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機器換人”：新紅利，還是潘多拉鐵盒？| 文化縱橫

文化機器人技術經濟讀書廣東德國佛山文化縱橫 2019-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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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怡 |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

✪ 許輝 | 德國耶拿大學

【導讀】作為工業化發展的必然後果，“機器換人”自18世紀工場手工業向社會化大工業轉型時期便已出現。伴隨著新一輪的技術革新，近年來中國已成為機器人密度增速最快的國家，“機器換人”在中國呈現出複雜面向。本文認為，在“中國製造2025”以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背景下，無論是“智能化”、“無人化”還是“省人化”，“機器換人”在深刻影響生產方式的同時，也在型構新的工業生產關係、勞資體系乃至社會結構。在尚未建構完整的應對體系時，更要注重社會風險的管控與疏導機制，避免出現結構性與規模化的社會風險。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機器換人”的兩種模式及其社會影響

▍中國的路徑選擇：從“逐底競爭”到“智能製造”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間，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得益於以土地、勞動力和環境成本相對低廉的比較優勢融入全球生產網絡。通過設立經濟特區和出口加工區，吸引境外資本和技術，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成為舉世矚目的“世界工廠”。然而這種全球代工生產（OEM）模式也導致了對出口訂單的高度依賴，一旦歐美國家市場疲軟，消費不振，中國的加工企業就會面臨很大的生存壓力，甚至出現破產倒閉潮。

從另一個角度看，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全球範圍內轉移的主要動因是“逐底競爭”，即尋找低成本的勞動力，經濟學家稱之為後發展國家可資利用的“人口紅利”。這種逐底競爭模式也必然引發勞工社會學家和勞工權益倡導者所關注的“血汗工廠”問題，以及伴隨而來的勞資糾紛和工人集體行動。正如著名學者西爾弗所言，“資本走到哪裡，勞工和資本的衝突很快就跟隨到哪裡”。因此，當製造業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勞工開始要求更高的工資和社會保障，尤其是在勞動力市場逐漸從過剩轉向短缺的情況下，經濟發展模式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就成為理論和實踐上的迫切需求與必然選擇，當前中國的發展剛好處在這一轉型的關鍵時期上。

在此背景下，中國國務院分別在2015年和2016年推出了“中國製造2025”和“創新驅動發展”兩大戰略。根據“中國製造2025”的戰略規劃，中國將在2025年實現從一個製造業大國向製造業強國轉型的目標，進而到2035年能夠有能力跟發達國家展開競爭，最終在2049年成為世界製造業的領導力量。智能製造被視為未來20年中國製造的主攻方向。其中，包括工業機器人、自動化高檔數控機床等智能裝備及智能生產線的研發被列為重點發展領域。

總的來說，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正在超越“世界工廠”模式，一方面是以“技術紅利”取代先前的“人口紅利”；另一方面則通過消費升級，驅動產品的個性化、定製化和智能化轉型。因此，中國的產業升級策略兼具“技術調整”和“產品調整”，同時考慮到中國幅員遼闊，有著顯著的區域發展差異，“空間調整”更多是產業從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向中西部欠發展地區的轉移。在邁向智能製造的過程中，“逐底競爭”並未徹底消失，“雁陣模式”依然在一個國家內部得到體現。

▍中國式的“機器換人”

在中國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以“機器換人”為特徵的生產信息化和自動化技術改造正成為產業升級的主要手段。作為先進製造業的關鍵支撐設備，工業機器人應用範圍明顯擴大，從傳統的汽車、電子產業快速向五金家電、倉儲物流、食品加工等新興領域延伸。

據統計，中國是近年來機器人密度增速最快的國家，由2013年的25臺/萬人增長到2017年的97臺/萬人，自2013年以來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機器人銷售市場，2018年工業機器人市場規模將達到62.3億美元，增速全球第一。全球工業機器人巨頭也紛紛在中國建立產業基地，全方位搶佔市場高點。國家高度重視機器人產業發展，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都出臺政策鼓勵支持，例如，2015年3月，廣東省政府印發《廣東省工業轉型升級攻堅戰三年行動計劃（2015-2017）》，明確提出工業企業開展“機器換人”計劃，其中，以佛山和東莞為代表的傳統制造業集中地區提出了符合本地發展實際的“機器換人”路線圖和時間表，規模和力度空前。

儘管普遍認為中國製造業的“機器換人”是在新一輪工業革命爆發和人口紅利消失的背景下，國家為實現製造業的升級轉型和成為製造業強國而佈局的重要戰略，但是基於中國製造業的產業類型多樣，產業結構複雜，工業2.0、3.0與4.0同時並存，不同產業和行業所採取的“機器換人”策略是迥然不同的。因此，我們需要對不同類型產業的“機器換人”進行一個類別上的劃分，這對於我們理解中國式的“機器換人”現象及其對應的背景和影響尤為重要。基於大量的文獻研究和實地調研，我們區分出兩種類型的“機器換人”——高端製造業的“智能化”、“無人化”生產和中低端產業的“省人化”生產。下文將就兩種類型的“機器換人”出現的契機及其對生產方式和勞動過程的改變進行分析。

（一）高端製造業：“智能化”和“無人化”

“中國製造2025”裡明確規定實踐產業轉型的重要途徑就是建設信息化和自動化的智能工廠，但自動化本身並不代表著智能化，除非其跟人工智能、信息物理控制系統以及大數據深度整合。智能工廠被定義成一套超越簡單自動化的靈活系統，“它可以在一個更廣泛的網絡裡自主優化、自我適應以及實時或接近實時地從新的環境裡學習，以致於能夠在整個生產過程裡自動運行”。智能工廠被認為更加具有可靠性、主動性和預測性，因為它可以通過實時分析和學習數據來即時進行反應，以適應客戶需求、市場趨勢、產品迭代等方面的變化。因此智能工廠裡的生產過程，包括生產操作、倉儲、研發追蹤、質量管控、設備維護等方面都將大幅度升級和電子化。在國家工信部扶持的首批“智能製造專項項目”中，獲得立項的企業主要包括海爾、美的、長虹等家電龍頭企業，以及在新能源汽車、鋼鐵、製藥、化工、電子科技等行業內領先的龍頭企業。這些企業均為不同產業中高端製造業的代表。

筆者曾參觀了某知名家電品牌的智能製造與工業互聯網示範基地。甫一進入生產區域，首先看到的是生產管理信息系統，整個生產過程被數字化和可視化，管理人員可以通過電子屏幕上的實時數據瞭解生產速度、進度、物料供應與管理、質檢良品率等關鍵數據；而整條生產線有兩層，上層是物料的運輸，下層是裝配流水線，但機器手臂和自動化設備成為生產過程的主力，機器人通過防護欄與工人隔開，以保證生產安全。機器人與零部件通過射頻識別技術實現了溝通，很多機器都具備視覺功能，先拍照再操作。零部件的配送要先掃碼，再由自動運輸車進行運輸，產品裝配好之後通過智能設備掃描進行質量檢測，包括能耗、性能穩定性等。整個生產過程中工人並不承擔重體力活，只是負責粘貼空調的身份標識、裝配海綿以及焊接。企業管理方告訴我們，這條智能生產線通過引進46個機器人和110臺專業機器已經替代了41個工人，實現自動化率65%，而且已經能夠實現小批量、定製化的生產。

儘管該工廠作為智能製造示範基地被廣為宣傳，但實際上，現有的兩條智能生產線僅佔了全廠生產線的10%，除非全面普及，否則在減少工人數量和降低人工成本上的效果微乎其微。相對於“機器換人”，該企業現階段的升級焦點是“工業互聯網”——通過提取底層機器設備的數據，經由工業雲運算反饋，可實現智能保障，拉通製造-物流-銷售等各個流程的一套先進製造體系。

相比生產部門的自動化升級，工業互聯網改造同樣是推動智能化生產的重要舉措。據介紹，該企業的生產自動化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2008年開始時只是單點的自動化，隨著自動化生產線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升和產品品質的提升，公司高層結合產業發展的趨勢決定加大投入，從購買機器人改造生產線到投資工業互聯網項目，已經投入了幾十個億。

與智能工廠並行的還有“無人工廠”這一構想。“無人工廠”是高度自動化工廠的另一種表述，歐美國家的頂級汽車製造商，如特斯拉、寶馬等常常以其生產模式實現高度自動化的“無人工廠”自居。這種全自動化的無人工廠生產模式也被中國的汽車製造商所模仿和借鑑，例如吉利集團2016年投資72億元建成的寶雞工廠，其衝壓、焊裝、塗裝三道主要工序已實現高度自動化甚至全自動化，基本實現“無人生產”。

“無人化”的生產模式往往出現在新規劃的生產基地，而不是對舊的生產線進行改造。筆者參訪的一家新能源汽車製造商，其在廣東韶關新建的生產基地也非常接近“無人工廠”的設想。儘管母公司為汽車製造商，該生產基地從事的卻是非核心業務——手機代工。參觀車間於2017年投產，由企業投資數千萬元興建，車間配備了1000多臺數字控制機床和數百臺工業機器人，共有182條生產線。這種自動化的數控機床，通常採取“一拖六”模式，即一臺機器人搭配六臺數控機床：機器人負責給相應的機床投料和上下件，機床則按照既定程序完成打孔、車銑、打磨、焊接等十幾道手機殼加工工序。在這個生產車間裡，真正的生產和加工作業全部由機器完成，車間只有少量的工人——普工負責物料運輸和補充，技術工人負責設備巡查和維護，一般一名工人負責50機器。

上述知名企業的“機器換人”道路，實際上是在其已經處於價值鏈頂端、行業內領先位置的基礎上，通過自身的資本投入和國家政策資金扶持，對其生產模式進行高度自動化與智能化升級。智能化升級的目標不僅僅是節約人力成本，因為相較其對生產線改造所投入的資金，以及聘請高端技術人才的花費，其在人力成本節約上的受益並不顯著。更關鍵的是，智能工廠的打造有助於提升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從而打造先進製造的企業形象，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佔領先機。這種智能化升級也正式宣告生產企業實現了向技術密集型、行業領先品牌的自我升級。

（二）中低端產業：“省人化”

與領先品牌和高端產業同步推進“機器換人”的，還有過去往往是勞動力密集型的中低端產業。過去30年，大量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奠定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然而，當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價格上漲，能夠從工人身上獲取的剩餘價值不斷被擠壓，中低端產業也試圖擺脫對密集勞動力的依賴。實際上，儘管學者對於“劉易斯拐點”是否真的導致了製造業勞動力短缺仍存在爭議，但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卻是不爭的事實。對於企業管理者而言，使用機器人還是使用人力勞動，只需化約為對成本與效益的考量。工業4.0的契機恰好推動了機器人產業的蓬勃發展，大大降低了生產機器人的成本，普通的工業機器人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昂貴設備了。於是，日益昂貴的人力勞動與日漸廉價的機器人兩股趨勢共同造就了珠三角與長三角製造業“機器換人”—“省人化”的浪潮。

已有研究和媒體報道均顯示，企業使用工業機器人可節約65%—90%的勞動力，通常可在兩至三年收回成本，有的甚至可在一年內。相比過去，企業如引入進口的自動化設備，通常需要八年方能收回成本。已有數據顯示，在推行機器換人計劃後，浙江省在兩年間減少用工200萬人，東莞市三年節約用工20萬人。可見，機器人在減員方面的成效是顯著的。

除了機器人購買和維護成本的下降，吸引該類企業“機器換人”的另一個因素是當地政府對於企業進行機器設備升級的大力扶持。例如，廣東省計劃在2015—2017年累計投資9430億元推動1950家以上的工業企業實施“機器換人”：在東莞，政府計劃每年出資兩億元支持企業進行自動化升級；在佛山，政府2018年開始每年投入1.3億元補貼企業開展“機器換人”。

然而，並非所有的企業都有機會獲得政府的自動化升級補貼。政府在制定當地產業升級轉型的規劃時即已決定重點扶持哪些產業和逐步淘汰另一些產業。一些轉型升級成本過高，或者難以轉型的勞動力密集性產業，例如製鞋業、服裝業，則在缺乏政府扶持和成本上漲的情況下不斷外遷、內遷或關停。

有別於高端製造業邁向智能工廠的升級目標，中低端製造業的“機器換人”並非單純由技術進步本身所驅動，而更大程度上源於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帶來的壓力。這裡所涉及的機器人技術，在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和歐洲已相對成熟。作為緩解勞動力短缺的應用型技術，這些機器人所從事的勞動大多為簡單重複性的勞動。目前中國的中低端製造業所引入的機器人，也大多是從事搬運、碼垛、裝配、焊接、噴漆等相對簡單重複性的操作，用以取代日漸昂貴的人力勞動。

▍“機器換人”對就業和工人的影響

從以往學者對技術和就業、工人關係的研究來看，“機器換人”所包含的社會學意涵不僅體現在是否取代工人，還體現為對工人的技能的改變，對勞動過程控制權、勞動力結構、勞動管理方式的影響等。

首先，機器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取代工人，是否造成失業一直是人們的關注焦點。從我們已有的案例調研來看，機器人確實取代了工人，其取代程度取決於企業使用機器人的普及程度和自動化程度。就現階段而言，“機器換人”的普及度還不算廣，加上工人的自動流失率仍然很高，儘管我們瞭解到有些企業會採取小規模協商離職的做法，但並未發現大規模的裁員。機器人取代工人的情況是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仍需要通過持續的、有規模的統計數據加以觀察。

第二個意涵是機器人引入對工人技能的影響——這同時影響著工人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有別於主流論述中所強調的“技能提升論”或“技術賦能論”，筆者觀察到的現象仍然更接近勞動過程理論奠基者佈雷弗曼（1974）所主張的“勞動退化論”，而“技能提升論”只符合少部分掌握專門技術的勞動者。在我們所調研的工廠中，無一例外地發現，機器人及自動化設備的引入，使得生產工人的工作大大簡化，但這並不意味著工作變得輕鬆了——工人只是從原來的操作工、技工退化成了運輸物料、上下工件、看守設備的輔助性工人，勞動強度則可能因為機器人的高效率運作而增加。技術的升級還有可能導致原本從事某些技術工種的工人退化為普通操作工人。在一家從事汽車座椅生產的企業裡，原本有大量從事焊接工作的焊工，因焊接屬於技術工種，工人每月享受額外的崗位津貼。在引入機器人後，人工焊接變成了機器人手臂焊接，原來的焊工不需要再從事焊接工作，只需要給機器人上下件和進行簡單裝配，原有的崗位津貼也因此被取消。在這個案例中，原本從事技能型工作的焊工，由於機器人的引入而被去技能化了。

第三個意涵是機器人的使用對勞動力結構以及車間生產政治的影響。在機器人普及化的工廠裡，勞動力結構還將發生顯著的兩極分化：具有特定知識和技能的軟件工程師、數據分析師和技術操作員負責產量任務、流水線速度以及智能化的質量掃描檢測等生產安排；而半技能或低技能工人則作為數量有限的輔助工從事流水線和機器人輔助工作。對於低技能或半技能工人而言，通過技能升級實現內部晉升並非易事。實際上，企業通常重新招聘和培訓具有高學歷和相關專業背景的人員，而不對生產線的普通工人進行再培訓和技能提升。因為這兩種工作的差異太大，普通工人多為農民工，原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再加上技能培訓需要投入的時間、經濟成本並不是每一個工人都能負擔得起。技能和知識的鴻溝導致內部勞動力市場的機制基本失效。與此同時，由於工人數量的顯著下降，工人被嵌入到以機器人為中心的技術控制中，基於泰勒制流水線而形成工人團結和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也將降低，不同類型工作的分化也阻礙了技術型人員與輔助型工人之間建立團結，工會和集體談判等內部調節機制恐怕難以發揮功用。

不管是智能化、無人化還是省人化生產方式的出現，“機器人化”都將對車間裡的生產過程、組織形式以及管理方式產生重大影響。當機器換人普及之時，機器人而不是人力勞動者成為生產的中心，這在理論上意味著工人繼失去了對“概念”的控制之後也開始失去對“執行”的主動。如佈雷弗曼所預示的，車間裡的生產工人（如果還存在的話）面臨著更大程度的去技能化。此外，不同於福特式或豐田式的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未來的智能工廠是一套以大規模定製（Mass Customization）為方向的靈活的生產系統，由智能設備基於雲計算“大腦”來調整生產程序和生產計劃，生產的進度不需要再依賴於工人的生產效率和積極性——不管是強制的還是霸權式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布洛維筆下的“趕工遊戲”在智能工廠的管理控制方面則變得過時了。

▍結論及未來的關注點

縱觀世界工業發展史，“機器換人”並不是一個新現象，從18世紀工場手工業到機器大工業轉型，從電氣時代到自動化時代，每一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革新都造就了一輪又一輪的“機器換人”。技術升級與“機器換人”對就業和工人的影響一直飽受爭議，但卻未有定論。勞動過程理論和衝突論者認為機器取代了工人，並造成了工人的“去技能化”，從而剝奪了工人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削弱了工人的談判能力；技術決定論或管理論者則主張以技術為中心，失業等社會問題的出現源自於社會關係的組織方式和制度安排未能跟上技術進步本身，並非技術本身的問題。在機器人時代來臨之際，這些經典理論和觀點仍有待研究者不斷驗證和更新。

實際上，機器人與人類社會的關係也一直是各國政府持續關注的社會議題，不同國家的應對策略體現了各國在處理技術進步與社會關係時的關鍵作用。1959年第一臺工業機器人在美國誕生，美國政府考慮到當時失業率高的問題並預料發展機器人會造成更高的失業率，因此既未對機器人產業進行財政支持，也未組織研發機器人技術。英國政府出於同樣的考慮，頒佈了否定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報告，對工業機器人的發展實施了嚴厲的限制措施。相較而言，日本後來居上成為機器人王國，主要得益於政府的大力扶持，而這也是基於日本勞動力短缺的社會現實。儘管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各國政府對機器人的發展做出了不同的應對策略，新的科技發展潮流儼然已成為不可逆的趨勢，工業4.0及“機器換人”的進程勢不可擋。

在中國，“機器換人”既是新現象，也將引發新的社會問題和影響。最直接的影響是，作為人口大國，大量的低技能崗位正在或即將被取代，大規模的結構性失業仍然可能發生，但這個風險目前正在被“用工荒、用工貴”的論述所掩蓋。一旦技術突破使得機器人成本得到更大程度的下降，機器人大規模普及，這個風險將變得更為嚴峻。

其次，即便機器換人能夠為製造業創造更多技能型和知識型崗位，但現有製造業工人多為農民工，整體教育水平和職業技能水平較低，如何適應不斷升級的製造業用人需求也將成為新的社會難題。更深層的影響則是伴隨工作類型和技能的兩極分化，勞動者的收入差距將不斷擴大，而機器人持有者將以更快的速度積累財富，而貧富差距的擴大則可能衍生出更廣泛的社會問題。儘管上述問題目前仍被勞動力短缺和機器人能“增效提質”的論述所掩蓋，但其潛在的風險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作為借鑑了德國工業4.0構想的“中國製造2025”，在處理技術與工人的關係時，也應借鑑德國的思路。充分考慮機器對於工作和工人的影響，均衡“技術與人”的關係已成為德國工業4.0道路的共識。一些德國學者在經濟推進工業4.0的同時，還提出了“工作4.0”的構想，即探索數字化和智能化對工作的影響及如何實現工作的升級。

例如，德國的企業在進行技術升級時，非常強調工會等工人代表機制的多方參與和社會對話，讓工會可以參與決策企業的升級改造方案以及工人在新的生產方式中的角色，並且對被裁減或轉移的工作崗位做好善後安排。不僅如此，德國政府、企業、工會均重視對工人的培訓和教育，甚至強調對工人的終身創新教育，並且願意承擔工人受教育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讓工人能夠在新的生產方式中保持競爭力。相較而言，中國企業的轉型升級則以“減員”和“增效”為目標，對於低技能工人採取自動淘汰機制，缺乏整合的再教育與再就業的機制。

總的來說，“機器人化”在中國的快速擴張所引起的生產過程升級為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和勞資關係的轉型創造了全新的物質條件，而且也蘊含了許多值得討論和研究的理論及現實問題。對於機器人發展的未來圖景，是以機器人為中心，將工人至於技術的控制之下，還是發展以人為中心的人機協作機制，仍有賴於社會制度的安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而社會制度如何安排，也將影響未來的財富分配，因為可以預見的是，財富將越來越湧向那些機器持有者或其他資本持有者手中。作為社會學研究者，我們將持續關注和探討“機器換人”對於生產方式和勞動關係的影響，並繼續在僱傭政策、培訓體系、管理制度、生產安排、工會建設及工人主體性等方面貢獻更為具體的經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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