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語言多種多樣，其中有著最深刻差別的莫過於中西方語言的深刻差異。中國的語言充滿感性和親情，文字充滿動感，更接近人的心靈體驗而非理性思維；而西方語言文字描述事物狀況更加準確和精細，能夠表達邏輯清晰的理性思維。這種語言的差異反應到思維上，就顯示出西方人的思維模式是分析型的，側重理性與推理；東方人的思維模式是綜合型的，側重感性與歸納。思維模式的不同，最終導致了兩大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在科學技術、社會倫理等方面都呈現了完全不同的風貌。
漢字促進技術
字母促進科學
中國古代未曾出現過完整、系統的科學理論，然而技術發明卻層出不窮。四大發明就不用說了，根據英國科學家李約瑟的統計，西方的科學技術有85%是來源於中國的，手槍、地雷、火箭、艦對艦導彈等武器在中國早就有了雛形，只不過現代西方科學家把它們大大發展了起來而已，基本原理並沒有什麼區別。由此看來，中國技術一直是很發達的，只是中國沒有發展出西方那種純理論性的科學。
那麼，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西方式的科學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就要分析中西方語言文字的差異。
漢字最早是從甲骨文這樣的圖畫文字演變而來的，它的每一個筆畫都和某種實物有聯繫，所以它的象形味道非常濃，如“門”、“山”、“日”這些字本身就和實物非常像，沒學過漢字的人也能猜出大概的意思。所以，漢字具有強大的直接表意功能。漢字本身圖畫性的特點可以更好地激發一個人的形象思維和空間想象能力，因此，長期在漢字薰陶下的中國人具有很強的動手創造能力，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魯班、墨子都是影響深遠的能工巧匠和發明家，魯班的發明遍及機械、土木、手工工藝等諸多方面。
但令人遺憾的是，漢字的圖畫性在訓練中國人的抽象思維和邏輯思維方面卻非常不足，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喜歡用形象的比喻去說服別人，但很少通過邏輯推理去探尋真理，這導致中國長期都沒有建立過像樣的科學理論。
而西方印歐語系的文字則是完全符號化的。這種抽象的文字割斷了它們自身與實物的聯繫，所以人們必須強行記住每一個符號對應的實物。因此，印歐語系的語言在直接表意的功能上是有缺陷的。
為了彌補這一缺陷，西方人就發展出一套發達的語法系統，設定了嚴謹的詞法、語法規則。在這個語法系統中，每個詞彙都被設定在一個語法框框裡，西方的孩子一出生，父母就教給他這個是單數、那個是複數，這是名詞、那是動詞，此外還有數、形、量、代，一大套分類。他們說話時必須條理清楚，主謂賓、性數格、語態、時態要面面俱到。16世紀前後西方的中小學甚至直接就叫做語法學校。
西方人從小就是在這種邏輯嚴密的語言系統薰陶下成長起來的，所以，他們對事物的分析和分類能力都非常強，而這種條分縷析的分類功能恰好就是科學理論敘述所要求的能力。所以，西方人在強化語法訓練的同時，邏輯思維和科學推理能力也就自然而然被激發出來。例如亞里士多德在邏輯學、物理學、政治學、哲學、心理學等各個領域都做過深入的研究，他會分門別類地在每一個領域分別著述，而且往往一寫就是好幾卷，就像印歐語系的語法系統一樣條理清晰、成套產生。而同時期中國的思想作品如《論語》、《道德經》都以言簡意賅、寓意深遠著稱，卻不可能形成一種繁雜的體系。
自我張揚的英語
自我謙卑的漢語
在印歐語系中，英語的使用範圍和對世界的影響力無疑是最大的，通過對英語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西方語言的某些特點。英語中有很多人稱代詞，如我們（we）、他們（they）、他（he）、她（she）等都和其他單詞一樣，只是用在句首時才會大寫，但卻有一個代詞無論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大寫，這個代詞就是我（I）。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西方人在人際交往過程中是非常注重“我”的感受的，因此書寫過程中也要將代詞“我”大寫以突出其地位，而其他代詞則不是很重要。所以代詞中大寫的“我”無疑強調了這種以個體為中心的思想觀念，也暗示了個人主義在西方的盛行。
由於西方文化中以個人為中心，個人的創造性和主觀能動性都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人們思考時條條框框少，權威意識也少。西方學生在課堂上都無所顧慮、大膽提問，勇於向老師和權威挑戰。正是這種不斷創新的意識和勇於探索的精神讓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讓西方人在工業革命後創造出巨大的財富。但過於自由的個人主義，也導致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私與貪婪，西方每次的經濟危機都與華爾街的貪婪成性分不開的。
而漢語的情形則剛好相反，中國人非但不會刻意強調自我，反而在古代中國人們稱呼自己時往往會稱自己為“在下”、“鄙人”、“不才”等。即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也稱自己為“孤”或“寡人”。這麼多自謙的語言表明，中國人是非常重視社會關係的，這種削弱自我的行為正是為了讓自己更好地融入集體。
在中國社會，親戚之間的稱呼非常繁多，如“舅舅、舅媽、叔叔、阿姨、姑姑、姑父”等等，簡直是不勝枚舉，這麼多不重樣的稱呼都對應著每個特定的親戚。漢語這種親人之間稱呼的豐富性，使得人們對家族的每個成員都重視起來，形成了以血緣為紐帶的小圈子。
由於圈子意識強烈，每個人和自己圈子裡的成員的關係是最緊密的，而他做事的行為方式也會受到這些人的影響和制約，這就導致中國人有很強的家國意識和集體主義精神，但很難獲得真正的個體自由。心理學家進一步發現，中國人對待圈子裡的人和圈子外的人是顯著不同的。人們更容易對圈子裡的人產生體諒、信任、支持、幫助等態度和行為，而對圈子之外的人則非常冷漠和不信任。
而西方語言中對身邊人的身份稱呼都非常簡單，比如在父母輩中，除了父母有專門稱呼外，其他親戚只有“uncle/aunt”兩種稱呼，即使是兄弟也不像漢語分開稱呼，一律稱為“brother”。這就表明，在西方社會，人們對關係的依賴要小得多，關係也更加鬆散，圈子內成員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都要小得多。因此，西方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情，不必考慮周圍人的看法。同時，自我的西方人認為自己以外的其他人並沒有什麼差別，所以他們能夠更平等地對待圈子內和圈子外的人，但他們的家族觀念和集體主義精神就有所欠缺。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語言只是人際交流的工具，有什麼樣的語言，就會有什麼樣的思維，繼而就會有相應的文化。我們平常隨意說出的話，其實都帶有一個民族文化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