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互聯網上大紅，一直隱藏在深宮裡的鐘表、木器、織繡、青銅器等珍奇文物背後的修復師，第一次向普羅大眾展示了他們的工作日常。故宮古董鐘錶修復師亓昊楠與他的夫人、故宮紡織品文物修復組組長陳楊分別出現在第一、第二集當中。古老修復工藝引發的熱潮仍有餘溫。如何定義新時代的工匠精神？在故宮建成599年之際，這對故宮裡的年輕夫婦，向我們講述了他們的故事。
"隨著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互聯網上大紅，一直隱藏在深宮裡的鐘表、木器、織繡、青銅器等珍奇文物背後的修復師，第一次向普羅大眾展示了他們的工作日常。故宮古董鐘錶修復師亓昊楠與他的夫人、故宮紡織品文物修復組組長陳楊分別出現在第一、第二集當中。古老修復工藝引發的熱潮仍有餘溫。如何定義新時代的工匠精神？在故宮建成599年之際，這對故宮裡的年輕夫婦，向我們講述了他們的故事。
初入故宮的年輕人
放在今天，恐怕很少有人沒聽說過在故宮裡修鐘錶的王津和亓昊楠師徒。但在十多年前，當亓昊楠第一次踏入故宮文物修復組的時候，這裡卻是比象牙塔更不為外人知曉的所在。亓昊楠回想起自己當初報名到故宮修鐘錶，其實只是為了習得一技之長。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想在大學畢業之後，學得一門手藝，有一門技術傍身——“反正將來無論怎麼變化，文物總是需要有人修復的”，他也算是有了“吃飯的傢伙”。
在當時，無論是宮裡還是宮外，說起文物，大家首先想到和最重視的，當然是書畫和瓷器，古董鐘錶知道的人就比較少。亓昊楠自己在從事這項工作之前，對鐘錶的理解也僅限於“普通人手上戴的國產表，爺爺奶奶家裡掛的老座鐘，還有老一點的懷錶，到頭了……”直到進入宮裡之後，他才發現，原來“老祖宗”竟也收藏瞭如此多無價的鐘表。他還記得自己剛進修復組時，被眾多古董鍾環繞的場面所震撼。如果沒有後來的那部火遍大江南北的《我在故宮修文物》，恐怕絕大部分國人至今都難以體會那份感覺。
故宮裡的古董鐘錶雖然令人震撼，但修復的工作其實是相當枯燥且充滿挑戰的。首先是因為故宮裡的鐘表全都年代久遠，沒有現成的圖紙或是機械構造供參考，所以也就不具備太強的理論性，主要是靠跟著師傅邊幹邊學，積累經驗。再加上故宮中收藏的鐘表皆是以表演和觀賞性見長（皇帝並不在意具體的時間），所以修復的難點也都在複雜的聯動機制上，而非基礎的走時結構。
處於“菜鳥”階段時，將一臺古董鐘擺在亓昊楠面前，他只能勉強判斷出其中所包含的功能，至於該項功能是通過何種方式來實現，就完全沒有頭緒了。唯有在修復了足夠多的實物，積累了足夠豐富的經驗之後，才能做到憑一臺鐘錶的外觀，猜測出其內部的機械原理。
亓昊楠還記得，曾有一家臺灣公司想模仿故宮裡的荷花缸鍾，他們見過荷花缸鐘的外形，也知道它如何表演（荷花的花瓣可以張開），但不清楚內部的結構，就根據想象設計了一套聯動裝置來實現這個機制，結果與原本的結構大相徑庭，表演的效果也不甚理想。
而且，鐘錶的修復和其他文物的修復還不太一樣，它主要依靠“單兵作戰”。一臺古董鐘錶，從開始修復，到發現問題，到排除故障，再到組裝調試，整個過程是非常漫長的，也只有修復師自己心裡清楚鐘錶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其他人既感受不到，也不能參與其中。因為“如果是兩個人同時參與修復，他拆裝一部分，你拆裝一部分，最後在組裝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只有當破損的鐘表被從靜修到動，從死修到生，經過修復師的雙手恢復了最初的狀態，才算是完成了修復的任務。這個時候，當曾經殘破的鐘表能夠完好地運轉起來，讓其他人終於能看到實質上的修復成果，也是亓昊楠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和亓昊楠相比，他的夫人陳楊雖然同在文物修復組，但並沒有從一開始便走上師徒制的傳統模式。陳楊是2004年進的故宮，後來由她挑起大梁的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室卻是2009年才成立。剛進故宮的時候，按照故宮的實習期規定，為讓每個新進人員瞭解不同修復門類，陳楊在各個科室輪崗，在不同的工作室跟著不同的老師學習不同的修復技藝，從裱畫，到木器、漆器，甚至到實驗室跟著王允麗、王春蕾老師嘗試學習紡織品纖維材質檢測和保護工作。每個工作室兩週的學習，她都有所涉獵。不過陳楊最擅長、最感興趣的，還是做紡織品文物的傳統修復工作，這也促使她利用幾年的時間四處學藝，從北京到蘇州，從蘇州到杭州，不停的學習讓她結識了不同的老師，所以她說“我的師傅有很多，在幾年的學藝道路上，也有很多想感謝的人……”。
"隨著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互聯網上大紅，一直隱藏在深宮裡的鐘表、木器、織繡、青銅器等珍奇文物背後的修復師，第一次向普羅大眾展示了他們的工作日常。故宮古董鐘錶修復師亓昊楠與他的夫人、故宮紡織品文物修復組組長陳楊分別出現在第一、第二集當中。古老修復工藝引發的熱潮仍有餘溫。如何定義新時代的工匠精神？在故宮建成599年之際，這對故宮裡的年輕夫婦，向我們講述了他們的故事。
初入故宮的年輕人
放在今天，恐怕很少有人沒聽說過在故宮裡修鐘錶的王津和亓昊楠師徒。但在十多年前，當亓昊楠第一次踏入故宮文物修復組的時候，這裡卻是比象牙塔更不為外人知曉的所在。亓昊楠回想起自己當初報名到故宮修鐘錶，其實只是為了習得一技之長。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想在大學畢業之後，學得一門手藝，有一門技術傍身——“反正將來無論怎麼變化，文物總是需要有人修復的”，他也算是有了“吃飯的傢伙”。
在當時，無論是宮裡還是宮外，說起文物，大家首先想到和最重視的，當然是書畫和瓷器，古董鐘錶知道的人就比較少。亓昊楠自己在從事這項工作之前，對鐘錶的理解也僅限於“普通人手上戴的國產表，爺爺奶奶家裡掛的老座鐘，還有老一點的懷錶，到頭了……”直到進入宮裡之後，他才發現，原來“老祖宗”竟也收藏瞭如此多無價的鐘表。他還記得自己剛進修復組時，被眾多古董鍾環繞的場面所震撼。如果沒有後來的那部火遍大江南北的《我在故宮修文物》，恐怕絕大部分國人至今都難以體會那份感覺。
故宮裡的古董鐘錶雖然令人震撼，但修復的工作其實是相當枯燥且充滿挑戰的。首先是因為故宮裡的鐘表全都年代久遠，沒有現成的圖紙或是機械構造供參考，所以也就不具備太強的理論性，主要是靠跟著師傅邊幹邊學，積累經驗。再加上故宮中收藏的鐘表皆是以表演和觀賞性見長（皇帝並不在意具體的時間），所以修復的難點也都在複雜的聯動機制上，而非基礎的走時結構。
處於“菜鳥”階段時，將一臺古董鐘擺在亓昊楠面前，他只能勉強判斷出其中所包含的功能，至於該項功能是通過何種方式來實現，就完全沒有頭緒了。唯有在修復了足夠多的實物，積累了足夠豐富的經驗之後，才能做到憑一臺鐘錶的外觀，猜測出其內部的機械原理。
亓昊楠還記得，曾有一家臺灣公司想模仿故宮裡的荷花缸鍾，他們見過荷花缸鐘的外形，也知道它如何表演（荷花的花瓣可以張開），但不清楚內部的結構，就根據想象設計了一套聯動裝置來實現這個機制，結果與原本的結構大相徑庭，表演的效果也不甚理想。
而且，鐘錶的修復和其他文物的修復還不太一樣，它主要依靠“單兵作戰”。一臺古董鐘錶，從開始修復，到發現問題，到排除故障，再到組裝調試，整個過程是非常漫長的，也只有修復師自己心裡清楚鐘錶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其他人既感受不到，也不能參與其中。因為“如果是兩個人同時參與修復，他拆裝一部分，你拆裝一部分，最後在組裝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只有當破損的鐘表被從靜修到動，從死修到生，經過修復師的雙手恢復了最初的狀態，才算是完成了修復的任務。這個時候，當曾經殘破的鐘表能夠完好地運轉起來，讓其他人終於能看到實質上的修復成果，也是亓昊楠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和亓昊楠相比，他的夫人陳楊雖然同在文物修復組，但並沒有從一開始便走上師徒制的傳統模式。陳楊是2004年進的故宮，後來由她挑起大梁的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室卻是2009年才成立。剛進故宮的時候，按照故宮的實習期規定，為讓每個新進人員瞭解不同修復門類，陳楊在各個科室輪崗，在不同的工作室跟著不同的老師學習不同的修復技藝，從裱畫，到木器、漆器，甚至到實驗室跟著王允麗、王春蕾老師嘗試學習紡織品纖維材質檢測和保護工作。每個工作室兩週的學習，她都有所涉獵。不過陳楊最擅長、最感興趣的，還是做紡織品文物的傳統修復工作，這也促使她利用幾年的時間四處學藝，從北京到蘇州，從蘇州到杭州，不停的學習讓她結識了不同的老師，所以她說“我的師傅有很多，在幾年的學藝道路上，也有很多想感謝的人……”。
不斷創新的堅守者
在故宮裡，十幾年來只做著鐘錶修復這同一件事情，亓昊楠覺得首先需要的是對鐘錶的熱愛，其次是能坐得住，也就是要有耐心和恆心。因為修復過程中會遇到不同方面的問題，而且很多都是遇到之後不會馬上就能解決的，往往需要一個長期的探索、實踐、失敗然後再重新開始探索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最難的還不是把故障修好，而且在修好之後的調試步驟上。
儘管隨著亓昊楠修復過的鐘表越來越多，積累的經驗越來越豐富，也能夠預見到哪裡可能出現問題，但將如此眾多的零件組裝起來，在實際進行調試的時候，仍舊會遇到：明明已經解決了故障，可鍾就是走得不準；或者聯動裝置上出現了問題。接下來就是漫長的“試錯”過程，直至把原因找出來，這個過程是最為枯燥的。
在工作到第五六個年頭的時候，亓昊楠遇到了一個瓶頸期，思想出現了些許波動：因為長期從事重複性的工作，他也想去外面看看，瞭解一下別的工作環境和行業狀況。最終，出於對鐘錶的熱愛以及對於悉心培養自己的王津師傅的感激和崇拜，他還是選擇留了下來。王津師傅從16歲開始修鐘錶，一修就是40多年，他挽留亓昊楠的理由也很簡單：“既然選擇一個行業，都幹了這麼長的時間，還是能堅持下去最好。”師徒二人就此開始了又一段與鐘錶運行的嘀嗒和報時聲相伴的生活。也正是在這一階段，亓昊楠與他的夫人陳楊走到了一起。
故宮博物院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在此地的工作環境是相對封閉的，大家都是每天上班就扎進自己的工作室裡，接觸的圈子也比較小。而亓昊楠和陳楊這兩名幾乎同齡的年輕人，正好處在同一個部門內不同的科組，時間長了就產生了類似辦公室戀情的感覺。當時文物修復組還位於老院落中，亓昊楠和陳楊雖屬不同的科室，但卻是在同一片院落內。大家熟悉了之後，下班後也經常在一起活動，彼此都感覺比較投緣，就慢慢走在了一起。
"隨著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互聯網上大紅，一直隱藏在深宮裡的鐘表、木器、織繡、青銅器等珍奇文物背後的修復師，第一次向普羅大眾展示了他們的工作日常。故宮古董鐘錶修復師亓昊楠與他的夫人、故宮紡織品文物修復組組長陳楊分別出現在第一、第二集當中。古老修復工藝引發的熱潮仍有餘溫。如何定義新時代的工匠精神？在故宮建成599年之際，這對故宮裡的年輕夫婦，向我們講述了他們的故事。
初入故宮的年輕人
放在今天，恐怕很少有人沒聽說過在故宮裡修鐘錶的王津和亓昊楠師徒。但在十多年前，當亓昊楠第一次踏入故宮文物修復組的時候，這裡卻是比象牙塔更不為外人知曉的所在。亓昊楠回想起自己當初報名到故宮修鐘錶，其實只是為了習得一技之長。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想在大學畢業之後，學得一門手藝，有一門技術傍身——“反正將來無論怎麼變化，文物總是需要有人修復的”，他也算是有了“吃飯的傢伙”。
在當時，無論是宮裡還是宮外，說起文物，大家首先想到和最重視的，當然是書畫和瓷器，古董鐘錶知道的人就比較少。亓昊楠自己在從事這項工作之前，對鐘錶的理解也僅限於“普通人手上戴的國產表，爺爺奶奶家裡掛的老座鐘，還有老一點的懷錶，到頭了……”直到進入宮裡之後，他才發現，原來“老祖宗”竟也收藏瞭如此多無價的鐘表。他還記得自己剛進修復組時，被眾多古董鍾環繞的場面所震撼。如果沒有後來的那部火遍大江南北的《我在故宮修文物》，恐怕絕大部分國人至今都難以體會那份感覺。
故宮裡的古董鐘錶雖然令人震撼，但修復的工作其實是相當枯燥且充滿挑戰的。首先是因為故宮裡的鐘表全都年代久遠，沒有現成的圖紙或是機械構造供參考，所以也就不具備太強的理論性，主要是靠跟著師傅邊幹邊學，積累經驗。再加上故宮中收藏的鐘表皆是以表演和觀賞性見長（皇帝並不在意具體的時間），所以修復的難點也都在複雜的聯動機制上，而非基礎的走時結構。
處於“菜鳥”階段時，將一臺古董鐘擺在亓昊楠面前，他只能勉強判斷出其中所包含的功能，至於該項功能是通過何種方式來實現，就完全沒有頭緒了。唯有在修復了足夠多的實物，積累了足夠豐富的經驗之後，才能做到憑一臺鐘錶的外觀，猜測出其內部的機械原理。
亓昊楠還記得，曾有一家臺灣公司想模仿故宮裡的荷花缸鍾，他們見過荷花缸鐘的外形，也知道它如何表演（荷花的花瓣可以張開），但不清楚內部的結構，就根據想象設計了一套聯動裝置來實現這個機制，結果與原本的結構大相徑庭，表演的效果也不甚理想。
而且，鐘錶的修復和其他文物的修復還不太一樣，它主要依靠“單兵作戰”。一臺古董鐘錶，從開始修復，到發現問題，到排除故障，再到組裝調試，整個過程是非常漫長的，也只有修復師自己心裡清楚鐘錶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其他人既感受不到，也不能參與其中。因為“如果是兩個人同時參與修復，他拆裝一部分，你拆裝一部分，最後在組裝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只有當破損的鐘表被從靜修到動，從死修到生，經過修復師的雙手恢復了最初的狀態，才算是完成了修復的任務。這個時候，當曾經殘破的鐘表能夠完好地運轉起來，讓其他人終於能看到實質上的修復成果，也是亓昊楠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和亓昊楠相比，他的夫人陳楊雖然同在文物修復組，但並沒有從一開始便走上師徒制的傳統模式。陳楊是2004年進的故宮，後來由她挑起大梁的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室卻是2009年才成立。剛進故宮的時候，按照故宮的實習期規定，為讓每個新進人員瞭解不同修復門類，陳楊在各個科室輪崗，在不同的工作室跟著不同的老師學習不同的修復技藝，從裱畫，到木器、漆器，甚至到實驗室跟著王允麗、王春蕾老師嘗試學習紡織品纖維材質檢測和保護工作。每個工作室兩週的學習，她都有所涉獵。不過陳楊最擅長、最感興趣的，還是做紡織品文物的傳統修復工作，這也促使她利用幾年的時間四處學藝，從北京到蘇州，從蘇州到杭州，不停的學習讓她結識了不同的老師，所以她說“我的師傅有很多，在幾年的學藝道路上，也有很多想感謝的人……”。
不斷創新的堅守者
在故宮裡，十幾年來只做著鐘錶修復這同一件事情，亓昊楠覺得首先需要的是對鐘錶的熱愛，其次是能坐得住，也就是要有耐心和恆心。因為修復過程中會遇到不同方面的問題，而且很多都是遇到之後不會馬上就能解決的，往往需要一個長期的探索、實踐、失敗然後再重新開始探索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最難的還不是把故障修好，而且在修好之後的調試步驟上。
儘管隨著亓昊楠修復過的鐘表越來越多，積累的經驗越來越豐富，也能夠預見到哪裡可能出現問題，但將如此眾多的零件組裝起來，在實際進行調試的時候，仍舊會遇到：明明已經解決了故障，可鍾就是走得不準；或者聯動裝置上出現了問題。接下來就是漫長的“試錯”過程，直至把原因找出來，這個過程是最為枯燥的。
在工作到第五六個年頭的時候，亓昊楠遇到了一個瓶頸期，思想出現了些許波動：因為長期從事重複性的工作，他也想去外面看看，瞭解一下別的工作環境和行業狀況。最終，出於對鐘錶的熱愛以及對於悉心培養自己的王津師傅的感激和崇拜，他還是選擇留了下來。王津師傅從16歲開始修鐘錶，一修就是40多年，他挽留亓昊楠的理由也很簡單：“既然選擇一個行業，都幹了這麼長的時間，還是能堅持下去最好。”師徒二人就此開始了又一段與鐘錶運行的嘀嗒和報時聲相伴的生活。也正是在這一階段，亓昊楠與他的夫人陳楊走到了一起。
故宮博物院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在此地的工作環境是相對封閉的，大家都是每天上班就扎進自己的工作室裡，接觸的圈子也比較小。而亓昊楠和陳楊這兩名幾乎同齡的年輕人，正好處在同一個部門內不同的科組，時間長了就產生了類似辦公室戀情的感覺。當時文物修復組還位於老院落中，亓昊楠和陳楊雖屬不同的科室，但卻是在同一片院落內。大家熟悉了之後，下班後也經常在一起活動，彼此都感覺比較投緣，就慢慢走在了一起。
對於如今我們經常提到的工匠精神，亓昊楠可謂相當有發言權，“就是做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然後爭取一直堅持下去，保持一份最高的熱情。”亓昊楠很自然地聯想到了他正在修復的廣州鐘錶麒麟獻壽鍾，這可能是他從業以來遇見的最複雜的一件。
鐘的底部是動力系統和音樂（俗稱的八音盒）裝置，中層裝有三隻猴子，其中兩隻可做出跪拜的動作，中間的大猴子是從捲簾門裡走出來之後再雙膝跪地，同時手捧的壽桃打開；禮畢後壽桃合攏，猴子退回捲簾門內，捲簾門再放下。最上面一層為麒麟馱書，麒麟的腦袋和尾巴是可以運動旋轉的，還有一根從鍾底部貫穿到麒麟馱的書頂上的傳動軸，帶動上面放的轉花表。鐘的層數越多，表演功能越多，複雜程度自然也就越高，在調試過程中也就會出現更多的問題。比如一個齒輪與另外一個齒輪差出了兩個齒的角度，就會導致猴子還沒從捲簾門裡出來就開始跪拜了，所以需要反覆進行調試。
連續十幾年下來，尤其是在《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片子火了之後，亓昊楠的鐘表修復人生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比如說原來就是他和師傅兩個人，根本招不上人來，現在有許多人希望瞭解古董鍾神奇的機械結構，想從事這項工作。《我在故宮修文物》播出之後的第二年就有一萬多人“報考”故宮，其中大部分是想報文物修復，而鐘錶修復又佔了很高的比例。
在2017年前後，鐘錶室招了一位“海歸”的博士，是在芬蘭學機械專業的，也是目前鐘錶室學歷最高的。王津師傅則從故宮內部挖掘潛力，收了一名學珠寶鑲嵌的女研究生。亓昊楠也於近兩年收了一位主攻木器雕塑的研究生和一位主攻木器佛像的研究生，師徒幾人的專業範圍涵蓋了機械結構（機芯）、鑲嵌、雕塑、漆器等各個古董鐘錶相關的工藝領域，能夠分門別類，從內到外，將古董鐘錶各個方面的問題完善解決。
具體到文物修復的方式方法上，以亓昊楠為主導，鐘錶室也做了許多創新。因為年輕人的學歷比老一輩人要更高，也接觸到了更多數字化和多媒體的技術和應用，所以想法也更多，為傳統的文物修復打開了一片新天地。譬如說，前文中介紹的鐘表的修復過程十分漫長，一臺古董鍾平均也需要兩三個月。
如今，鐘錶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物修復方案，將文物的修前、修中、修後的狀態實時拍攝記錄下來並歸檔，將比較重要的步驟在這個方案裡全部體現了出來。而且在鐘錶修復之前還會做一個科技保護監測，確保萬無一失。此外，古董鐘的內部零件經常會有損壞、遺失的情況，過去故宮裡使用的是老式的開齒機，憑修復師的經驗手動開出輪齒。如今發展出精確的3D掃描，還有數控機床、機械車床，大大提高了鐘錶修復的效率以及齒輪的精準度。
其實，外界對故宮一直存在著誤解，以為在故宮裡從事研究的人都是過去的那種老知識分子，一副老學究的樣子。亓昊楠特別糾正，隨著如今社會的發展，觀念的改變，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斷加入他們的團隊。而且故宮裡也有不少像亓昊楠夫妻倆一樣“內部解決”的，他們倆並不算是典型案例。
過去亓昊楠熱衷於旅遊，總是希望利用節假日的時間四處去看一看，增長閱歷和見識。但隨著從事鐘錶修復的時間久了，性子被磨得不那麼急了，變得越來越喜靜。如今亓昊楠夫妻倆也像絕大部分中國家庭一樣，工作以外的生活主要是圍繞著孩子。在有空閒的時間，亓昊楠更願意“宅在家裡”，看一看鐘表機械相關的書籍，或者是寫一些文章，在這方面，夫妻倆也很有共同語言。
"隨著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互聯網上大紅，一直隱藏在深宮裡的鐘表、木器、織繡、青銅器等珍奇文物背後的修復師，第一次向普羅大眾展示了他們的工作日常。故宮古董鐘錶修復師亓昊楠與他的夫人、故宮紡織品文物修復組組長陳楊分別出現在第一、第二集當中。古老修復工藝引發的熱潮仍有餘溫。如何定義新時代的工匠精神？在故宮建成599年之際，這對故宮裡的年輕夫婦，向我們講述了他們的故事。
初入故宮的年輕人
放在今天，恐怕很少有人沒聽說過在故宮裡修鐘錶的王津和亓昊楠師徒。但在十多年前，當亓昊楠第一次踏入故宮文物修復組的時候，這裡卻是比象牙塔更不為外人知曉的所在。亓昊楠回想起自己當初報名到故宮修鐘錶，其實只是為了習得一技之長。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想在大學畢業之後，學得一門手藝，有一門技術傍身——“反正將來無論怎麼變化，文物總是需要有人修復的”，他也算是有了“吃飯的傢伙”。
在當時，無論是宮裡還是宮外，說起文物，大家首先想到和最重視的，當然是書畫和瓷器，古董鐘錶知道的人就比較少。亓昊楠自己在從事這項工作之前，對鐘錶的理解也僅限於“普通人手上戴的國產表，爺爺奶奶家裡掛的老座鐘，還有老一點的懷錶，到頭了……”直到進入宮裡之後，他才發現，原來“老祖宗”竟也收藏瞭如此多無價的鐘表。他還記得自己剛進修復組時，被眾多古董鍾環繞的場面所震撼。如果沒有後來的那部火遍大江南北的《我在故宮修文物》，恐怕絕大部分國人至今都難以體會那份感覺。
故宮裡的古董鐘錶雖然令人震撼，但修復的工作其實是相當枯燥且充滿挑戰的。首先是因為故宮裡的鐘表全都年代久遠，沒有現成的圖紙或是機械構造供參考，所以也就不具備太強的理論性，主要是靠跟著師傅邊幹邊學，積累經驗。再加上故宮中收藏的鐘表皆是以表演和觀賞性見長（皇帝並不在意具體的時間），所以修復的難點也都在複雜的聯動機制上，而非基礎的走時結構。
處於“菜鳥”階段時，將一臺古董鐘擺在亓昊楠面前，他只能勉強判斷出其中所包含的功能，至於該項功能是通過何種方式來實現，就完全沒有頭緒了。唯有在修復了足夠多的實物，積累了足夠豐富的經驗之後，才能做到憑一臺鐘錶的外觀，猜測出其內部的機械原理。
亓昊楠還記得，曾有一家臺灣公司想模仿故宮裡的荷花缸鍾，他們見過荷花缸鐘的外形，也知道它如何表演（荷花的花瓣可以張開），但不清楚內部的結構，就根據想象設計了一套聯動裝置來實現這個機制，結果與原本的結構大相徑庭，表演的效果也不甚理想。
而且，鐘錶的修復和其他文物的修復還不太一樣，它主要依靠“單兵作戰”。一臺古董鐘錶，從開始修復，到發現問題，到排除故障，再到組裝調試，整個過程是非常漫長的，也只有修復師自己心裡清楚鐘錶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其他人既感受不到，也不能參與其中。因為“如果是兩個人同時參與修復，他拆裝一部分，你拆裝一部分，最後在組裝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只有當破損的鐘表被從靜修到動，從死修到生，經過修復師的雙手恢復了最初的狀態，才算是完成了修復的任務。這個時候，當曾經殘破的鐘表能夠完好地運轉起來，讓其他人終於能看到實質上的修復成果，也是亓昊楠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和亓昊楠相比，他的夫人陳楊雖然同在文物修復組，但並沒有從一開始便走上師徒制的傳統模式。陳楊是2004年進的故宮，後來由她挑起大梁的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室卻是2009年才成立。剛進故宮的時候，按照故宮的實習期規定，為讓每個新進人員瞭解不同修復門類，陳楊在各個科室輪崗，在不同的工作室跟著不同的老師學習不同的修復技藝，從裱畫，到木器、漆器，甚至到實驗室跟著王允麗、王春蕾老師嘗試學習紡織品纖維材質檢測和保護工作。每個工作室兩週的學習，她都有所涉獵。不過陳楊最擅長、最感興趣的，還是做紡織品文物的傳統修復工作，這也促使她利用幾年的時間四處學藝，從北京到蘇州，從蘇州到杭州，不停的學習讓她結識了不同的老師，所以她說“我的師傅有很多，在幾年的學藝道路上，也有很多想感謝的人……”。
不斷創新的堅守者
在故宮裡，十幾年來只做著鐘錶修復這同一件事情，亓昊楠覺得首先需要的是對鐘錶的熱愛，其次是能坐得住，也就是要有耐心和恆心。因為修復過程中會遇到不同方面的問題，而且很多都是遇到之後不會馬上就能解決的，往往需要一個長期的探索、實踐、失敗然後再重新開始探索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最難的還不是把故障修好，而且在修好之後的調試步驟上。
儘管隨著亓昊楠修復過的鐘表越來越多，積累的經驗越來越豐富，也能夠預見到哪裡可能出現問題，但將如此眾多的零件組裝起來，在實際進行調試的時候，仍舊會遇到：明明已經解決了故障，可鍾就是走得不準；或者聯動裝置上出現了問題。接下來就是漫長的“試錯”過程，直至把原因找出來，這個過程是最為枯燥的。
在工作到第五六個年頭的時候，亓昊楠遇到了一個瓶頸期，思想出現了些許波動：因為長期從事重複性的工作，他也想去外面看看，瞭解一下別的工作環境和行業狀況。最終，出於對鐘錶的熱愛以及對於悉心培養自己的王津師傅的感激和崇拜，他還是選擇留了下來。王津師傅從16歲開始修鐘錶，一修就是40多年，他挽留亓昊楠的理由也很簡單：“既然選擇一個行業，都幹了這麼長的時間，還是能堅持下去最好。”師徒二人就此開始了又一段與鐘錶運行的嘀嗒和報時聲相伴的生活。也正是在這一階段，亓昊楠與他的夫人陳楊走到了一起。
故宮博物院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在此地的工作環境是相對封閉的，大家都是每天上班就扎進自己的工作室裡，接觸的圈子也比較小。而亓昊楠和陳楊這兩名幾乎同齡的年輕人，正好處在同一個部門內不同的科組，時間長了就產生了類似辦公室戀情的感覺。當時文物修復組還位於老院落中，亓昊楠和陳楊雖屬不同的科室，但卻是在同一片院落內。大家熟悉了之後，下班後也經常在一起活動，彼此都感覺比較投緣，就慢慢走在了一起。
對於如今我們經常提到的工匠精神，亓昊楠可謂相當有發言權，“就是做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然後爭取一直堅持下去，保持一份最高的熱情。”亓昊楠很自然地聯想到了他正在修復的廣州鐘錶麒麟獻壽鍾，這可能是他從業以來遇見的最複雜的一件。
鐘的底部是動力系統和音樂（俗稱的八音盒）裝置，中層裝有三隻猴子，其中兩隻可做出跪拜的動作，中間的大猴子是從捲簾門裡走出來之後再雙膝跪地，同時手捧的壽桃打開；禮畢後壽桃合攏，猴子退回捲簾門內，捲簾門再放下。最上面一層為麒麟馱書，麒麟的腦袋和尾巴是可以運動旋轉的，還有一根從鍾底部貫穿到麒麟馱的書頂上的傳動軸，帶動上面放的轉花表。鐘的層數越多，表演功能越多，複雜程度自然也就越高，在調試過程中也就會出現更多的問題。比如一個齒輪與另外一個齒輪差出了兩個齒的角度，就會導致猴子還沒從捲簾門裡出來就開始跪拜了，所以需要反覆進行調試。
連續十幾年下來，尤其是在《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片子火了之後，亓昊楠的鐘表修復人生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比如說原來就是他和師傅兩個人，根本招不上人來，現在有許多人希望瞭解古董鍾神奇的機械結構，想從事這項工作。《我在故宮修文物》播出之後的第二年就有一萬多人“報考”故宮，其中大部分是想報文物修復，而鐘錶修復又佔了很高的比例。
在2017年前後，鐘錶室招了一位“海歸”的博士，是在芬蘭學機械專業的，也是目前鐘錶室學歷最高的。王津師傅則從故宮內部挖掘潛力，收了一名學珠寶鑲嵌的女研究生。亓昊楠也於近兩年收了一位主攻木器雕塑的研究生和一位主攻木器佛像的研究生，師徒幾人的專業範圍涵蓋了機械結構（機芯）、鑲嵌、雕塑、漆器等各個古董鐘錶相關的工藝領域，能夠分門別類，從內到外，將古董鐘錶各個方面的問題完善解決。
具體到文物修復的方式方法上，以亓昊楠為主導，鐘錶室也做了許多創新。因為年輕人的學歷比老一輩人要更高，也接觸到了更多數字化和多媒體的技術和應用，所以想法也更多，為傳統的文物修復打開了一片新天地。譬如說，前文中介紹的鐘表的修復過程十分漫長，一臺古董鍾平均也需要兩三個月。
如今，鐘錶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物修復方案，將文物的修前、修中、修後的狀態實時拍攝記錄下來並歸檔，將比較重要的步驟在這個方案裡全部體現了出來。而且在鐘錶修復之前還會做一個科技保護監測，確保萬無一失。此外，古董鐘的內部零件經常會有損壞、遺失的情況，過去故宮裡使用的是老式的開齒機，憑修復師的經驗手動開出輪齒。如今發展出精確的3D掃描，還有數控機床、機械車床，大大提高了鐘錶修復的效率以及齒輪的精準度。
其實，外界對故宮一直存在著誤解，以為在故宮裡從事研究的人都是過去的那種老知識分子，一副老學究的樣子。亓昊楠特別糾正，隨著如今社會的發展，觀念的改變，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斷加入他們的團隊。而且故宮裡也有不少像亓昊楠夫妻倆一樣“內部解決”的，他們倆並不算是典型案例。
過去亓昊楠熱衷於旅遊，總是希望利用節假日的時間四處去看一看，增長閱歷和見識。但隨著從事鐘錶修復的時間久了，性子被磨得不那麼急了，變得越來越喜靜。如今亓昊楠夫妻倆也像絕大部分中國家庭一樣，工作以外的生活主要是圍繞著孩子。在有空閒的時間，亓昊楠更願意“宅在家裡”，看一看鐘表機械相關的書籍，或者是寫一些文章，在這方面，夫妻倆也很有共同語言。
亓昊楠：暮鼓晨鐘 聲揚宮外
亓昊楠和陳楊夫婦每天通常是6點15起床，6點50出門，7點半左右到故宮。然後收拾整理一下，8點多就進工作室，開始一天的工作。如果沒有什麼特殊任務，他們通常不會加班。
故宮裡的鐘表修復雖然沒有所謂的KPI（關鍵績效指標）一說，但每年也有一定的任務額度。目前，故宮裡館藏的鐘表大約為1500餘件，涵蓋了英國、法國、瑞士、清宮造鐘處以及廣州造鐘處的作品。在經過了四代故宮鐘錶修復師長達數十載的默默付出之後，業已恢復且保持完好的大概有1000多件。還有約500保存在庫房中，屬於破損程度比較嚴重的。因為過去修復都是選擇把握相對較高、容易修好的，剩下的往往就是更大型、結構複雜和難度高的。但如果能將這些大型作品復原如初，自然能夠讓人感受到更強的視覺衝擊力。
近年來，故宮承擔了不少涉外或是與國內其他博物館合作的修復展覽項目。每次要外出展覽時，都需要對展品重新做一次日常的維護保養，並挑選幾件壓軸的作品進行重點修復。即便近期沒有展覽，亓昊楠他們也會修復一定數量的庫存鐘錶，而不會停滯不前。
在去年年底，故宮與香港科技館聯合舉辦的鐘表修復專題展，一直展出到了今年的4月10日。亓昊楠所在的故宮鐘錶修復組幾乎為此奮戰了一整年，對展出的120件鐘表進行了維護保養，包括對內部機芯的清潔，並且徹底拆解了其中6座需要開動表演的作品，進行細緻的清洗、修復、調試。
今年，香港科技館將迎來一場更為盛大的故宮文物醫院各個門類的修復成果展，鐘錶組仍將承擔6座古董鐘的開動表演。這6座古董鍾是精心挑選而出的，有兩件英國鐘錶，三件廣州造鐘處出品，還有一件清宮造鐘處自己做的，基本都是清朝乾隆時期的。鐘錶組目前正在緊張的籌備當中。
另外一項始終在推進的工作，是故宮與其他兄弟單位的合作項目。從2017年起，便由故宮牽頭舉辦了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董鐘錶培訓班，從全國凡是有鐘錶的博物館裡，包括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南京博物院、瀋陽故宮博物院、廣州省博和廣州市博，各挑選出了一位修復人員進行培養，這6家博物館就培養了6位鐘錶修復師。現在他們均已返回到各自的館院，挑起了鐘錶修復的大梁，其中王津師傅的兒子就在頤和園工作。
"隨著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互聯網上大紅，一直隱藏在深宮裡的鐘表、木器、織繡、青銅器等珍奇文物背後的修復師，第一次向普羅大眾展示了他們的工作日常。故宮古董鐘錶修復師亓昊楠與他的夫人、故宮紡織品文物修復組組長陳楊分別出現在第一、第二集當中。古老修復工藝引發的熱潮仍有餘溫。如何定義新時代的工匠精神？在故宮建成599年之際，這對故宮裡的年輕夫婦，向我們講述了他們的故事。
初入故宮的年輕人
放在今天，恐怕很少有人沒聽說過在故宮裡修鐘錶的王津和亓昊楠師徒。但在十多年前，當亓昊楠第一次踏入故宮文物修復組的時候，這裡卻是比象牙塔更不為外人知曉的所在。亓昊楠回想起自己當初報名到故宮修鐘錶，其實只是為了習得一技之長。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想在大學畢業之後，學得一門手藝，有一門技術傍身——“反正將來無論怎麼變化，文物總是需要有人修復的”，他也算是有了“吃飯的傢伙”。
在當時，無論是宮裡還是宮外，說起文物，大家首先想到和最重視的，當然是書畫和瓷器，古董鐘錶知道的人就比較少。亓昊楠自己在從事這項工作之前，對鐘錶的理解也僅限於“普通人手上戴的國產表，爺爺奶奶家裡掛的老座鐘，還有老一點的懷錶，到頭了……”直到進入宮裡之後，他才發現，原來“老祖宗”竟也收藏瞭如此多無價的鐘表。他還記得自己剛進修復組時，被眾多古董鍾環繞的場面所震撼。如果沒有後來的那部火遍大江南北的《我在故宮修文物》，恐怕絕大部分國人至今都難以體會那份感覺。
故宮裡的古董鐘錶雖然令人震撼，但修復的工作其實是相當枯燥且充滿挑戰的。首先是因為故宮裡的鐘表全都年代久遠，沒有現成的圖紙或是機械構造供參考，所以也就不具備太強的理論性，主要是靠跟著師傅邊幹邊學，積累經驗。再加上故宮中收藏的鐘表皆是以表演和觀賞性見長（皇帝並不在意具體的時間），所以修復的難點也都在複雜的聯動機制上，而非基礎的走時結構。
處於“菜鳥”階段時，將一臺古董鐘擺在亓昊楠面前，他只能勉強判斷出其中所包含的功能，至於該項功能是通過何種方式來實現，就完全沒有頭緒了。唯有在修復了足夠多的實物，積累了足夠豐富的經驗之後，才能做到憑一臺鐘錶的外觀，猜測出其內部的機械原理。
亓昊楠還記得，曾有一家臺灣公司想模仿故宮裡的荷花缸鍾，他們見過荷花缸鐘的外形，也知道它如何表演（荷花的花瓣可以張開），但不清楚內部的結構，就根據想象設計了一套聯動裝置來實現這個機制，結果與原本的結構大相徑庭，表演的效果也不甚理想。
而且，鐘錶的修復和其他文物的修復還不太一樣，它主要依靠“單兵作戰”。一臺古董鐘錶，從開始修復，到發現問題，到排除故障，再到組裝調試，整個過程是非常漫長的，也只有修復師自己心裡清楚鐘錶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其他人既感受不到，也不能參與其中。因為“如果是兩個人同時參與修復，他拆裝一部分，你拆裝一部分，最後在組裝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只有當破損的鐘表被從靜修到動，從死修到生，經過修復師的雙手恢復了最初的狀態，才算是完成了修復的任務。這個時候，當曾經殘破的鐘表能夠完好地運轉起來，讓其他人終於能看到實質上的修復成果，也是亓昊楠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和亓昊楠相比，他的夫人陳楊雖然同在文物修復組，但並沒有從一開始便走上師徒制的傳統模式。陳楊是2004年進的故宮，後來由她挑起大梁的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室卻是2009年才成立。剛進故宮的時候，按照故宮的實習期規定，為讓每個新進人員瞭解不同修復門類，陳楊在各個科室輪崗，在不同的工作室跟著不同的老師學習不同的修復技藝，從裱畫，到木器、漆器，甚至到實驗室跟著王允麗、王春蕾老師嘗試學習紡織品纖維材質檢測和保護工作。每個工作室兩週的學習，她都有所涉獵。不過陳楊最擅長、最感興趣的，還是做紡織品文物的傳統修復工作，這也促使她利用幾年的時間四處學藝，從北京到蘇州，從蘇州到杭州，不停的學習讓她結識了不同的老師，所以她說“我的師傅有很多，在幾年的學藝道路上，也有很多想感謝的人……”。
不斷創新的堅守者
在故宮裡，十幾年來只做著鐘錶修復這同一件事情，亓昊楠覺得首先需要的是對鐘錶的熱愛，其次是能坐得住，也就是要有耐心和恆心。因為修復過程中會遇到不同方面的問題，而且很多都是遇到之後不會馬上就能解決的，往往需要一個長期的探索、實踐、失敗然後再重新開始探索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最難的還不是把故障修好，而且在修好之後的調試步驟上。
儘管隨著亓昊楠修復過的鐘表越來越多，積累的經驗越來越豐富，也能夠預見到哪裡可能出現問題，但將如此眾多的零件組裝起來，在實際進行調試的時候，仍舊會遇到：明明已經解決了故障，可鍾就是走得不準；或者聯動裝置上出現了問題。接下來就是漫長的“試錯”過程，直至把原因找出來，這個過程是最為枯燥的。
在工作到第五六個年頭的時候，亓昊楠遇到了一個瓶頸期，思想出現了些許波動：因為長期從事重複性的工作，他也想去外面看看，瞭解一下別的工作環境和行業狀況。最終，出於對鐘錶的熱愛以及對於悉心培養自己的王津師傅的感激和崇拜，他還是選擇留了下來。王津師傅從16歲開始修鐘錶，一修就是40多年，他挽留亓昊楠的理由也很簡單：“既然選擇一個行業，都幹了這麼長的時間，還是能堅持下去最好。”師徒二人就此開始了又一段與鐘錶運行的嘀嗒和報時聲相伴的生活。也正是在這一階段，亓昊楠與他的夫人陳楊走到了一起。
故宮博物院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在此地的工作環境是相對封閉的，大家都是每天上班就扎進自己的工作室裡，接觸的圈子也比較小。而亓昊楠和陳楊這兩名幾乎同齡的年輕人，正好處在同一個部門內不同的科組，時間長了就產生了類似辦公室戀情的感覺。當時文物修復組還位於老院落中，亓昊楠和陳楊雖屬不同的科室，但卻是在同一片院落內。大家熟悉了之後，下班後也經常在一起活動，彼此都感覺比較投緣，就慢慢走在了一起。
對於如今我們經常提到的工匠精神，亓昊楠可謂相當有發言權，“就是做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然後爭取一直堅持下去，保持一份最高的熱情。”亓昊楠很自然地聯想到了他正在修復的廣州鐘錶麒麟獻壽鍾，這可能是他從業以來遇見的最複雜的一件。
鐘的底部是動力系統和音樂（俗稱的八音盒）裝置，中層裝有三隻猴子，其中兩隻可做出跪拜的動作，中間的大猴子是從捲簾門裡走出來之後再雙膝跪地，同時手捧的壽桃打開；禮畢後壽桃合攏，猴子退回捲簾門內，捲簾門再放下。最上面一層為麒麟馱書，麒麟的腦袋和尾巴是可以運動旋轉的，還有一根從鍾底部貫穿到麒麟馱的書頂上的傳動軸，帶動上面放的轉花表。鐘的層數越多，表演功能越多，複雜程度自然也就越高，在調試過程中也就會出現更多的問題。比如一個齒輪與另外一個齒輪差出了兩個齒的角度，就會導致猴子還沒從捲簾門裡出來就開始跪拜了，所以需要反覆進行調試。
連續十幾年下來，尤其是在《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片子火了之後，亓昊楠的鐘表修復人生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比如說原來就是他和師傅兩個人，根本招不上人來，現在有許多人希望瞭解古董鍾神奇的機械結構，想從事這項工作。《我在故宮修文物》播出之後的第二年就有一萬多人“報考”故宮，其中大部分是想報文物修復，而鐘錶修復又佔了很高的比例。
在2017年前後，鐘錶室招了一位“海歸”的博士，是在芬蘭學機械專業的，也是目前鐘錶室學歷最高的。王津師傅則從故宮內部挖掘潛力，收了一名學珠寶鑲嵌的女研究生。亓昊楠也於近兩年收了一位主攻木器雕塑的研究生和一位主攻木器佛像的研究生，師徒幾人的專業範圍涵蓋了機械結構（機芯）、鑲嵌、雕塑、漆器等各個古董鐘錶相關的工藝領域，能夠分門別類，從內到外，將古董鐘錶各個方面的問題完善解決。
具體到文物修復的方式方法上，以亓昊楠為主導，鐘錶室也做了許多創新。因為年輕人的學歷比老一輩人要更高，也接觸到了更多數字化和多媒體的技術和應用，所以想法也更多，為傳統的文物修復打開了一片新天地。譬如說，前文中介紹的鐘表的修復過程十分漫長，一臺古董鍾平均也需要兩三個月。
如今，鐘錶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物修復方案，將文物的修前、修中、修後的狀態實時拍攝記錄下來並歸檔，將比較重要的步驟在這個方案裡全部體現了出來。而且在鐘錶修復之前還會做一個科技保護監測，確保萬無一失。此外，古董鐘的內部零件經常會有損壞、遺失的情況，過去故宮裡使用的是老式的開齒機，憑修復師的經驗手動開出輪齒。如今發展出精確的3D掃描，還有數控機床、機械車床，大大提高了鐘錶修復的效率以及齒輪的精準度。
其實，外界對故宮一直存在著誤解，以為在故宮裡從事研究的人都是過去的那種老知識分子，一副老學究的樣子。亓昊楠特別糾正，隨著如今社會的發展，觀念的改變，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斷加入他們的團隊。而且故宮裡也有不少像亓昊楠夫妻倆一樣“內部解決”的，他們倆並不算是典型案例。
過去亓昊楠熱衷於旅遊，總是希望利用節假日的時間四處去看一看，增長閱歷和見識。但隨著從事鐘錶修復的時間久了，性子被磨得不那麼急了，變得越來越喜靜。如今亓昊楠夫妻倆也像絕大部分中國家庭一樣，工作以外的生活主要是圍繞著孩子。在有空閒的時間，亓昊楠更願意“宅在家裡”，看一看鐘表機械相關的書籍，或者是寫一些文章，在這方面，夫妻倆也很有共同語言。
亓昊楠：暮鼓晨鐘 聲揚宮外
亓昊楠和陳楊夫婦每天通常是6點15起床，6點50出門，7點半左右到故宮。然後收拾整理一下，8點多就進工作室，開始一天的工作。如果沒有什麼特殊任務，他們通常不會加班。
故宮裡的鐘表修復雖然沒有所謂的KPI（關鍵績效指標）一說，但每年也有一定的任務額度。目前，故宮裡館藏的鐘表大約為1500餘件，涵蓋了英國、法國、瑞士、清宮造鐘處以及廣州造鐘處的作品。在經過了四代故宮鐘錶修復師長達數十載的默默付出之後，業已恢復且保持完好的大概有1000多件。還有約500保存在庫房中，屬於破損程度比較嚴重的。因為過去修復都是選擇把握相對較高、容易修好的，剩下的往往就是更大型、結構複雜和難度高的。但如果能將這些大型作品復原如初，自然能夠讓人感受到更強的視覺衝擊力。
近年來，故宮承擔了不少涉外或是與國內其他博物館合作的修復展覽項目。每次要外出展覽時，都需要對展品重新做一次日常的維護保養，並挑選幾件壓軸的作品進行重點修復。即便近期沒有展覽，亓昊楠他們也會修復一定數量的庫存鐘錶，而不會停滯不前。
在去年年底，故宮與香港科技館聯合舉辦的鐘表修復專題展，一直展出到了今年的4月10日。亓昊楠所在的故宮鐘錶修復組幾乎為此奮戰了一整年，對展出的120件鐘表進行了維護保養，包括對內部機芯的清潔，並且徹底拆解了其中6座需要開動表演的作品，進行細緻的清洗、修復、調試。
今年，香港科技館將迎來一場更為盛大的故宮文物醫院各個門類的修復成果展，鐘錶組仍將承擔6座古董鐘的開動表演。這6座古董鍾是精心挑選而出的，有兩件英國鐘錶，三件廣州造鐘處出品，還有一件清宮造鐘處自己做的，基本都是清朝乾隆時期的。鐘錶組目前正在緊張的籌備當中。
另外一項始終在推進的工作，是故宮與其他兄弟單位的合作項目。從2017年起，便由故宮牽頭舉辦了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董鐘錶培訓班，從全國凡是有鐘錶的博物館裡，包括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南京博物院、瀋陽故宮博物院、廣州省博和廣州市博，各挑選出了一位修復人員進行培養，這6家博物館就培養了6位鐘錶修復師。現在他們均已返回到各自的館院，挑起了鐘錶修復的大梁，其中王津師傅的兒子就在頤和園工作。
Q -《 北京青年》 週刊
A - 亓昊楠
Q 祖國70年華誕之時，我們的國家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你是怎樣見證的？你的感受是怎樣的？
A 我是1981年出生的，現在38歲，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正好經歷了改革開放的40年。給我的感覺是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衣食住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像我們現在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還是隨時可以去外地甚至外國旅行，這些都是我小時候根本想不到的。
Q 說一件在你記憶中，與祖國息息相關的、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A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初中時參與國慶遊行翻花的活動。我們作為遊行的背景屏，每個方陣經過時我們都得換翻一種顏色的花。當時經歷了無數次的彩排，我覺得那是我人生中非常難忘的事情。再就是2017年習主席帶著特朗普參觀故宮，第一站到寶蘊樓，第二站就是我們文物醫院，而且最先觀看的就是古董鐘錶的修復和演示。我覺得無論是從文物修復師這個職業還是我個人的角度，都是無比驕傲和自豪的。
Q 祖國70歲生日，你要送給祖國什麼祝福？
A 我希望祖國越來越強大，能永遠和平，也越來越繁榮。
Q “祖國”這兩個字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A 我們把“祖國”比作一個大家，只有大家安定團結富強了，我們個人的這種小家才能和諧美滿。
Q 習總書記說，我們都是追夢人，那你的中國夢是什麼？
A 我是大學一畢業就從事的古董表修復，所以我的夢想就是能修復更多的鐘表，讓更多的人瞭解、喜歡，也讓更多的人願意從事古董表修復。我也希望能將師傅的手藝繼承下來，將這門修復技藝不斷傳承下去。
Q 作為新時代的“追夢人”，你是怎樣理解“追夢”的？
A 追夢，首先你自己要有一個夢想，有一個目標，按照這個目標不斷地進取。我現在追的夢很簡單，就是在古董表修復這個行業裡，爭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多修一些鐘錶，讓自己的經驗不斷地積累，讓更多的世人有機會看到古董鐘錶修復好之後的動態的表演，感受鐘錶的神奇，時間的魅力。
Q 在“追夢”的道路上你有哪些難忘的經歷？
A 最令我感到難忘的，就是和師傅學藝的過程中修過的那些鐘錶。其中有一臺堪稱世界上最複雜的瑞士的魔術人鍾。有一次荷蘭音樂鍾博物館要與我們合作，還派了一位俄羅斯的鐘表專家來，他看了這檯鐘的複雜程度之後就放棄了。但荷蘭音樂鍾博物館最後還是選了這檯鐘，所以師傅決定親自上陣，我也從修前、修中、修後都參與到了其中，也感受到了這檯鐘表為什麼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它有七套傳動系統，帶著七種功能，修復後的表演也是讓所有觀看過的人都感覺大為驚奇。
Q 在你追夢的過程中，你認為激勵你的是什麼？是什麼讓你走向成功的？
A 我的師傅就是激勵我的榜樣，他也是我人生的偶像。師傅16歲進宮，工作了大概45年，已經修復了300餘件鐘錶。我20多歲入職，到現在才修復了100餘件，在工作年限和工作數量上永遠也追不上師傅了，但我可以將師傅的鐘表修復技藝和他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隨著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互聯網上大紅，一直隱藏在深宮裡的鐘表、木器、織繡、青銅器等珍奇文物背後的修復師，第一次向普羅大眾展示了他們的工作日常。故宮古董鐘錶修復師亓昊楠與他的夫人、故宮紡織品文物修復組組長陳楊分別出現在第一、第二集當中。古老修復工藝引發的熱潮仍有餘溫。如何定義新時代的工匠精神？在故宮建成599年之際，這對故宮裡的年輕夫婦，向我們講述了他們的故事。
初入故宮的年輕人
放在今天，恐怕很少有人沒聽說過在故宮裡修鐘錶的王津和亓昊楠師徒。但在十多年前，當亓昊楠第一次踏入故宮文物修復組的時候，這裡卻是比象牙塔更不為外人知曉的所在。亓昊楠回想起自己當初報名到故宮修鐘錶，其實只是為了習得一技之長。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想在大學畢業之後，學得一門手藝，有一門技術傍身——“反正將來無論怎麼變化，文物總是需要有人修復的”，他也算是有了“吃飯的傢伙”。
在當時，無論是宮裡還是宮外，說起文物，大家首先想到和最重視的，當然是書畫和瓷器，古董鐘錶知道的人就比較少。亓昊楠自己在從事這項工作之前，對鐘錶的理解也僅限於“普通人手上戴的國產表，爺爺奶奶家裡掛的老座鐘，還有老一點的懷錶，到頭了……”直到進入宮裡之後，他才發現，原來“老祖宗”竟也收藏瞭如此多無價的鐘表。他還記得自己剛進修復組時，被眾多古董鍾環繞的場面所震撼。如果沒有後來的那部火遍大江南北的《我在故宮修文物》，恐怕絕大部分國人至今都難以體會那份感覺。
故宮裡的古董鐘錶雖然令人震撼，但修復的工作其實是相當枯燥且充滿挑戰的。首先是因為故宮裡的鐘表全都年代久遠，沒有現成的圖紙或是機械構造供參考，所以也就不具備太強的理論性，主要是靠跟著師傅邊幹邊學，積累經驗。再加上故宮中收藏的鐘表皆是以表演和觀賞性見長（皇帝並不在意具體的時間），所以修復的難點也都在複雜的聯動機制上，而非基礎的走時結構。
處於“菜鳥”階段時，將一臺古董鐘擺在亓昊楠面前，他只能勉強判斷出其中所包含的功能，至於該項功能是通過何種方式來實現，就完全沒有頭緒了。唯有在修復了足夠多的實物，積累了足夠豐富的經驗之後，才能做到憑一臺鐘錶的外觀，猜測出其內部的機械原理。
亓昊楠還記得，曾有一家臺灣公司想模仿故宮裡的荷花缸鍾，他們見過荷花缸鐘的外形，也知道它如何表演（荷花的花瓣可以張開），但不清楚內部的結構，就根據想象設計了一套聯動裝置來實現這個機制，結果與原本的結構大相徑庭，表演的效果也不甚理想。
而且，鐘錶的修復和其他文物的修復還不太一樣，它主要依靠“單兵作戰”。一臺古董鐘錶，從開始修復，到發現問題，到排除故障，再到組裝調試，整個過程是非常漫長的，也只有修復師自己心裡清楚鐘錶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其他人既感受不到，也不能參與其中。因為“如果是兩個人同時參與修復，他拆裝一部分，你拆裝一部分，最後在組裝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只有當破損的鐘表被從靜修到動，從死修到生，經過修復師的雙手恢復了最初的狀態，才算是完成了修復的任務。這個時候，當曾經殘破的鐘表能夠完好地運轉起來，讓其他人終於能看到實質上的修復成果，也是亓昊楠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和亓昊楠相比，他的夫人陳楊雖然同在文物修復組，但並沒有從一開始便走上師徒制的傳統模式。陳楊是2004年進的故宮，後來由她挑起大梁的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室卻是2009年才成立。剛進故宮的時候，按照故宮的實習期規定，為讓每個新進人員瞭解不同修復門類，陳楊在各個科室輪崗，在不同的工作室跟著不同的老師學習不同的修復技藝，從裱畫，到木器、漆器，甚至到實驗室跟著王允麗、王春蕾老師嘗試學習紡織品纖維材質檢測和保護工作。每個工作室兩週的學習，她都有所涉獵。不過陳楊最擅長、最感興趣的，還是做紡織品文物的傳統修復工作，這也促使她利用幾年的時間四處學藝，從北京到蘇州，從蘇州到杭州，不停的學習讓她結識了不同的老師，所以她說“我的師傅有很多，在幾年的學藝道路上，也有很多想感謝的人……”。
不斷創新的堅守者
在故宮裡，十幾年來只做著鐘錶修復這同一件事情，亓昊楠覺得首先需要的是對鐘錶的熱愛，其次是能坐得住，也就是要有耐心和恆心。因為修復過程中會遇到不同方面的問題，而且很多都是遇到之後不會馬上就能解決的，往往需要一個長期的探索、實踐、失敗然後再重新開始探索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最難的還不是把故障修好，而且在修好之後的調試步驟上。
儘管隨著亓昊楠修復過的鐘表越來越多，積累的經驗越來越豐富，也能夠預見到哪裡可能出現問題，但將如此眾多的零件組裝起來，在實際進行調試的時候，仍舊會遇到：明明已經解決了故障，可鍾就是走得不準；或者聯動裝置上出現了問題。接下來就是漫長的“試錯”過程，直至把原因找出來，這個過程是最為枯燥的。
在工作到第五六個年頭的時候，亓昊楠遇到了一個瓶頸期，思想出現了些許波動：因為長期從事重複性的工作，他也想去外面看看，瞭解一下別的工作環境和行業狀況。最終，出於對鐘錶的熱愛以及對於悉心培養自己的王津師傅的感激和崇拜，他還是選擇留了下來。王津師傅從16歲開始修鐘錶，一修就是40多年，他挽留亓昊楠的理由也很簡單：“既然選擇一個行業，都幹了這麼長的時間，還是能堅持下去最好。”師徒二人就此開始了又一段與鐘錶運行的嘀嗒和報時聲相伴的生活。也正是在這一階段，亓昊楠與他的夫人陳楊走到了一起。
故宮博物院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在此地的工作環境是相對封閉的，大家都是每天上班就扎進自己的工作室裡，接觸的圈子也比較小。而亓昊楠和陳楊這兩名幾乎同齡的年輕人，正好處在同一個部門內不同的科組，時間長了就產生了類似辦公室戀情的感覺。當時文物修復組還位於老院落中，亓昊楠和陳楊雖屬不同的科室，但卻是在同一片院落內。大家熟悉了之後，下班後也經常在一起活動，彼此都感覺比較投緣，就慢慢走在了一起。
對於如今我們經常提到的工匠精神，亓昊楠可謂相當有發言權，“就是做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然後爭取一直堅持下去，保持一份最高的熱情。”亓昊楠很自然地聯想到了他正在修復的廣州鐘錶麒麟獻壽鍾，這可能是他從業以來遇見的最複雜的一件。
鐘的底部是動力系統和音樂（俗稱的八音盒）裝置，中層裝有三隻猴子，其中兩隻可做出跪拜的動作，中間的大猴子是從捲簾門裡走出來之後再雙膝跪地，同時手捧的壽桃打開；禮畢後壽桃合攏，猴子退回捲簾門內，捲簾門再放下。最上面一層為麒麟馱書，麒麟的腦袋和尾巴是可以運動旋轉的，還有一根從鍾底部貫穿到麒麟馱的書頂上的傳動軸，帶動上面放的轉花表。鐘的層數越多，表演功能越多，複雜程度自然也就越高，在調試過程中也就會出現更多的問題。比如一個齒輪與另外一個齒輪差出了兩個齒的角度，就會導致猴子還沒從捲簾門裡出來就開始跪拜了，所以需要反覆進行調試。
連續十幾年下來，尤其是在《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片子火了之後，亓昊楠的鐘表修復人生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比如說原來就是他和師傅兩個人，根本招不上人來，現在有許多人希望瞭解古董鍾神奇的機械結構，想從事這項工作。《我在故宮修文物》播出之後的第二年就有一萬多人“報考”故宮，其中大部分是想報文物修復，而鐘錶修復又佔了很高的比例。
在2017年前後，鐘錶室招了一位“海歸”的博士，是在芬蘭學機械專業的，也是目前鐘錶室學歷最高的。王津師傅則從故宮內部挖掘潛力，收了一名學珠寶鑲嵌的女研究生。亓昊楠也於近兩年收了一位主攻木器雕塑的研究生和一位主攻木器佛像的研究生，師徒幾人的專業範圍涵蓋了機械結構（機芯）、鑲嵌、雕塑、漆器等各個古董鐘錶相關的工藝領域，能夠分門別類，從內到外，將古董鐘錶各個方面的問題完善解決。
具體到文物修復的方式方法上，以亓昊楠為主導，鐘錶室也做了許多創新。因為年輕人的學歷比老一輩人要更高，也接觸到了更多數字化和多媒體的技術和應用，所以想法也更多，為傳統的文物修復打開了一片新天地。譬如說，前文中介紹的鐘表的修復過程十分漫長，一臺古董鍾平均也需要兩三個月。
如今，鐘錶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物修復方案，將文物的修前、修中、修後的狀態實時拍攝記錄下來並歸檔，將比較重要的步驟在這個方案裡全部體現了出來。而且在鐘錶修復之前還會做一個科技保護監測，確保萬無一失。此外，古董鐘的內部零件經常會有損壞、遺失的情況，過去故宮裡使用的是老式的開齒機，憑修復師的經驗手動開出輪齒。如今發展出精確的3D掃描，還有數控機床、機械車床，大大提高了鐘錶修復的效率以及齒輪的精準度。
其實，外界對故宮一直存在著誤解，以為在故宮裡從事研究的人都是過去的那種老知識分子，一副老學究的樣子。亓昊楠特別糾正，隨著如今社會的發展，觀念的改變，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斷加入他們的團隊。而且故宮裡也有不少像亓昊楠夫妻倆一樣“內部解決”的，他們倆並不算是典型案例。
過去亓昊楠熱衷於旅遊，總是希望利用節假日的時間四處去看一看，增長閱歷和見識。但隨著從事鐘錶修復的時間久了，性子被磨得不那麼急了，變得越來越喜靜。如今亓昊楠夫妻倆也像絕大部分中國家庭一樣，工作以外的生活主要是圍繞著孩子。在有空閒的時間，亓昊楠更願意“宅在家裡”，看一看鐘表機械相關的書籍，或者是寫一些文章，在這方面，夫妻倆也很有共同語言。
亓昊楠：暮鼓晨鐘 聲揚宮外
亓昊楠和陳楊夫婦每天通常是6點15起床，6點50出門，7點半左右到故宮。然後收拾整理一下，8點多就進工作室，開始一天的工作。如果沒有什麼特殊任務，他們通常不會加班。
故宮裡的鐘表修復雖然沒有所謂的KPI（關鍵績效指標）一說，但每年也有一定的任務額度。目前，故宮裡館藏的鐘表大約為1500餘件，涵蓋了英國、法國、瑞士、清宮造鐘處以及廣州造鐘處的作品。在經過了四代故宮鐘錶修復師長達數十載的默默付出之後，業已恢復且保持完好的大概有1000多件。還有約500保存在庫房中，屬於破損程度比較嚴重的。因為過去修復都是選擇把握相對較高、容易修好的，剩下的往往就是更大型、結構複雜和難度高的。但如果能將這些大型作品復原如初，自然能夠讓人感受到更強的視覺衝擊力。
近年來，故宮承擔了不少涉外或是與國內其他博物館合作的修復展覽項目。每次要外出展覽時，都需要對展品重新做一次日常的維護保養，並挑選幾件壓軸的作品進行重點修復。即便近期沒有展覽，亓昊楠他們也會修復一定數量的庫存鐘錶，而不會停滯不前。
在去年年底，故宮與香港科技館聯合舉辦的鐘表修復專題展，一直展出到了今年的4月10日。亓昊楠所在的故宮鐘錶修復組幾乎為此奮戰了一整年，對展出的120件鐘表進行了維護保養，包括對內部機芯的清潔，並且徹底拆解了其中6座需要開動表演的作品，進行細緻的清洗、修復、調試。
今年，香港科技館將迎來一場更為盛大的故宮文物醫院各個門類的修復成果展，鐘錶組仍將承擔6座古董鐘的開動表演。這6座古董鍾是精心挑選而出的，有兩件英國鐘錶，三件廣州造鐘處出品，還有一件清宮造鐘處自己做的，基本都是清朝乾隆時期的。鐘錶組目前正在緊張的籌備當中。
另外一項始終在推進的工作，是故宮與其他兄弟單位的合作項目。從2017年起，便由故宮牽頭舉辦了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董鐘錶培訓班，從全國凡是有鐘錶的博物館裡，包括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南京博物院、瀋陽故宮博物院、廣州省博和廣州市博，各挑選出了一位修復人員進行培養，這6家博物館就培養了6位鐘錶修復師。現在他們均已返回到各自的館院，挑起了鐘錶修復的大梁，其中王津師傅的兒子就在頤和園工作。
Q -《 北京青年》 週刊
A - 亓昊楠
Q 祖國70年華誕之時，我們的國家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你是怎樣見證的？你的感受是怎樣的？
A 我是1981年出生的，現在38歲，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正好經歷了改革開放的40年。給我的感覺是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衣食住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像我們現在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還是隨時可以去外地甚至外國旅行，這些都是我小時候根本想不到的。
Q 說一件在你記憶中，與祖國息息相關的、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A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初中時參與國慶遊行翻花的活動。我們作為遊行的背景屏，每個方陣經過時我們都得換翻一種顏色的花。當時經歷了無數次的彩排，我覺得那是我人生中非常難忘的事情。再就是2017年習主席帶著特朗普參觀故宮，第一站到寶蘊樓，第二站就是我們文物醫院，而且最先觀看的就是古董鐘錶的修復和演示。我覺得無論是從文物修復師這個職業還是我個人的角度，都是無比驕傲和自豪的。
Q 祖國70歲生日，你要送給祖國什麼祝福？
A 我希望祖國越來越強大，能永遠和平，也越來越繁榮。
Q “祖國”這兩個字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A 我們把“祖國”比作一個大家，只有大家安定團結富強了，我們個人的這種小家才能和諧美滿。
Q 習總書記說，我們都是追夢人，那你的中國夢是什麼？
A 我是大學一畢業就從事的古董表修復，所以我的夢想就是能修復更多的鐘表，讓更多的人瞭解、喜歡，也讓更多的人願意從事古董表修復。我也希望能將師傅的手藝繼承下來，將這門修復技藝不斷傳承下去。
Q 作為新時代的“追夢人”，你是怎樣理解“追夢”的？
A 追夢，首先你自己要有一個夢想，有一個目標，按照這個目標不斷地進取。我現在追的夢很簡單，就是在古董表修復這個行業裡，爭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多修一些鐘錶，讓自己的經驗不斷地積累，讓更多的世人有機會看到古董鐘錶修復好之後的動態的表演，感受鐘錶的神奇，時間的魅力。
Q 在“追夢”的道路上你有哪些難忘的經歷？
A 最令我感到難忘的，就是和師傅學藝的過程中修過的那些鐘錶。其中有一臺堪稱世界上最複雜的瑞士的魔術人鍾。有一次荷蘭音樂鍾博物館要與我們合作，還派了一位俄羅斯的鐘表專家來，他看了這檯鐘的複雜程度之後就放棄了。但荷蘭音樂鍾博物館最後還是選了這檯鐘，所以師傅決定親自上陣，我也從修前、修中、修後都參與到了其中，也感受到了這檯鐘表為什麼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它有七套傳動系統，帶著七種功能，修復後的表演也是讓所有觀看過的人都感覺大為驚奇。
Q 在你追夢的過程中，你認為激勵你的是什麼？是什麼讓你走向成功的？
A 我的師傅就是激勵我的榜樣，他也是我人生的偶像。師傅16歲進宮，工作了大概45年，已經修復了300餘件鐘錶。我20多歲入職，到現在才修復了100餘件，在工作年限和工作數量上永遠也追不上師傅了，但我可以將師傅的鐘表修復技藝和他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故宮博物院鐘錶保護修復專家王津與亓昊楠安裝修復好的鐘表文物（圖片版權©故宮博物院）
Q 面對追夢道路上的困難，你是怎樣應對挑戰的？
A 古董鐘錶的修復，每一件都有它的難度，有它自己的複雜程度，所以每修一件都是在克服新的困難。我們也是在克服一個又一個的困難當中不斷地積累經驗，完善自身的技藝，更好地完成古董鐘錶的修復。
Q 當你認為自己取得成功時，你對榮譽感和自豪感如何體會？
A 對於我們修復師來說，修復的任務是永遠沒有終結的。但是通過《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紀錄片，讓我們這些幕後的文物修復師走到臺前，也讓文物修復行業受到更多人的關注，這令我感到非常光榮和自豪。
陳楊：千絲萬縷 其中一系
宮廷傳世紡織品文物修復研究，陳楊是這條道路上當之無愧的先行者。從2005年新人輪值結束、正式接手故宮紡織品文物至今，陳楊已修復了百件以上的文物——從帝王家的黃袍、鳳衫，到養心殿的幔帳、被褥、床單，故宮內所有服飾、生活用品、欣賞類紡織品的修復，都在紡織品修復組的工作範圍。
不同於鐘錶組、木器組等同事們需徹底修完一件物品後再去認領下一項任務，紡織品文物修復組的工作大多得交叉進行，其中，文物搶救性保護修復和展覽性保護修復工作被列在“重要且緊急”的list，最應首要應對，研究性保護修復工作因沒有嚴格的時間限定，被穿插安排在緊急保護任務之間進行。
故宮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室正式成立於2009年，組內5人全是女生，紡織品的特殊性讓她們不能化妝，不能噴香水，不能留指甲。宮裡的紡織品又通常體量不小，僅抬取、翻面的動作，就需要多人配合，如再遇上力氣活，比如某些裝飾有紡織品的大掛屏、大屏風的修復，就得去求隔壁男生數量多的木器組來尋求幫助。
陳楊說，判斷文物修復行為的優劣，要看是否祛除了文物的病害，是否恢復了它的價值和整體統一性。比如對一件文物進行除塵，就是祛除汙染物病害，防止其對文物繼續損傷，同時也恢復了文物的審美價值，大家再看到這件文物時，因為沒有了塵垢，紋路就會清晰起來；再比如，對一件紡織品文物的破損處進行鍼線法縫補，就是利用針線技法對文物損傷部位給予支撐和保護，同時恢復了文物的整體統一性。陳楊說，這份工作就是延緩文物的壽命，讓它們可以被保護得更好。
某些時刻，這項工作會生出一些無法與外界分享的快感，那是些很難跟外行人講清楚的東西，比如一些保護性的工作，看上去可能沒有什麼區別，只有她們自己知道自己提供了何種保護。
陳楊認為，紡織品修復組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遠觀，你看不出她們在哪處做了修補，但近看、細看時，仍可以區別出來，這也就體現了紡織品文物修復的可識別性，為後人研究提供可識別的歷史修復檔案。絕大多數時候，“紡織品文物修復前後還是會有很明顯的對比效果，會讓觀者感覺非常震撼”。這種修復技藝也不是短時間就可以練就，需要經過長期的工作實踐才能達到修復技術的純熟。
"隨著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互聯網上大紅，一直隱藏在深宮裡的鐘表、木器、織繡、青銅器等珍奇文物背後的修復師，第一次向普羅大眾展示了他們的工作日常。故宮古董鐘錶修復師亓昊楠與他的夫人、故宮紡織品文物修復組組長陳楊分別出現在第一、第二集當中。古老修復工藝引發的熱潮仍有餘溫。如何定義新時代的工匠精神？在故宮建成599年之際，這對故宮裡的年輕夫婦，向我們講述了他們的故事。
初入故宮的年輕人
放在今天，恐怕很少有人沒聽說過在故宮裡修鐘錶的王津和亓昊楠師徒。但在十多年前，當亓昊楠第一次踏入故宮文物修復組的時候，這裡卻是比象牙塔更不為外人知曉的所在。亓昊楠回想起自己當初報名到故宮修鐘錶，其實只是為了習得一技之長。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想在大學畢業之後，學得一門手藝，有一門技術傍身——“反正將來無論怎麼變化，文物總是需要有人修復的”，他也算是有了“吃飯的傢伙”。
在當時，無論是宮裡還是宮外，說起文物，大家首先想到和最重視的，當然是書畫和瓷器，古董鐘錶知道的人就比較少。亓昊楠自己在從事這項工作之前，對鐘錶的理解也僅限於“普通人手上戴的國產表，爺爺奶奶家裡掛的老座鐘，還有老一點的懷錶，到頭了……”直到進入宮裡之後，他才發現，原來“老祖宗”竟也收藏瞭如此多無價的鐘表。他還記得自己剛進修復組時，被眾多古董鍾環繞的場面所震撼。如果沒有後來的那部火遍大江南北的《我在故宮修文物》，恐怕絕大部分國人至今都難以體會那份感覺。
故宮裡的古董鐘錶雖然令人震撼，但修復的工作其實是相當枯燥且充滿挑戰的。首先是因為故宮裡的鐘表全都年代久遠，沒有現成的圖紙或是機械構造供參考，所以也就不具備太強的理論性，主要是靠跟著師傅邊幹邊學，積累經驗。再加上故宮中收藏的鐘表皆是以表演和觀賞性見長（皇帝並不在意具體的時間），所以修復的難點也都在複雜的聯動機制上，而非基礎的走時結構。
處於“菜鳥”階段時，將一臺古董鐘擺在亓昊楠面前，他只能勉強判斷出其中所包含的功能，至於該項功能是通過何種方式來實現，就完全沒有頭緒了。唯有在修復了足夠多的實物，積累了足夠豐富的經驗之後，才能做到憑一臺鐘錶的外觀，猜測出其內部的機械原理。
亓昊楠還記得，曾有一家臺灣公司想模仿故宮裡的荷花缸鍾，他們見過荷花缸鐘的外形，也知道它如何表演（荷花的花瓣可以張開），但不清楚內部的結構，就根據想象設計了一套聯動裝置來實現這個機制，結果與原本的結構大相徑庭，表演的效果也不甚理想。
而且，鐘錶的修復和其他文物的修復還不太一樣，它主要依靠“單兵作戰”。一臺古董鐘錶，從開始修復，到發現問題，到排除故障，再到組裝調試，整個過程是非常漫長的，也只有修復師自己心裡清楚鐘錶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其他人既感受不到，也不能參與其中。因為“如果是兩個人同時參與修復，他拆裝一部分，你拆裝一部分，最後在組裝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只有當破損的鐘表被從靜修到動，從死修到生，經過修復師的雙手恢復了最初的狀態，才算是完成了修復的任務。這個時候，當曾經殘破的鐘表能夠完好地運轉起來，讓其他人終於能看到實質上的修復成果，也是亓昊楠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和亓昊楠相比，他的夫人陳楊雖然同在文物修復組，但並沒有從一開始便走上師徒制的傳統模式。陳楊是2004年進的故宮，後來由她挑起大梁的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室卻是2009年才成立。剛進故宮的時候，按照故宮的實習期規定，為讓每個新進人員瞭解不同修復門類，陳楊在各個科室輪崗，在不同的工作室跟著不同的老師學習不同的修復技藝，從裱畫，到木器、漆器，甚至到實驗室跟著王允麗、王春蕾老師嘗試學習紡織品纖維材質檢測和保護工作。每個工作室兩週的學習，她都有所涉獵。不過陳楊最擅長、最感興趣的，還是做紡織品文物的傳統修復工作，這也促使她利用幾年的時間四處學藝，從北京到蘇州，從蘇州到杭州，不停的學習讓她結識了不同的老師，所以她說“我的師傅有很多，在幾年的學藝道路上，也有很多想感謝的人……”。
不斷創新的堅守者
在故宮裡，十幾年來只做著鐘錶修復這同一件事情，亓昊楠覺得首先需要的是對鐘錶的熱愛，其次是能坐得住，也就是要有耐心和恆心。因為修復過程中會遇到不同方面的問題，而且很多都是遇到之後不會馬上就能解決的，往往需要一個長期的探索、實踐、失敗然後再重新開始探索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最難的還不是把故障修好，而且在修好之後的調試步驟上。
儘管隨著亓昊楠修復過的鐘表越來越多，積累的經驗越來越豐富，也能夠預見到哪裡可能出現問題，但將如此眾多的零件組裝起來，在實際進行調試的時候，仍舊會遇到：明明已經解決了故障，可鍾就是走得不準；或者聯動裝置上出現了問題。接下來就是漫長的“試錯”過程，直至把原因找出來，這個過程是最為枯燥的。
在工作到第五六個年頭的時候，亓昊楠遇到了一個瓶頸期，思想出現了些許波動：因為長期從事重複性的工作，他也想去外面看看，瞭解一下別的工作環境和行業狀況。最終，出於對鐘錶的熱愛以及對於悉心培養自己的王津師傅的感激和崇拜，他還是選擇留了下來。王津師傅從16歲開始修鐘錶，一修就是40多年，他挽留亓昊楠的理由也很簡單：“既然選擇一個行業，都幹了這麼長的時間，還是能堅持下去最好。”師徒二人就此開始了又一段與鐘錶運行的嘀嗒和報時聲相伴的生活。也正是在這一階段，亓昊楠與他的夫人陳楊走到了一起。
故宮博物院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在此地的工作環境是相對封閉的，大家都是每天上班就扎進自己的工作室裡，接觸的圈子也比較小。而亓昊楠和陳楊這兩名幾乎同齡的年輕人，正好處在同一個部門內不同的科組，時間長了就產生了類似辦公室戀情的感覺。當時文物修復組還位於老院落中，亓昊楠和陳楊雖屬不同的科室，但卻是在同一片院落內。大家熟悉了之後，下班後也經常在一起活動，彼此都感覺比較投緣，就慢慢走在了一起。
對於如今我們經常提到的工匠精神，亓昊楠可謂相當有發言權，“就是做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然後爭取一直堅持下去，保持一份最高的熱情。”亓昊楠很自然地聯想到了他正在修復的廣州鐘錶麒麟獻壽鍾，這可能是他從業以來遇見的最複雜的一件。
鐘的底部是動力系統和音樂（俗稱的八音盒）裝置，中層裝有三隻猴子，其中兩隻可做出跪拜的動作，中間的大猴子是從捲簾門裡走出來之後再雙膝跪地，同時手捧的壽桃打開；禮畢後壽桃合攏，猴子退回捲簾門內，捲簾門再放下。最上面一層為麒麟馱書，麒麟的腦袋和尾巴是可以運動旋轉的，還有一根從鍾底部貫穿到麒麟馱的書頂上的傳動軸，帶動上面放的轉花表。鐘的層數越多，表演功能越多，複雜程度自然也就越高，在調試過程中也就會出現更多的問題。比如一個齒輪與另外一個齒輪差出了兩個齒的角度，就會導致猴子還沒從捲簾門裡出來就開始跪拜了，所以需要反覆進行調試。
連續十幾年下來，尤其是在《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片子火了之後，亓昊楠的鐘表修復人生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比如說原來就是他和師傅兩個人，根本招不上人來，現在有許多人希望瞭解古董鍾神奇的機械結構，想從事這項工作。《我在故宮修文物》播出之後的第二年就有一萬多人“報考”故宮，其中大部分是想報文物修復，而鐘錶修復又佔了很高的比例。
在2017年前後，鐘錶室招了一位“海歸”的博士，是在芬蘭學機械專業的，也是目前鐘錶室學歷最高的。王津師傅則從故宮內部挖掘潛力，收了一名學珠寶鑲嵌的女研究生。亓昊楠也於近兩年收了一位主攻木器雕塑的研究生和一位主攻木器佛像的研究生，師徒幾人的專業範圍涵蓋了機械結構（機芯）、鑲嵌、雕塑、漆器等各個古董鐘錶相關的工藝領域，能夠分門別類，從內到外，將古董鐘錶各個方面的問題完善解決。
具體到文物修復的方式方法上，以亓昊楠為主導，鐘錶室也做了許多創新。因為年輕人的學歷比老一輩人要更高，也接觸到了更多數字化和多媒體的技術和應用，所以想法也更多，為傳統的文物修復打開了一片新天地。譬如說，前文中介紹的鐘表的修復過程十分漫長，一臺古董鍾平均也需要兩三個月。
如今，鐘錶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物修復方案，將文物的修前、修中、修後的狀態實時拍攝記錄下來並歸檔，將比較重要的步驟在這個方案裡全部體現了出來。而且在鐘錶修復之前還會做一個科技保護監測，確保萬無一失。此外，古董鐘的內部零件經常會有損壞、遺失的情況，過去故宮裡使用的是老式的開齒機，憑修復師的經驗手動開出輪齒。如今發展出精確的3D掃描，還有數控機床、機械車床，大大提高了鐘錶修復的效率以及齒輪的精準度。
其實，外界對故宮一直存在著誤解，以為在故宮裡從事研究的人都是過去的那種老知識分子，一副老學究的樣子。亓昊楠特別糾正，隨著如今社會的發展，觀念的改變，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斷加入他們的團隊。而且故宮裡也有不少像亓昊楠夫妻倆一樣“內部解決”的，他們倆並不算是典型案例。
過去亓昊楠熱衷於旅遊，總是希望利用節假日的時間四處去看一看，增長閱歷和見識。但隨著從事鐘錶修復的時間久了，性子被磨得不那麼急了，變得越來越喜靜。如今亓昊楠夫妻倆也像絕大部分中國家庭一樣，工作以外的生活主要是圍繞著孩子。在有空閒的時間，亓昊楠更願意“宅在家裡”，看一看鐘表機械相關的書籍，或者是寫一些文章，在這方面，夫妻倆也很有共同語言。
亓昊楠：暮鼓晨鐘 聲揚宮外
亓昊楠和陳楊夫婦每天通常是6點15起床，6點50出門，7點半左右到故宮。然後收拾整理一下，8點多就進工作室，開始一天的工作。如果沒有什麼特殊任務，他們通常不會加班。
故宮裡的鐘表修復雖然沒有所謂的KPI（關鍵績效指標）一說，但每年也有一定的任務額度。目前，故宮裡館藏的鐘表大約為1500餘件，涵蓋了英國、法國、瑞士、清宮造鐘處以及廣州造鐘處的作品。在經過了四代故宮鐘錶修復師長達數十載的默默付出之後，業已恢復且保持完好的大概有1000多件。還有約500保存在庫房中，屬於破損程度比較嚴重的。因為過去修復都是選擇把握相對較高、容易修好的，剩下的往往就是更大型、結構複雜和難度高的。但如果能將這些大型作品復原如初，自然能夠讓人感受到更強的視覺衝擊力。
近年來，故宮承擔了不少涉外或是與國內其他博物館合作的修復展覽項目。每次要外出展覽時，都需要對展品重新做一次日常的維護保養，並挑選幾件壓軸的作品進行重點修復。即便近期沒有展覽，亓昊楠他們也會修復一定數量的庫存鐘錶，而不會停滯不前。
在去年年底，故宮與香港科技館聯合舉辦的鐘表修復專題展，一直展出到了今年的4月10日。亓昊楠所在的故宮鐘錶修復組幾乎為此奮戰了一整年，對展出的120件鐘表進行了維護保養，包括對內部機芯的清潔，並且徹底拆解了其中6座需要開動表演的作品，進行細緻的清洗、修復、調試。
今年，香港科技館將迎來一場更為盛大的故宮文物醫院各個門類的修復成果展，鐘錶組仍將承擔6座古董鐘的開動表演。這6座古董鍾是精心挑選而出的，有兩件英國鐘錶，三件廣州造鐘處出品，還有一件清宮造鐘處自己做的，基本都是清朝乾隆時期的。鐘錶組目前正在緊張的籌備當中。
另外一項始終在推進的工作，是故宮與其他兄弟單位的合作項目。從2017年起，便由故宮牽頭舉辦了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董鐘錶培訓班，從全國凡是有鐘錶的博物館裡，包括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南京博物院、瀋陽故宮博物院、廣州省博和廣州市博，各挑選出了一位修復人員進行培養，這6家博物館就培養了6位鐘錶修復師。現在他們均已返回到各自的館院，挑起了鐘錶修復的大梁，其中王津師傅的兒子就在頤和園工作。
Q -《 北京青年》 週刊
A - 亓昊楠
Q 祖國70年華誕之時，我們的國家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你是怎樣見證的？你的感受是怎樣的？
A 我是1981年出生的，現在38歲，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正好經歷了改革開放的40年。給我的感覺是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衣食住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像我們現在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還是隨時可以去外地甚至外國旅行，這些都是我小時候根本想不到的。
Q 說一件在你記憶中，與祖國息息相關的、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A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初中時參與國慶遊行翻花的活動。我們作為遊行的背景屏，每個方陣經過時我們都得換翻一種顏色的花。當時經歷了無數次的彩排，我覺得那是我人生中非常難忘的事情。再就是2017年習主席帶著特朗普參觀故宮，第一站到寶蘊樓，第二站就是我們文物醫院，而且最先觀看的就是古董鐘錶的修復和演示。我覺得無論是從文物修復師這個職業還是我個人的角度，都是無比驕傲和自豪的。
Q 祖國70歲生日，你要送給祖國什麼祝福？
A 我希望祖國越來越強大，能永遠和平，也越來越繁榮。
Q “祖國”這兩個字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A 我們把“祖國”比作一個大家，只有大家安定團結富強了，我們個人的這種小家才能和諧美滿。
Q 習總書記說，我們都是追夢人，那你的中國夢是什麼？
A 我是大學一畢業就從事的古董表修復，所以我的夢想就是能修復更多的鐘表，讓更多的人瞭解、喜歡，也讓更多的人願意從事古董表修復。我也希望能將師傅的手藝繼承下來，將這門修復技藝不斷傳承下去。
Q 作為新時代的“追夢人”，你是怎樣理解“追夢”的？
A 追夢，首先你自己要有一個夢想，有一個目標，按照這個目標不斷地進取。我現在追的夢很簡單，就是在古董表修復這個行業裡，爭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多修一些鐘錶，讓自己的經驗不斷地積累，讓更多的世人有機會看到古董鐘錶修復好之後的動態的表演，感受鐘錶的神奇，時間的魅力。
Q 在“追夢”的道路上你有哪些難忘的經歷？
A 最令我感到難忘的，就是和師傅學藝的過程中修過的那些鐘錶。其中有一臺堪稱世界上最複雜的瑞士的魔術人鍾。有一次荷蘭音樂鍾博物館要與我們合作，還派了一位俄羅斯的鐘表專家來，他看了這檯鐘的複雜程度之後就放棄了。但荷蘭音樂鍾博物館最後還是選了這檯鐘，所以師傅決定親自上陣，我也從修前、修中、修後都參與到了其中，也感受到了這檯鐘表為什麼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它有七套傳動系統，帶著七種功能，修復後的表演也是讓所有觀看過的人都感覺大為驚奇。
Q 在你追夢的過程中，你認為激勵你的是什麼？是什麼讓你走向成功的？
A 我的師傅就是激勵我的榜樣，他也是我人生的偶像。師傅16歲進宮，工作了大概45年，已經修復了300餘件鐘錶。我20多歲入職，到現在才修復了100餘件，在工作年限和工作數量上永遠也追不上師傅了，但我可以將師傅的鐘表修復技藝和他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故宮博物院鐘錶保護修復專家王津與亓昊楠安裝修復好的鐘表文物（圖片版權©故宮博物院）
Q 面對追夢道路上的困難，你是怎樣應對挑戰的？
A 古董鐘錶的修復，每一件都有它的難度，有它自己的複雜程度，所以每修一件都是在克服新的困難。我們也是在克服一個又一個的困難當中不斷地積累經驗，完善自身的技藝，更好地完成古董鐘錶的修復。
Q 當你認為自己取得成功時，你對榮譽感和自豪感如何體會？
A 對於我們修復師來說，修復的任務是永遠沒有終結的。但是通過《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紀錄片，讓我們這些幕後的文物修復師走到臺前，也讓文物修復行業受到更多人的關注，這令我感到非常光榮和自豪。
陳楊：千絲萬縷 其中一系
宮廷傳世紡織品文物修復研究，陳楊是這條道路上當之無愧的先行者。從2005年新人輪值結束、正式接手故宮紡織品文物至今，陳楊已修復了百件以上的文物——從帝王家的黃袍、鳳衫，到養心殿的幔帳、被褥、床單，故宮內所有服飾、生活用品、欣賞類紡織品的修復，都在紡織品修復組的工作範圍。
不同於鐘錶組、木器組等同事們需徹底修完一件物品後再去認領下一項任務，紡織品文物修復組的工作大多得交叉進行，其中，文物搶救性保護修復和展覽性保護修復工作被列在“重要且緊急”的list，最應首要應對，研究性保護修復工作因沒有嚴格的時間限定，被穿插安排在緊急保護任務之間進行。
故宮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室正式成立於2009年，組內5人全是女生，紡織品的特殊性讓她們不能化妝，不能噴香水，不能留指甲。宮裡的紡織品又通常體量不小，僅抬取、翻面的動作，就需要多人配合，如再遇上力氣活，比如某些裝飾有紡織品的大掛屏、大屏風的修復，就得去求隔壁男生數量多的木器組來尋求幫助。
陳楊說，判斷文物修復行為的優劣，要看是否祛除了文物的病害，是否恢復了它的價值和整體統一性。比如對一件文物進行除塵，就是祛除汙染物病害，防止其對文物繼續損傷，同時也恢復了文物的審美價值，大家再看到這件文物時，因為沒有了塵垢，紋路就會清晰起來；再比如，對一件紡織品文物的破損處進行鍼線法縫補，就是利用針線技法對文物損傷部位給予支撐和保護，同時恢復了文物的整體統一性。陳楊說，這份工作就是延緩文物的壽命，讓它們可以被保護得更好。
某些時刻，這項工作會生出一些無法與外界分享的快感，那是些很難跟外行人講清楚的東西，比如一些保護性的工作，看上去可能沒有什麼區別，只有她們自己知道自己提供了何種保護。
陳楊認為，紡織品修復組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遠觀，你看不出她們在哪處做了修補，但近看、細看時，仍可以區別出來，這也就體現了紡織品文物修復的可識別性，為後人研究提供可識別的歷史修復檔案。絕大多數時候，“紡織品文物修復前後還是會有很明顯的對比效果，會讓觀者感覺非常震撼”。這種修復技藝也不是短時間就可以練就，需要經過長期的工作實踐才能達到修復技術的純熟。
陳楊正在修復清乾隆年間戲曲服裝紅色緙絲雲龍紋男蟒（照片由陳楊提供）
紡織品文物傳統修復技藝，陳楊非常希望把它們一代一代地傳下去，讓更多的年輕人投入到文物保護的隊伍中。她的愛人、故宮鐘錶修復師亓昊楠曾說，跟了師傅王津兩年，他在熱鬧的地方已經呆不久了。陳楊與他同感。他們都非常相信自己的工作，他們都不急躁。古物自有的敬畏感，為他們提供了更長維度的價值評判標準，也使他們堅持自省。
對於陳楊而言，織物的世界豐富多彩。她以前還會每年追一追Chanel的大秀，現在已經不怎麼看了，故宮實在是個可以飽眼福的地方，它引導著在這裡工作的人們，越來越注意去發掘東方人的需求。
陳楊說，中國傳統服飾的設計自有其價值，以中式服裝舉例，傳統服飾的很多因素會以突出女性的婀娜和東方的神韻為主，並且有些服裝在款式上就已經著重突出女性修長的線條美。東方人善用材質工藝來加深這種感受，其中就產生了微小的美妙差異，“比如刺繡就不可能是平的，它起碼會有一點點高於基礎面料，是種讓人一看就特別扎眼的工藝。緙絲雖然跟刺繡用同一種原材料，但表現出的視覺感官就完全不一樣了，緙絲依靠織造的方法，一下就把那種絲光的效果弱化掉了，要更平和。我覺得東方這種工藝和材質的運用，都可以代表東方人的審美。”
"隨著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互聯網上大紅，一直隱藏在深宮裡的鐘表、木器、織繡、青銅器等珍奇文物背後的修復師，第一次向普羅大眾展示了他們的工作日常。故宮古董鐘錶修復師亓昊楠與他的夫人、故宮紡織品文物修復組組長陳楊分別出現在第一、第二集當中。古老修復工藝引發的熱潮仍有餘溫。如何定義新時代的工匠精神？在故宮建成599年之際，這對故宮裡的年輕夫婦，向我們講述了他們的故事。
初入故宮的年輕人
放在今天，恐怕很少有人沒聽說過在故宮裡修鐘錶的王津和亓昊楠師徒。但在十多年前，當亓昊楠第一次踏入故宮文物修復組的時候，這裡卻是比象牙塔更不為外人知曉的所在。亓昊楠回想起自己當初報名到故宮修鐘錶，其實只是為了習得一技之長。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想在大學畢業之後，學得一門手藝，有一門技術傍身——“反正將來無論怎麼變化，文物總是需要有人修復的”，他也算是有了“吃飯的傢伙”。
在當時，無論是宮裡還是宮外，說起文物，大家首先想到和最重視的，當然是書畫和瓷器，古董鐘錶知道的人就比較少。亓昊楠自己在從事這項工作之前，對鐘錶的理解也僅限於“普通人手上戴的國產表，爺爺奶奶家裡掛的老座鐘，還有老一點的懷錶，到頭了……”直到進入宮裡之後，他才發現，原來“老祖宗”竟也收藏瞭如此多無價的鐘表。他還記得自己剛進修復組時，被眾多古董鍾環繞的場面所震撼。如果沒有後來的那部火遍大江南北的《我在故宮修文物》，恐怕絕大部分國人至今都難以體會那份感覺。
故宮裡的古董鐘錶雖然令人震撼，但修復的工作其實是相當枯燥且充滿挑戰的。首先是因為故宮裡的鐘表全都年代久遠，沒有現成的圖紙或是機械構造供參考，所以也就不具備太強的理論性，主要是靠跟著師傅邊幹邊學，積累經驗。再加上故宮中收藏的鐘表皆是以表演和觀賞性見長（皇帝並不在意具體的時間），所以修復的難點也都在複雜的聯動機制上，而非基礎的走時結構。
處於“菜鳥”階段時，將一臺古董鐘擺在亓昊楠面前，他只能勉強判斷出其中所包含的功能，至於該項功能是通過何種方式來實現，就完全沒有頭緒了。唯有在修復了足夠多的實物，積累了足夠豐富的經驗之後，才能做到憑一臺鐘錶的外觀，猜測出其內部的機械原理。
亓昊楠還記得，曾有一家臺灣公司想模仿故宮裡的荷花缸鍾，他們見過荷花缸鐘的外形，也知道它如何表演（荷花的花瓣可以張開），但不清楚內部的結構，就根據想象設計了一套聯動裝置來實現這個機制，結果與原本的結構大相徑庭，表演的效果也不甚理想。
而且，鐘錶的修復和其他文物的修復還不太一樣，它主要依靠“單兵作戰”。一臺古董鐘錶，從開始修復，到發現問題，到排除故障，再到組裝調試，整個過程是非常漫長的，也只有修復師自己心裡清楚鐘錶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其他人既感受不到，也不能參與其中。因為“如果是兩個人同時參與修復，他拆裝一部分，你拆裝一部分，最後在組裝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只有當破損的鐘表被從靜修到動，從死修到生，經過修復師的雙手恢復了最初的狀態，才算是完成了修復的任務。這個時候，當曾經殘破的鐘表能夠完好地運轉起來，讓其他人終於能看到實質上的修復成果，也是亓昊楠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和亓昊楠相比，他的夫人陳楊雖然同在文物修復組，但並沒有從一開始便走上師徒制的傳統模式。陳楊是2004年進的故宮，後來由她挑起大梁的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室卻是2009年才成立。剛進故宮的時候，按照故宮的實習期規定，為讓每個新進人員瞭解不同修復門類，陳楊在各個科室輪崗，在不同的工作室跟著不同的老師學習不同的修復技藝，從裱畫，到木器、漆器，甚至到實驗室跟著王允麗、王春蕾老師嘗試學習紡織品纖維材質檢測和保護工作。每個工作室兩週的學習，她都有所涉獵。不過陳楊最擅長、最感興趣的，還是做紡織品文物的傳統修復工作，這也促使她利用幾年的時間四處學藝，從北京到蘇州，從蘇州到杭州，不停的學習讓她結識了不同的老師，所以她說“我的師傅有很多，在幾年的學藝道路上，也有很多想感謝的人……”。
不斷創新的堅守者
在故宮裡，十幾年來只做著鐘錶修復這同一件事情，亓昊楠覺得首先需要的是對鐘錶的熱愛，其次是能坐得住，也就是要有耐心和恆心。因為修復過程中會遇到不同方面的問題，而且很多都是遇到之後不會馬上就能解決的，往往需要一個長期的探索、實踐、失敗然後再重新開始探索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最難的還不是把故障修好，而且在修好之後的調試步驟上。
儘管隨著亓昊楠修復過的鐘表越來越多，積累的經驗越來越豐富，也能夠預見到哪裡可能出現問題，但將如此眾多的零件組裝起來，在實際進行調試的時候，仍舊會遇到：明明已經解決了故障，可鍾就是走得不準；或者聯動裝置上出現了問題。接下來就是漫長的“試錯”過程，直至把原因找出來，這個過程是最為枯燥的。
在工作到第五六個年頭的時候，亓昊楠遇到了一個瓶頸期，思想出現了些許波動：因為長期從事重複性的工作，他也想去外面看看，瞭解一下別的工作環境和行業狀況。最終，出於對鐘錶的熱愛以及對於悉心培養自己的王津師傅的感激和崇拜，他還是選擇留了下來。王津師傅從16歲開始修鐘錶，一修就是40多年，他挽留亓昊楠的理由也很簡單：“既然選擇一個行業，都幹了這麼長的時間，還是能堅持下去最好。”師徒二人就此開始了又一段與鐘錶運行的嘀嗒和報時聲相伴的生活。也正是在這一階段，亓昊楠與他的夫人陳楊走到了一起。
故宮博物院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在此地的工作環境是相對封閉的，大家都是每天上班就扎進自己的工作室裡，接觸的圈子也比較小。而亓昊楠和陳楊這兩名幾乎同齡的年輕人，正好處在同一個部門內不同的科組，時間長了就產生了類似辦公室戀情的感覺。當時文物修復組還位於老院落中，亓昊楠和陳楊雖屬不同的科室，但卻是在同一片院落內。大家熟悉了之後，下班後也經常在一起活動，彼此都感覺比較投緣，就慢慢走在了一起。
對於如今我們經常提到的工匠精神，亓昊楠可謂相當有發言權，“就是做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然後爭取一直堅持下去，保持一份最高的熱情。”亓昊楠很自然地聯想到了他正在修復的廣州鐘錶麒麟獻壽鍾，這可能是他從業以來遇見的最複雜的一件。
鐘的底部是動力系統和音樂（俗稱的八音盒）裝置，中層裝有三隻猴子，其中兩隻可做出跪拜的動作，中間的大猴子是從捲簾門裡走出來之後再雙膝跪地，同時手捧的壽桃打開；禮畢後壽桃合攏，猴子退回捲簾門內，捲簾門再放下。最上面一層為麒麟馱書，麒麟的腦袋和尾巴是可以運動旋轉的，還有一根從鍾底部貫穿到麒麟馱的書頂上的傳動軸，帶動上面放的轉花表。鐘的層數越多，表演功能越多，複雜程度自然也就越高，在調試過程中也就會出現更多的問題。比如一個齒輪與另外一個齒輪差出了兩個齒的角度，就會導致猴子還沒從捲簾門裡出來就開始跪拜了，所以需要反覆進行調試。
連續十幾年下來，尤其是在《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片子火了之後，亓昊楠的鐘表修復人生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比如說原來就是他和師傅兩個人，根本招不上人來，現在有許多人希望瞭解古董鍾神奇的機械結構，想從事這項工作。《我在故宮修文物》播出之後的第二年就有一萬多人“報考”故宮，其中大部分是想報文物修復，而鐘錶修復又佔了很高的比例。
在2017年前後，鐘錶室招了一位“海歸”的博士，是在芬蘭學機械專業的，也是目前鐘錶室學歷最高的。王津師傅則從故宮內部挖掘潛力，收了一名學珠寶鑲嵌的女研究生。亓昊楠也於近兩年收了一位主攻木器雕塑的研究生和一位主攻木器佛像的研究生，師徒幾人的專業範圍涵蓋了機械結構（機芯）、鑲嵌、雕塑、漆器等各個古董鐘錶相關的工藝領域，能夠分門別類，從內到外，將古董鐘錶各個方面的問題完善解決。
具體到文物修復的方式方法上，以亓昊楠為主導，鐘錶室也做了許多創新。因為年輕人的學歷比老一輩人要更高，也接觸到了更多數字化和多媒體的技術和應用，所以想法也更多，為傳統的文物修復打開了一片新天地。譬如說，前文中介紹的鐘表的修復過程十分漫長，一臺古董鍾平均也需要兩三個月。
如今，鐘錶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物修復方案，將文物的修前、修中、修後的狀態實時拍攝記錄下來並歸檔，將比較重要的步驟在這個方案裡全部體現了出來。而且在鐘錶修復之前還會做一個科技保護監測，確保萬無一失。此外，古董鐘的內部零件經常會有損壞、遺失的情況，過去故宮裡使用的是老式的開齒機，憑修復師的經驗手動開出輪齒。如今發展出精確的3D掃描，還有數控機床、機械車床，大大提高了鐘錶修復的效率以及齒輪的精準度。
其實，外界對故宮一直存在著誤解，以為在故宮裡從事研究的人都是過去的那種老知識分子，一副老學究的樣子。亓昊楠特別糾正，隨著如今社會的發展，觀念的改變，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斷加入他們的團隊。而且故宮裡也有不少像亓昊楠夫妻倆一樣“內部解決”的，他們倆並不算是典型案例。
過去亓昊楠熱衷於旅遊，總是希望利用節假日的時間四處去看一看，增長閱歷和見識。但隨著從事鐘錶修復的時間久了，性子被磨得不那麼急了，變得越來越喜靜。如今亓昊楠夫妻倆也像絕大部分中國家庭一樣，工作以外的生活主要是圍繞著孩子。在有空閒的時間，亓昊楠更願意“宅在家裡”，看一看鐘表機械相關的書籍，或者是寫一些文章，在這方面，夫妻倆也很有共同語言。
亓昊楠：暮鼓晨鐘 聲揚宮外
亓昊楠和陳楊夫婦每天通常是6點15起床，6點50出門，7點半左右到故宮。然後收拾整理一下，8點多就進工作室，開始一天的工作。如果沒有什麼特殊任務，他們通常不會加班。
故宮裡的鐘表修復雖然沒有所謂的KPI（關鍵績效指標）一說，但每年也有一定的任務額度。目前，故宮裡館藏的鐘表大約為1500餘件，涵蓋了英國、法國、瑞士、清宮造鐘處以及廣州造鐘處的作品。在經過了四代故宮鐘錶修復師長達數十載的默默付出之後，業已恢復且保持完好的大概有1000多件。還有約500保存在庫房中，屬於破損程度比較嚴重的。因為過去修復都是選擇把握相對較高、容易修好的，剩下的往往就是更大型、結構複雜和難度高的。但如果能將這些大型作品復原如初，自然能夠讓人感受到更強的視覺衝擊力。
近年來，故宮承擔了不少涉外或是與國內其他博物館合作的修復展覽項目。每次要外出展覽時，都需要對展品重新做一次日常的維護保養，並挑選幾件壓軸的作品進行重點修復。即便近期沒有展覽，亓昊楠他們也會修復一定數量的庫存鐘錶，而不會停滯不前。
在去年年底，故宮與香港科技館聯合舉辦的鐘表修復專題展，一直展出到了今年的4月10日。亓昊楠所在的故宮鐘錶修復組幾乎為此奮戰了一整年，對展出的120件鐘表進行了維護保養，包括對內部機芯的清潔，並且徹底拆解了其中6座需要開動表演的作品，進行細緻的清洗、修復、調試。
今年，香港科技館將迎來一場更為盛大的故宮文物醫院各個門類的修復成果展，鐘錶組仍將承擔6座古董鐘的開動表演。這6座古董鍾是精心挑選而出的，有兩件英國鐘錶，三件廣州造鐘處出品，還有一件清宮造鐘處自己做的，基本都是清朝乾隆時期的。鐘錶組目前正在緊張的籌備當中。
另外一項始終在推進的工作，是故宮與其他兄弟單位的合作項目。從2017年起，便由故宮牽頭舉辦了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董鐘錶培訓班，從全國凡是有鐘錶的博物館裡，包括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南京博物院、瀋陽故宮博物院、廣州省博和廣州市博，各挑選出了一位修復人員進行培養，這6家博物館就培養了6位鐘錶修復師。現在他們均已返回到各自的館院，挑起了鐘錶修復的大梁，其中王津師傅的兒子就在頤和園工作。
Q -《 北京青年》 週刊
A - 亓昊楠
Q 祖國70年華誕之時，我們的國家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你是怎樣見證的？你的感受是怎樣的？
A 我是1981年出生的，現在38歲，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正好經歷了改革開放的40年。給我的感覺是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衣食住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像我們現在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還是隨時可以去外地甚至外國旅行，這些都是我小時候根本想不到的。
Q 說一件在你記憶中，與祖國息息相關的、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A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初中時參與國慶遊行翻花的活動。我們作為遊行的背景屏，每個方陣經過時我們都得換翻一種顏色的花。當時經歷了無數次的彩排，我覺得那是我人生中非常難忘的事情。再就是2017年習主席帶著特朗普參觀故宮，第一站到寶蘊樓，第二站就是我們文物醫院，而且最先觀看的就是古董鐘錶的修復和演示。我覺得無論是從文物修復師這個職業還是我個人的角度，都是無比驕傲和自豪的。
Q 祖國70歲生日，你要送給祖國什麼祝福？
A 我希望祖國越來越強大，能永遠和平，也越來越繁榮。
Q “祖國”這兩個字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A 我們把“祖國”比作一個大家，只有大家安定團結富強了，我們個人的這種小家才能和諧美滿。
Q 習總書記說，我們都是追夢人，那你的中國夢是什麼？
A 我是大學一畢業就從事的古董表修復，所以我的夢想就是能修復更多的鐘表，讓更多的人瞭解、喜歡，也讓更多的人願意從事古董表修復。我也希望能將師傅的手藝繼承下來，將這門修復技藝不斷傳承下去。
Q 作為新時代的“追夢人”，你是怎樣理解“追夢”的？
A 追夢，首先你自己要有一個夢想，有一個目標，按照這個目標不斷地進取。我現在追的夢很簡單，就是在古董表修復這個行業裡，爭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多修一些鐘錶，讓自己的經驗不斷地積累，讓更多的世人有機會看到古董鐘錶修復好之後的動態的表演，感受鐘錶的神奇，時間的魅力。
Q 在“追夢”的道路上你有哪些難忘的經歷？
A 最令我感到難忘的，就是和師傅學藝的過程中修過的那些鐘錶。其中有一臺堪稱世界上最複雜的瑞士的魔術人鍾。有一次荷蘭音樂鍾博物館要與我們合作，還派了一位俄羅斯的鐘表專家來，他看了這檯鐘的複雜程度之後就放棄了。但荷蘭音樂鍾博物館最後還是選了這檯鐘，所以師傅決定親自上陣，我也從修前、修中、修後都參與到了其中，也感受到了這檯鐘表為什麼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它有七套傳動系統，帶著七種功能，修復後的表演也是讓所有觀看過的人都感覺大為驚奇。
Q 在你追夢的過程中，你認為激勵你的是什麼？是什麼讓你走向成功的？
A 我的師傅就是激勵我的榜樣，他也是我人生的偶像。師傅16歲進宮，工作了大概45年，已經修復了300餘件鐘錶。我20多歲入職，到現在才修復了100餘件，在工作年限和工作數量上永遠也追不上師傅了，但我可以將師傅的鐘表修復技藝和他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故宮博物院鐘錶保護修復專家王津與亓昊楠安裝修復好的鐘表文物（圖片版權©故宮博物院）
Q 面對追夢道路上的困難，你是怎樣應對挑戰的？
A 古董鐘錶的修復，每一件都有它的難度，有它自己的複雜程度，所以每修一件都是在克服新的困難。我們也是在克服一個又一個的困難當中不斷地積累經驗，完善自身的技藝，更好地完成古董鐘錶的修復。
Q 當你認為自己取得成功時，你對榮譽感和自豪感如何體會？
A 對於我們修復師來說，修復的任務是永遠沒有終結的。但是通過《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紀錄片，讓我們這些幕後的文物修復師走到臺前，也讓文物修復行業受到更多人的關注，這令我感到非常光榮和自豪。
陳楊：千絲萬縷 其中一系
宮廷傳世紡織品文物修復研究，陳楊是這條道路上當之無愧的先行者。從2005年新人輪值結束、正式接手故宮紡織品文物至今，陳楊已修復了百件以上的文物——從帝王家的黃袍、鳳衫，到養心殿的幔帳、被褥、床單，故宮內所有服飾、生活用品、欣賞類紡織品的修復，都在紡織品修復組的工作範圍。
不同於鐘錶組、木器組等同事們需徹底修完一件物品後再去認領下一項任務，紡織品文物修復組的工作大多得交叉進行，其中，文物搶救性保護修復和展覽性保護修復工作被列在“重要且緊急”的list，最應首要應對，研究性保護修復工作因沒有嚴格的時間限定，被穿插安排在緊急保護任務之間進行。
故宮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室正式成立於2009年，組內5人全是女生，紡織品的特殊性讓她們不能化妝，不能噴香水，不能留指甲。宮裡的紡織品又通常體量不小，僅抬取、翻面的動作，就需要多人配合，如再遇上力氣活，比如某些裝飾有紡織品的大掛屏、大屏風的修復，就得去求隔壁男生數量多的木器組來尋求幫助。
陳楊說，判斷文物修復行為的優劣，要看是否祛除了文物的病害，是否恢復了它的價值和整體統一性。比如對一件文物進行除塵，就是祛除汙染物病害，防止其對文物繼續損傷，同時也恢復了文物的審美價值，大家再看到這件文物時，因為沒有了塵垢，紋路就會清晰起來；再比如，對一件紡織品文物的破損處進行鍼線法縫補，就是利用針線技法對文物損傷部位給予支撐和保護，同時恢復了文物的整體統一性。陳楊說，這份工作就是延緩文物的壽命，讓它們可以被保護得更好。
某些時刻，這項工作會生出一些無法與外界分享的快感，那是些很難跟外行人講清楚的東西，比如一些保護性的工作，看上去可能沒有什麼區別，只有她們自己知道自己提供了何種保護。
陳楊認為，紡織品修復組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遠觀，你看不出她們在哪處做了修補，但近看、細看時，仍可以區別出來，這也就體現了紡織品文物修復的可識別性，為後人研究提供可識別的歷史修復檔案。絕大多數時候，“紡織品文物修復前後還是會有很明顯的對比效果，會讓觀者感覺非常震撼”。這種修復技藝也不是短時間就可以練就，需要經過長期的工作實踐才能達到修復技術的純熟。
陳楊正在修復清乾隆年間戲曲服裝紅色緙絲雲龍紋男蟒（照片由陳楊提供）
紡織品文物傳統修復技藝，陳楊非常希望把它們一代一代地傳下去，讓更多的年輕人投入到文物保護的隊伍中。她的愛人、故宮鐘錶修復師亓昊楠曾說，跟了師傅王津兩年，他在熱鬧的地方已經呆不久了。陳楊與他同感。他們都非常相信自己的工作，他們都不急躁。古物自有的敬畏感，為他們提供了更長維度的價值評判標準，也使他們堅持自省。
對於陳楊而言，織物的世界豐富多彩。她以前還會每年追一追Chanel的大秀，現在已經不怎麼看了，故宮實在是個可以飽眼福的地方，它引導著在這裡工作的人們，越來越注意去發掘東方人的需求。
陳楊說，中國傳統服飾的設計自有其價值，以中式服裝舉例，傳統服飾的很多因素會以突出女性的婀娜和東方的神韻為主，並且有些服裝在款式上就已經著重突出女性修長的線條美。東方人善用材質工藝來加深這種感受，其中就產生了微小的美妙差異，“比如刺繡就不可能是平的，它起碼會有一點點高於基礎面料，是種讓人一看就特別扎眼的工藝。緙絲雖然跟刺繡用同一種原材料，但表現出的視覺感官就完全不一樣了，緙絲依靠織造的方法，一下就把那種絲光的效果弱化掉了，要更平和。我覺得東方這種工藝和材質的運用，都可以代表東方人的審美。”
Q -《北京青年》週刊
A - 陳楊
Q 你怎麼理解時尚? 這是個離你的工作很遠的詞嗎？
A 我認為具備民族特性的時尚才是好的時尚。很多知名的時尚大師，都是用了很多獨有的、國家的、傳統的因素，又結合現在的設計理念去設計。這樣的東西是具備非常獨特的性質的。我喜歡的設計是基於有積澱的、傳統服飾來源的靈感，再加上自己的創意，這樣設計出來的東西比較有分量。
Q 我好奇你的衣櫃裡都是怎樣的衣服？
A 我是有各種不同的服飾。有運動的，就是現代的，也有古典的。中式的那種也比較多，就是各種各樣的。其實穿中式的衣服在故宮一點也不覺得違和，這裡面也有很多穿漢服的，也有很多穿清代服飾的在故宮裡拍照，展現每個傳統愛好者最美的時刻。
Q 你有什麼堅持的價值觀嗎？
A 就是隻做一些對文物有意義的事吧，我的價值觀就是儘可能地豐富自己的學識、多學習一些修復技能，在工作中做一些歸納總結，把在修復過程中瞭解的這些工藝過程還有一些別人不能瞭解的東西，把這些技術都很好地傳承下去，同時希望可以真正地把它們用在現在的服飾上，因為古人很多東西做得很聰明，他們也會用到很多現在工藝所達不到的東西，把這些工藝永久性地傳承下來，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Q 說一件在你記憶中，你與祖國息息相關的、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A 我們國家現在特別重視傳統技藝，重視技術的傳承，也非常重視我們這些做文化保護和修復的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工作的過程中感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和重視，比如說上次習主席和夫人一起帶著美國訪問團來故宮參觀，我對這個畫面的印象記憶非常深刻。彭教授還問了我幾句有關工作的話，當時我非常激動，國家能這麼重視文物修復，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感覺非常自豪。
Q 作為新時代的“追夢人”，你是怎樣理解“追夢”的？
A 追夢就是對自己所做的文物保護事業的一種追逐，擇一事，終一生，永遠在自己事業的歷程中堅守自己的崗位，執著地去做這一件事。我的性格也是屬於這樣的，所以希望能把一件事做好做精，一直堅持下去。
Q 在你追夢的過程中你認為激勵你的是什麼？
A 我現在還沒有到成功那一步，只能說是在這個道路上不斷前行。激勵我的就是，每一次我把一些狀態不太好的文物恢復到整體統一的時候，我都會覺得特別有成就感，也正是這種成就感不斷激勵我一直堅持著。
Q 面對追夢道路上的困難，你是怎樣應對挑戰的？
A 其實我們在文物修復的過程中，會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有時候在修復的過程中會遇到一些瓶頸，沒有辦法繼續下去，在面對這些困難的時候，就先讓自己靜下來，然後去想一想辦法，還有一些你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可以去求教一些比你知識更深厚的老師。所以說在困難發生的時候，不要懼怕，排除萬難，努力應對，用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好。
文 陳光大 韓文苑
編輯 韓文苑
人物攝影 解飛
統籌 曹夢圓
圖片編輯 劉藝琳
場地鳴謝 故宮書院
"隨著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互聯網上大紅，一直隱藏在深宮裡的鐘表、木器、織繡、青銅器等珍奇文物背後的修復師，第一次向普羅大眾展示了他們的工作日常。故宮古董鐘錶修復師亓昊楠與他的夫人、故宮紡織品文物修復組組長陳楊分別出現在第一、第二集當中。古老修復工藝引發的熱潮仍有餘溫。如何定義新時代的工匠精神？在故宮建成599年之際，這對故宮裡的年輕夫婦，向我們講述了他們的故事。
初入故宮的年輕人
放在今天，恐怕很少有人沒聽說過在故宮裡修鐘錶的王津和亓昊楠師徒。但在十多年前，當亓昊楠第一次踏入故宮文物修復組的時候，這裡卻是比象牙塔更不為外人知曉的所在。亓昊楠回想起自己當初報名到故宮修鐘錶，其實只是為了習得一技之長。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想在大學畢業之後，學得一門手藝，有一門技術傍身——“反正將來無論怎麼變化，文物總是需要有人修復的”，他也算是有了“吃飯的傢伙”。
在當時，無論是宮裡還是宮外，說起文物，大家首先想到和最重視的，當然是書畫和瓷器，古董鐘錶知道的人就比較少。亓昊楠自己在從事這項工作之前，對鐘錶的理解也僅限於“普通人手上戴的國產表，爺爺奶奶家裡掛的老座鐘，還有老一點的懷錶，到頭了……”直到進入宮裡之後，他才發現，原來“老祖宗”竟也收藏瞭如此多無價的鐘表。他還記得自己剛進修復組時，被眾多古董鍾環繞的場面所震撼。如果沒有後來的那部火遍大江南北的《我在故宮修文物》，恐怕絕大部分國人至今都難以體會那份感覺。
故宮裡的古董鐘錶雖然令人震撼，但修復的工作其實是相當枯燥且充滿挑戰的。首先是因為故宮裡的鐘表全都年代久遠，沒有現成的圖紙或是機械構造供參考，所以也就不具備太強的理論性，主要是靠跟著師傅邊幹邊學，積累經驗。再加上故宮中收藏的鐘表皆是以表演和觀賞性見長（皇帝並不在意具體的時間），所以修復的難點也都在複雜的聯動機制上，而非基礎的走時結構。
處於“菜鳥”階段時，將一臺古董鐘擺在亓昊楠面前，他只能勉強判斷出其中所包含的功能，至於該項功能是通過何種方式來實現，就完全沒有頭緒了。唯有在修復了足夠多的實物，積累了足夠豐富的經驗之後，才能做到憑一臺鐘錶的外觀，猜測出其內部的機械原理。
亓昊楠還記得，曾有一家臺灣公司想模仿故宮裡的荷花缸鍾，他們見過荷花缸鐘的外形，也知道它如何表演（荷花的花瓣可以張開），但不清楚內部的結構，就根據想象設計了一套聯動裝置來實現這個機制，結果與原本的結構大相徑庭，表演的效果也不甚理想。
而且，鐘錶的修復和其他文物的修復還不太一樣，它主要依靠“單兵作戰”。一臺古董鐘錶，從開始修復，到發現問題，到排除故障，再到組裝調試，整個過程是非常漫長的，也只有修復師自己心裡清楚鐘錶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其他人既感受不到，也不能參與其中。因為“如果是兩個人同時參與修復，他拆裝一部分，你拆裝一部分，最後在組裝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只有當破損的鐘表被從靜修到動，從死修到生，經過修復師的雙手恢復了最初的狀態，才算是完成了修復的任務。這個時候，當曾經殘破的鐘表能夠完好地運轉起來，讓其他人終於能看到實質上的修復成果，也是亓昊楠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和亓昊楠相比，他的夫人陳楊雖然同在文物修復組，但並沒有從一開始便走上師徒制的傳統模式。陳楊是2004年進的故宮，後來由她挑起大梁的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室卻是2009年才成立。剛進故宮的時候，按照故宮的實習期規定，為讓每個新進人員瞭解不同修復門類，陳楊在各個科室輪崗，在不同的工作室跟著不同的老師學習不同的修復技藝，從裱畫，到木器、漆器，甚至到實驗室跟著王允麗、王春蕾老師嘗試學習紡織品纖維材質檢測和保護工作。每個工作室兩週的學習，她都有所涉獵。不過陳楊最擅長、最感興趣的，還是做紡織品文物的傳統修復工作，這也促使她利用幾年的時間四處學藝，從北京到蘇州，從蘇州到杭州，不停的學習讓她結識了不同的老師，所以她說“我的師傅有很多，在幾年的學藝道路上，也有很多想感謝的人……”。
不斷創新的堅守者
在故宮裡，十幾年來只做著鐘錶修復這同一件事情，亓昊楠覺得首先需要的是對鐘錶的熱愛，其次是能坐得住，也就是要有耐心和恆心。因為修復過程中會遇到不同方面的問題，而且很多都是遇到之後不會馬上就能解決的，往往需要一個長期的探索、實踐、失敗然後再重新開始探索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最難的還不是把故障修好，而且在修好之後的調試步驟上。
儘管隨著亓昊楠修復過的鐘表越來越多，積累的經驗越來越豐富，也能夠預見到哪裡可能出現問題，但將如此眾多的零件組裝起來，在實際進行調試的時候，仍舊會遇到：明明已經解決了故障，可鍾就是走得不準；或者聯動裝置上出現了問題。接下來就是漫長的“試錯”過程，直至把原因找出來，這個過程是最為枯燥的。
在工作到第五六個年頭的時候，亓昊楠遇到了一個瓶頸期，思想出現了些許波動：因為長期從事重複性的工作，他也想去外面看看，瞭解一下別的工作環境和行業狀況。最終，出於對鐘錶的熱愛以及對於悉心培養自己的王津師傅的感激和崇拜，他還是選擇留了下來。王津師傅從16歲開始修鐘錶，一修就是40多年，他挽留亓昊楠的理由也很簡單：“既然選擇一個行業，都幹了這麼長的時間，還是能堅持下去最好。”師徒二人就此開始了又一段與鐘錶運行的嘀嗒和報時聲相伴的生活。也正是在這一階段，亓昊楠與他的夫人陳楊走到了一起。
故宮博物院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在此地的工作環境是相對封閉的，大家都是每天上班就扎進自己的工作室裡，接觸的圈子也比較小。而亓昊楠和陳楊這兩名幾乎同齡的年輕人，正好處在同一個部門內不同的科組，時間長了就產生了類似辦公室戀情的感覺。當時文物修復組還位於老院落中，亓昊楠和陳楊雖屬不同的科室，但卻是在同一片院落內。大家熟悉了之後，下班後也經常在一起活動，彼此都感覺比較投緣，就慢慢走在了一起。
對於如今我們經常提到的工匠精神，亓昊楠可謂相當有發言權，“就是做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然後爭取一直堅持下去，保持一份最高的熱情。”亓昊楠很自然地聯想到了他正在修復的廣州鐘錶麒麟獻壽鍾，這可能是他從業以來遇見的最複雜的一件。
鐘的底部是動力系統和音樂（俗稱的八音盒）裝置，中層裝有三隻猴子，其中兩隻可做出跪拜的動作，中間的大猴子是從捲簾門裡走出來之後再雙膝跪地，同時手捧的壽桃打開；禮畢後壽桃合攏，猴子退回捲簾門內，捲簾門再放下。最上面一層為麒麟馱書，麒麟的腦袋和尾巴是可以運動旋轉的，還有一根從鍾底部貫穿到麒麟馱的書頂上的傳動軸，帶動上面放的轉花表。鐘的層數越多，表演功能越多，複雜程度自然也就越高，在調試過程中也就會出現更多的問題。比如一個齒輪與另外一個齒輪差出了兩個齒的角度，就會導致猴子還沒從捲簾門裡出來就開始跪拜了，所以需要反覆進行調試。
連續十幾年下來，尤其是在《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片子火了之後，亓昊楠的鐘表修復人生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比如說原來就是他和師傅兩個人，根本招不上人來，現在有許多人希望瞭解古董鍾神奇的機械結構，想從事這項工作。《我在故宮修文物》播出之後的第二年就有一萬多人“報考”故宮，其中大部分是想報文物修復，而鐘錶修復又佔了很高的比例。
在2017年前後，鐘錶室招了一位“海歸”的博士，是在芬蘭學機械專業的，也是目前鐘錶室學歷最高的。王津師傅則從故宮內部挖掘潛力，收了一名學珠寶鑲嵌的女研究生。亓昊楠也於近兩年收了一位主攻木器雕塑的研究生和一位主攻木器佛像的研究生，師徒幾人的專業範圍涵蓋了機械結構（機芯）、鑲嵌、雕塑、漆器等各個古董鐘錶相關的工藝領域，能夠分門別類，從內到外，將古董鐘錶各個方面的問題完善解決。
具體到文物修復的方式方法上，以亓昊楠為主導，鐘錶室也做了許多創新。因為年輕人的學歷比老一輩人要更高，也接觸到了更多數字化和多媒體的技術和應用，所以想法也更多，為傳統的文物修復打開了一片新天地。譬如說，前文中介紹的鐘表的修復過程十分漫長，一臺古董鍾平均也需要兩三個月。
如今，鐘錶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物修復方案，將文物的修前、修中、修後的狀態實時拍攝記錄下來並歸檔，將比較重要的步驟在這個方案裡全部體現了出來。而且在鐘錶修復之前還會做一個科技保護監測，確保萬無一失。此外，古董鐘的內部零件經常會有損壞、遺失的情況，過去故宮裡使用的是老式的開齒機，憑修復師的經驗手動開出輪齒。如今發展出精確的3D掃描，還有數控機床、機械車床，大大提高了鐘錶修復的效率以及齒輪的精準度。
其實，外界對故宮一直存在著誤解，以為在故宮裡從事研究的人都是過去的那種老知識分子，一副老學究的樣子。亓昊楠特別糾正，隨著如今社會的發展，觀念的改變，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斷加入他們的團隊。而且故宮裡也有不少像亓昊楠夫妻倆一樣“內部解決”的，他們倆並不算是典型案例。
過去亓昊楠熱衷於旅遊，總是希望利用節假日的時間四處去看一看，增長閱歷和見識。但隨著從事鐘錶修復的時間久了，性子被磨得不那麼急了，變得越來越喜靜。如今亓昊楠夫妻倆也像絕大部分中國家庭一樣，工作以外的生活主要是圍繞著孩子。在有空閒的時間，亓昊楠更願意“宅在家裡”，看一看鐘表機械相關的書籍，或者是寫一些文章，在這方面，夫妻倆也很有共同語言。
亓昊楠：暮鼓晨鐘 聲揚宮外
亓昊楠和陳楊夫婦每天通常是6點15起床，6點50出門，7點半左右到故宮。然後收拾整理一下，8點多就進工作室，開始一天的工作。如果沒有什麼特殊任務，他們通常不會加班。
故宮裡的鐘表修復雖然沒有所謂的KPI（關鍵績效指標）一說，但每年也有一定的任務額度。目前，故宮裡館藏的鐘表大約為1500餘件，涵蓋了英國、法國、瑞士、清宮造鐘處以及廣州造鐘處的作品。在經過了四代故宮鐘錶修復師長達數十載的默默付出之後，業已恢復且保持完好的大概有1000多件。還有約500保存在庫房中，屬於破損程度比較嚴重的。因為過去修復都是選擇把握相對較高、容易修好的，剩下的往往就是更大型、結構複雜和難度高的。但如果能將這些大型作品復原如初，自然能夠讓人感受到更強的視覺衝擊力。
近年來，故宮承擔了不少涉外或是與國內其他博物館合作的修復展覽項目。每次要外出展覽時，都需要對展品重新做一次日常的維護保養，並挑選幾件壓軸的作品進行重點修復。即便近期沒有展覽，亓昊楠他們也會修復一定數量的庫存鐘錶，而不會停滯不前。
在去年年底，故宮與香港科技館聯合舉辦的鐘表修復專題展，一直展出到了今年的4月10日。亓昊楠所在的故宮鐘錶修復組幾乎為此奮戰了一整年，對展出的120件鐘表進行了維護保養，包括對內部機芯的清潔，並且徹底拆解了其中6座需要開動表演的作品，進行細緻的清洗、修復、調試。
今年，香港科技館將迎來一場更為盛大的故宮文物醫院各個門類的修復成果展，鐘錶組仍將承擔6座古董鐘的開動表演。這6座古董鍾是精心挑選而出的，有兩件英國鐘錶，三件廣州造鐘處出品，還有一件清宮造鐘處自己做的，基本都是清朝乾隆時期的。鐘錶組目前正在緊張的籌備當中。
另外一項始終在推進的工作，是故宮與其他兄弟單位的合作項目。從2017年起，便由故宮牽頭舉辦了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董鐘錶培訓班，從全國凡是有鐘錶的博物館裡，包括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南京博物院、瀋陽故宮博物院、廣州省博和廣州市博，各挑選出了一位修復人員進行培養，這6家博物館就培養了6位鐘錶修復師。現在他們均已返回到各自的館院，挑起了鐘錶修復的大梁，其中王津師傅的兒子就在頤和園工作。
Q -《 北京青年》 週刊
A - 亓昊楠
Q 祖國70年華誕之時，我們的國家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你是怎樣見證的？你的感受是怎樣的？
A 我是1981年出生的，現在38歲，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正好經歷了改革開放的40年。給我的感覺是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衣食住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像我們現在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還是隨時可以去外地甚至外國旅行，這些都是我小時候根本想不到的。
Q 說一件在你記憶中，與祖國息息相關的、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A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初中時參與國慶遊行翻花的活動。我們作為遊行的背景屏，每個方陣經過時我們都得換翻一種顏色的花。當時經歷了無數次的彩排，我覺得那是我人生中非常難忘的事情。再就是2017年習主席帶著特朗普參觀故宮，第一站到寶蘊樓，第二站就是我們文物醫院，而且最先觀看的就是古董鐘錶的修復和演示。我覺得無論是從文物修復師這個職業還是我個人的角度，都是無比驕傲和自豪的。
Q 祖國70歲生日，你要送給祖國什麼祝福？
A 我希望祖國越來越強大，能永遠和平，也越來越繁榮。
Q “祖國”這兩個字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A 我們把“祖國”比作一個大家，只有大家安定團結富強了，我們個人的這種小家才能和諧美滿。
Q 習總書記說，我們都是追夢人，那你的中國夢是什麼？
A 我是大學一畢業就從事的古董表修復，所以我的夢想就是能修復更多的鐘表，讓更多的人瞭解、喜歡，也讓更多的人願意從事古董表修復。我也希望能將師傅的手藝繼承下來，將這門修復技藝不斷傳承下去。
Q 作為新時代的“追夢人”，你是怎樣理解“追夢”的？
A 追夢，首先你自己要有一個夢想，有一個目標，按照這個目標不斷地進取。我現在追的夢很簡單，就是在古董表修復這個行業裡，爭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多修一些鐘錶，讓自己的經驗不斷地積累，讓更多的世人有機會看到古董鐘錶修復好之後的動態的表演，感受鐘錶的神奇，時間的魅力。
Q 在“追夢”的道路上你有哪些難忘的經歷？
A 最令我感到難忘的，就是和師傅學藝的過程中修過的那些鐘錶。其中有一臺堪稱世界上最複雜的瑞士的魔術人鍾。有一次荷蘭音樂鍾博物館要與我們合作，還派了一位俄羅斯的鐘表專家來，他看了這檯鐘的複雜程度之後就放棄了。但荷蘭音樂鍾博物館最後還是選了這檯鐘，所以師傅決定親自上陣，我也從修前、修中、修後都參與到了其中，也感受到了這檯鐘表為什麼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它有七套傳動系統，帶著七種功能，修復後的表演也是讓所有觀看過的人都感覺大為驚奇。
Q 在你追夢的過程中，你認為激勵你的是什麼？是什麼讓你走向成功的？
A 我的師傅就是激勵我的榜樣，他也是我人生的偶像。師傅16歲進宮，工作了大概45年，已經修復了300餘件鐘錶。我20多歲入職，到現在才修復了100餘件，在工作年限和工作數量上永遠也追不上師傅了，但我可以將師傅的鐘表修復技藝和他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故宮博物院鐘錶保護修復專家王津與亓昊楠安裝修復好的鐘表文物（圖片版權©故宮博物院）
Q 面對追夢道路上的困難，你是怎樣應對挑戰的？
A 古董鐘錶的修復，每一件都有它的難度，有它自己的複雜程度，所以每修一件都是在克服新的困難。我們也是在克服一個又一個的困難當中不斷地積累經驗，完善自身的技藝，更好地完成古董鐘錶的修復。
Q 當你認為自己取得成功時，你對榮譽感和自豪感如何體會？
A 對於我們修復師來說，修復的任務是永遠沒有終結的。但是通過《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紀錄片，讓我們這些幕後的文物修復師走到臺前，也讓文物修復行業受到更多人的關注，這令我感到非常光榮和自豪。
陳楊：千絲萬縷 其中一系
宮廷傳世紡織品文物修復研究，陳楊是這條道路上當之無愧的先行者。從2005年新人輪值結束、正式接手故宮紡織品文物至今，陳楊已修復了百件以上的文物——從帝王家的黃袍、鳳衫，到養心殿的幔帳、被褥、床單，故宮內所有服飾、生活用品、欣賞類紡織品的修復，都在紡織品修復組的工作範圍。
不同於鐘錶組、木器組等同事們需徹底修完一件物品後再去認領下一項任務，紡織品文物修復組的工作大多得交叉進行，其中，文物搶救性保護修復和展覽性保護修復工作被列在“重要且緊急”的list，最應首要應對，研究性保護修復工作因沒有嚴格的時間限定，被穿插安排在緊急保護任務之間進行。
故宮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室正式成立於2009年，組內5人全是女生，紡織品的特殊性讓她們不能化妝，不能噴香水，不能留指甲。宮裡的紡織品又通常體量不小，僅抬取、翻面的動作，就需要多人配合，如再遇上力氣活，比如某些裝飾有紡織品的大掛屏、大屏風的修復，就得去求隔壁男生數量多的木器組來尋求幫助。
陳楊說，判斷文物修復行為的優劣，要看是否祛除了文物的病害，是否恢復了它的價值和整體統一性。比如對一件文物進行除塵，就是祛除汙染物病害，防止其對文物繼續損傷，同時也恢復了文物的審美價值，大家再看到這件文物時，因為沒有了塵垢，紋路就會清晰起來；再比如，對一件紡織品文物的破損處進行鍼線法縫補，就是利用針線技法對文物損傷部位給予支撐和保護，同時恢復了文物的整體統一性。陳楊說，這份工作就是延緩文物的壽命，讓它們可以被保護得更好。
某些時刻，這項工作會生出一些無法與外界分享的快感，那是些很難跟外行人講清楚的東西，比如一些保護性的工作，看上去可能沒有什麼區別，只有她們自己知道自己提供了何種保護。
陳楊認為，紡織品修復組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遠觀，你看不出她們在哪處做了修補，但近看、細看時，仍可以區別出來，這也就體現了紡織品文物修復的可識別性，為後人研究提供可識別的歷史修復檔案。絕大多數時候，“紡織品文物修復前後還是會有很明顯的對比效果，會讓觀者感覺非常震撼”。這種修復技藝也不是短時間就可以練就，需要經過長期的工作實踐才能達到修復技術的純熟。
陳楊正在修復清乾隆年間戲曲服裝紅色緙絲雲龍紋男蟒（照片由陳楊提供）
紡織品文物傳統修復技藝，陳楊非常希望把它們一代一代地傳下去，讓更多的年輕人投入到文物保護的隊伍中。她的愛人、故宮鐘錶修復師亓昊楠曾說，跟了師傅王津兩年，他在熱鬧的地方已經呆不久了。陳楊與他同感。他們都非常相信自己的工作，他們都不急躁。古物自有的敬畏感，為他們提供了更長維度的價值評判標準，也使他們堅持自省。
對於陳楊而言，織物的世界豐富多彩。她以前還會每年追一追Chanel的大秀，現在已經不怎麼看了，故宮實在是個可以飽眼福的地方，它引導著在這裡工作的人們，越來越注意去發掘東方人的需求。
陳楊說，中國傳統服飾的設計自有其價值，以中式服裝舉例，傳統服飾的很多因素會以突出女性的婀娜和東方的神韻為主，並且有些服裝在款式上就已經著重突出女性修長的線條美。東方人善用材質工藝來加深這種感受，其中就產生了微小的美妙差異，“比如刺繡就不可能是平的，它起碼會有一點點高於基礎面料，是種讓人一看就特別扎眼的工藝。緙絲雖然跟刺繡用同一種原材料，但表現出的視覺感官就完全不一樣了，緙絲依靠織造的方法，一下就把那種絲光的效果弱化掉了，要更平和。我覺得東方這種工藝和材質的運用，都可以代表東方人的審美。”
Q -《北京青年》週刊
A - 陳楊
Q 你怎麼理解時尚? 這是個離你的工作很遠的詞嗎？
A 我認為具備民族特性的時尚才是好的時尚。很多知名的時尚大師，都是用了很多獨有的、國家的、傳統的因素，又結合現在的設計理念去設計。這樣的東西是具備非常獨特的性質的。我喜歡的設計是基於有積澱的、傳統服飾來源的靈感，再加上自己的創意，這樣設計出來的東西比較有分量。
Q 我好奇你的衣櫃裡都是怎樣的衣服？
A 我是有各種不同的服飾。有運動的，就是現代的，也有古典的。中式的那種也比較多，就是各種各樣的。其實穿中式的衣服在故宮一點也不覺得違和，這裡面也有很多穿漢服的，也有很多穿清代服飾的在故宮裡拍照，展現每個傳統愛好者最美的時刻。
Q 你有什麼堅持的價值觀嗎？
A 就是隻做一些對文物有意義的事吧，我的價值觀就是儘可能地豐富自己的學識、多學習一些修復技能，在工作中做一些歸納總結，把在修復過程中瞭解的這些工藝過程還有一些別人不能瞭解的東西，把這些技術都很好地傳承下去，同時希望可以真正地把它們用在現在的服飾上，因為古人很多東西做得很聰明，他們也會用到很多現在工藝所達不到的東西，把這些工藝永久性地傳承下來，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Q 說一件在你記憶中，你與祖國息息相關的、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A 我們國家現在特別重視傳統技藝，重視技術的傳承，也非常重視我們這些做文化保護和修復的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工作的過程中感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和重視，比如說上次習主席和夫人一起帶著美國訪問團來故宮參觀，我對這個畫面的印象記憶非常深刻。彭教授還問了我幾句有關工作的話，當時我非常激動，國家能這麼重視文物修復，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感覺非常自豪。
Q 作為新時代的“追夢人”，你是怎樣理解“追夢”的？
A 追夢就是對自己所做的文物保護事業的一種追逐，擇一事，終一生，永遠在自己事業的歷程中堅守自己的崗位，執著地去做這一件事。我的性格也是屬於這樣的，所以希望能把一件事做好做精，一直堅持下去。
Q 在你追夢的過程中你認為激勵你的是什麼？
A 我現在還沒有到成功那一步，只能說是在這個道路上不斷前行。激勵我的就是，每一次我把一些狀態不太好的文物恢復到整體統一的時候，我都會覺得特別有成就感，也正是這種成就感不斷激勵我一直堅持著。
Q 面對追夢道路上的困難，你是怎樣應對挑戰的？
A 其實我們在文物修復的過程中，會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有時候在修復的過程中會遇到一些瓶頸，沒有辦法繼續下去，在面對這些困難的時候，就先讓自己靜下來，然後去想一想辦法，還有一些你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可以去求教一些比你知識更深厚的老師。所以說在困難發生的時候，不要懼怕，排除萬難，努力應對，用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好。
文 陳光大 韓文苑
編輯 韓文苑
人物攝影 解飛
統籌 曹夢圓
圖片編輯 劉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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