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為豔科”的成因有許多，但無論哪個方面，在根本上是離不開社會文化學的環節和視域的。
詞作為一種“文學——文化現象”，對於它的研究，決不能單從“文統”、“詩教”的觀念出發，更不能只站在“騷雅”和純藝術的層次上來評判。
所以，從社會文化學的角度，對那個產生、制約和規範著“詞為豔科”的時代進行考察就變得尤為重要.大量史料表明，晚唐五代時期紙醉金迷的享樂之風對“詞為豔科”的影響很大，可以說它是晚唐五代詞產生和發展的溫床。
從十五國風到漢魏六朝樂府到南朝宮體詩再到唐詩和唐傳奇，文學作品中不乏許多女性形象，但若論及對女性心理刻畫的最真切細膩者，自然當屬晚唐五代詞了。
在這一時期，國君與妃嬪的享樂、士大夫與歌妓的花間樽前，甚至是市井百姓的娛樂消遣都離不開女性。因而在此種享樂環境下，具有“娛賓遣興”之功能的詞便產生了大量趨於描寫豔情之作。
詞人們或直接描摹女性的容貌、體態和服飾，或“男子而作閨音”，抒發女性的閨思、閨愁和閨怨，同時也將兩性之情愛或直白或含蓄地展現於詞中。
“長安風俗，自貞元侈於遊宴”、“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這是對唐代社會風俗的整體概括，觀燈作樂、宴會曲江、避暑華池、登高狩獵等宮廷活動是年年不衰。
一首充滿對佳人的愛戀之情的《好時光》也略可觀其平日裡的享樂：“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香紅。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個，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
晚唐時期如此上下相效的享樂風習的確為士大夫們提供了一個比較開明的創作環境，使得像溫庭筠一類的文人勇於跨越雅俗的鴻溝、衝破封建道德的束縛、大膽地創作出為上層文人所不齒的“側豔”之詞。
溫庭筠在詞中直白地描述了男女的相思之情：“一尺深紅蒙麴塵，天生舊物不如新。合歡核桃終堪恨，裡許元來別有人”。
他將女主人對情人的囑託和相思，形象地賦予給可比之物：“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形莫為棋。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他揣摩少女嬌羞而又直率的心理：“偷眼暗形相。不如從嫁與，作鴛鴦。”“轉眄如波眼，娉婷似柳腰。花裡暗相招。憶君腸欲斷，恨春宵。”
其筆下的“謝娘”雍容華貴，“金鳳凰”、“金鷓鴣”、“金鸚鵡”、“金翡翠”、“繡羅襦”、“繡鳳凰”等華麗的辭藻比比皆是，而透過這一身綺羅卻能深切地感受到“謝娘”的“無限心曲”，那守著錦衾寒，伴著三更雨，“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天明”的心境實在令人憐惜。
溫詞將作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男女的情愛，毫不隱諱地行諸於筆端，從此奠定了晚唐五代的側豔詞風。
而在他的影響下，許多五代詞人則吟詠出了更加綺豔通俗的作品，尤其是個別花間詞人的淫詞浪語，不能不說與五代十國時期更甚的享樂之風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