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翻譯家文潔若:是中國人,就應該接受中國人的命運

她已經92歲了,每日堅持翻譯。從1950年考入三聯書店,次年調入新成立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後,文潔若的生命裡頂要緊的有兩件事:一件是翻譯,一件是愛蕭乾。蕭乾在時,翻譯成為文潔若支撐小家走出困境的現實倚靠。如今蕭乾不在了,翻譯成為文潔若的呼吸本身。看上去,屋裡是亂得不能再亂。文潔若親自開的門。她背後是堆滿物品的窗臺,上面放著電話、記事本、大小紙盒、塑料袋、捲起的報紙、一件外套、假髮、幾本書,林林總總,毫無章法,疊得岌岌可危,似乎隨時要崩塌。地上則散落紙屑、包裝袋、幾截緞帶、一隻空的易拉罐。緊挨著這一切的就是一張床。床上被子、毛毯和衣服裹成灰色團狀,教人只好移開眼睛。在這一切混亂的中心,是一張書桌。已經看不出桌面本來的顏色。書、辭典、紙張、杯盤、鏡框,沒有了墨的筆和還有墨的筆,以及雜誌橫陳,如剛剛經歷一場風暴。但奇妙的是,風暴眼的中間,是平靜的。在斜面書桌的正中,藍色小檯燈下,鋪開一沓紙,是文潔若正在翻譯的日本作家松本清張的書稿。她已經92歲了,寡居、獨處、駝背、堅持自理家務。她看上去對此實不擅長,也沒打算擅長。這世間有無數整潔的房間。這世間只有一個文潔若。對蕭乾來說如此,對翻譯界如此,對中國文壇如此。從1950年考入三聯書店,次年調入新成立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後,文潔若的生命裡頂要緊的有兩件事:一件是翻譯,一件是愛蕭乾。蕭乾在時,翻譯成為文潔若支撐小家走出困境的現實倚靠。如今蕭乾不在了,翻譯成為文潔若的呼吸本身。現在,每天早上9點到晚上10點,除了處理起居雜務外,文潔若差不多都在翻譯。她沒有電視,不用電腦。家裡唯一兩樣電器是電燈和冰箱——內室的兩臺冰箱裡,一臺用來儲存食物和罐頭,一臺已經不插電,用來存放書。北京復興門外大街上的這間公寓裡,如此就有了兩個世界。一個世界,所有來訪的客人肉眼可見,讓人沒處落腳。另一個世界,則在屋主文潔若的視線裡——這分明是一個好得不能再好的安樂窩,這裡充盈著她喜歡的一切東西:書本,書稿,辭典,紙筆,還有蕭乾的氣息。如有魔法護佑,歲月、疾病、外界速變的社會和種種紛擾,沒有一樣能侵入文潔若的小屋。她在屋裡,全然自由。

專訪翻譯家文潔若:是中國人,就應該接受中國人的命運

文潔若 劉明輝攝

“寫文章的人,不能離開母語的根”

解放週末:文先生,下午好。您午飯吃了嗎?文潔若:隨便對付了一點。我有肉鬆、香蕉。還有我弟弟從日本帶來的魚罐頭。解放週末:聽說您的最高紀錄,是曾經有半年沒開伙,也沒怎麼去食堂,就靠在辦公室吃黃瓜。文潔若:哈哈,對啊,那時候蕭乾剛從幹校回到北京。原先的房子沒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住處,就在一個原先的破門洞裡,堵上門洞住人。那地方小得只夠他和孩子睡一個上下鋪,哪兒夠我睡啊。那我白天還要翻譯不是?所以我晚上就乾脆到出版社辦公室,把8把椅子拼起來當床睡。我當時要翻譯,也沒時間吃飯,就用黃瓜、西瓜、西紅柿和桃子對付。我就想,天天吃這些能不能活呢?嗨,還真成功!那時候一個禮拜我能翻譯3萬字。現在3萬字,我得翻譯半年咯!解放週末:有沒有想過,請一個家政服務員,或許能幫您承擔掉一點雜務?文潔若:不需要。有阿姨來,我還得陪著說話。她一邊做事,一邊得和我說話,是不是?我又不能和她說:你來做事,不許說話。她一說話,我還能不理她嗎?不成啊!這樣一耽擱,兩個小時就沒有了。那我何苦來呢?我自己現在一點兒毛病沒有,還能自己個兒做家務,就當活動活動。我還每天下樓去取報紙呢。本來派報紙的服務裡有個項目,是多加點兒錢,就能派人每天上樓來給我把報紙送到家裡頭。我說我不要,我自己下樓去取。我能走。我也不要阿姨。做家務也是運動。我吃的、用的,都很簡單。解放週末:您精神真好,看不出歲數。文潔若:嘿嘿,你能看得出我這是假髮嗎?嗯,我也一點沒病。哎,這大概和我們家有關。我大弟弟現在90歲了,小弟弟88歲,我們仨人都挺好的。解放週末:最近您的孩子們有沒有回來看望您呢?文潔若:我的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在美國。去年8月他們都回來看過我。解放週末:您有沒有想過,去美國和他們一起生活?文潔若:我去過美國,也看過他們。他們也說過讓我一起去那兒生活。但我去美國,首先工作不方便了。再說編輯們也不方便上門來組稿,對不對啊?再說我去美國怎麼做事呢?解放週末:您懂英語,完全沒有語言溝通問題。文潔若:我的大姐年輕時寫過很多文章,20歲不到,她的文章就登在《大公報》上了。但她二十幾歲後一到美國就擱筆了。為什麼呢?因為到了美國人就懶啦,什麼都不想寫啦。解放週末:還是喜歡北京吧?文潔若:我是中國人,還是喜歡中國。寫文章的人,不能離開母語的根。“我還沒到100歲,且活呢”解放週末:文先生,今年清明節您有沒有去看望一下蕭乾先生?文潔若:哎呀,挺遠啊,我去不了。他的墓現在在上海。解放週末:那您想念蕭乾時去哪兒?文潔若:出書啊!我就一本一本給他出書,我自己也寫文章。有的也登在你們《解放日報》上。我還沒到100歲,且活呢!解放週末:您現在每天工作的時間怎麼安排?文潔若:我大概每天8點起,9點工作,一直到晚上10點。10點鐘準睡!解放週末:不怎麼出門?不會會朋友?文潔若:不出去。這就是92歲的好處啦。他們(朋友們)會來(看我),我不出去。我現在洗衣機也不用,有一天,我把洗衣機放在門口,後來也沒有啦,電視機我也不用。每天保證翻譯的時間。解放週末:手頭在忙著翻譯什麼呢?文潔若:我最近在翻譯松本清張的一個長篇,還有太宰治的一篇作品,還打算重新翻譯三浦綾子的一些作品。有些長篇,由我在日本的弟弟打了初稿,做好第一道工序,寄來,我再加工。給你看看吧。(迅速從混亂的書桌的一角準確地翻出一份翻譯手稿)。解放週末:你們二位還都用手寫。文潔若:都用手寫。解放週末:當年,您剛唸完小學一年級,就跟隨做外交官的父親去東京讀了6年書,直到1936年回國,之後在北京見證並親歷整個全面抗日戰爭。此後至今,您一生都在致力於翻譯和推薦日本文學作品。您如何看待來自日本的作家?文潔若:反正我都挑好人的作品翻譯。比如谷崎潤一郎是日本作家,但他一直在反思戰爭。戰爭期間,他為迴避對法西斯的支持而寫長篇小說《細雪》。還有日本作家三浦綾子,一生反戰。她曾表示,如果中國人翻譯她的作品,她不收中國人的版稅。我們從日本回到北京後不久,就是1937年了,我們去上學的路上,經過日本士兵的崗亭,都要對他們鞠躬。我當時就和同學說,我偏不鞠躬。後來為了避免經過他們站崗的地方,我就繞道走路去讀書。當然還因為那個時候家道中落了,爸爸被免職,得靠變賣家裡的東西供我們幾個孩子讀書,我也沒錢坐車去學校。這樣一來,我身體倒是鍛鍊得不錯。大概就是靠了小時候一直走路的關係。在日本的時候,我爸爸就常帶我看書,去書店買書,還指著書和我說:“將來你若努力讀書,也會有機會把名字印在書上。”從日本回到中國後,我爸爸要我將日文版的十卷本的《世界小學讀本》翻譯成中文。我用4年時間翻譯了出來。那時候我也沒想過,將來我會靠翻譯吃飯。但我很清楚,我就喜歡書。解放週末:從小學生至今,這麼多年您一直奮戰在翻譯一線。文潔若:哈哈,我又沒有別的興趣。吃喝玩樂,我都不喜歡,出去旅遊,只覺得累得很。

專訪翻譯家文潔若:是中國人,就應該接受中國人的命運

文潔若 劉明輝攝

“感謝世界生了個雪子”

解放週末:從某種意義上說,蕭乾也是受到您的啟發才開始翻譯。文潔若:他原先是記者。前半生都在創作。“文革”時不能創作,只能翻譯。蕭乾曾經把自己1949年前寫的作品都用繩子捆好,塞在角落裡。聰明人有時候也很脆弱。解放週末:蕭乾比您大17歲,是家裡的男主人。但似乎很長一段時間裡,是您一直在擔任保護者的角色。文潔若:哈哈,我說過,“你放心,有我呢。我要當一隻老母雞,把你和孩子們都保護在我的翅膀下。”他一垮下來,我得加倍工作支撐住這個家。1958年,我被調到出版社的亞非組,兩個月裡編好發排了40萬字。之後又編輯了菲律賓作家何塞·黎薩爾的長篇小說《不許犯我》和續集《起義者》,一共約80萬字。天天工作到晚上10點後才回家,在家書裡,也一直和蕭乾討論我的編輯想法。我們每三天寫一封信。在沒有原文也沒辭典的情況下,蕭乾每次都認真看我寫在信裡的原文和譯文,再仔細寫上他的判斷。當時他正孤零零地住在唐山附近農場的一個棚裡,被監督勞動,負責照看菜地。解放週末:那時候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怎麼會有這樣的勇氣,自告奮勇說您來撐住這個家?文潔若:蕭乾是很天真的人,我要保護他。當時有什麼壞消息,人家傳話過來,說什麼誰和誰的關係,誰說了誰的壞話,什麼烏七八糟的事兒,我都不告訴蕭乾,不讓他知道。我來做他的支柱。另外,蕭乾的單位對他還是很好的。我覺得中國不會一直這麼混亂。這麼一個階段很快會過去的。我和蕭乾說,“We must outlive them all,我們要活得比他們都長。”他們,是指“四人幫”。蕭乾從小是遺腹子,城市貧民出身,做記者時在英國經歷二戰,吃了很多苦都不在乎,性格特別樂觀。但那一陣子,蕭乾老說“我腳下是個無底深淵”“天要塌了”。我說:“天都是空氣呀,呵呵,怎麼塌?再說,天塌了,地頂著呢。”解放週末:東京大學的漢學家丸山升教授曾經稱讚,您和蕭乾的結合是不平凡的。文潔若:蕭乾曾經和我說過一句印度諺語:“我一直為自己沒有鞋子哭泣,直到有一天我看見一個沒有腳的人。”解放週末:1951年,您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後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次近距離看到蕭乾時,您的朋友和您說“瞧那個怪人”。當時您說,覺得他就是個胖胖的滑稽的中年人,腆著肚子,做操彎腰時怎麼也夠不著地面,並不覺得他是美男子。怎麼後來就愛上了他?文潔若:我覺得同齡人太幼稚,我都不感興趣。他們啊,太嫩。我大學裡都沒和男學生說過話。大學裡我幾乎天天在圖書館坐到閉館。男同學說我“too pious”,意思是太虔誠了,像個修女。我看到別人在校園裡談戀愛,也很瞧不上,心想,“我可沒有那份兒閒工夫”。但蕭乾的《夢之谷》我在高中時就看過了。在出版社,大家認識了後,我帶著自己的譯本和原書向他請教。他講得很耐心、很俏皮,他反對翻譯腔,反對照字面硬搬,建議要掌握原作的藝術內涵。這些都給我很多啟發。沒有一個同齡人能做我的知音和嚮導。解放週末:你倆各有個小名,特別有意思。您的小名是雪子,蕭乾的小名是樂子。我看您寫過,說你倆定情的時候,蕭乾先生在東安市場給您買了一個瑪瑙胸針——上面有個象牙雕成的愛神。他在錦盒蓋子的反面的襯綢上用綠墨水寫道“感謝世界生了個雪子”,下面署名是樂子。確定關係後,蕭乾先生帶您看話劇時,臺上表演成渝鐵路竣工的場景,演員說“我們40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他捏了一下您的手,小聲對您說:“我40年的願望也終於實現了——我找到家啦。”文潔若:哈哈,是啊,我們1954年五一節前結婚。婚後開心了3年,然後苦熬了22年。不過蕭乾平反後,我們的晚景還是很開心的,我還陪著蕭乾多次出訪,走訪了許多國家,認識了許多朋友,過得特別充實。每件事都有兩面。從47歲到69歲,蕭乾最好的歲月沒有機會創作,但多了許多時間和孩子們相處。

專訪翻譯家文潔若:是中國人,就應該接受中國人的命運

蕭乾與文潔若夫婦

“至於我呢,還是就在北京的好”

解放週末:您說過,你們即便在湖北幹校裡,也一直很重視對子女的教育。文潔若:我給孩子們做幻燈片,然後讓他們自己畫革命故事,我們放著看,給大家講。小孩很感興趣。後來這些幻燈片都給我弟弟了,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解放週末:蕭乾也一直親自教孩子學習英文。文潔若:那是尼克松訪華前。1971年,蕭乾聽到工宣隊傳達了基辛格訪華的消息後很興奮。他做過記者,寫過國際政治評論,感到現在的時局要發生變化。過去兒子學校教英文,都是用漢字標註,比如父親是“法則爾”,床是“貝德”,發音很不標準,蕭乾有心想教兒子正確發音。那時候我們住在一個土坯房裡,村莊的東面有一個小角落,藏在山崖下,周圍是樹林,對面是山,頭上是藤蔓。蕭乾常常帶著水壺、乾糧和兒子去那裡,一待待半天,耐心教兒子唱英語兒歌,啟發他學習的興趣。他們管這個叫“父子角”。解放週末:1983年你們去美國的時候,蕭桐(蕭乾和文潔若的兒子)已經順利在美國留學了。文潔若:那是蕭乾重訪愛荷華。第一次就是1979年8月,蕭乾去了著名美籍華裔作家聶華苓主持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那是30年來大陸作家初次訪美,也是蕭乾真正相信自己重獲信任,如釋重負。1983年,我們受邀再次去愛荷華時,去看了正在那裡留學的蕭桐。當時,蕭乾一再和兒子說,學成後要回來報效祖國。說到激動處,蕭乾心臟病都犯了。那晚,我就給蕭桐寫信說,當年你爸爸回國,許多人給他潑冷水,他是毅然決然自己拿主意回來的。在最潦倒落魄時,他也從未反悔過。

專訪翻譯家文潔若:是中國人,就應該接受中國人的命運

蕭乾與文潔若夫婦

解放週末:其實當年您也問過蕭乾類似的命運抉擇問題。蕭乾曾經受挫,吞下安眠藥又故意觸電,一心求死。等他被僥倖救回來後,您可心疼了,說:“當年你留在劍橋,也是個著作等身的劍橋教授了。”文潔若:對啊,他當時加重語氣,帶著淒厲神色,很嚴肅地對我說:“我是中國人,就應該接受中國人的命運。”好吧,現在,我也是這麼想的。現在出國方便,人們住哪裡的都有,住哪兒都挺好。但不管到哪裡,都還是中國人,離不開這個根。我還記得有一位叫張純如的作家,年紀輕輕,很漂亮的,出生在美國,長在美國,也和美國人結了婚。後來採訪並撰寫了《南京大屠殺》。最後受不了寫作的壓力,也受不了歷史的沉重,自殺了。她雖然生活在美國,但她心裡始終放不下發生在中國的事。這樣的人,你應該去寫寫嘛。至於我呢,還是就在北京的好。我身體很健康,文章寫不完,翻譯不完,我天天都在做事。等到以後,我也要埋在北京。

欄目主編:龔丹韻 文字編輯:龔丹韻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笪曦

內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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