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沂漢簡《孫臏兵法》

臨沂漢簡《孫臏兵法》（圖待續）

1972年4月間，山東省博物館、臨沂文物組在臨沂銀雀山的西漢前期墓葬中,發掘出了書寫《孫子兵法》、《孫殯兵法》等古代重要兵法著作的大批竹簡。這次發現,在《孫子兵法》的研究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批竹簡揭示了我國古代兵學的發展狀況，其考古成果被列入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新中國３０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９０年代“新中國５０年影響最大的考古發現”之一；２１世紀初，又被評為“中國２０世紀１００項考古大發現”之一。

漢簡指中國兩漢時代遺留下來的簡牘。早在北周時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區發現過漢竹簡書，北宋人也曾在今甘肅等地獲得過東漢簡。

延伸閱讀

20世紀秦漢魏晉簡牘綜述

回顧簡牘發現出土的歷史，可以說既是由來已久，又是近世新事。說由來已久那就是永垂青史的兩次重大發現，即西漢景帝末武帝初年，魯恭王在孔子舊宅獲得的“孔壁中經”：《尚書》、《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西晉武帝咸寧五年（２７９）在汲縣戰國晚期魏墓裡出土的“汲冢竹書”：《穆天子傳》、《紀年》、《師春》、《瑣語》等。這兩次發現對後來的古文獻學產生了很大影響。說近世新事，那就是從２０世紀初以來至世紀末，全國各地不斷出土的簡牘文物，不僅出土地域大大擴展、時代距離拉長，而且數量和內容都是遠盛於歷史上任何一次發現，可以說二十世紀是簡牘的大發現時代。這個時代簡牘之發現，概括有以下五個特點：

１、出土地域不斷擴大最早以新疆尼雅、甘肅敦煌為起始，其次延伸至內蒙、甘肅額濟納河流域，從而擴展到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到處都有簡牘問世。目前可知有新疆、甘肅、青海、內蒙、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川、廣西、江蘇、安徽等１７個省市自治區。其中甘肅、內蒙、湖南、湖北四省出土最多。充分反映出漢文化覆蓋面的廣大和漢文化勢力的強勁。

２、簡牘時代的延長過去出土簡牘，以漢代為大宗，其次為戰國。而現在可知上至春秋晚期，經戰國、秦、漢至三國兩晉，其時代是連續的。另外，就民族文字來看，還有漢晉文、唐代吐蕃文和宋之西夏文木牘。不僅反映了漢文簡牘的存在時限，而且也可看到對其他文化的影響。

３、內容越來越豐富過去，墓葬出書籍，邊塞遺址出屯戍文書。以此形成了簡牘的兩個基本特徵。而現有資料，內容遠遠超出了這一範圍，不僅有傳世文獻中可找到的古書籍，也有早已佚失的古文獻。不僅有屯戍文檔，而且還有法律、法規條文以及各種各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書。

４、數量不斷增加過去出土簡牘，一墓出土數十枚、遺址出土數百枚，已是極為稀有罕見了，而現在動輒數以千計萬計，甚至以１０萬計，不能不說是驚天動地。粗略統計，用各種材料寫成的文獻、文書，總數已達２６萬餘枚（件）之多。

５、發掘與研究國際化２０世紀簡牘的發現，一開始就帶有國際性，二斯（斯文赫定、斯坦因）之中亞探險，發現了尼雅晉簡和敦煌漢簡，雖然他們的發現帶有偶然性和文化侵略性，但將漢晉簡牘的研究推向了國際學術界。以後貝格曼又發現居延漢簡，更是震動國內外。三次發現引起了國際上對中國簡牘的研究熱。為此，２０世紀簡牘的出土，一開始就走上國際化的研究軌道，成為全世界史學家所注目的對象。隨著大量簡牘的不斷湧現，中國簡牘學已成為國際顯學。

百年來簡牘的發現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１９０１—１９２０年；第二階段從１９２７—１９４５年；第三階段從１９５１—１９９９年。

第一階段主要是瑞典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沙俄科茲洛夫、日本橘瑞超等人在新疆尼雅、樓蘭、甘肅敦煌、內蒙居延發現的漢晉木簡、殘紙及祛盧文、吐蕃文、西夏文木牘。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1907年至1909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發掘，這也是中國近代簡帛學研究的開始。發掘後沒過五年，於1913年由法國人沙畹（Edouard Chavannes）將研究結果及大部分照片公開發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而在這一時期首先整理簡帛材料的雖然不是中國學者，但首先運用於歷史研究並取得重要成就的卻是中國學者王國維、羅振玉，他們在尚未見到實物的情況下藉助沙宛贈與的材料於1914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墜簡》一書，全書分為圖板和釋文三部分，每部分皆分：一、小學數術方技書。二、屯戍叢殘。三、簡牘遺文三大類，對沙畹的釋文進行新的考訂。這部書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是中國簡牘學的奠基之作。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結合傳統文獻，寫出了一批研究漢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論文。內容涉及漢代邊郡的組織系統、屯戍狀況、烽燧制度、歷史地理等等。

第二階段主要是前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團員黃文弼和瑞典團員貝格曼在新疆羅布淖爾、內蒙居延地區發現的居盧訾倉漢簡和居延漢簡。其次是夏鼐和閻文儒在甘肅敦煌和武威喇嘛灣發現的漢代木牘以及湖南長沙出土的戰國帛書。這一時期中，簡帛研究繼續向縱深方向發展。其中勞幹對居延漢簡的研究成就卓著。他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出版並發表了《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居延漢簡考釋補證》等一批有分量的簡帛論著。其間重要論著還有賀昌群的《流沙墜簡校補》、《流沙墜簡補正》、《烽燧考》，陳邦福的《漢魏木簡義證》，馬衡的《漢兵物簿記略》，傅振倫的《道院簡牘說》、《漢武年號延和說》，陳般的《漢簡遺簡偶述》、《漢簡遺簡偶述續稿》，黃文弼的《羅布淖爾考古記》，嚴耕望的《西漢郡縣屬吏考》及補證，夏鼐的《新獲之敦煌漢簡》及考證論文等。

第三個階段也就是二十世紀後半期，不僅老的簡帛材料獲得重新整理，新的簡帛材料也在不斷出現，運用簡帛資料進行歷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成就也更卓著。這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證史。歷史上許多有疑義的問題，由於簡帛資料的出土而使真相大白。如秦漢之際的楚爵問題，文獻上雖有記載但語焉不詳，江陵漢簡《奏讞書》的公佈確證了楚爵制在秦漢之際的確實行過。許多先秦古籍，其流傳情況如何？是否是後人偽造？單從文獻上爭論不清。出土簡帛廓清了諸多迷霧。如馬王堆漢墓帛書，武威漢簡中的《儀禮》，臨沂銀雀山漢簡中的《孫子》、《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定縣漢簡中的《論語》、《儒家者言》等，阜陽雙古堆漢墓中的《蒼頡篇》、《詩經》、《周易》等，以及郭店楚簡中的《老子》三種，《太一生水》、《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等，對證實、辨偽、輯佚、校定典籍意義重大。第二，補史。簡帛在補充戰國秦漢魏晉史史料之不足上發揮重要作用。例如關於秦漢邊郡的政治組織與軍事組織，邊郡行政組織的特殊性以及防禦系統、屯田、烽燧、戍卒等問題的基本情況，又如文書制度和職官制度，簡帛提供了包括詔書在內的各級上行、下行、平行文書，提供了為文獻所少載、缺載的各級低級行政吏員官名。簡帛為法制史研究補充了極為重要的材料。以秦漢為例，文獻所載法律內容較為簡略，雲夢秦簡、張家山漢簡、西北簡的出土，使秦律研究不再限於描述性的語言，也證明了漢初法律更多直接繼承秦律的歷史事實，認識到漢初法律的“寬鬆”是有限的，而對秦漢法律程序、名詞的分析研究也有了更多具體案例佐證。第三，簡帛材料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

漢代公文文書研究是目前秦漢史研究中的前沿課題之一。關於漢代郵傳制度研究以往也未予重視，簡帛中的大量材料直接推動了這一課題的形成，隨著懸泉置漢簡的公佈，研究將更加深入。其它如日書研究、邊郡地區社會生活與文化研究、漢代不同地區的經濟與物價比較研究等也因簡帛材料的出現而出現。

總攬全部之發現，現按簡牘的朝代列表如下，進而擇重要發現詳述之。

秦簡（約39600）：

出土地點 出土時間（年） 數量（片）

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M11 1975 2

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M4 1975 1155

四川青州郝家坪秦墓 1980 2

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 1986 460

湖北雲夢龍崗秦墓M6 1989 293

湖北江陵場家山秦墓M135 1990 75

湖北沙市關沮秦漢墓 1990 500

湖北江陵王家臺秦墓 1993 800

湖北沙市周家臺秦墓 1993 390

湖南龍山裡耶戰國故城1號枯井 2002 36000餘（少量楚簡）

漢簡（71800左右）：

出土地點 出土時間（年） 數量（片）

甘肅敦煌漢邊塞遺址 1907 708

甘肅敦煌漢邊塞遺址 1913、1915 189

甘肅敦煌漢邊塞遺址 1920 17

內蒙古額濟納漢邊塞遺址 1930、1931 10100

甘肅敦煌漢邊塞遺址 1944 48

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M6 1959 480

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M18 1959 10

甘肅甘谷劉家坪漢墓 1971 23

甘肅武威旱灘坡漢墓 1972 79

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M1 1972 361

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M1 1972 4942

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M2 1972 32

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M9 1973 83

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M10 1973 176

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M8 1973 175

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M40 1973 約2500

內蒙古額濟納漢邊塞遺址 1973、1974 19637

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M3 1974 617

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M168 1975 67

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M167 1975 74

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M1 1976 15

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M1 1977 6000

甘肅玉門花海漢邊塞遺址 1977 91

青海大通上孫家漢墓M115 1978 300

江蘇連雲港花果山漢墓 1978 13

甘肅敦煌馬圈灣漢邊塞遺址 1979 1217

江蘇邗江胡場漢墓M5 1979 26

甘肅敦煌酥油土漢邊塞遺址 1981 76

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 1981 26

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M247 1983、1984 1200

江蘇儀徵胥浦漢墓M101 1984 20

甘肅敦煌漢邊塞遺址 1986、1988 137

湖南張家界古人堤遺址 1987 數十枚

甘肅武威旱灘坡漢墓 1989 16

湖北江陵高臺漢墓M18 1990 4

甘肅敦煌漢懸泉驛遺址 1990、1992 約20000

江蘇連雲港尹灣漢墓 1993 168

湖南沅陵虎溪山漢墓 1999 約1000

湖北隨州孔家坡漢墓 2000 785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 不詳 259

三國、晉簡（170600左右）：

出土地點 出土時間（年） 數量（片）

新疆古尼雅遺址 1901、1908 66（晉木簡）

新疆古樓蘭遺址 1901、1914 421（魏晉木簡牘）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晉墓M53 1966、1969 1（晉木簡）

江西南昌東湖晉墓M1 1974 6（晉木牘）

江西南昌陽明路吳墓 1979 23（吳木牘）

新疆古樓蘭遺址 1980 63（魏晉木簡）

湖北鄂城水泥廠吳墓M1 1981 6（吳木牘）

安徽馬鞍山吳墓 1984 17（吳木牘）

甘肅武威旱灘坡晉墓M9 1985 5（晉木牘）

甘肅高臺常封晉墓 1986 1（晉木牘）

湖南長沙走馬樓吳簡 1996 17萬（三國吳簡）

共計281960枚。下面開始按年代對重要的簡牘發現詳細闡述。

一、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

1975年12月至次年初，湖北省博物館，孝感地區亦工亦農考古訓練班、孝感地區和雲夢縣文化部門在雲夢睡虎地發掘了十，二座戰國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號墓出土大量秦代竹簡，這是我國首次發現秦簡。出土竹簡原藏棺內，經整理拼綴，記有1155枚，另有殘片80枚。簡牘內容可以分為十部分：《編年記》、《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問答》、《封診式》、《為吏之道》、《日書》甲乙篇。

二、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

1986年3月，甘肅省天水市小隴山林局黨川林場職工在放馬灘護林站發現古墓群，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於6月至9月進行了發掘。此處古墓群面積達11000餘平方米，有古墓一百多座。這次發掘共十四座。其中秦墓十三座，漢墓一座。同時出土的還有大量的簡牘和文物。

三、湖南龍山裡耶戰國故城1號枯井

位於龍山縣裡耶鎮，東臨酉水，面積約2萬平方米，基本為裡耶學校的範圍。為配合省重點工程碗米坡水電站的建設，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02年4月以來在這裡進行考古發掘，面積已達1000餘平方米，發現古城牆、古井、古墓群及簡牘、青銅器、鐵器、玉器等文物，尤為珍貴的是，在一號古井發現的三萬餘枚簡牘，字數達數十萬，記述內容極為廣泛，涉及戰國至秦漢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社會生活諸方面，其中秦代簡牘不僅超越了20世紀出土秦簡的總和，而且紀年完整，秦王政廿五年至始皇卅七年，記事詳細到了月、日，是罕見的秦代地方文獻，彌補了史載的缺失，因而震驚學界,被評為2002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四、敦煌漢簡

甘肅敦煌及其周邊地區出土的漢代簡牘，人們俗稱“敦煌漢簡”，其中二十世紀上半葉出土的漢簡稱為敦煌前期。斯坦因始於1906年的第二次以及始於1913年的第三次中亞考察曾深入甘肅西部地區，沿疏勒河流域考察併發掘了漢代長城遺址，獲得一千餘枚漢簡和少量的帛書以及紙文書。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盤城玉門關外發現木簡十七枚。1944年，前中央博物館、中研院和北京大學共同組織了西北科考團，11月，領隊之一的夏鼐偕閻文儒在敦煌小方盤城北發現無字木簡兩枚、有字殘簡四枚，接著在斯坦因編號17的遺址獲得簡牘三十八枚，在敦煌23E的小屋遺址中發現木碣六枚，共獲得有字簡牘四十八枚。以上這些簡牘，絕大部分為漢簡，年號最早為西漢武帝天漢三年（前98年），最晚為東漢順帝永和二年（17年）。內容大多與屯戍活動有關。常見的如烽火品約，《疏》691：“望見虜一人以上入塞，燔一積薪，舉二烽；夜二苣火。見十人以上在塞外，燔舉如一人□。望見虜五百人以上若攻亭鄣，燔一積薪，舉三烽；夜三苣火。……”還有一些是傳遞烽火的記錄、傳遞郵書的記錄、日跡符券以及勤務統計。

五、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是指今額濟納河流域鄣隧遺址出土的漢代簡牘。1927年由黃文弼首先發現。1930年，西北考察團中瑞典團員貝格曼首先發現大批簡牘。這次考察，範圍在北起宗間阿瑪，南至毛目月250公里及布肯託尼之博羅鬆治60公里的區域。共發掘32個遺址，外開568個坑位，總簡數達一萬多枚。出土簡牘較多的地點有大灣、地灣和破城子三處。關於這次考察發掘的情況，詳見1956～1958年在瑞典出版的《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

居延前期漢簡的內涵非常豐富。其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大部分仍與屯戍相關。簡牘所見詔書的記載怎反映了政治及政局的變化發展，如《合校》225•32、312•6：“……室，以土德代火家□”所云乃王莽班符命事。還有一些詔令是關於使用符券。而提醒邊塞將士加強警備的清塞詔書尤為多見。當然，其中數量最多的還是往來公文及用於統計、會計的各種帳簿和名冊。勞幹早年撰《居延漢簡考證》，曾按所涉及內容設小標題，計有：簡牘之制、公文形式與一般制度、有關史實文件舉例、有關四郡的問題、邊塞制度、邊郡生活和書牘與文字，足以說明居延前期漢簡內容涉獵之廣。關於居延前期漢簡的整理成果，早年有賀昌群的《居延漢簡釋文稿本》，馬衡也寫成《居延漢簡釋文稿冊》。勞幹些成了《居延漢簡考釋》，分釋文部分和考證部分兩本。1959年，社科院考古所在陳孟家的主持下，出版了《居延漢簡甲篇》。在此基礎上，參照勞乾和上述索馬斯特羅姆的作品，1980年社科院編纂了《居延漢簡乙篇》，並有大量附表。其他的還有：臺北馬先醒《居延漢簡新編》（1981）、李均明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987）、《居延漢簡補篇》（1998）等等。

六、新疆羅布泊漢邊塞遺址

1927年4月，中國和瑞典組成中國西北科考團。1930年，中方隊員黃文弼在羅布卓爾的莫德沙爾發現漢代木簡七十一枚。最早的紀年是宣帝黃龍年號，較晚的是西漢成帝元延年號。這批竹簡首次公佈於黃文弼撰寫的《羅布卓爾考古記》第四篇，名《木簡考釋》。分九個專題：釋官、釋地、釋歷、釋屯戍、釋廩給、釋器物、釋古籍、雜釋和簡牘制度及書寫。這批簡牘記載的西域職官中武官甚多見。如黃文弼依據竹簡考證：“戊己原為兩部：戊部居車師前部，在烏壘之左；己部居龜茲城南，在烏壘之右，則簡文之左右二部，亦即《後漢書》之戊己二校。”簡文見“車師戊校”即證戊校居車師。簡牘尚見各式通行文書及日記、器物簿等。這批簡牘的釋文已收入李均明與林梅村合編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附錄。

七、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

1959年，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數次出土漢簡，其中的《儀禮》簡469枚，日忌雜佔簡11枚；同時，在第18號墓中出土“王杖十簡”，記述優待老年人的規定以及懲處不孝不敬虐待老人的案例。其中，《儀禮》簡為《儀禮》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資料，由於簡冊保存完好，墨跡如新，對於復原古代簡冊制度提供了具體例證。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整理的《武威漢簡》，公佈了這批簡牘資料。

八、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

1972年，湖南省博物館考古人員發佈了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發現竹簡312枚。簡文所記皆為隨葬物品。所屬物品包括副食品、調味品、酒類、糧食、漆器等食物和生活用品。1973年12月到74年初，發掘了馬王堆2號和3號墓。其中3號墓出土簡牘600餘枚。竹簡中有四百餘枚是遣冊，具體記載隨葬物品的名稱及數量，其中有關車騎、樂舞、童僕等侍從，以及所持兵器、樂器等，是1號墓簡又牘中未見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3號墓出土的220枚醫簡。主要涉及養生之術。

197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發掘簡報》，公佈了1號墓的發掘情況。次年，又出版了《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上、下冊），刊登了1號墓的發掘報告和出土簡牘的全部照片釋文。關於3號墓，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收錄了3號墓出土的帛書，竹簡本醫書。

九、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

1972年，山東省博物館，臨沂文物組在臨沂銀雀山發掘1號2號漢墓，發現大量竹簡。1號墓出土約7500枚，2號墓出土三十二枚。墓葬的年代大約從建元元年（前140）到漢武帝時期。銀雀山漢墓簡牘的內容，整理者擬分三輯出版，目前已出版第一輯，收錄的古書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晏子》、《六韜》等。

簡本《孫子兵法》分上下兩篇。凡存2700餘字，今本十三篇的文字，除去《地形》外，都有出現。據篇題木牘所見之簡本十三篇篇次與今本不盡相同。文字方面也有許多優於今本。簡本《孫臏兵法》含禽龐涓、見威王、威王問、陳忌問壘等。這些篇即可能是《孫臏兵法》的本文，也可能是其佚篇。許多人曾經懷疑《齊孫子》的存在，簡本《孫臏兵法》出土，解決了此疑點。

銀雀山漢墓的研究過程。銀雀山漢墓竹簡所見的先秦古籍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哲學、政治、軍事乃至曆法文字等等都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山東省博物館、臨沂文物組《山東臨沂西漢墓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等竹簡簡報》首次介紹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之後陸續發表的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所作的有關釋文。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銀雀山漢墓竹簡（壹）》1985年出版了該書的修訂版，同年出版的吳九龍所編的《銀雀山漢簡釋文》。

十、內蒙古額濟納漢邊塞遺址

此即所謂的居延新簡。1972年，由甘肅文化局等單位組成居延考古隊，沿額濟納河流域進行了全面的考古調查，獲得大批簡牘及實物。73、74年，分別對三處不同類型的遺址進行了全面地發掘，發掘面積4500平方米，出土簡牘19000餘枚。76年，該隊又於額濟納旗布肯託尼以北地區展開考古調查，獲木簡173枚。

居延新簡最顯著的特點是出土了大量的簡冊，其中甲渠候官22號房舍遺址保存的完整冊書最多，而且都是當時的實用檔案文件。據何雙全統計，居延新簡中能編聯的冊書達三百四十餘冊。主要的有：《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是一份民事訴訟案卷，內涵三分爰書以及一枚案卷標題碣。《劾狀》冊見十份以上，屬於起訴類文書。《建武八年三月以令祠社稷》冊，述官府發佈文告確定祠社稷日期及要求。《塞上烽火品約》冊，是東漢初年實行於居延都尉府所屬甲渠、殄北、三十井塞的燔舉烽火規約。《相利善劍》冊，介紹鑑定善劍惡劍的方法。《居延都尉吏奉》，是建武三年（27年）領河西五郡大將軍張掖屬國都尉竇融下達供給居延都尉下屬各級官吏俸祿的規定。《傳置道里簿》，詳述通往河西的二十個傳置的名稱及里程，對確定敦煌以東的交通路線有重大意義。

十一、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

1983年，湖北江陵張家山五座漢墓出土竹簡2787枚，內容包括《二年律令》、《奏讞書》、《蓋廬》、《脈書》、《引書》、《算數書》、《日書》、歷譜、遣冊等，內涵十分豐富，涉及西漢早期的律令、司法訴訟、醫學、導引、數學、軍事理論等方面內容，對於研究西漢社會狀況和科學技術的發達具有重要的價值。《二年律令》的發現，不僅使秦漢法律的對比研究成為可能，而且是系統研究漢、唐法律的關係及其對中國古代法律的影響也有重大的參考意義；而《奏讞書》則是秦漢司法制度的直接記錄，從中可以瞭解秦漢律的實施情況；《算數書》是我國最早的數學著作。

張家山漢簡最早公佈的是《脈書》和《引書》兩部醫學簡的釋文，部分內容可與馬王堆帛書相互印證。《文物》1993年第8期和1995年第3期相繼發表了《奏讞書》全部釋文，包含春秋至西漢時期的22個案例。2001年12月，學者期盼已久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一書終於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除了收錄已經公佈的幾種簡文外，還有第一次發表的《二年律令》和《蓋廬》兩種。特別是《二年律令》簡，包含了漢律的主要部分，內容涉及西漢社會、政治、軍事、經濟、地理等方面，對於當時的司法訴訟程序、法令文書格式、曆法、醫學及喪葬禮儀也有翔實的記錄，為研究西漢前期的法律制度、刑罰體系、民法原則及政治、經濟制度提供了最原始的資料，更是研究秦漢法律的異同、聯繫及其發展變化的極為重要的歷史文獻。詳細點說，今見於簡文的律令名稱有一部分與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所見同。而前者包含了漢律主體《盜律》《賊律》的內容，而後者並不包括。與《秦律十八種》的情形一樣，漢簡《二年律令》也是對當時適用律令的摘抄，並不是《九章律》的全部。

《奏獻書》兩百枚左右，是有關疑難案件的報告。大部分屬於漢高祖時期，部分為秦始皇時期，可以看出漢代法制是對秦志的繼承。另外有《脈書》，是關於人體經脈的學說。《引書》，是講述導引術的醫書，詳細說明導引的各種動作。

這一段時間內的主要研究作品: 李學勤先生寫了《〈奏讞書〉解說》（上）、（下）（《文物》1993年第8期、1995年第3期）兩文，認為《奏讞書》是議罪案例的彙集，其作用為供官吏審理案件時參考，或學吏者閱讀的文書程式。彭浩也寫了《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和《談〈奏讞書〉中秦代和東周時期的案例》（《文物》1995年第3期）兩文，對《奏讞書》中各案例的年代和文書格式作了說明，闡述了秦的乞鞫制度，西漢訴訟制度、錄囚制度、審訊程序等，並分析、梳理了秦代司法實踐和西漢法律的實際執行情況。高敏先生《漢初法律系全部繼承秦律說——讀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札記之一》（《秦漢史論叢》第六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一文，從文獻記載、蕭何制定漢律九章的時間、及《奏讞書》簡文三個方面，對傳統“漢承秦制”說法作了驗證，指出《奏讞書》所反映出來的漢律，全部繼承秦律而來，這是漢初法律的最大特點。

十二、甘肅敦煌漢懸泉驛遺址

1990年到1992年間，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敦煌甜水井附近的漢代懸泉置遺址進行了全面地清理髮掘。該遺址規模較大，發掘者認為這是建立在河西要道上的一處集傳遞郵件、傳達命令、接待賓客為一體的綜合機構，其建制相當於縣級，受所在郡直接領導，同時所在縣對它亦有部分的領導權。懸泉置遺址出土簡牘三萬五千餘枚，有字者兩萬三千餘枚，木簡為主。簡牘的內容非常豐富，含大量的詔書、官府通行文書等，擇其要者如：簡牘中有大量的通行證件——傳。從中可以看出其形式、用途、過往人員的身份及任務，以及不同級別的人乘車的狀況。懸泉置簡牘所見的律令大多殘斷，司法文書則相對完整。法律文書簡大約二十餘枚，大多未見律名，多少可以填補傳世古籍所缺。司法文書中最常見的是爰書，其中與船車、驛馬相關的爰書最多。再者為逮書——為追捕和羈押犯人所專設的文書。此外還有劾狀等訴狀。簿籍是常用的會計、統計賬簿及名冊。常見的名目有：《田簿》《入租簿》《平糴租稅簿》《出谷簿》《入錢簿》《出錢簿》《錢出入簿》《出傳車簿》《傳車簿》《器物簿》等等。其他的還有檔案典籍之類，其中典籍多破損。

十三、尹灣漢簡

1993年春，江蘇連雲港市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村發掘的西漢後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簡，經過整理和初步研究，這批竹簡共計有17種，大致包括：《集簿》、《東海郡屬縣鄉吏員定簿》、《東海郡吏員除名升遷簿》、《東海郡吏員考績簿》、《永始四年武庫兵車器集簿》、《神龜占卜法》、《元延元年、三年曆譜》、《元延三年日書》、《衣物疏》、《賻贈名簿》、《神烏傅（賦）》等，這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一批郡級行政文書檔案，為研究漢代上計制度、行政建置、吏員設置、官吏遷除、國家鹽鐵生產、國家兵器製造與貯存以及戶口、墾田等等，均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可以用來補充訂正《漢書》、《後漢書》等史籍記載的缺漏和訛誤，並據以判定前人有關研究的是非，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尹灣漢簡的主要內容：《集簿》木牘。所設項目近六十項，完整而成體系，都是當時朝廷必須掌握的情況，當屬國家統計所設項目。五方面內容：機構、行政區劃類；人員類，鄉三老、孝弟、力田數；縣、邑、侯國吏員數；戶口類；土地類，提封田數量，侯國的邑居園田等；錢穀類。每個方面通常又分為若干項。

十四、湖南長沙走馬樓吳簡

1996年，湖南長沙走馬樓J22遺址中發現數量達10萬餘枚三國吳簡，超過20世紀所發現簡牘的總和，時代大多屬於吳國嘉禾年間（公元232——238年），正是吳鼎盛之際。這批簡牘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從目前整理的一少部分看，其內容大體可以分為券書、官府文書、戶籍、名刺及帳籍五類，涉及賦稅、黃簿民籍、倉庫管理、錢糧出入、軍民屯田、往來書信等各個方面。

走馬樓三國吳簡出土後，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紛紛著文進行介紹、研究，特別是第一卷《嘉禾吏民田家莂（音別。古人把寫在竹簡帛上的契約從中剖開，雙方各執一半，用作憑證。）》於199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後，有關吳國賦稅、職官、倉儲制度的討論，有關戶籍人口制度管理的辨析，對簡牘文書及其某字、某詞的考證與探討，對這批簡牘埋藏原因的推究等，陸續刊登在各類報刊、雜誌上，國內掀起了一股研究熱潮，取得了一系列階段性成果。 （佚名）

臨沂漢簡《孫臏兵法》（圖續完）

1972年4月間，山東省博物館、臨沂文物組在臨沂銀雀山的西漢前期墓葬中,發掘出了書寫《孫子兵法》、《孫殯兵法》等古代重要兵法著作的大批竹簡。這次發現,在《孫子兵法》的研究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批竹簡揭示了我國古代兵學的發展狀況，其考古成果被列入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新中國３０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９０年代“新中國５０年影響最大的考古發現”之一；２１世紀初，又被評為“中國２０世紀１００項考古大發現”之一。

漢簡指中國兩漢時代遺留下來的簡牘。早在北周時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區發現過漢竹簡書，北宋人也曾在今甘肅等地獲得過東漢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