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本:普惠天下的學術公器

文物 拓本 陳介祺 考古 中國書法網 2017-06-07
拓本:普惠天下的學術公器拓本:普惠天下的學術公器

如果說拓本是金石與紙墨的天作之合,那麼歷代拓工、藏家、學者,便是這段姻緣的撮合者和見證者。拓本雖是一種高冷、小眾的收藏,甚至被譽為難以貼近的“墨老虎”,然而它對古代文化傳承的貢獻,卻厥功至偉。

金石研究必從解讀此石開篇

在2016年兩場拍賣會上,有兩件拓本出盡風頭。一是6月13日在廣東拍賣的《漢萊子侯刻石》初拓本,從200萬元起拍,最終以2070萬元(含佣金)收官,成為碑拓拍賣史上的傳奇。一是11月13日在北京拍賣的《周毛公鼎六名家題跋本》,從140萬元起拍,以1138.5萬元落錘,創吉金拓本拍賣的最高紀錄。

在藝術品拍賣已進入“億元時代”的今天,以千萬元成交似乎並不值得過多關注,然而對曲高和寡的金石拓本收藏,仍是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

兩件拍品均非唐宋舊拓,面世均不過200年。《漢萊子侯刻石》刻於王莽天鳳三年(16年),至清嘉慶二十二(1817年)被偶然發現,之前無人知曉。西周《毛公鼎》於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陝西岐山出土,咸豐二年(1852年)由魯籍收藏大家陳介祺購藏後,始有拓本問世。

《漢萊子侯刻石》原立於山東鄒城市臥虎山下,現藏於鄒城博物館。石表面看並不起眼,不過是一塊長79釐米、寬56釐米、厚52釐米的天然長方形青灰色岩石。刻字一面經過加工,刻有邊框。框內7行,每行5字,總計35字。石右側有滕縣老人顏逢甲記述發現經過的題記:

嘉慶丁丑秋,滕七四老人顏逢甲、同鄒孫生容、王補、仲緒山得此於臥虎山前。蓋封田贍族,勒石戒子孫者。近二千年未泐,亦無知者,可異也。逢甲記,生容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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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刻新篇——萊子候刻石拓片(供圖/廣州崇正)

此石發現時已歷世1800春秋,然字跡完好,刊石如新,讓這位見過世面的74歲老人頗覺詫異。對刻石上35個古拙的字體,歷來評價不一。清代書家方朔認為,此刻“以篆為隸,結構簡勁,意味古雅,足與孔廟之《五鳳二年刻石》繼美”。清代金石學家馮雲鵬則認為,“此石雖非後人偽刻,亦系當時野制,無深長意趣”。當代歷史學家郭沫若對此石評價甚高,認為是“從篆到隸過渡的里程碑,世所罕見,金石研究必從解讀此石開篇”。

一紙輕盈之厚重

創造拍賣奇蹟的《萊子侯刻石》是初拓本。一般而言,初拓本字跡完整,字口清晰,最接近原物,價值較後拓、新拓本,要高出許多。

在此石發現後第三年,拓本已在世面流傳。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嘉定人瞿中溶獲見拓本後,寫出《萊子侯贍族戒石》的初釋文章,收入《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中。之後,翟雲升《隸篇》、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等清代著錄,均收錄此刻。

清代藏書家、金石學家沈樹鏞(1832—1873)有幸成為初拓本的收藏者,並於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及同治三年(1864年)題寫二跋,與趙之謙、胡震等好友分享。沈樹鏞酷愛碑版,在同治二年(1863年)藏宋拓《熹平石經》,不久又獲孫承澤藏《熹平石刻》殘字,遂將其書齋命名為“漢石經室”。同治十二年(1873年)病逝後,所藏碑版陸續散失,僅《老殘遊記》作者劉鶚所得的沈氏舊藏,即有漢碑50餘種,六朝造像70餘種,唐碑100餘種,宋碑300餘種,不愧為實力派藏家。

20世紀70年代,這紙遞經名家收藏的舊拓,轉至前中共領導康生手中,這位精於鑑賞的當代藏家如獲至寶,愛惜之意溢於言表:“萊子侯石刻,結體挺勁,字形古雅,雖刻於天鳳三年,實仍為西漢文字,極可珍貴。”他邀請力挺此石的郭沫若撰書題跋,又在舊拓下方手錄清代瞿中溶的考釋文字,落款是:“一九六三年建國十四週年紀念,假日錄金石文論以作忝考。康生書,時年六十有五。”

縱觀康生、郭沫若等題跋,除簡述刻石來源、拓本流傳外,均偏重於文字釋讀、字義考證,這正是宋代以來金石學的基本功。

之後,這紙舊拓又成谷牧(1914—2009)“九藤書屋”的至寶。歷經近200年的輾轉遞藏,《萊子侯刻石》拓本上的舊題新識,墨色生香;“沈氏金石”“樹鏞”“康生”“郭沫若”“戲墨”“曼生”等18方朱印,宛若琳琅。這一紙輕盈之拓,因承載了諸位鑑藏家的頂禮膜拜之心和殫精竭慮之思,而格外溫厚。

南有西泠

北有萬印

與漢代“野刻”相比,西周毛公鼎為典型的廟堂重器。該鼎是為周文王的兒子、周宣王的叔公毛公所鑄,近500個篆書文字,洋洋灑灑記錄了毛公輔佐周王,後來獲得天子賞賜一事:“用作尊鼎,子子孫孫永寶用”,意寓子孫後代銘記、感念先祖的功德。在清代大收藏家陳介祺去世後,毛公鼎被陳氏後人轉授兩江總督端方,並與同為西周的大盂鼎和大克鼎一起被譽為晚清“海內三寶”。如今,也是臺北故宮的鎮館之寶。

毛公鼎能躋身於國寶的行列,是因為鼎壁上數量可觀的銘文。中國古代傳世寶鼎為數不少,無論尺寸、輕重還是紋飾,毛公鼎都不算出眾。它高53.8釐米,口徑47.9釐米,重34.7公斤,與赫赫有名的後母戊大方鼎133釐米的個頭和875公斤的份量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毛公鼎質樸的外形和單調的紋飾,也使它在中國青銅大家族中,毫不起眼。然而鼎上497字的超長銘文,奠定了它在青銅國度中的霸主地位,也因而成為舉世無雙的瑰寶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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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物重器——毛公鼎拓本的木板刻原拓

(供圖/濰坊市博物館)

古代以祭祀為吉禮,故稱銅鑄之祭器為“吉金”,以後又作為鐘鼎彝器的統稱。創造吉金拓本拍賣紀錄的《周毛公鼎六名家題跋本》,為杭州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吳隱(1867—1922)的舊藏,由陳介祺監拓。

在傳拓發展史上,陳介祺是無法繞開的重要人物。甚至有人評其為古今第一人。

陳介祺(1813—1884)字壽卿,號簠齋,晚號海濱病史、齊東陶父。他富收藏,精鑑賞,因藏古印近萬方,定齋名“萬印樓”,自號為“萬印樓主人”,被金石學界譽為“南有西泠,北有萬印”。陳介祺不僅藏古、鑑古,也致力於釋古、傳古,尤擅墨拓技藝,凡其手拓,人爭收藏,著有《簠齋傳古別錄》,專門介紹拓片技法,有門徒無數。

作為文人兼金石學家的代表,陳氏傳拓講求精雕細琢,愛惜古刻,要求拓工無論露天捶制,還是室內摹拓,均要精緻、細巧、輕盈、潔淨。拓工張子達精於仿繪畫拓法,他用濃淡墨拓制《曹望憘造像》,頗得意趣。陳氏深知其秉性,雖然技術高超,但卻是 “聾甚,又多疑,又能使氣,又私拓,又不惜護(卻未損),非有人監拓不可”。拓工呂守業,陳介祺稱讚他“從容細緻,為之不受迫促,一紙須他人數紙工夫,勿輕視之”。徐鳳歧精於裝裱,陳氏所有拓本的裝制都出自他的手,備受陳介祺賞識和尊重。

吳隱所藏毛公鼎拓本,為陳氏晚期傳拓風格。拓上有吳隱邀請的六位友人的題跋,分別為1910年吳昌碩、張祖翼跋,1911年陸恢跋,1917年吳臧龕跋,1919年褚德彝跋,1920年王國維跋。六跋內容各有特色:吳氏偏重於訓詁考釋,張氏考毛公身世及周王賞賜、鑄鼎年代,陸氏闡長篇銘文之精義,吳臧龕以七言詩代跋,褚氏重音讀正誤,王氏述三代冊命之傳承。合起來,竟也是一部研讀毛公鼎的小別冊。而無一例外的是,六跋對陳氏傳拓之翠墨精捶,不吝讚美之詞。王國維寫道:“此鼎器小而字多,故拓墨不易,餘見秦中舊拓與端氏所拓此鼎皆不佳,惟陳氏拓最精。”

村野簡刻與廟堂長銘可等量齊觀

無論從年代、史料價值還是傳奇經歷,《漢萊子侯刻石拓本》似乎都不是《毛公鼎拓本》的對手。毛公鼎拓本拍賣前,也曾被寄以厚望,認為在體裁、跋語等諸多方面,不讓“萊刻”,或可創金石碑帖成交之新高。然最終成交價卻有較大差距。這不禁讓人疑惑,一紙漢代“野制”,為何具有超強魅力?

清人龔自珍有兩篇闡述金石功能的名作,一是《說宗彝》,他將三代青銅器概括為祭器、養器、享器、藏器、旌器等19種功用,比如“古之旌器也,君公大夫有功烈,則刻之吉金以矜子孫”。一是《說刻石》,歸納了秦漢以來碑石的9種功能,主要為帝王功德、國家征戰、工程建造、保存典籍,所謂:“帝王有巡狩則紀,因頌功德,一也……遭經籍潰喪,學術岐出則刻石,主於考文,九也。”此“九者,國之大政也,史之大支也”。

顯然,《萊子侯刻石》並不包括在“國之大事”的刻石九事之中,而是鄉里、宗族等民間層面的世俗刻石,但龔自珍並未小覷,他認為“祠墓之碑,一家之事,又非刻石倫也”,但“宜更專以言者也”。不過對於需要“專以言者”的內容,龔自珍並未展開討論。

這個謎題其實已被當下的拍賣市場所破解,那就是,在金石學術發展史上,村野簡刻與廟堂長銘,可以等量齊觀。《萊子侯刻石》的價值,不僅僅限於是書法史上從篆向隸過渡的遺物,還裹藏著萊子國被滅500年後的繁衍生息的線索。

萊子國位於膠東地區,大約經歷了夏商周三代,西周時屢屢受到新興國家齊國的侵逼,後被齊國所滅。1969年,在萊子國都城遺址今龍口市歸城發現的兩尊青銅器——啟尊和啟卣,記錄了萊子國國王啟曾跟隨周昭王南征楚國、最後戰敗的歷史。銘文透露了一個信息:萊子國當時是一個強國,可以隨時參與周王的國事。

公元前567年,萊子國滅亡後,部分貴族被遷到今滕州西南的泥梨城遺址附近,公元16年,萊子國一貴族為族人分封土地,並派族人儲之良為特使,召集一百餘人舉辦了大型的封田祭祀活動。為告誡子孫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封地,特意請人撰文立石,故有萊子侯刻石。刻石隸刻7行,行5字,計35字:“始建國天鳳三年二月十三日,萊子侯為支人為封,使偖子良等用百餘人,後子孫毋壞敗。”可謂祖訓。

人人漢魏

家家金石

吳隱舊藏《周毛公鼎六名家題跋本》的題跋人之一王國維(1877—1927),是最被人所熟知的學者,他所倡導的“二重證據法”既是對傳統的總結,也啟迪未來。所謂二重證據法,即紙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材料的相互印證,這被公認為一種科學的學術正流。

其實,這一方法也正是傳統金石學家所看重的。金石學可謂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它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著錄和考證其上的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因為北宋統治者獎勵經學,提倡恢復禮制,這就形成了對古物進行收集、整理和研究的熱潮。金石學也可謂與古器物收藏相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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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賞有佳——用拓片製作的扇面

(供圖/李緒傑)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經學家劉敞出任永興軍路安撫使,長安有很多古墓荒基,經常有古物出土,他將蒐集到的先秦鼎彝11件古器,請工匠摹勒刻石、繪像,撰成《先秦古器記》,提出研究古器可使“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簡單的說,就是糾正諸儒之謬誤。所以後來的金石學研究,對經史禮制的考釋探原,一直是重要內容。

同時,對刻石拓本的收藏,也促成金石學中石刻部分的發展。這其中也有幾位大家:歐陽修(1007—1072)編著有《集古錄跋尾》,收錄了周秦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 400多篇,除銅器銘文20多篇外,其餘均是碑刻題跋。宋代著名詞人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1081-1129),著有《金石錄》30卷,前10卷錄所藏金石拓本名目計2000種;後為題跋20卷,凡502篇,注重援碑證史,以考訂周詳著稱。

宋人心心念念於金石及拓本之蒐集、考證、傳佈,正如王國維所言,是“賞鑑之趣味與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與求新之念,互相錯綜”的結果。趙明誠、李清照的故事,正是對這一結果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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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鳴九皋——古琴拓片(供圖/李緒傑)

繼宋代之後,清代金石學再度因鑑賞與研究的交融而成就斐然。清中期乾嘉學派興起後,銘刻拓本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識文字源流、訂經史訛闕已蔚然成為專門學問,碑拓與歷史互證的方法日臻成熟。清人王芑孫曾描述了這一景象:“比自考訂之說興,人人漢魏,家家金石。”何至以如此?錢大昕道出其中奧祕:“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展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金石學遂成一代顯學,碑帖拓片與善本古籍和青銅器,被視為頂端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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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洛訪碑——清代學者黃易《嵩洛訪碑廿四圖》

(吳大澂臨本,供圖/匡時國際)

從珍稀甲骨到

學術公器

傳統金石學並不侷限於吉金和佳石,凡錢幣、印章、封泥、甲骨,均在包涵之內,傳拓之法,同樣可施之於上。

1899年殷墟甲骨出土後,王懿榮率先收藏。翌年,八國聯軍入京,王氏死難,其所藏甲骨部分千餘片轉至好友劉鶚手中。劉鶚(1857-1909),字鐵雲,號老殘,博識多藏,自名其室為“抱殘守缺齋”。他的著作除小說《老殘遊記》為世所知外,尚有《鐵雲藏龜》《鐵雲藏陶》《鐵雲泥封》等金石佳作。接手王氏初藏的甲骨後,劉鶚又陸續購得4000餘片,成為當時最著名的甲骨收藏家。1902年,金石學家羅振玉在劉鶚家初見甲骨,嘆為“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揚、許諸儒所不得見”,力勸劉氏編印成書。《鐵雲藏龜》在第二年刊行於世,以拓片形式,將劉鶚所藏1058片甲骨文字精品,公之於眾。

甲骨傳拓,較之金石傳拓,屬於精細作業,技術要求更高,能親見實物和拓本的學者,範圍極其有限。《鐵雲藏龜》是首次將私人收集的甲骨公諸於世,將少數學者觀賞摩挲的珍稀“古董”,變為天下公享的學術公器,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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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重光——商代《王賓中丁•王往逐兕塗朱卜骨刻辭》背面拓片(供圖/微圖)

在《鐵雲藏龜》面世時,攝影術已傳入中國半個多世紀。同是在1903年,王少山在天津開辦“工藝照相傳習所”。攝影雖可同樣復現文物上的文字,但攝影與文物的“隔空”性,效果遠遜於傳統摹拓的真切感。故在傳佈甲骨文時,中國學者、藏家毫不猶豫地採用最傳統的方式。

藉助《鐵雲藏龜》拓本之刻印,甲骨文研究後來成為學術通途。晚清經學大師孫詒讓(1848—1908)在獲觀千餘甲骨瑰寶後嘆曰:“蒙治古文、大篆之學四十年,所見彝器款識逾二千種。大抵皆出周以後,賞鑑家所櫫楬為商器者,率臆定不能確信。每憾未獲見真商時文字,頃始得此冊,不意衰年,睹茲奇蹟,愛玩不已,輒窮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後復重者,參互審繹,乃略通其文字。”

孫詒讓精研古文字學四十年,所見帶款識西周青銅器不下兩千種,至暮年始見較青銅銘文更早的殷商文字,被他視為幸運,更為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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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佳侶——金代尚書禮部牒文經幢拓片

(供圖/戎國新)

約1600年前,因傳佈儒家典籍,紙墨與碑石開始相知相戀。移至文宋時代,禮制復興、藝術昌榮,紙墨與金石進入蜜月期,相伴迎來古器物收藏熱、金石學誕生、雕版印刷的繁榮。物換星移,千年長相廝守,紙墨不僅與碑石、吉金,舉凡一切帶文字的古物,包括甲骨、印章、封泥等,都相濡以沫,古器物拓本已成普惠天下的學術公器。在攝影、複印技術普及的當今,具有東方工匠精神的傳拓技藝,仍在書寫傳奇。

(本文刊發於《中華遺產》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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