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工作至死」的文化瘟疫，正在毀滅全世界上班族

來源：36氪（ID:wow36kr）

原作者：James Stanier 來源：medium.com

翻譯：boxi

排版：雜蕪

看到下面這條Slack消息你是什麼感覺？這條消息來自Revolut的CEO。Revolut是一家快速成長的英國初創企業，這條消息講的是KPI的事情，裡面列舉了哪些團隊已經落後於KPI，沒有達到KPI的後果是什麼。其中一行宣稱，“如果你的團隊沒有達到KPI，很有可能獎金會變成0，即便你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連線》提供的截圖，出自一篇討論Revolut文化與做法的文章。

這條消息裡面有好幾點讓我感到不安：

• 威脅的語氣

• 對週末加班的預期

• 公開聲稱會有一個監視清單，公開威脅被列進去的人

• 一條“簡單的規則”，那就是沒有達到KPI的員工會被炒魷魚，毫無商量餘地

• Slack表情符號：“推進”，“把（噁心的）事情做完”，坦克，格鬥之王的logo——這些都在暗示這是一場戰爭，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贏得戰爭

不過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熱愛初創企業，我喜歡那種接管世界贏得一切的無畏信念。但是創業文化正在（或者已經）出現一些問題。

我不相信我們是懷著惡意的企圖走到這一步的。不過，我們都受到了那些被業界大肆宣傳的知名企業的做法以及著名的成功之影響，而那些知名的成功就是所謂的“獨角獸”，那些10倍增長的反叛者：拼命向前衝，充滿顛覆性，在一場成為市場統治性力量的競爭當中榨乾人才，弄死競爭對手。

我們讀書、看播客，關注Twitter上面有影響力的商業人士，慢慢地，我們把極端看成是常態，因為那些聲音總在我們周圍迴盪。不發展毋寧死的文化造就了技術產業，也嚴重汙染了這裡的風氣。

難道就沒有折衷方案來嗎？

一、不惜一切代價謀發展

軟件即服務模式對增長很痴迷。公司估值通常是由收入和複合年增長率驅動的。風投資本家會逼迫創始人及其董事會交出數倍於自身當初投資的成果。

2倍是不夠的。5倍只是中規中矩。10倍已經成為老生常談。這些你肯定耳朵都聽出繭來了：“10倍思維”和“10倍工程師。”當然，這些都是很好的——我跟旁邊的人一樣熱愛10倍增長——但是無休止地注重增長會滋生錯誤的行為。

• 發展不應該勝過好的企業實踐；

• 發展不應該以員工為代價；

• 發展不應該對社會和這個星球產生負面影響。

Revolut對自己欺騙別人免費為自己拉客源的做法似乎還很得意

VC的眾多投資組合公司裡面，只有少數需要退出得很好才能讓他們可以成功地壯大自己的投資基金。而剩下的可以失敗，儘管這有點丟臉，但這並不是世界末日，因為他們的銀行家依舊可以平衡賬面。

就像球隊有一位教練督促球員變得更好一樣，有一位充滿挑戰性的VC督促公司是極有幫助的。但球員仍應該在比賽規則範圍內取得好成績。VC說“要麼壯大10倍要麼去死”，CTO說“開發出難以置信的技術”，CEO說“招聘、成長，支持出色的人才”——當VC的看法只是利益攸關者不同選擇之一時，對立觀點的對抗性衝突可以創造出夢幻公司來。

但是，奇怪的是，銀行家的世界觀“要麼快速發展壯大，要麼去死！”正在變成創業文化事實上的標準——這條標準已經優先於過去創始人一度要做出令人驚豔的東西的夢想，優先於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或者為充滿熱情地工作的員工的生活提供支撐了。

不惜一切代價去野蠻增長會導致糟糕行為，這些行為反過來會導致糟糕的文化。關心數字壓倒了以人為本，導致大家選擇危險的鼠目寸光和策略，而不是通情達理的從長計議。這會導致大家去作弊。道德倫理也因此受累。

不妨看看Revolut這條洩漏出來的家庭作業：

來自《連線》的截屏。“200或以上新增註冊是你能進入下一輪面試的強烈信號。”

在高壓力、增長驅動的環境下，這種面試任務被看成是篩選積極性高的候選人的聰明之舉，而且也有助於為眾包完成具有挑戰性的公司KPI做貢獻。我不懷疑這有任何惡意的企圖。但是，這種任務其實是讓別人免費給你打工，在一些國家是不合法的行為。

當高壓成為一大幫人的常態時，這會模糊良好判斷。我們在歷史上經常看到這種情況，最後那些公司都出了大問題。

二、為誰辛苦為誰忙

這種局面該怪誰？我想我們都有責任。

不發展毋寧死的文化，奔忙的文化——不管你怎麼去形容它——這種文化正在從辦公室滲透到整整一代員工的日常生活。我們現在已經陷入到這樣一種局面，許多年輕的創始人做生意只有一條路可走：要麼不惜一切代價發展，直到實現退出，要麼就自我毀滅。同樣的邏輯有時候也適用於他們的生活。

Erin Griffith給《紐約時報》寫了一篇出色的文章，裡面描述了所謂的“績效工作狂”——對奔忙生活方式的頌揚正在進入主流，成為大家的抱負和榮耀的徽章，讓臭味相投的人聚到了一起，把激烈競爭變成了自己的目的。在那篇文章中，有這麼一條推特：

WeWork居然在休閒場合也不忘替入駐公司倡導這種忙死的文化

我們可以看看黃瓜片上雕刻的字，看看那有多愚蠢。我們會不禁想起Dunelm給沙發賣繡有“Get Shit Done”而不是“Live，Life，Love”字樣的靠墊而竊笑。或者，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下，怎麼連聯合辦公初創企業——我們又不是為它打工的，所以它不應該決定我們的文化——怎麼連這種企業也在向缺乏經驗，不知道這樣的結局不會好的人推銷幹到死和工作狂。

另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是Anne Helen Petersen給BuzzFeed News寫的，裡面描寫了千禧一代，在長時間工作，償還鉅額債務，以及無力為自己的第一個家存下錢的情況下，如何感受到精疲力竭的全面壓力，以至於簡單的差事就能讓他們不堪重負。

《紐約時報》一篇最近的文章也聚焦了一個相關趨勢。30多歲的人在財務上已經相對穩定——這些人通常住在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沒有顯著的負債，還有自己的房產——但是他們得為嬰兒潮時代出生的父母盡孝。哪怕他們從事的是高薪的處在上升期的工作也是如此。

初創企業靠日夜奔忙來贏得快速發展，這是難以為繼的，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嗎？白熱化競爭對於年輕一代如此的不可避免，以至於容忍這一點的唯一辦法就只有去讚美它，這對你來說是個驚訝嗎？那些真正有機會實現財務逃逸速度的人會不會開始變通一下確保這件事情發生呢？

Revolut和類似的地方不是另類。

三、是時候重新定義成功了

我相信我們都需要反思一下對成功的定義。繼續圍繞著製造曲棍球棒增長曲線為主要目標而建設公司是不健康的。我們的專欄不要再充斥著對獨角獸和收入倍增的討論了。相反，我們得專門留出時間和板塊給那些著眼長遠的公司。

我們需要關注和宣傳不同類型的成功組織：

• 那些為用戶和世界創造出有意義的創新技術的公司；

• 那些選擇不在大城市開店，轉而去被忽視的地方設點的公司；

• 那些允許靈活上班遠程工作，讓自己的員工可以照顧到生活，身心健康不會受到影響的公司；

• 那些賦予員工真正的機會去學習、成長，並且願意長久呆下去的公司；

• 那些通過慈善等手段為社區帶來真正影響的公司。

考慮到這些，技術公司有很多問題需要回答。我們有多少是獲得認證的B型企業（B Corp，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標的企業）呢？有多少為慈善捐助了有實際意義的金額？我們真的把員工放在第一位，把用戶放在第二位，把投資者放在第三位嗎？——還是說方向正好相反？

我們的行業創造了數十億美元的收入。但我們有沒有用這筆錢去維持我們公司、我們的人、我們的社會以及我們這個星球的健康呢？我們是不是真的認為自己的公司會活過100年？對於我們應該如何確定工作的優先事項，我們有沒有做出道德選擇？

對此我們都有發言權。領袖可以率先做出榜樣。如果我們沒有能力改變自己工作環境的文化，那就可以用腳來投票——即便這意味著拿到的錢會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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