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學術兩碼事,中國需要復興的不是文化,而是學術

給諸位彙報一下這兩天新琢磨出來的一個觀點,就是在研判當今中國之文化時,一定要把文化和學術區別開來。學術不僅不能代表當今中國之文化,而且還是反文化的。中國文化一直在場,從未缺位,也無需復興,真正需要復興的僅僅是學術而已。當今中國之學術,是無文化甚至反文化的學術,已經喪失了基本的文化辨識能力。學術與文化的分離是當今中國最大問題之一。用學術去研判文化,只能得到錯誤的結論。

但是,我們又卻是學術來觀察中國之文化的,甚至將學術等同於文化本身,因此就對當今中國之文化產生巨大的誤判、錯覺。譬如認為:中國文化是落後的;中國傳統文化已死,當今主導中國的文化是辛亥以來的西化的“新文化”;經濟和文化是兩回事,經濟的崛起是引入西方文化的結果,與中國文化無關,當前的中國是經濟崛起,文化落後;中國需要文化復興,文化就是挽救頻臨滅絕的傳統文化;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有絕對優勢,中國文化對人類並未作出啥貢獻;中國的政治文化也是落後的,而且政治的發展和改革也滯後於經濟……如此之類。

我們一直批評西方在妖魔化中國,實際上,中國的學術自身也在做著類似的事情,因為中國的學術在根本上也是西方文化的。妖魔化中國並非完全出於敵意,也是源自文化認知能力。

文化和學術兩碼事,中國需要復興的不是文化,而是學術

為什麼當今中國學術與文化會出現脫節,學術和文化是兩張皮,根源在於,當今中國的學術是西式學術,而中國的文化則依然是傳統的中國文化,兩者之間存在根本衝突。至今絕大多數中國人依然不喜歡西餐,而更喜歡中餐。但是在比吃飯更重要的學術上,中國卻是強行西化的,而且強行灌輸給孩子們。

現在人們在討論中西文化時,總是會提到文化的衝突,這種衝突表現在中國和西方之間。其實對當下之中國而言,中西文化的衝突早已不是表現在中國和西方之間,而是就在中國內部,就在學術與文化的衝突。

也就是說,中西文化衝突早已不是一個國際問題,而是國內問題。中國的學術就是西方文化,而中國的實踐所秉持的基本精神則依然是中國傳統文化,代表著中國文化。學術與文化的脫節和衝突,實際也是學術與實踐的脫節和衝突。學術不能正確認識中國的文化,其實也是學術不能正確地認識中國的實踐,包括經濟實踐和政治實踐。當今學術界關於中國經濟模式以及政治模式的認知統統都是錯誤的。

正確區分學術與文化,也就是正確區分學術界與實踐界。代表中國實際情況的是實踐界,但是,學術界對實踐界的理論描述都是錯誤的,根源是學術本身是西化的,是反中國文化的,但是支撐實踐的基本精神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是中國文化。關於學術界與實踐界的矛盾我之前已經寫過幾篇文章,可參考。

文化和學術兩碼事,中國需要復興的不是文化,而是學術

當今中國學術與文化的衝突,其實質就是中西文化的衝突。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在哪裡?我在昨天文章中已經做了詳細的說明。在“心”之“體”上。

中國文化有“心”有“物”,且以“心”為“體”,“物”為“用”。“心”就是一個思考思維主體,也是判斷和選擇的主體,同時也是一切意識、意的發出主體。人的主體性就體現在“心”的主體性,人的獨立和自由也就體現在“心性獨立”、“心性自由”上。

但是,西方文明自古至今從未意識到“心”的存在,他們錯誤的將“心”所發出的“意”當成本體,但是,已經發出的“意”就不是“心”,而是“物”了。因此西方文化是隻有“物”,而沒有“心”。他們認為人的主體性不是在心性上,不是在“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上,而是對“物”的信仰和服從,包括對神、哲學真理、客觀世界、科學真理、民主制度,甚至財富等等之類,這些實際上都是“物”。

顯然,真正的自由只能是“心性自由”,對“物”的服從不能是自由,但是,西方由於沒有獨立的心性概念,他們卻一直搞笑地把對“物”的服從當自由,從昔日對神的服從,到當今對科學真理的服從、民主制度的服從、資本的服從。

如果以“心性自由”為判斷文化的標準,那麼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唯有中國存在真正的文化,其他任何文明都沒有真正的文化,是“蠻夷”的。事實上,中國古人正式憑藉這一標準進行文化判斷的,認為唯有華夏有文化,四方的蠻夷是沒有的。但是,我們當今的學術卻認為我們的古人錯了,事實上不是古人錯了,而是學術錯了。

文化和學術兩碼事,中國需要復興的不是文化,而是學術

當下中國的學術,其範式形成於辛亥之後的新文化運動時期,其核心有兩點,一是引入西方文化,二是否定中國文化。因此,中國的學術是西化的學術,其基礎是西方文化,也是沒有“心”的,甚至反“心”的,是不講“心性自由”的,反“心性自由”的。

這樣,中國的學術也就成為沒有文化的學術、反文化的學術。

但是,中國的文化傳承實際上是有兩條線,一條是學術線,一條是實踐線。辛亥之後,中國文化傳承的學術線就中斷了。學術不僅不再傳承中國文化,反而在否定之,成為文化的破壞者。但是,中國傳承的實踐線並沒有中斷,包括經濟實踐和政治實踐。支撐這些實踐的,依然是中國傳統的“心”、傳統的精神和價值觀。

從學術的視角看,中國文化在根本上就中斷了,但是,從實踐的視角看,中國文化實際是被完好地繼承下來了,通過經濟實踐和政治實踐。因此,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模式與任何國家都是不同,因為其基本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是“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

也就是說,就中國辛亥之後的社會實踐來說,中國文化並沒與中斷和缺位,而是一直延續著,而且居於經濟和政治實踐的最深層內核,支撐著經濟的崛起。從根本上來說,中國經濟的崛起就是靠著中國文化來支撐的,就是中國文化的崛起。在經濟崛起之外再去找一個文化崛起,是騎驢找驢。

但是,反文化的中國學術對這一切卻無法看到,他是基於無文化的西方文化的視角,去看待中國的實踐的。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文化已經崛起了。更準確地中國文化一直在場,無所謂復興和崛起。但是,中國的學術卻給社會一個錯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已經消失了,已經不在場了,因此才需要復興和崛起。

所以,真正需要復興的不是中國文化,而是中國學術。應該改變其自辛亥以來的無文化、無“心”範式,否定心性自由的範式,而復興和迴歸到中國傳統學術的有“心”範式,倡導“心性自由”的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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