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妄殺毛文龍,與崇禎帝冤殺袁崇煥的內在邏輯關係

文龍 皇太極 工作這一年 朝鮮 地理 天津 歷史沉澱的理性 2019-04-06

袁崇煥(1584年-1630年),字元素,籍貫廣東東莞石碣,明朝末年薊遼督師。他考取進士後,一直牽掛國家安危,希望鎮守邊關,為皇上分憂。曾獨身輕騎從京都到山海關,考察軍事,其時諸臣避諱赴關禦敵,而袁崇煥則聲稱“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矣!”效忠朝廷之心,可昭日月。他曾在遼東邊關任職,得到孫承宗的器重鎮守寧遠。袁崇煥在抗擊後金的戰爭中先後取得寧遠大捷、寧錦大捷,立下奇功,但因為他不巴結魏忠賢而遭彈劾,被迫引病辭職。明思宗朱由檢即位後,根據眾臣的請求,於天啟七年(1627年)11月,袁崇煥被任命為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崇禎元年(1628年),明思宗採納兵部署事左侍郎呂純如的建議,提升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右都御史,總督薊、遼、登、萊、天津軍務,讓其全權處理薊遼軍務,希望他整飭邊防,平定遼東,收復失地。崇禎二年(1629年),擊退皇太極,解京師之圍後,魏忠賢餘黨以"擅殺島帥"(誅殺毛文龍)、"與後金議和"(致敵兵犯闕)、"市米資敵"等罪名彈劾袁崇煥,皇太極又趁機實施反間計,袁崇煥最終被朱由檢認為與後金有密約而遭磔刑處死。

袁崇煥妄殺毛文龍,與崇禎帝冤殺袁崇煥的內在邏輯關係

崇禎元年七月,袁崇煥奉召入京。崇禎帝在文華殿與朝臣和袁崇煥,討論平遼方略。崇禎帝向袁崇煥問計,血氣方剛的袁崇煥當即表示,臣受皇上知遇之恩,召臣萬里之外,倘假以便宜行事之權,計五年,全遼可復。崇禎帝極為高興,表示全力支持袁崇煥復遼事業。後兵科給事中向袁崇煥詢問復遼方略,袁崇煥卻若無其事地說:“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意思是說,皇帝很操心很勞累,五年復遼之說,只不過是安慰皇上罷了。袁崇煥自知五年復遼可能成為空言,又上疏皇上,強調自己作為一名邊臣,一貫主張固守、征戰與和議三管齊下,而以固守為主,以征戰與和議為輔的方略,“法在漸而不在驟”,實際是準備打持久戰。希望皇上能用人不疑,不被讒言和敵人奸計所迷惑。高度興奮的崇禎帝並未聽出弦外之音,仍下旨表彰袁崇煥忠勇久著,說“浮言朕自有鑑別,切勿瞻顧”,令袁崇煥“戰守機宜,悉聽便宜行事”。

袁崇煥督師薊遼後,處理兵變,調整關內外防務,催發兵餉,盡力修補破壞的明蒙聯盟、以圖藉助漠南蒙古的力量對抗後金,為復遼做了大量工作。在這期間袁崇煥一直在努力統一事權,這當然有利於實施復遼計劃。皇上按照袁崇煥的請求,撤銷了可能對督師權力產生掣肘的遼東巡撫和登萊巡撫的建制。袁崇煥誅殺毛文龍的主要原因,是袁崇煥為達到五年復遼的目的,欲統一事權,而毛文龍自命不凡、不受節制,使得袁崇煥決心設計除掉毛文龍。

為了迫使毛文龍就範,袁崇煥出關督師後,就上疏朝廷,請求重申海禁,目的是控制毛文龍部的糧餉、裝備的運輸渠道,並切斷其海上貿易的命脈,力圖從經濟上搞垮毛文龍。但毛文龍不肯就範,而是向崇禎帝告御狀,先是表忠心,後是痛斥袁崇煥不顧江山社稷洩私憤,同室操戈,相煎太急。

袁崇煥與毛文龍確實存在著舊怨。袁崇煥出任遼東巡撫的時候,曾在天啟六年奏請撤銷東江鎮,而且次年東江鎮受到皇太極的襲擊,袁崇煥作壁上觀,未曾出兵救援。對此,毛文龍心存怨恨。當袁崇煥代表朝廷與後金議和,皇太極趁機東征朝鮮,致使袁崇煥受到彈劾,這其中就有毛文龍的“貢獻”。

袁崇煥見毛文龍不肯就範,便假意給毛文龍運送一批糧餉,麻痺毛文龍。不知情的毛文龍還特意前往寧遠,對袁督師表示感謝。袁崇煥與毛文龍約定在雙島再次會晤,並檢閱江東官兵。據《崇禎往事》介紹,就在這次檢閱中,袁崇煥當著眾多將士的面,歷數毛文龍專制一方、冒功欺君、潛通島夷、觀望養寇、無汗馬之勞等十二大罪,並問東江將官毛文龍該不該殺?東江將官大驚失色。有人說毛文龍數年苦心經營皮島,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袁崇煥駁斥說,毛原不過是一介布衣,如今官至極品,滿門封蔭,盡足酬勞,他卻如此悖逆!然後朝西叩頭請旨,說:“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說罷,取出尚方寶劍交給旗牌官,立即將毛文龍斬於帳前,並大聲告諭東江將士:“誅止文龍,餘無罪。”

袁崇煥妄殺毛文龍,與崇禎帝冤殺袁崇煥的內在邏輯關係

袁崇煥妄殺毛文龍,為袁崇煥被崇禎帝冤殺埋下了伏筆:

毛文龍坐鎮東江八年,儘管對後金有一些騷擾活動,但勝績不多,反倒索餉過重,並有與後金通款行為,不過他並沒有真正投降後金。毛文龍自有他的奸詐和貪婪之處,但國家正處在非常時期,殺毛不合時宜,還是以安撫利用為好,以使其起到牽制後金的作用。近三萬兵馬長期佔據有利的地理位置牽制後金,在軍事上是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決不可小覷。崇禎認為,由於經濟困難,國帑不豐,加之皮島偏遠,孤懸海外等原因,他確實虧待了毛文龍和皮島守軍,毛數次反映糧餉軍械不足,度日維艱,但問題都沒有得到徹底解決。毛不得已虛報兵額、擅開馬市等,雖有私心,但也穩定了皮島守軍。毛深陷黨爭,屢犯王法,中飽私囊,賄賂朝臣,自知沒有皮島守軍,自己就失去了存在的依託和價值,早死定了,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他深憂之,要苦心經營皮島。而這有利於朝廷,崇禎正是看重了這一點,才不理會一些人包括重臣狀告毛違禁肥私、做土皇帝云云,並多次在詔書中體現出他對毛的理解、信任和鼓勵。故此,毛仍然能固守皮島,如鍼芒在後金之背,使後金首鼠兩端,不敢放膽撒野。而袁崇煥卻不懂崇禎帝的苦心,借皇上授予他的便宜行事之權誅殺了毛文龍,讓崇禎帝極為驚駭!但事已至此,且崇禎帝曾授予袁崇煥便宜行事之權,所以崇禎帝只能在袁崇煥的奏報上批覆說:“卿能聲罪正法,事關封疆安危,閫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佈置遵照敕諭,聽便宜行事。”崇禎帝之批覆,肯定了袁崇煥殺毛文龍的正當性,鼓勵袁崇煥便宜行事,但對於多疑善變、剛愎自用的崇禎帝而言,是不是一種無奈的委曲求全?其實,崇禎帝對此一直耿耿於懷。

更讓人不解的是,袁崇煥斬殺毛文龍後,皮島守軍的軍餉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度增加,且軍隊日益渙散,各支隊互相攻殺,以至於後來部將造反,投降後金,使得與寧遠互為犄角的東江抗金基地,最終喪失了。

袁崇煥誅殺毛文龍,導致牽制後金的東江基地喪失,從抗金的大局而言,負面影響較大。所以,歷來有人認為,袁崇煥誅殺毛文龍,是妄動擅殺。計六奇在《明季北略》裡認為袁崇煥雖然死的冤,但是他列十二條罪狀殺毛文龍,如同秦檜以十二道金牌殺岳飛一樣。也有人認為,袁崇煥誅殺毛文龍,是資敵以促和。明末將領徐石麒認為,袁崇煥表面上主戰,而實際上是想主和,甚至以擒殺毛文龍的方式取信於清廷。和議,確實是袁崇煥設想五年復遼的輔助手段,袁崇煥也一直沒有放棄和議的努力。因此,徐石麒曲解袁崇煥的真實意圖,並不出人意表。

袁崇煥誅殺毛文龍後三個多月,皇太極親率後金和蒙古騎兵10萬之眾,避開寧遠、錦州防線,繞道遼西,分兵向薊門一帶前進。薊門一帶的明軍不堪一擊,後金和蒙古騎兵很快就從喜峰口西邊的大安口、龍井關、馬蘭峪突破長城,直逼遵化城。遵化城距離北京不過二三百里,京師形勢極為嚴峻。袁崇煥督師薊遼,保衛京師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便令山海關總兵趙率教帶兵馳援遵化,結果這支部隊經過激戰全軍覆滅。袁崇煥見京城危急,未經請示朝廷,即率部前往薊州,以護衛京城。後經袁崇煥部隊和其他援軍死命拼殺,皇太極率部倉皇渡河,溺死無數。皇太極見攻城不克,野戰受挫,便想出奸計,以除掉袁崇煥。他故意讓被俘的兩個太監聽到後金兵耳語——袁崇煥與後金有密約云云,愚蠢的太監逃回宮中後,立即向崇禎做了彙報,信誓旦旦說袁崇煥一定通敵,生性多疑的崇禎由此自然會聯想到袁崇煥與皇太極祕密議和之熱心,聯想到袁崇煥違背聖意市米以資盜糧之詭行,聯想到袁崇煥矯詔誅殺毛文龍之專橫。

袁崇煥妄殺毛文龍,與崇禎帝冤殺袁崇煥的內在邏輯關係

袁崇煥與皇太極的和議,始於天啟六年努爾哈赤死後、皇太極繼承汗位之時。和議雙方心知肚明,都是為了爭取時間,加緊備戰,完成戰略調整,故在皇太極征服朝鮮之後,談判即告終止。寧錦之戰失敗後,皇太極調整對明作戰方略,又主動向明朝展開和平攻勢,多次派人向遼東撫鎮表達何談的意願,但遭到崇禎帝的堅決拒絕。而袁崇煥復出都遼,需要更多的和平時間,以鞏固寧錦防線,並鎮撫蒙古,加強薊門一線的防禦力量。因此,袁崇煥在未經朝廷批准的情況下,遣使攜書,與後金人祕密和議,展開談判。皇太極要求以三岔河、大淩河為界劃分兩國邊界,而袁崇煥要求後金退出遼東、歸還遼人。雙方根本無法達成共識,談判無果而終。

自宋以降,議和即為屈辱,崇禎帝性格剛烈,最反感臣子在他耳畔聒噪議和之聲。但崇禎帝對袁崇煥還是網開一面的,因為他深知袁崇煥是假議和真備戰,謀略而已,本無詭異之處。可朝臣極不理解,感情激越,雄辯滔滔,把崇禎帝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迫使他改弦更張。而袁崇煥在崇禎帝明確表示反對與皇太極議和的情況下,卻置若罔聞,依然我行我素,與後金祕密議和。在崇禎帝看來,大明乃朱家天下,議和事關朱家的核心利益,朕不開口,何人敢妄為?而袁崇煥卻忤逆至極,欺人太甚,焉能不讓崇禎帝胸有塊壘氣悶於心?所以,當後金和蒙古軍隊圍攻京師之時,閹黨餘孽上疏誣告朝中東林黨人和袁崇煥“主款誤國,招寇欺君”,極易引起崇禎帝思想和感情的共鳴。

崇禎帝登極不久,後金大飢,銀賤物貴,盜賊繁興,袁崇煥在西夷部落首領的請求下,不顧邊吏反對,開糴於前屯之南臺堡,互市貂參。諜報說明這是為建州解困,以窖米謀攻薊西,而袁崇煥拒不相信。袁崇煥以籠絡西夷之名,請求互市,崇禎帝也嚴厲指責過他:據報西夷市買貨物,明是接應東夷,藉寇資盜。豈容聽許?!你部一面行督撫官,加緊提防,仍著袁崇煥俞安性詳加計度奏。然而,袁崇煥再三堅持,崇禎帝出於多方考慮,便同意了他的請求,但崇禎帝實不放心,便做了明確而具體的要求:西夷通虜,譏防緊要。奏內各夷市買於東,明是接應,何以制奴?著該督撫嚴行禁止!其招來屬夷,其有飢困,查明部落多少,計口量許換米,不得賣與布帛米糧及夾帶禁品。路將等官,倍加偵察,如有疏違,以通夷罪論處!可後來該部落轉手賣米於東夷,東夷繞道蒙古直逼京師,導致天懟人怨。

蒙古各部見明朝正在走下坡路,為自保而腳踩兩隻船,暗通後金,尤其是喀喇沁部徹底倒向後金,並將從明朝那裡低價買來的糧食提供給後金軍隊,這為後金軍隊大規模進攻明朝提供了軍糧保障。崇禎帝一想到袁崇煥市米以資盜糧,焉能不憤懣。

皇太極率軍大規模進犯明朝國土、危及京師之際,袁崇煥不經請示朝廷就擅自率一萬遼東鐵騎星夜兼程趨赴京師,這使崇禎帝想起了袁崇煥誅殺毛文龍也是先斬後奏,內心很不是滋味。袁崇煥誅殺毛文龍後,崇禎帝不僅沒有責備更沒有治罪於袁崇煥,而且還諭示兵部:“朕以東事付督師袁崇煥,固圉恢疆,控御犄角,一切閫外軍機,便宜行事。島帥毛文龍,懸軍海上,開鎮有年,動以牽制為名,全無事實。剿降獻捷,欺誑朝廷。器甲芻糧,蠹耗軍國……近乃部署夷漢多兵泛舟等州,聲言索餉,雄行跋扈,顯著逆行。崇煥目擊應機,躬親正法,據奏責十二罪,死當厥辜。大將重闢先聞,自是行軍紀律,此則決策弭變,機事猝圖,原無中制。具疏待罪,已奉明諭,乃著安心任事。”但在復遼不見成效,清軍反倒打上門的嚴峻形勢下,崇禎帝對袁崇煥的看法不可能不發生變化。

當時滿城謠言四起,盛傳後金賊寇是袁崇煥引來的,城外權貴也極度不滿,紛紛向朝廷告狀,說袁崇煥名為救援京師,卻聽任敵騎劫掠焚燒民舍,弄得崇禎滿腹狐疑。謠言應起於皇太極,他利用袁崇煥與後金議和以及妄殺毛文龍事件而施展反間計,將袁崇煥議和之事大加渲染,廣為擴散,並把殺毛文龍稱為袁崇煥向後金討好的舉措,這在當時的語境下是很能蠱惑人心的。

袁崇煥對崇禎帝的猜忌之心,渾然不覺。他派出500精騎,潛伏在南海子附近,偕各地趕來的勤王之師,用火炮轟擊皇太極軍營,皇太極慌忙逃遁,京城外圍的局勢趨於平靜。崇禎帝見大勢已定,便派聽命於自己的宦官監視行營、掌控京師衛戍部隊,之後崇禎帝以議餉的名義,傳袁崇煥入宮,將袁崇煥關進錦衣衛的詔獄,理由是袁崇煥誅殺毛文龍、致敵兵犯闕和射傷滿桂。

袁崇煥妄殺毛文龍,與崇禎帝冤殺袁崇煥的內在邏輯關係

袁崇煥入獄後,崇禎並沒有誅殺袁崇煥的意思,還想再度擢用,但隨著閹黨得勢,以及袁崇煥曾經的所作所為不為朝臣所理解,袁崇煥的處境越來越不妙。袁崇煥出關督師之前,在朝堂之上曾做出近乎跋扈之舉,逼著各部大臣在皇帝面前逐一表態,不僅要保障他統領的大軍的物資供應,而且在用人調兵上一任所為,不得掣肘。朝中許多大臣對袁崇煥借皇上重用之機,要挾需索,得寸進尺,最後竟想鉗制言官的所作所為大為不滿。袁崇煥到前線不久,即以對寧遠軍隊的糧草供應不足為由,下令逮捕巡撫畢自肅,當著將士的面侮辱他,畢自肅因害怕而自殺。逼死一位正二品的朝廷高官,只因為有皇帝撐腰,朝中大臣連一口大氣也不敢出。袁崇煥又擅殺毛文龍,幾乎得罪了滿朝文武,所以盡讒言者眾,這不可能不影響崇禎的決定。

閹黨極力攻擊東林黨,為欽定逆案翻案,他們將袁崇煥案牽扯到內閣大學士錢龍錫、首輔韓爌、左都御史曹於卞等欽定逆案的主要負責人身上,屢屢上疏,捏造事實,勾連誣陷,致使東林內閣瓦解。其後,閹黨餘孽加緊對袁崇煥落井下石,力圖置他於死地。崇禎三年八月初六日,閹黨餘孽又捏造事實誣陷已經辭職的錢龍錫“主張袁崇煥斬帥(誅殺毛文龍)致兵,倡為款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賣國欺君,秦檜莫過”。並說錢龍錫接受袁崇煥幾萬兩銀子的賄賂,存放在姻親徐本高的家裡。

其實,這是虛妄之言,毫無根據。袁崇煥清廉為官,對不義之財,“分文不取”,做知縣時,竟無錢處理父親的喪事,靠同事、朋友資助,才湊齊路費和喪葬費,尤其是他統兵多年,經手的銀兩數以百萬計,可在他離世後,抄家的結果卻是“家無餘資”!

但崇禎帝不進行認真的調查核實,卻當即給袁崇煥定下“欺藐君父,失誤封疆”的大罪名,限刑部5日內查明真相,拿出具體處刑方案。八月十六日,經過所謂文武大臣的商議,崇禎帝宣佈:“依律磔之。家屬歲十六以上斬,十五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特流其妻子兄弟,餘不問。”

金庸認為崇禎殺袁崇煥的根本原因,不是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而是兩個人的性格衝突。他的理由是,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間計,立時醒悟,而袁崇煥從下獄到被殺,長達八個多月,崇禎不可能不知道這是敵人的“蔣幹盜書”,之所以還是要殺袁崇煥,是為了掩飾自己當初的愚蠢,不肯認錯。筆者以為,這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應是崇禎帝說的“欺藐君父”。在崇禎帝看來,擅自誅殺毛文龍、與後金議和、米市資敵、帶兵進京,都是“欺藐君父”。同時,崇禎帝死要面子,清軍圍攻京師導致民怨沸騰,使其覺得威信受損,而袁崇煥曾誇下五年復遼的海口,讓他覺得口惠而實不至,為了嫁禍於人和平息民憤,把袁崇煥當做替罪羊而斬殺。

還有一種說法:崇禎帝處死袁崇煥,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崇禎帝迷信。崇禎帝曾先後兩次派人察看了袁崇煥的祖墳風水,發現袁氏祖墳山水相映,藏風聚氣,氣象萬千,乃虎踞龍盤之地,鳳舞凰鳴之所,皇家陵園不可比擬,而且袁崇煥不難解釋為“袁換崇”,崇禎帝篤信袁崇煥是其列祖列宗的掘墓人,所以決意殺死袁崇煥。此說有些牽強,但也不排除閹黨等政敵、貴戚以此惑亂崇禎帝之心,以促其誅殺袁崇煥的可能。

史書中有一段話,可以看出袁崇煥自身存在的問題:天啟六年(1626年)三月,明廷重新設立遼東巡撫,並以袁崇煥擔任,魏忠賢派其黨羽劉應坤、紀用一同前來鎮守,袁崇煥上疏請求將其調離,但遭到拒絕,明廷又加袁崇煥為兵部右侍郎,子孫世蔭錦衣千戶。 但不久之後,袁崇煥解了寧遠之圍,逐漸驕橫起來,與大將滿桂鬧不和,於是袁崇煥上疏請求將滿桂調往別處,明廷於是召滿桂回朝。經略王之臣奏書請求留住滿桂,袁崇煥又因此與王之臣鬧不和。明廷擔心這兩個人鬧矛盾會影響大事,於是將兩人分開,王之臣督關內,袁崇煥守關外。

袁崇煥固然有任性、褊狹、自負的地方,處理一些問題也缺少深思熟慮,但總的來說,他長於謀國,拙於謀身,他的忠心與能力,對抵禦後金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認。袁崇煥、孫承宗是崇禎初年經略遼東的衛霍之才,東林內閣是崇禎帝重振洪武雄風的重要班底,但由於袁崇煥案,東林內閣垮臺,閹黨餘孽得勢,袁崇煥被冤殺,孫承宗被迫辭官,不僅關外明軍從此一蹶不振,大明江山也開始動搖。

梁啟超說:“使督師以前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洲軍將不能越遼河一步,使督師以後而能有督師其人者,則滿洲軍猶不能越榆關一步,故袁督師一日不去,則滿洲萬不能得志於中國,後金軍之處心積慮,以謀督師宜也。而獨怪乎明之朝廷自壞長城,為敵復仇,以快群小一日之意見,而與之俱盡,古今冤獄雖多,語其關係之重大,殆未有袁督師若者也。”“若夫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於古未始有之。有之,則袁督師其人也。”在梁啟超看來,袁崇煥是國家進退安危繫於一身的關鍵人物,崇禎帝處死袁崇煥是自毀長城,為敵復仇,製造了千古奇冤,預示後金將得志於中國。崇禎帝在處理袁崇煥問題上何其愚蠢!

袁崇煥妄殺毛文龍,與崇禎帝冤殺袁崇煥的內在邏輯關係

崇禎末年,新樂侯劉文炳曾在京城將破之時,對崇禎發肺腑之言,“陛下雖有圖志之心,然無納諫之量,往往對臣下太嚴,十七年來大臣因言論忤旨,遭受廷杖、貶斥、賜死之禍屢屢,臣子上朝,一見皇上動問,戰慄失色。如此安能不上下壅塞?陛下以英明之主,自處於孤立之境,致有今日天崩地坼之禍!”崇禎的薄情寡恩導致上下壅塞,國無良策,這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袁崇煥蒙冤死後,眾多將領開始信奉“影子哲學”,不將勝勇追窮寇,使賊寇總能絕處逢生,死灰復燃,甚至越剿賊寇越多,終致大明人亡政息。

何謂“影子哲學”?眾多將領只把自己看作是大明天下的影子,影子的物理特徵是,太陽在正午的時候,影子便會在充盈著燦爛光輝的天地間消失,而在沉沉黑夜完全籠罩天地時,影子也將無蹤無跡。影子,無法存在於最光明與最黑暗的天地間。左良玉、吳三桂、賀人龍等將領往往在即將勝利的緊要之時或京師岌岌可危之際,心猿意馬,瞻前顧後,錯過殲敵或救援的時機,原因正在於此。

人們對崇禎皇帝吊死煤山是很同情的,因為他兢兢業業,勤奮儉樸;因為他臨死前還修書“反賊”勿傷害百姓;因為他寧死不肯苟活的剛烈性格和氣節。史書記載:崇禎下旨停江南織造,自己用的器物都是木頭鐵器。他把全部的內帑都用來充當軍餉,他寵愛的田妃墓葬裡的金銀器都是銅鐵,萬年燈只有上面兩寸是油。每每讀到這些文字,聯想到崇禎王朝竟會土崩瓦解,總會讓人掩卷長思,黯然神傷。魯迅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崇禎的可恨之處,在於他殺死了熟諳軍事、忠勇兼備、屢建奇功的一代名將袁崇煥。

袁崇煥妄殺毛文龍,與崇禎帝冤殺袁崇煥的內在邏輯關係

人的一生會犯許多錯誤,但有的錯誤一次也不能犯。但一次都不能犯的錯誤,崇禎皇帝卻犯了幾次:

其一,崇禎帝多疑固執、刻薄寡恩,捕殺“進退一身關社稷”的邊關大將袁崇煥,就犯了無可挽回的彌天大錯。袁崇煥之死,不僅僅是一個王朝的悲劇,也不僅僅是一個民族的悲劇,更大程度上是人性的悲劇。

其二,崇禎帝的輕率決定,使明軍喪失了全殲農民起義軍主力的絕佳機會。崇禎七年(1634)正月,廷議諸鎮撫事權不一,宜設大臣統之,乃擢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專辦流賊。陳奇瑜不負崇禎帝厚望,“楚中屢捷,一時大盜幾盡,其竄伏深山者,臣督鄉兵為向道,無穴不搜,楚中漸有寧宇。”隨後,陳奇瑜率部一路追擊,其他各部傾力圍堵,終於將高迎祥、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主力重重圍困於興安縣車廂峽。峽四山巉立,中亙四十里,易入難出。農民軍一入峽口,即遭到地方武裝的襲擊,或壘石斷路,或投石飛擊,或縱火燒林,農民軍損失慘重。適逢陰雨連綿,農民軍處境困難,弩解刀蝕,衣甲浸,馬蹄穿,人飢馬乏,死亡過半。如果陳奇瑜能合兵進擊,可望全殲。足智多謀的李自成等見勢絀,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賄太監監軍楊應朝及奇瑜左右將帥,偽請降。結果,詐降成功。愚蠢的崇禎帝竟然詔令陳奇瑜,勒令高迎祥、李自成率舊部六萬餘人,火速開往漢南一帶,限期剿滅張自忠部,以立功自贖。起義軍脫離險境後,會合其他義軍,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攻掠諸州縣,關中大震。本來已陷入絕境的起義軍,卻因為崇禎帝的輕率決定而起死回生,從而留下了亡明的禍根。其最終結果是,崇禎王朝江山變色,社稷易幟,人亡政息。

其三,崇禎帝死要面子,在大順軍進逼京師之前不遷都,在大順軍即將圍攻京師之時拒絕和談。在大順軍進逼京師之前,崇禎帝本來有機會遷都至江南,調整軍事戰略,整合大明軍隊,領導平寇退敵。但皇上死要面子,不肯先說出遷都的主張,而大臣怕將來背黑鍋,也緘默不語。結果君臣坐以待斃。雖說崇禎帝錯過了遷都或者說南逃的機會,但還有生路和東山再起的機會,可惜崇禎帝自願放棄了。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的大順軍即將進攻北京城。李自成派早已在城外投降的太監杜勳向崇禎帝傳達他的談判條件:明王朝割讓出西北一帶,分國而王,並犒賞大順軍白銀百萬兩,大順軍從此以後可為朝廷內遏群寇,尤其是能夠用精銳軍隊幫助明王朝抵制遼藩,但大順國王不奉明朝皇帝的召覲。

李自成提出和談,絕不是心血來潮,而是深思熟慮的。如果李自成當了皇帝,他就成了眾矢之的:一是明軍。當時在南方還有左良玉等的數十萬軍隊,北方還有吳三桂的3萬守關部隊,以及散佈在北方的零星部隊。二是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三是清軍。防範和抵禦強大的清軍入侵的責任落在了李自成的肩上。

同時,由於兵連禍結,造成北方和中原滿目瘡痍,民不聊生,如果大順軍貿然攻下北京城,擒獲或誅殺崇禎帝,改朝換代,那麼,李自成就得把北方和中原這個沉重而破爛的包袱背在身上,深陷泥淖難以自拔。而在明朝控制下的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則會獨立,形成南北對抗之勢,大順軍與南明軍隊的較量將是曠日持久的。曠日持久的戰爭,消耗的是財力,顯然對大順政權不利,因為大順政權統治的北方和中原,經濟衰敗,危機四伏,而明軍固守的東南地區較為富庶,有利於明軍的生存和發展。

在當時誰坐在崇禎帝的龍椅上,誰就極有可能步崇禎帝的後塵。顯然,當皇帝沒有當“西北王”把握和安穩。面對現實,著眼長遠,李自成只能退而求其次。

危在旦夕的崇禎帝無論是出於真心還是假意都不妨答應李自成的和談條件,以獲得喘息的機會。可惜,崇禎帝死要面子,錯失良機,沒有通權達變,最終毀了自己和大明王朝,也毀了李自成和大順政權,導致滿清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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