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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自北宋開始，歷代都有不少關於秦漢瓦當的著述，但直到近代以前，有關秦漢瓦當的著錄都僅限於對瓦當圖像之摹拓及文字之記錄，至多也只不過把它當作一種古拙的藝術品加以玩賞而已，至於學術研究則似乎無從談起。當今學術界雖然已經認識到了秦漢瓦當的重要學術價值，並在利用瓦當文字考證秦漢宮室、官署、倉廩、祠廟、陵墓、苑囿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績。
然而，對於瓦當文字尤其是吉語類瓦當文字在反映秦漢習俗觀念及其演變方面的意義則尚未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與重視。
號稱“弄瓦翁”的已故著名學者陳直先生在其《摹廬叢著·秦漢瓦當概述》中，對秦漢瓦當進行了集大成的研究。儘管陳先生的研究重點是以瓦當文字考訂秦漢宮殿、苑囿等的名稱和位置，但他對瓦當文字尤其是吉語類瓦當文字所作的歸納分類以及把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卻為我們利用吉語類瓦當文字考察秦漢觀念及演變給與了極大的啟迪和方便。
對於秦漢瓦當文字，陳先生在《秦漢瓦當概述》中將其劃分為宮殿、官署、祠廟、吉語、雜類共五類並分別加以考證，最後加以終論。在這五類瓦當文字中，吉語類所佔的比重最大，因此，陳先生又特別將其細分為以下四個系統：
千秋萬歲系統
這類瓦文主要有：“千秋”“千秋萬歲”“千秋利君”“千秋萬歲樂無極”“千秋萬歲與天毋極”“千秋萬歲與地毋極”“千秋利君常延年”“千秋萬歲為大年”“千秋萬歲常樂未央”等。
延年益壽系統
這類瓦文主要有：“延年”“飛鴻延年”“延年益壽”“延壽萬歲”“延壽長相思”“年益壽昌”“延年益壽常與天長久”等。
長生未央、長樂未央系統
這類瓦文主要有：“長生吉利”“長生樂哉”“長樂無極”“長樂康哉”“長樂萬歲”“長樂無極常安居”“長樂未央延年永壽昌”等。陳先生在其文章的前言還指出，這類系統的瓦文，並“不拘定施於未央、長樂兩宮”，而是“取其吉語通用”。
富貴系統
這類瓦文主要有：“大富”“貴富”“始造富貴”“長樂富貴”“貴富毋央”“富貴萬歲”“元大富貴”“大吉富貴”“大吉祥富貴昌宜侯王”“日利千金”“宜侯王富貴飲酒”等。
正如圖像瓦當是當時思想意識的寫照一樣，文字
瓦當也同樣反映了當時人們的願望與追求，而且比圖像瓦當更為明確、具體。雖然陳先生對吉語類瓦當的上述分類並不十分準確，但通過這種分類，卻使本來簡短、零碎、看似孤立的瓦當文字顯現出一定的系統性與內在聯繫。透過上述四類吉語，我們可以強烈感受到秦漢人普遍存在著的對富貴、長壽、太平、享樂等的渴望與追求。
實際上，上述四類吉語不僅僅出現於瓦當上，在出土的秦漢其他文物以及文獻中均大量存在。如“大吉祥富貴昌宜侯王”見於磚文和漢洗，“宜侯王富昌飲酒”與陶文接近，“日利千金”常見於漢鼎和漢壓勝錢。至於“君宜侯王”“君宜高官”等祈求高官厚祿、子孫蕃昌的吉語更是漢鏡上最常見的銘文。而“延年”“益壽”類吉語則大量存在於漢代人的名字中，如“嚴延年”“韓延壽”“耿壽昌”“甘延壽”“陳萬年”“田千秋”等。翻開《史記》《漢書》，這類名字比比皆是，不勝枚舉。漢人多以此命名，反映了當時追求長生不老、延年益壽的社會潮流。而這一點又與當時盛行神仙方術思想，統治者信用方士，追求長生不老的各種行動密不可分。
史載，秦始皇、漢武帝希冀長生不老，聽信神仙方士之言，不惜多次上當，花費巨大的財力、人力尋求燒煉不死之藥。儘管他們最終都未逃脫死亡的結局，但他們尋求不死之藥的行動卻在秦漢社會中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一般的中下層人民既無人力也無財力去尋找所謂的不死之藥，只好通過“延年”“益壽”“萬年”“千秋”等吉語命名來寄託自己對長壽、永生的希望。有人認為，追求延年益壽、長生不死，反映了貴族階級企求永遠享受人間富貴生活的消極思想，是貴族階級的專利。實際上並非如此。企求延年益壽、長生不死應是人類的一種普遍慾望。如中國古代的“五福”，無論是壽、福、康寧、修好德、考終命，還是壽、福、貴、康寧、多子，都把壽擺在第一位，瓦當文字和文獻中大量出現的吉語也是對最此最好的證明。
從《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各地風俗觀念頗不一致，但是吉語類瓦當文字所反映的那些追求富貴、長壽、太平等觀念卻又是共同的。因為吉語類瓦當在陝西、山東、河南、河北、遼寧、甘肅、青海、四川、山西、江蘇、福建、廣東、內蒙古等地均有出土，幾乎遍及全國各地，甚至在今蘇聯貝加爾湖地區也出土了一枚“天子千秋萬歲常樂未央”瓦當。這說明，隨著大一統國家的建立和鞏固，各地的風俗觀念也在逐漸走向統一。
儘管早在西周時期，瓦當便已施於建築物上，但只是到了兩漢時期文字瓦當才大量出現，在此以前包括秦在內均以圖像瓦當為主，因此，上述幾類吉語瓦文所反映的習俗觀念應當只是存在於兩漢時期的習俗觀念。如果再仔細考察這幾類吉語瓦當的具體時代，我們還可以發現一個重要現象，那就是陳直先生在《秦漢瓦當概述》一書中所收錄的342種瓦當中“絕大多數為西漢物”，除有部分為王莽時期的瓦外，絕少東漢時期的瓦當，這樣就進一步縮小了吉語瓦文所反映的那些習俗觀念的時代範圍，即主要反映了西漢時期存在的一些習俗觀念。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結合文獻記載則不難發現，這實際上是兩漢觀念演變所造成的差異在瓦當文字上的表現。
文獻記載表明，重勢利是西漢普遍存在的社會觀念，無論朝野均是如此。酷吏寧成所說的“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最能反映西漢人追求仕宦與富貴的強烈願望。而司馬遷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更一語道破了西漢人崇勢利的觀念。在這一觀念支配下，社會上羨富羞貧，以富貴取人，以勢利傲人的事例屢見不鮮。瓦當文字中大量出現的“富貴”“大富”“大吉祥富貴宜侯王”等吉語正是這一觀念的反映。到了東漢，由於儒家思想已經深入人心，世風為之一變，人們津津樂道於孝道、名節、仁義而羞於言利。因此，同樣是寫《貨值傳》，司馬遷筆下那些因經商致富而成為“賢人”“能者”的商人，一變而成為班固筆下的“傷風敗俗大亂之道”的始作俑者和推波助瀾者。不但如此，班固還對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為商人立傳大為不滿，認為他是“崇勢利而羞貧賤”。東漢一代，“推財”“散財”之類的“義舉”受到普遍的讚譽，史不絕書，以至范曄修《後漢書》時，竟沒有為貨值者單獨立傳。而對那些“仁義遜讓”的“高義”之人以及能“修身謹行”“齊整風俗”的“獨行”之士則推崇備至，特立《獨行傳》《逸民傳》以表彰他們的義行。在這種重義輕利觀念支配下的社會中，自不可能出現像西漢那樣追求大富大貴的吉語。
瓦當雖小，但它卻把當時人們的理想、願望與追求，有機地融會在它那小小的當面上，這正是其可貴之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瓦當文字就是對當時習俗觀念的“實錄”。
（漢唐網 乾旭 圖片為網絡配圖 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