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墓碑在河北趙縣發現，研究者認為它透露了爭取女權的意識

2004年，河北趙縣文史愛好者張煥瑞先生，到河北趙縣永安村下鄉，在村南的麥田裡發現了一塊墓碑。看樣子，墓碑已被推倒多年。它仰躺在墓主人的墳堆上，周圍長滿了枸杞棵和蓬草，周圍還分佈著十幾個不大的墳包。這裡顯然是一處家族墓地。

後來問田間幹活的農人，說是趙家的老墳場。原先，在這一片地裡有百八十座墳，立有十幾座石碑，有的石碑還蓋有碑樓，墳場裡栽滿了柏樹。永安村裡人都管這片墳地叫“柏墳”或“碑樓墳圈兒”。“文革”期間，老墳丘被平掉了，大部分石碑被推倒拉走，變成了修橋築路的石料。而這塊碑雖被推倒了，但沒有運走，還算幸運，沒被毀掉。

張煥瑞先生經過對古碑研究寫了一篇文章《墓碑上的“女權”》刊發在我們單位編輯的《趙縣檔案》上。為了給文章配圖，我專門去了一趟永安村，可惜墓碑已經不見了。

煥瑞先生在文章裡寫到，撥開齊腰深的枯草，拭去碑面上的泥土，便露出了非常清晰的碑文：中間一行大字為“清故夫君諱昌禮字靈通行四趙公之墓”；右側上款刻立碑時間“同治六年四月十八日”；左側下款為“未亡室人李氏命繼子登雲孫進才、進寶、進福、進祿立石”；碑額題“光裕”二字。

原來這是一塊不多見的孀妻為亡夫豎立的不尋常的墓碑。“同治六年”為公元1867年，這塊石碑存世已將近140年。

在中國封建社會，君權、神權、族權、夫權象幾條無形的繩索緊緊地束縛住了柔弱的女性，把她們置於受男性支配及備受歧視的地位。“三從四德”的精神桎梏，使女性只能逆來順受，不能表現出絲毫的不滿和反抗。偶爾出現為數極少的能挺起腰桿打破禁錮爭取女權或申張女權的女性，也要被誣衊為“牝雞司晨”或被視為“禍水”。

在封建家庭內，家產之爭和遺產繼承，往往伴隨著明爭暗鬥的陰謀和殘酷。女性更被剝奪了財產的支配權和繼承權。舊社會特別講究“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還往往把“無後”的責任完全推到女性身上。本來就“命苦”的女性，如果“無後”，一旦再不幸成為寡婦，其遺產繼承往往要導致一場帶有火藥味的家庭糾紛。有的女人往往經受不住這雪上加霜的打擊而被逼走上絕路。

從碑文上看，這位名叫昌禮排行老四的墓主人與“未亡室人李氏”夫婦倆顯然沒有親生子嗣。他們的財產大概早已成為近支侄輩們覬覦的目標。按照當地慣常風俗，在戶主生前或死後，由家族長出面。選定一位侄子過繼到老四的名下，通過“打幡摔盆”埋殯送終的傳統方式，以過繼子的名義名正言順地來繼承老四的遺產。

這位趙家老四的遺孀“未亡室人李氏”有點不甘心或可說太較真：過繼子可以繼承遺產，但必須為亡夫立碑。這也許是她堅持的唯一條件。但這個條件對於只想繼承遺產而且已經有了四個兒子的過繼子來說，實在有點不情願，甚至還鬧起了不愉快。於是，“未亡室人李氏”顯示了她與眾不同的堅毅和果斷——“命繼子登雲……立石”。口氣強硬得不容調和，甚至連具有無上權威說一不二的家族長也無奈她何。

這篇不尋常的碑文，用了幾個其它墓碑上很少用的詞語，是其不同於眾的特徵。首先點明瞭墓主人在兄弟中的排行。眾所周知，在封建社會兄弟眾多的大家庭中，每個房頭都是一個頑固的堡壘，所有家產基本上分散在各個房頭並加以固定。所謂的家產之爭都表現為房頭之爭。這位“趙四奶奶”將其亡夫的排行刻上墓碑，這是很聰明的一招，既明確了墓主人的身份，也是對自己房頭權益的強調。再就是趙四的遺孀“趙李氏”在碑文中用了“未亡室人”的自稱。在舊式信札文牘中，多見“未亡人”三字，我們知道，“未亡人”是孀婦自己的卑稱。按通常行文，用“未亡人”三字就是夠了，為什麼又加上“室人”的自稱呢？這正是“四奶奶趙李氏”自信自強爭取女權的又一高明之處。

“室人”古稱妻妾，可用於自稱，也可用於他稱。而辭書上對“室人”還有“主人”的一項釋義。她這是在先強調自己房頭權益的基礎上，進而確立和維護自身的主人權威。即雖然丈夫已死，本人成為寡婦，過繼子可以繼承遺產，但本人仍然是房頭的主人。大事仍然由本人主宰說了算。應該得到或應該行使的權利決不放棄。

有了這種強勢的自身地位的確立和表達。“未亡室人李氏”則果斷地“命繼子登雲立石”。從墓碑傳達的信息來看，“未亡室人李氏”沒有被亡夫之痛所擊潰，沒有向世俗屈服，並且能夠大膽地理智地爭取婦女的權利。她非常執著地爭取了、堅持了、得到了，還刻在了石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