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明：為什麼說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
熊秉明先生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比起他的同輩，熊秉明的經歷顯得比較特殊：1944 年國立西南聯大哲學系畢業後，他於1947 年赴巴黎大學攻讀哲學，一年以後，轉入巴黎藝術學院學習雕塑，在長達50 餘年的旅法歷程中，身在異鄉的熊秉明，其內心世界與祖國息息相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思想者，他思考的問題同時也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共同關心、共同思考的問題。
正因為如此，才成就了他作為哲學家、詩人、雕塑家、書法家、藝術教育家的輝煌一生。也許正是寄身海外的生活，使他的思考更為專注，更不易受到各種干擾而顯得純淨；這種純淨對於保持思想的獨立性至關重要。
在書法專業領域，被很多人引用的那句“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正是出自於熊秉明先生。那麼究竟什麼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什麼？又為什麼說中國書法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的核心呢？
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
1984年9月我在北京和書法界朋友座談，曾說：“中國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後來書論家韓玉濤先生在《中國書學》一書中曾用這句話作了該書的鍥子。我想他欣賞這句話自有他的理由，和我的未必盡同，但是相當接近。因為他有一則譬句：“書法是寫意的哲學藝術。”這是《中國書學》第二章第二節的題目，他的解釋是這樣的：“本來，中國書道的源頭，也是中國哲學的源頭，表現在一個古老的傳說，即‘伏羲畫卦’的傳說上。相傳的伏羲氏所畫的卦，既是形象，又是抽象；既是哲學，又是書道。”他也是看到了書法和哲學的密切關係。
1992年我到北京舉辦“書道班”，在第一天的開場白裡把“中國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又提出來，並且作了簡單的解說。主要的意思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中國哲學，而“核心的核心”是書法。我想在這篇文章裡把這兩層意思分別地說明。
先說文化的核心
“文化”一詞的內容包括極為廣泛，可以納入人類的一切活動，無論是物質的創造或精神的創造。但是所謂“文化”並不是這許許多多活動的簡單的總加。把這許許多多活動詳實地、點點滴滴地記錄下來，只能構成人類學家研究的資料，就像把每天的報紙蒐集起來並不是歷史。我們必須在這許許多多活動之間觀察出有機的聯繫，把它們看作一個整體，解讀出一個特殊的模式，這時才談得上“文化”。
我們說“希臘文化”、“印度文化”等都是這層意義上說的。“希臘文化”和其他文化比較，具有獨特的風格，代表一種特殊精神。此精神，橫地說，表現在生活的各方面，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乃至風俗習慣、神話、宗教等方面, 也表現在文學、藝術、科學等各方面；縱地說，表現在歷史長流中，即使它有變化，有盛衰，和其他文化接觸，吸收其他文化的成分，我們仍然可以把它作為一個整體看待。比如希臘雕刻，它和埃及雕刻不同，和印度雕刻不同，希臘雕刻有其特殊精神，但它又不是固定不變的，它的盛衰變化有線索可尋，它還是一個整體。
對這樣一個龐大複雜而又不斷髮展的文化整體，要把它的風格與精神說出來，當然非常不易。但是我們又不能不承認它的存在。文化就是一個民族的生存意志與創造慾望在實際世界中的體現，也就是這個民族的人生觀、宇宙觀、思維方式、抒情方式等的具體表現。
所謂文化精神，就廣泛地指此民族的人生觀、宇宙觀、思維方式、抒情方式等表現出來的精神，我們可以稱其為廣義的哲學。狹義的哲學是此精神的自覺，是廣義哲學的加工、凝聚和提升。在有的文化裡，宗教是生活的主軸、文化的核心。在中國文化史上，宗教雖然也起過大的作用，但是文化的核心究竟是哲學。
為什麼說中國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
一般研究中西文化比較的學者都承認一點，就是：西方哲學有嚴密的邏輯關係；中國哲學則重視受用與人生實踐。西方哲學家的努力在於構建一個龐大而嚴密的思想系統；中國哲學家最關心的是心身性命之學，他們講“天人合一”、“內聖外王”、“極高明而道中庸”。
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這“一”不是一個邏輯體系，而是一箇中心思想。所以門人追問這“一”是什麼。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意思是說這“一”是很簡單的。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這裡的“知”是思考，也是體驗。
蘇格拉底的對話錄啟開了西方哲學的概念分析和邏輯推理；孔子的對話錄（《論語》）啟開了中國哲學“無頭柄的說話”（陸象山語）的警句思想。
中國哲學家的最後目的是在思想上省悟貫通之後，還要回到實踐的生活之中。中國哲學的努力也求建造一個在觀念上說得圓融的體系，但最後不是走入觀念世界，達到絕對精神，進入天國，達到神，而是要從抽象觀念中歸還日用實際。“中國哲學家認為，哲學所求的最高境界是超世間而即世間的。”（馮友蘭《新原道》）借用《中庸》的話便是“極高明而道中庸”。從抽象思維迴歸到形象世界的第一境可以說就是書法。書法的素材是文字，也就是抽象思維運用的符號。繪畫用的素材已是實際世界的形形色色，事事物物。
書法用的是符號，但是在這裡，符號取得了具體事物的特點。也就是有了個性。就符號說，你寫的“天”字和我寫的“天”字是同一符號，並無區別。但是從形象上來看，從書法角度來看，你寫的“天”字和我寫的“天”字不同，我剛才寫的“天”字和此刻寫的“天”字也不同。每一個“天”字是獨特的，是唯一的，即使分別很微，但是這一個平穩，那一個險勁；這一個有力，那一個婉約，各有不同的意味，絕不能互換。
書法處在抽象思維和具體世界之間。概念符號投胎於實體，我們可以評議字的“骨、肉、血、氣”，它們並不摹擬任何實物, 它們只是點線、豎橫⋯⋯的結構，然而它們是活潑的、有生命，有靈魂。面對一個擘窠大字的“天”，我們會聯想到“天道”、“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天”、“天何言哉？”等等哲學語句，但是它並不嵌定在任何一個命題之中。它只含混地蘊藏這許多一樣。它的存在價值更在於它是縱橫開張的四筆，巍然獨立，“同自然之妙用”（孫過庭《書譜序》），而以黑白虛實的造型效果動人心魂。
欣賞中國對聯時的審美心理，最能說明書法與哲學的關聯。當我們徘徊在主人廳堂裡，環視壁上懸著的對聯：“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閱歷知書味，艱難識世情”、“萬樹梅花一潭水，四時煙雨半山雲”……我們沉浸於一種生命的格調韻味，我們低吟玩味的同時，是哲學，是詩境，也是書法。
書法代表中國人的哲學活動從思維世界迴歸到實際世界的第一境，它還代表擺脫此實際世界的最後一境。李叔同（弘一法師）出家後，把音樂、繪畫、詩文、戲劇諸藝都棄置，只不廢書法，在齋戒期間，以書法為日課。書法是一“藝”，所以可以悠遊其中。孔子所謂：“志於道……遊於藝。”把書法和修行聯繫起來，則修行不是苦修，仍然有生活，而這生活是最減化的、最恬淡的、最純淨的生活。
慷慨就義的烈士往往留下絕命書或血書，然後告別這個世界。黃道周被清廷處死之日，對老僕說：“有人求書，予已許之，不可不果相關書籍。”據記載，黃道周“初作小楷，次以行書，其幅甚長，以大字足之，加印章，始出……遂坐就刑。”（傅抱石《明末民族藝人傳》）在此極限的時刻，除了書法，更能用什麼方式表現滿腔義憤呢？畫一株松樹嗎？
國內老年人退休之後，很多去參加書法學習班。我也聽到不少年輕朋友說，將來老了，退休了，要每天寫字練書法。這願望可以說是很奇怪、很神祕的。他們自己怕也說不清楚。但是他們覺得很自然，很正常，這是人生最後的寄託。這和西方老人每天彈一兩小時鋼琴相似。他們不再追求名利。只在日課中求得身心的健康。一方面保持指腕的靈活，頭腦的敏銳；一方面通過巴哈、貝多芬的音樂得到精神的陶冶和昇華。生命最後的時日，能夠在這裡得到心靈的安慰和愉悅，能不說是文化核心的核心嗎？
原載《熊秉明雕塑藝術》，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