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歷史的汪曾祺”

文學 汪曾祺 藝術 散文 光明網頭條號 2017-05-15

——《汪曾祺年譜長編》撰述摭談

作者:徐強(東北師範大學)

一切人文研究,都離不開歷史化。因為一切人文現象,都是歷史形態的。它們有其植根於獨特歷史土壤中的具體來由,其走向受到具體歷史環境多方面條件的制約,最終又作為歷史環境的一部分,影響到後續的歷史發展。所謂歷史化,就是還原歷史現場,描述出“作為動態過程”的對象,其中也包含對歷史學理論和研究範式的借鑑和融合。在文學研究領域,歷史化曾一度被忽視,直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才又重新受到重視,甚至被認為是相對於文學批評的一種“學術化、學科化、規範化的自我救贖活動”。

年譜是將作家和文學現象“歷史化”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年譜是以譜主為中心,以年月日為經緯,全面載述譜主一生行實的傳記體裁。自宋以來,年譜代有所作、綿延不絕,共產生了5000多部年譜。年譜在人物研究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歷來備受重視。近代學者孫德謙曾稱譽年譜“最得知人論世之義”,胡適對於年譜的價值評價也非常高:“最好的年譜……可算是中國最高等的傳記。”

因年譜具“知人論世”之便,各類文化人物研究常常採用這一形式。在古典文學領域,年譜是重要的著述體裁。為近現代作家作譜,晚近也逐漸盛行,《中國曆代年譜總錄》(1996年)、《中國年譜辭典》(1997年)共著錄新文學作家年譜152家、435種,多為上世紀80、90年代所修。另據統計,較大規模(獨立成書)的新文學作家年譜已有約40種,其中半數以上撰於20世紀90年代以後。新文學作家較大規模的獨立年譜,一是多集中於大作家,其中如魯迅、胡適、聞一多等著名作家已有“年譜長編”;二是多集中於現代作家,當代作家還很少有獨立年譜。近年來,當代作家年譜引起學界高度重視。例如《新文學史料》《東吳學術》等刊物注重刊發現當代作家、學人年譜,力倡年譜體裁。可以預見,年譜這種帶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歷史著述方式,必將在未來的文學研究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汪曾祺是20世紀中國非常重要的、多體兼擅的作家。其創作生涯跨越現、當代,以逾500萬字的各種體裁的作品,參與了中國文學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他是有著特殊意義的“跨代作家”:承接廢名、沈從文的衣缽,40年代起步於文壇;新中國頭十幾年徘徊、觀望,創作數量減少,但偶露崢嶸就貢獻了堪稱當代經典的小說和散文;“文革”前夕開始受命參與樣板戲創作,經歷了一段特殊生涯;改革開放後以罕見的創造力迎來藝術的高峰期,也創造了漢語文學的一個高峰。從當代文學發展格局的角度看,他的作品以及自身的複雜命運都頗耐尋味,堪為當代文化發展的一個特殊窗口。

近20年來學界對汪曾祺的興趣日漸濃厚。據不完全統計,他逝世迄今,作品的各類選本出版百餘種,合計印行或逾百萬冊。在各類現當代作品選本中,他都榜上有名,且往往佔據醒目位置。在文學研究界,他也成為晚近“作家研究”中最吸引注意力的個體之一。較有影響的史論著作,都給予他重要位置和較高評價。

因此,為汪曾祺撰述一部規模較大、學術價值較高的年譜,既是汪曾祺研究本身的需要,也可以藉此從一個側面回顧這一時期文化發展的某些面相。汪曾祺散文中自傳紀實材料眾多,絕大多數是可靠事實;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報刊上有大量文獻、報道等信息;汪曾祺在文壇交遊廣泛,同時代人的記述、回憶文章中可供採摭的事實極多;他的親友故舊健在者也能夠提供大量有關材料。加上目前研究成果較為豐富等客觀條件,也為此提供了可能性。

當然,為汪曾祺作一部較詳確的年譜也面臨著很多困難。汪曾祺一生散淡隨意,不記日記,不能像魯迅、胡適等作家的年譜撰述那樣有著大量連貫的日記文獻可供參考,有關檔案尚處於不開放狀態。這些都構成史實完全呈現和細節充分描述的障礙,研究者唯有在客觀條件限制下儘量挖掘、辨析、校正史實,不斷逼近、還原其真面目。

《汪曾祺年譜長編》的目標是:全面、翔實地載述作家汪曾祺一生的行實、創作、交遊,力求為生性散淡、不記日記的汪曾祺還原出一部日誌式的生活史與創作史,從而還原“歷史的汪曾祺”。研究過程中的主要工作有:族系描述,編年事輯,文獻輯佚、系年、校勘、考釋,背景及外圍材料擴展等。在此基礎上,以時序邏輯串聯編織,最終形成時間為縱軸,事件的多方面鋪展、多焦點透視為橫軸的立體人物座標。

作品文獻工作是作家年譜撰述的首要基礎。筆者參加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新版《汪曾祺全集》編纂,分工執編散文、詩歌、雜著各卷。年譜撰著與《全集》編纂同步進行,可以說是《全集》編纂的副產品,也是《全集》的必要學術基礎。年譜充分吸收近年學術界輯佚成果,所載述、徵引的作品比此前所有別集、選集、全集所涉總範圍多出數百篇(首、件)。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一生“遊於藝”,在書法、繪畫方面也風格獨具,唯隨手送人,作品散佚,難以統計。筆者多方徵集,共得300多件,編制書畫檔案,本譜多數著錄,較全面地反映了其藝術活動概貌。另外,作品時代往往關係到作品本身的價值評估,因而系年考釋是文獻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此前大量作年不詳的作品,本譜著錄時都考辨出了年代。

在行實考證方面,本譜提出“晦者使彰,明者求詳”的目標,奮力拓寬史料來源。廣泛徵引歷史檔案、方誌、年鑑、新聞報道、相關人士的散文、日記、回憶錄、傳記、年譜、各地文史資料、戲劇演出公告等文獻。另外,盡力訪問譜主的親友、故交、當事人、知情人,受訪者共逾300人,年齡最長者94歲,70歲以上不下50人,很多訪問帶有資料搶救的性質。在此基礎上,以往傳記中付諸闕如或語焉不詳的一些史事,都得到了較詳盡的敘述。輯佚文獻也提供了不少新知,例如本譜首次對汪曾祺40年代寫給好友朱奎元的一組信展開研讀考證,青年汪曾祺的情感、交遊、行蹤、創作方面過去學界未知的大量事實得以顯露。

年譜這種中國獨有的傳統述史體裁,無疑是一種敘事。本譜特意將學界流行的敘述學有關理念引入年譜敘事。除了專列“背景紀事”把人物放在大背景下敘述及堅持中間立場、採用多元敘事角度等之外,還在以下兩方面作了敘述方法探索。

一是主敘事與“潛敘事”“亞敘事”的交織。年譜敘事的剪裁與組織,應力求連貫、有機、呼應。在以譜主經歷為經(主敘事)的敘事之網上,集結若干反映譜主與重要政治文化事件之關係、重要關係人之交往的事件,後者構成眾多的“副敘事”“潛敘事”“亞敘事”。例如,通過多點記述譜主與黃永玉的事蹟、言語、相互評價與情感態度,似斷實連地潛隱了一部二人“相識相知、過從密切、漸疏以至陌路、晚年又互表遺憾、好感和高度評價”這樣一個生動情節。這就是附於主敘事線索上的一個“潛敘事”,也是一個“亞敘事”。其中所涉及的材料與情節,對學術界現有成果形成補充與超越。

二是注意對“不敘述”事件的敘述。“不敘述”(disnarrated)是美國敘事學家普林斯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敘事中那些關於過去或現在並未發生過的事情的文字”。它對年譜撰述深具啟示。通常,年譜從正面記述已然發生的事實,但實際還潛存著一個“背面”——生命歷程中往往還有很多應當發生卻未發生的事情,亦即“可然性”事件。本譜充分注意到汪曾祺生平中的“理應然,實未然”事件。例如,在“文學史影響”方面,注重文學史著、辭書、文學評獎對於譜主的關注與冷落情況,不僅輯錄其被論列、入收、獎勵的事實,而且注意其本應被關注、實際上卻有意無意遺忘、迴避的情況,“不敘述”事件往往恰能凸顯文學史視野的變焦過程,使歷史事件呈現多層次景深。

總之,本譜努力借鑑歷史研究的理論與範式,一方面通過事實材料的收集、考辨、編織,儘可能翔實地描述汪曾祺的生活軌跡及其所處時代之變遷;另一方面,通過環境、過程以及有關事件之間的關聯性描述,弄清“存在”背後的歷史邏輯。當然,歷史真相永遠是個不斷逼近的目標,任何“歷史還原”都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汪曾祺年譜長編》〔13FZW07〕的研究成果)

【光明日報 2017年05月15日 文史哲週刊·理論·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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