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文明衝突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不久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在華盛頓一論壇上談到與中國的關係時稱：“這是與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她還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臨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斯金納的話引出了美國媒體和網民的批評，紛紛表示這是“種族主義”言論。很自然，她的話也遭到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國的反彈，因為其言論是專門針對中國的。

上世紀90年代初，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發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正式提出“文明衝突”理論。過後不久，美國就發生了“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恐怖主義事件似乎確認了亨廷頓理論的正確性和預見性，之後這一理論流傳於各界，遠超學術和政策研究界。不過，在學術界和政策界對此一直持有異議，批評意見並不少。很多學者認為其理論從經驗上說站不住腳，而在實際政策中也是有害無益的。

按經驗，歷史上很多戰爭和衝突都是在同一個文明中進行的。例如歐洲大規模的衝突包括一戰、二戰，大都是歐洲文明內部的衝突。這些戰爭所帶來的雙亡甚於不同文明之間的戰爭。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些戰爭都是利益之爭，或者階級矛盾的體現。

同時，不同文明之間也不見得經常發生戰爭。東南亞是一個很好的的例子。東南亞集聚了基於不同文明之上的國家，例如緬甸、柬埔寨、泰國、老撾屬於佛教文化；越南和新加坡主要是儒釋道文化；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文萊主要是伊斯蘭文化；菲律賓和東帝汶則為天主教文化，但東南亞基本上沒爆發過什麼大的衝突。

建立在東南亞各國“共識政治”之上的亞細安在成立之後，在協調區域事務過程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反倒是屬於同一個文明的歐洲近年來遇到包括英國脫歐公投在內的很多麻煩。東南亞不同文明之間的和平共處和歐洲同一文明之間的戰爭衝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給人們所提出的問題是：國家之間的衝突是文明之間的衝突嗎？

在東北亞，日本對中國和朝鮮的侵略戰爭也很難說是文明的衝突。這些國家同屬一個文明。不過，亨廷頓把日本和中國分類成兩個不同的文明，這主要是因為日本擁有了民主制度，中國則沒有。但這種隨機的分類法更證明了亨廷頓理論的弱處。

不同文明之間發生過大規模衝突

不過，亨廷頓提出這一理論也不是簡單的無病呻吟。歷史上，不同文明之間也的確發生過大規模的衝突，最著名的就是發生在1096年至1291年之間的九次十字軍東征。亨廷頓所要探討的也是一個學術問題，即分析戰爭的單元，即戰爭在哪些角色之間進行，是在不同的個人、組織、國家、社會、宗教、文明或者其他？從歷史來看，戰爭發生在各個單元之間。

近代之前，戰爭往往發生在不同的宗教集團和帝國集團之間，也發生在比較地方化的不同政權之間。近代以來，隨著民族國家的形成，戰爭就發生在各民族國家或民族國家集團之間。從這個意義上說，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只不過是想把戰爭的單元，從民族國家重新拉回到基於宗教或文化的“文明”上去。

如果是這樣，以“文明”為單元的分析也無可厚非。但亨廷頓必須說清楚，兩個不同的“文明”之間並不會發生衝突，衝突的發生是因為“文明”被當作一個戰爭資源而動員起來；或者說，“文明”只是一種戰爭工具罷了。因此，十字軍東征就是在羅馬天主教教皇支持下，西歐封建領主和騎士對阿拉伯穆斯林所在的地中海東岸國家所發動的戰爭；近代歐洲的戰爭就是西方統治集團為了財富、地盤等利益，打著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大旗而進行的戰爭。即使是伊斯蘭國所進行的戰爭中，宗教也只是一種工具和手段。

但更為重要的是，亨廷頓實際上擔心問題具有種族性質，他提出“文明衝突論”主要擔憂西方文明內部的認同和凝聚問題。這在他稍後的另一部著作《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裡看得一清二楚。在這本著作中，亨廷頓非常擔心美國白人數量的減少，並把此視為是。的確，隨著非洲裔、西班牙裔、亞裔人口數量不斷增多，美國本土的白人要成為少數了。因此他焦慮地問：我們是誰？他發現未來的危機可能不在國與國之間，而在一國之內的不同族裔、不同文化間，因此他的問題意識要求他自然把視野提高到了文明的角度。

不難發現，在“文明衝突論”的背後，其實暗含著白人文明優越性的潛臺詞。白人民族的文明優於其他文明，代表著普世性；較之白人文明，其他文明是劣等的、野蠻的，應該被淘汰，而接受白人文明。這也是西方人們常說的“白種人的包袱”（White Man's Burden）的含義。

從理論淵源上看，“文明的衝突”可以追溯到近代西方產生的具有濃厚種族色彩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將達爾文進化論中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思想應用於人類社會，從19世紀開始風行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達爾文之前，有關社會進化和文化進化的理論在歐洲思想界也已經很常見。例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就認為人類社會的進步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早期的思想家也認為，鬥爭是社會生活的天然特徵。

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其他社會變革理論的區別在於，它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應用於社會研究之中。在達爾文那裡，“進化”是一種自然現象，並不具有道德概念，但到了社會達爾文主義那裡，“進化”變成了“進步”，進步變成了“優越”，演變成為一種道德概念了。

社會達爾文主義對西方的社會理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種族優越和競爭思想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有直接的關聯。在內部，這個理論被其擁護者用來論證社會的不平等，反對幫助窮人，主張不同民族的不平等性。在國際層面，這一理論是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理論基礎。

簡單地說，在當時西方的環境裡，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相信白色人種必須以文明教化全球的有色人種為己任。達爾文進化論基於基因分岔和自然選擇理論進行了種族劃分。基因分岔指的是一組物種彼此之間互相分離，從而各自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基因特徵，這一理論適用於包括人類的所有生物。正是由於基因分岔，才有日後不同的人種和族群。

19世紀末20世紀初流行的看法是，北歐的日耳曼人是優等人種，因為他們在寒冷的氣候中進化，迫使他們發展出高等生存技巧，在現今時代表現為熱衷於擴張和冒險。相對於非洲的溫暖氣候，自然選擇在寒冷的北部以更快的速度、更徹底地淘汰體格軟弱和低智力的個體。

社會達爾文主義宣稱，一個種族為了生存必須具備侵略性。白種人被看作是最偉大的人種，是因為他們具有優越感和征服欲。白人在有些地方征服了野蠻人，在另一些地方則乾脆將他們滅絕，正如美國人在北美洲及英國人在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所作所為。在歐洲內部，希特勒統治下德國，日耳曼民族優越論的種族主義橫行，造成了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從經驗來說，西方相信社會達爾文主義和近代以來西方世界所取得的進步和成就也有直接的關聯。無論是近代工業化還是政治的轉型都是先發生在西方，然後向全世界各地延伸和傳播。工業化造就了西方快速的經濟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在政治上，近代形式的主權民族國家也首先產生在西方，之後的民主化也發生在西方。西方對這些成就的自傲感不言自明。

黑格爾曾宣稱“歷史的終結”，認為民族國家是人類社會可以擁有的最後（最好）一種國家形式，而福山則也宣稱“歷史的終結”，相信西方自由民族是人類社會可以擁有的最後（最好）一種政體形式。

西方所面臨種族治理問題

社會達爾文主義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災難是顯然的。二戰之後，隨著非西方世界民族主義和反殖民地主義的興起，這種學說有所收斂。之後，西方（尤其是美國）隨著內部黑人民權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更逐漸產生了“政治上正確”的觀念，也就是對有些敏感的問題不作討論，包括種族問題。

不過，很顯然，討論一個種族是否優越於另外一個種族屬於“政治上不正確”，但不討論並不意味著這個觀念完全消失了。相反，這個觀念深刻地存在於人們的潛意識裡面，不斷以不同形式改頭換面地表達出來論證人們的行為。

奧巴馬是美國的第一位黑人總統，當選之後，美國國內就美國所面臨的治理問題就公開討論，人們懷念從前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統治美國的“美好時光”，從一種角度表達對奧巴馬成為美國總統的不滿。特朗普在競選總統過程和當選總統之後，從來毫不掩飾其對非裔、西班牙裔等美國少數種族的不滿。他廢除奧巴馬的“醫改”就具有非常的針對性。

在國際舞臺上，二戰以來儘管西方舊式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結束了，但美國（和西方）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向其他國家傳播西方文明，即把西方式的政治經濟制度推廣到非西方國家。美國在這方面花費了大量的人財物，但當地國家在接受了（無論是自願的還是強迫的）西方制度之後，不僅建立不起西方式秩序，反而淪落為無政府狀態。且不說久遠的，今天中東的亂局是美國在這個地區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的結果。儘管如此，美國還是樂此不疲。

美國也一直擔心其他民族和文明的崛起，一些人憂慮白種人文明最終會被他們所視為的“劣等”民族文明所征服，甚至所取代。今天隨著中國的崛起，他們開始擔憂中國文明會威脅到西方文明。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們也不難理解本文開始所引述的美國高官用“文明衝突論”來理解今天的中美關係的動機了。實際上，整個美國（西方）的中國政策話語都包含有“西方文明對中國文明”的因素，只不過用不同的概念來進行不同的包裝罷了，例如民主對專制、自由對奴役等等。

從歷史來看，每一個民族或文明的人們對自己的民族和文明感到自豪是人之常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不過，如果這裡包含著種族優越或文明優越的潛臺詞，就會演變成文明原教旨主義，就會走向非理性的內外部行為，最終導致人類的悲劇。今天隨著中美關係的惡化，希望歷史不會簡單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