男，幾乎無一例外地樂觀、敬業、關愛家庭、心理健全。那些橫眉怒目的白人女權妞，不論衝誰使性子，對待唐人街的老闆大廚打工仔們， 總歸是客客氣氣、和顏悅色。而後者，也從不向白妞們散發哪怕一絲一毫的性能量，或原始的男性攻擊力。”這眾多的“華裔男”是樂觀的，看來也是對生活滿意的。問題在於，一個命定的異類才子是否願意如此生活，願意做這樣一個唐人街的華人，或者在郊區有自己住宅的高級華人白領？

但作者也不是沒找到“白妞”中的意中人，他在美國也曾有過幾個不錯的情人或女友，在歐洲更有過一些和“白妞” 們的美妙的情愛經歷，尤其是他和薩洛美的一段可能是最為銘心刻骨的愛情。只是這所有的性愛都沒有“終成眷屬”或成為“一生伴侶”。如此看來，他其實並不是在情愛方面完全不“成功”。或者說，只要努力去尋找，在異族的異性中找到和自己心心相印乃至同等精神文化水準的人也不是全無可能。

但為什麼他還是沒有“終成眷屬”或保持愛情？以他和薩洛美最動情的一段經歷為例，作者寫道：“憑著銳利的女性直覺，薩洛美開始洞察到我在若干細微層面上對她的敷衍和應付，慾望釋放後四處遊弋的色眼，還有更致命的一點：最為本質和真切的內心情感中，我的冰冷盔甲和自我保護。”即他在這一深愛中還是有一種“不在場”或“不投入”，導致兩人的關係最後斷了。所以，不能不提出這個問題：既然如此崇尚愛，為什麼遇到了值得愛的人還是沒有全身心地投入？結果還是讓對方失望，而最後自己也失望？

的確，作者也深刻意識到完美性愛的性質和艱難，他說： “愛情是敞開自己。生命歷程和動物直覺中最原始、率真，甚至非常羞恥的層面，赤裸裸袒露給對方。一觸碰便弄得血肉模糊，痛不欲生。由此長出另一個稚嫩生命。不是肚裡的胎兒，而是非常纖細、被不太準確地稱之為‘我們’的東西。它多半隻在瞬間存活，然後隨風飄逝，留下漫漫一生的痛楚和遺憾。”

他說“這個歷程使女人更加柔韌而豐滿，男人則遠遠未必”。事實是，愛情的失敗對女性的傷害往往比對男性更大，她們在愛的過程中也往往比男性更為專注和投入，而失敗之後她們所承受的也比男人更為沉重，以後也更缺乏新的機會。另外，愛情與制度、與社會有關係，但似乎也沒有太多關係。在一個相對健全的社會裡，愛情的成功主要和男女雙方的努力有關，愛情的維繫更是如此。這種維繫不僅和雙方的感情有關，還和生活的理性或者說智慧有關，同時責任感也絕不可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