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五臺山佛教文化
時間拉回到唐代，印度一位僧人風塵僕僕來到五臺山，歷經千辛萬苦，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拜見文殊菩薩，這位僧人的名字叫菩提遷那，沒想到他沒能像同鄉佛陀波利那麼幸運，文殊菩薩已經東渡日本普濟眾生了。菩提遷那沒有灰心，他收拾行裝，再次踏上旅途，趕往日本。在難波海灣，他遇到了一位僧人行基，兩人一見如故，原來行基正是文殊菩薩在日本的化身。
時間拉得再久遠些吧，久遠到無法準確描述是什麼時候，一位船老大遇到一位準備到印度求法的僧人，被僧人的虔誠和執著所感動，便一同穿過浩瀚的沙漠取經。途中，僧人預言說船老大將成一國之君，自己也將轉世在這個國家，共同建造一座大寺。這位船老大就是後來的日本聖武天皇，僧人就是日本著名的東大寺創始人良辨僧正。
這四位大師在聖武天皇時會合，共同建造了東大寺，並在聖武天皇去世後500年，被日本人民尊為四聖，畫肖像為《四聖御影》圖存放於東大寺，以示四聖同心創辦東大寺、弘揚佛法的決心。根據《行基五臺山文殊化身說》的說法，行基是文殊菩薩的化身，聖武天皇被比作觀音菩薩，菩提遷那被比作普賢菩薩，良辨僧正被比作彌勒菩薩。
這種以經典著作描繪的情節、流行傳說講述的故事、時事人物事蹟的描寫為題材，將其引入造像和畫像藝術是比較常見的手法。在眾多文殊菩薩造像和畫像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畫面佈置。常見的文殊菩薩造像和畫像中，除了我們以前介紹過的文殊菩薩以及文殊菩薩的坐騎青獅外，還有眾多待從，這裡我們先介紹三位人物，一位是駕馭獅子的胡人、還有兩位老者。
兩位老人中的一位據推測應是于闐王，這個說法的來源大概是著名的《菩薩化身為貧女》的記載，這是一個五臺山盡人皆知的傳說，現在五臺山大塔院寺裡的文殊發塔即是聖蹟所在。傳說大孚靈鷲寺也就是現在的大顯通寺每年都有舍粥的活動，有一年，一位貧女帶著兩個孩子，身後還有一條狗，也來喝粥。這位貧女剪下頭髮，說：“我沒有其他東西可以供養寺院，就把這縷頭髮獻給寺裡吧。”然後，她不僅自己喝粥，還向主持舍粥的僧人為自己的兩個孩子和狗要粥，最後她又提出自己有身孕，肚子裡的孩子也應該有一份。這下觸怒了舍粥的僧人，呵斥她不應該貪婪，沒想到貧女突然化身為文殊菩薩，兩個孩子化身為善財童子和于闐王，狗化身為青獅。
于闐王不僅被記入傳說，而且被引入造像和畫像的題材，應該同唐朝中土和西域交往頻繁有關，寫作於8或9世紀的《于闐教法史》曾寫到，彌勒菩薩和文殊菩薩慧眼識得於闐是三世佛福田之一，於是彌勒菩薩化身國王，文殊菩薩化身遍照比丘，共同救渡于闐眾生。雖然是傳說，但也可以看出于闐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紐帶作用。
另一位老人，被認為是佛陀波利，根據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序言記載唐儀鳳元年（676），印度高僧佛陀波利來五臺山拜見文殊菩薩，到五臺山後遇到一位老者，老者告訴他，先回印度請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並在中國流傳後，便可見到文殊菩薩。佛陀波利於是返回印度，並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請回翻譯成漢文，廣為流傳。
那位馭獅的胡人，沒有明顯的人物對照，根據他的角色，可能當時的胡人善於馴服猛獸，便把這個胡人的形象也溶入了藝術作品中。比如唐慧琳作的《一切經音義》中就描寫到：“南海洲島中夷人也，甚黑、祼形，能馴伏猛獸犀象等。”
這些隨待者也不見得在每一部有關文殊菩薩的作品中都同時出現，增減變化是經常有的，有時他們的角色也有交叉，比如於闐王有的作品中就是馭獅人，主要是根據創作、體量等需要而有所變化。但我們也看到，他們的出現在唐朝以及唐朝以後逐漸增多，並呈現固定化趨勢，所以從那時起，中土同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以及非洲和歐洲等地區的聯繫越來越密切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佛教文化交流應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