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近代東亞史”專題（五）
文：小藍星的錄者
漢語拼音今天幾乎是我們每個人學前的必修課，作為漢字的輔助系統，轉寫記錄讀音。它不止在中國內地的基礎教育中全面使用，更在海外漢語使用地區和場所（如東南亞、各國唐人街）廣泛流通，是目前世界通用的漢字拉丁字母轉寫方案。漢語拼音今天有如此的影響力，但其實它的出世不過一個甲子而已，漢語拼音有著怎樣的前世今生？它是如何在眾多方案中脫穎而出的？本文將為您簡單分析。
“漢字近代東亞史”專題（五）
文：小藍星的錄者
漢語拼音今天幾乎是我們每個人學前的必修課，作為漢字的輔助系統，轉寫記錄讀音。它不止在中國內地的基礎教育中全面使用，更在海外漢語使用地區和場所（如東南亞、各國唐人街）廣泛流通，是目前世界通用的漢字拉丁字母轉寫方案。漢語拼音今天有如此的影響力，但其實它的出世不過一個甲子而已，漢語拼音有著怎樣的前世今生？它是如何在眾多方案中脫穎而出的？本文將為您簡單分析。
一、漢語拼音的“前世們”
在漢語拼音出現前，在西方衝擊之下，為了同國際接軌、推動教育普及，關於漢語的注音拼讀方案、拉丁化方案甚至是替代漢字的方案就已經出現了。但由於在文化衝擊、國家動盪的背景下，漢語的各種拼讀方案層出不窮，拉丁化轉寫也比較混亂。今天漢語拼音的功能主要被兩類注音系統承擔著。
第一類，是漢字的拼音轉寫字母或音譯系統，比較出名的有威妥瑪拼音和郵政拼音。威妥瑪拼音是由19世紀中葉時英國人威妥瑪創立的，並在此之後成為20世紀翻譯中文主要的英文音譯系統，直至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後，漢語拼音才取代威妥瑪拼音，但由於威妥瑪拼音已經流行了一個多世紀，它的影響至今猶在。
前幾年，貽笑大方的“常凱申”誤譯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常凱申是中國學者對蔣介石英文（實際上是威妥瑪拼音Chiang Kai-shek）的誤譯，接受漢語拼音教育的當代學者，由於對威妥瑪拼音的陌生，加之學術的極度不嚴謹，才造出了這種貽笑大方的謬誤。其實這種不瞭解導致誤譯、錯譯的“張冠李戴”還有很多，這也從反面力證了威妥瑪拼音今天猶在的影響力。
郵政拼音則是一個以拉丁字母拼寫中國地名的系統，它最早在1906上海舉行的帝國郵電聯席會議上被通過並公開使用。它是借鑑、參考威妥瑪拼音的基礎上發明出來的，與威妥瑪拼音不同，它的使用範圍僅限於與郵政息息相關的地名領域，曾一度作為轉譯中國地名的主要轉寫方案。雖然今天的官方規定中國地名要直接使用拼音，但在一些有影響的領域被保留下來，比如北京（Peking）、廈門（Amoy）、汕頭（Swatow）仍在很多漢譯英的場合被使用，最著名的就是北京大學英文翻譯沿用被了傳統郵政拼音Peking University的寫法而非Beijing University。
“漢字近代東亞史”專題（五）
文：小藍星的錄者
漢語拼音今天幾乎是我們每個人學前的必修課，作為漢字的輔助系統，轉寫記錄讀音。它不止在中國內地的基礎教育中全面使用，更在海外漢語使用地區和場所（如東南亞、各國唐人街）廣泛流通，是目前世界通用的漢字拉丁字母轉寫方案。漢語拼音今天有如此的影響力，但其實它的出世不過一個甲子而已，漢語拼音有著怎樣的前世今生？它是如何在眾多方案中脫穎而出的？本文將為您簡單分析。
一、漢語拼音的“前世們”
在漢語拼音出現前，在西方衝擊之下，為了同國際接軌、推動教育普及，關於漢語的注音拼讀方案、拉丁化方案甚至是替代漢字的方案就已經出現了。但由於在文化衝擊、國家動盪的背景下，漢語的各種拼讀方案層出不窮，拉丁化轉寫也比較混亂。今天漢語拼音的功能主要被兩類注音系統承擔著。
第一類，是漢字的拼音轉寫字母或音譯系統，比較出名的有威妥瑪拼音和郵政拼音。威妥瑪拼音是由19世紀中葉時英國人威妥瑪創立的，並在此之後成為20世紀翻譯中文主要的英文音譯系統，直至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後，漢語拼音才取代威妥瑪拼音，但由於威妥瑪拼音已經流行了一個多世紀，它的影響至今猶在。
前幾年，貽笑大方的“常凱申”誤譯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常凱申是中國學者對蔣介石英文（實際上是威妥瑪拼音Chiang Kai-shek）的誤譯，接受漢語拼音教育的當代學者，由於對威妥瑪拼音的陌生，加之學術的極度不嚴謹，才造出了這種貽笑大方的謬誤。其實這種不瞭解導致誤譯、錯譯的“張冠李戴”還有很多，這也從反面力證了威妥瑪拼音今天猶在的影響力。
郵政拼音則是一個以拉丁字母拼寫中國地名的系統，它最早在1906上海舉行的帝國郵電聯席會議上被通過並公開使用。它是借鑑、參考威妥瑪拼音的基礎上發明出來的，與威妥瑪拼音不同，它的使用範圍僅限於與郵政息息相關的地名領域，曾一度作為轉譯中國地名的主要轉寫方案。雖然今天的官方規定中國地名要直接使用拼音，但在一些有影響的領域被保留下來，比如北京（Peking）、廈門（Amoy）、汕頭（Swatow）仍在很多漢譯英的場合被使用，最著名的就是北京大學英文翻譯沿用被了傳統郵政拼音Peking University的寫法而非Beij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的校徽，上面的英文即為北京的郵政拼音Peking University
第二種，是通用的漢字的拼讀系統，也即注音符號，他並不是用來轉寫漢字的系統，而是一套單純的漢字拼讀工具和音標系統，用來幫助注音識字，輔助漢字學習。乍一看，注音符號和日語的假名很像，而實際上，注音符號的創作靈感也的確來自假名。
1906年因反清而被迫東渡日本的思想家、革命家章太炎根據“簡化偏旁”的辦法，利用小篆的字形創制了一套標記漢語符號的文字，被稱為“紐文”和“韻文”，是為注音符號的前身，並逐步在社會和學界有了初步影響力。
1912年，成立初始的民國政府開始整頓國政，新成立的教育部召開臨時教育會議，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並於次年召開讀音統一會，集聚當時的眾多國文泰斗，對注音字母進行增刪修改，確立了39個字母，並以國家之力向社會進行推廣。
這之後的20年間，這些字母在推行過程中逐步調整為37個，並於1930年起改稱現在的稱“注音符號”，這之後注音符號的體例形式基本被確定下來。注音符號的推行總體來說是非常成功的，它極大地幫助了漢字的識讀和學習，在社會裡和教育中被廣泛使用。
在新中國的“漢語拼音”方案提出前，注音符號成為中國最主流的漢字拼讀系統。甚至時至今日，注音符號仍然流通在中國臺灣地區，在海外華僑中也有一定的使用率。
“漢字近代東亞史”專題（五）
文：小藍星的錄者
漢語拼音今天幾乎是我們每個人學前的必修課，作為漢字的輔助系統，轉寫記錄讀音。它不止在中國內地的基礎教育中全面使用，更在海外漢語使用地區和場所（如東南亞、各國唐人街）廣泛流通，是目前世界通用的漢字拉丁字母轉寫方案。漢語拼音今天有如此的影響力，但其實它的出世不過一個甲子而已，漢語拼音有著怎樣的前世今生？它是如何在眾多方案中脫穎而出的？本文將為您簡單分析。
一、漢語拼音的“前世們”
在漢語拼音出現前，在西方衝擊之下，為了同國際接軌、推動教育普及，關於漢語的注音拼讀方案、拉丁化方案甚至是替代漢字的方案就已經出現了。但由於在文化衝擊、國家動盪的背景下，漢語的各種拼讀方案層出不窮，拉丁化轉寫也比較混亂。今天漢語拼音的功能主要被兩類注音系統承擔著。
第一類，是漢字的拼音轉寫字母或音譯系統，比較出名的有威妥瑪拼音和郵政拼音。威妥瑪拼音是由19世紀中葉時英國人威妥瑪創立的，並在此之後成為20世紀翻譯中文主要的英文音譯系統，直至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後，漢語拼音才取代威妥瑪拼音，但由於威妥瑪拼音已經流行了一個多世紀，它的影響至今猶在。
前幾年，貽笑大方的“常凱申”誤譯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常凱申是中國學者對蔣介石英文（實際上是威妥瑪拼音Chiang Kai-shek）的誤譯，接受漢語拼音教育的當代學者，由於對威妥瑪拼音的陌生，加之學術的極度不嚴謹，才造出了這種貽笑大方的謬誤。其實這種不瞭解導致誤譯、錯譯的“張冠李戴”還有很多，這也從反面力證了威妥瑪拼音今天猶在的影響力。
郵政拼音則是一個以拉丁字母拼寫中國地名的系統，它最早在1906上海舉行的帝國郵電聯席會議上被通過並公開使用。它是借鑑、參考威妥瑪拼音的基礎上發明出來的，與威妥瑪拼音不同，它的使用範圍僅限於與郵政息息相關的地名領域，曾一度作為轉譯中國地名的主要轉寫方案。雖然今天的官方規定中國地名要直接使用拼音，但在一些有影響的領域被保留下來，比如北京（Peking）、廈門（Amoy）、汕頭（Swatow）仍在很多漢譯英的場合被使用，最著名的就是北京大學英文翻譯沿用被了傳統郵政拼音Peking University的寫法而非Beij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的校徽，上面的英文即為北京的郵政拼音Peking University
第二種，是通用的漢字的拼讀系統，也即注音符號，他並不是用來轉寫漢字的系統，而是一套單純的漢字拼讀工具和音標系統，用來幫助注音識字，輔助漢字學習。乍一看，注音符號和日語的假名很像，而實際上，注音符號的創作靈感也的確來自假名。
1906年因反清而被迫東渡日本的思想家、革命家章太炎根據“簡化偏旁”的辦法，利用小篆的字形創制了一套標記漢語符號的文字，被稱為“紐文”和“韻文”，是為注音符號的前身，並逐步在社會和學界有了初步影響力。
1912年，成立初始的民國政府開始整頓國政，新成立的教育部召開臨時教育會議，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並於次年召開讀音統一會，集聚當時的眾多國文泰斗，對注音字母進行增刪修改，確立了39個字母，並以國家之力向社會進行推廣。
這之後的20年間，這些字母在推行過程中逐步調整為37個，並於1930年起改稱現在的稱“注音符號”，這之後注音符號的體例形式基本被確定下來。注音符號的推行總體來說是非常成功的，它極大地幫助了漢字的識讀和學習，在社會裡和教育中被廣泛使用。
在新中國的“漢語拼音”方案提出前，注音符號成為中國最主流的漢字拼讀系統。甚至時至今日，注音符號仍然流通在中國臺灣地區，在海外華僑中也有一定的使用率。
字典後常見的漢語拼音與注意符號的對照表
二、漢語拼音的創造和普及
談完了漢語拼音的前世，我們再來聊聊它的今生。如前所述，之前無論中國還是外國，都有學者或政治人物出於各種目的，對漢字的拼讀或拉丁化做出嘗試，而這些嘗試也為漢語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礎。不過在新中國建立以前，使用拼音字母標註甚至取代漢字都不是政府和社會的主流。
新中國成立後，面對百廢待興的中國，尤其是亟待提高教育問題，提高識字率，推行基礎教育成為當時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1954年，在時任總理周恩來的指示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設立，確立了制定民族形式的漢語拼音方案的方向，並向海內外華人徵求意見，為制定具體方案提供準備。
1956年，文字改革委員會在包括漢字筆畫、拉丁字母、西裡爾字母甚至是數字等眾多方案中，確定了以“眾多民族語言所公用的、為知識界所熟知的”拉丁字母作為標註和教學漢語的主要工具，這確定了未來漢語拼音的基本形式。
次年，第六十次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公佈〈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決議》，確定了漢語拼音在推廣普通話、掃除文盲、語文教學等各方面的作用。規定方案草案可以現在基礎教育、出版行業等工作實踐中試行，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方案。
在經歷2年的試行和討論後，195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漢語拼音在師範、中、小學校進行教學和出版等領域逐步推行。而被漢語拼音所取代的注音符號則逐漸退出了社會舞臺。
在這之後，漢語拼音陸續在地名、人民的羅馬化中被使用，並隨著中國重返聯合國後成為國際翻譯漢語的標準。1978年，國務院更正式發佈文件公告，統一國內在對外文件、書刊中的人名、地名的羅馬字母拼寫，使用漢語拼音統一中國的各種譯名，至此漢語拼音確立了其在社會的主流地位。
時至今日，漢語拼音成為中國社會普遍使用的漢字拉丁字母拼寫系統，不僅在教育領域，在社會文化等方面也有著相當的影響力，並且受到中國的影響，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華人眾多的國家在華語教育等領域也普遍使用著漢語拼音。
“漢字近代東亞史”專題（五）
文：小藍星的錄者
漢語拼音今天幾乎是我們每個人學前的必修課，作為漢字的輔助系統，轉寫記錄讀音。它不止在中國內地的基礎教育中全面使用，更在海外漢語使用地區和場所（如東南亞、各國唐人街）廣泛流通，是目前世界通用的漢字拉丁字母轉寫方案。漢語拼音今天有如此的影響力，但其實它的出世不過一個甲子而已，漢語拼音有著怎樣的前世今生？它是如何在眾多方案中脫穎而出的？本文將為您簡單分析。
一、漢語拼音的“前世們”
在漢語拼音出現前，在西方衝擊之下，為了同國際接軌、推動教育普及，關於漢語的注音拼讀方案、拉丁化方案甚至是替代漢字的方案就已經出現了。但由於在文化衝擊、國家動盪的背景下，漢語的各種拼讀方案層出不窮，拉丁化轉寫也比較混亂。今天漢語拼音的功能主要被兩類注音系統承擔著。
第一類，是漢字的拼音轉寫字母或音譯系統，比較出名的有威妥瑪拼音和郵政拼音。威妥瑪拼音是由19世紀中葉時英國人威妥瑪創立的，並在此之後成為20世紀翻譯中文主要的英文音譯系統，直至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後，漢語拼音才取代威妥瑪拼音，但由於威妥瑪拼音已經流行了一個多世紀，它的影響至今猶在。
前幾年，貽笑大方的“常凱申”誤譯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常凱申是中國學者對蔣介石英文（實際上是威妥瑪拼音Chiang Kai-shek）的誤譯，接受漢語拼音教育的當代學者，由於對威妥瑪拼音的陌生，加之學術的極度不嚴謹，才造出了這種貽笑大方的謬誤。其實這種不瞭解導致誤譯、錯譯的“張冠李戴”還有很多，這也從反面力證了威妥瑪拼音今天猶在的影響力。
郵政拼音則是一個以拉丁字母拼寫中國地名的系統，它最早在1906上海舉行的帝國郵電聯席會議上被通過並公開使用。它是借鑑、參考威妥瑪拼音的基礎上發明出來的，與威妥瑪拼音不同，它的使用範圍僅限於與郵政息息相關的地名領域，曾一度作為轉譯中國地名的主要轉寫方案。雖然今天的官方規定中國地名要直接使用拼音，但在一些有影響的領域被保留下來，比如北京（Peking）、廈門（Amoy）、汕頭（Swatow）仍在很多漢譯英的場合被使用，最著名的就是北京大學英文翻譯沿用被了傳統郵政拼音Peking University的寫法而非Beij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的校徽，上面的英文即為北京的郵政拼音Peking University
第二種，是通用的漢字的拼讀系統，也即注音符號，他並不是用來轉寫漢字的系統，而是一套單純的漢字拼讀工具和音標系統，用來幫助注音識字，輔助漢字學習。乍一看，注音符號和日語的假名很像，而實際上，注音符號的創作靈感也的確來自假名。
1906年因反清而被迫東渡日本的思想家、革命家章太炎根據“簡化偏旁”的辦法，利用小篆的字形創制了一套標記漢語符號的文字，被稱為“紐文”和“韻文”，是為注音符號的前身，並逐步在社會和學界有了初步影響力。
1912年，成立初始的民國政府開始整頓國政，新成立的教育部召開臨時教育會議，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並於次年召開讀音統一會，集聚當時的眾多國文泰斗，對注音字母進行增刪修改，確立了39個字母，並以國家之力向社會進行推廣。
這之後的20年間，這些字母在推行過程中逐步調整為37個，並於1930年起改稱現在的稱“注音符號”，這之後注音符號的體例形式基本被確定下來。注音符號的推行總體來說是非常成功的，它極大地幫助了漢字的識讀和學習，在社會裡和教育中被廣泛使用。
在新中國的“漢語拼音”方案提出前，注音符號成為中國最主流的漢字拼讀系統。甚至時至今日，注音符號仍然流通在中國臺灣地區，在海外華僑中也有一定的使用率。
字典後常見的漢語拼音與注意符號的對照表
二、漢語拼音的創造和普及
談完了漢語拼音的前世，我們再來聊聊它的今生。如前所述，之前無論中國還是外國，都有學者或政治人物出於各種目的，對漢字的拼讀或拉丁化做出嘗試，而這些嘗試也為漢語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礎。不過在新中國建立以前，使用拼音字母標註甚至取代漢字都不是政府和社會的主流。
新中國成立後，面對百廢待興的中國，尤其是亟待提高教育問題，提高識字率，推行基礎教育成為當時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1954年，在時任總理周恩來的指示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設立，確立了制定民族形式的漢語拼音方案的方向，並向海內外華人徵求意見，為制定具體方案提供準備。
1956年，文字改革委員會在包括漢字筆畫、拉丁字母、西裡爾字母甚至是數字等眾多方案中，確定了以“眾多民族語言所公用的、為知識界所熟知的”拉丁字母作為標註和教學漢語的主要工具，這確定了未來漢語拼音的基本形式。
次年，第六十次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公佈〈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決議》，確定了漢語拼音在推廣普通話、掃除文盲、語文教學等各方面的作用。規定方案草案可以現在基礎教育、出版行業等工作實踐中試行，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方案。
在經歷2年的試行和討論後，195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漢語拼音在師範、中、小學校進行教學和出版等領域逐步推行。而被漢語拼音所取代的注音符號則逐漸退出了社會舞臺。
在這之後，漢語拼音陸續在地名、人民的羅馬化中被使用，並隨著中國重返聯合國後成為國際翻譯漢語的標準。1978年，國務院更正式發佈文件公告，統一國內在對外文件、書刊中的人名、地名的羅馬字母拼寫，使用漢語拼音統一中國的各種譯名，至此漢語拼音確立了其在社會的主流地位。
時至今日，漢語拼音成為中國社會普遍使用的漢字拉丁字母拼寫系統，不僅在教育領域，在社會文化等方面也有著相當的影響力，並且受到中國的影響，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華人眾多的國家在華語教育等領域也普遍使用著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的聲母表
三、漢語拼音為何能取得今天的地位？
關於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可以確認語言政策肯定是主要的原因，因為被漢語拼音所替代的注音符號至今還活躍在中國臺灣和東南亞等漢語使用的地區。文字改革甚至是廢除漢字實行拼音化是新中國的主要文字政策，直到1985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組為國家語言工作委會，“拼音化”的方針才壽終正寢。
在此之前，國家在推動拼音教育的過程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政策資源，也在拼音教育、識字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正因如此，漢語拼音並沒有因為“拼音化”方案的廢止而廢除，而是取代注音符號，成為了漢字學習和拼讀重要的輔助工具，國家也持續推行拼音教育作為兒童學習漢字前的重要臺階和必修課。
“漢字近代東亞史”專題（五）
文：小藍星的錄者
漢語拼音今天幾乎是我們每個人學前的必修課，作為漢字的輔助系統，轉寫記錄讀音。它不止在中國內地的基礎教育中全面使用，更在海外漢語使用地區和場所（如東南亞、各國唐人街）廣泛流通，是目前世界通用的漢字拉丁字母轉寫方案。漢語拼音今天有如此的影響力，但其實它的出世不過一個甲子而已，漢語拼音有著怎樣的前世今生？它是如何在眾多方案中脫穎而出的？本文將為您簡單分析。
一、漢語拼音的“前世們”
在漢語拼音出現前，在西方衝擊之下，為了同國際接軌、推動教育普及，關於漢語的注音拼讀方案、拉丁化方案甚至是替代漢字的方案就已經出現了。但由於在文化衝擊、國家動盪的背景下，漢語的各種拼讀方案層出不窮，拉丁化轉寫也比較混亂。今天漢語拼音的功能主要被兩類注音系統承擔著。
第一類，是漢字的拼音轉寫字母或音譯系統，比較出名的有威妥瑪拼音和郵政拼音。威妥瑪拼音是由19世紀中葉時英國人威妥瑪創立的，並在此之後成為20世紀翻譯中文主要的英文音譯系統，直至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後，漢語拼音才取代威妥瑪拼音，但由於威妥瑪拼音已經流行了一個多世紀，它的影響至今猶在。
前幾年，貽笑大方的“常凱申”誤譯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常凱申是中國學者對蔣介石英文（實際上是威妥瑪拼音Chiang Kai-shek）的誤譯，接受漢語拼音教育的當代學者，由於對威妥瑪拼音的陌生，加之學術的極度不嚴謹，才造出了這種貽笑大方的謬誤。其實這種不瞭解導致誤譯、錯譯的“張冠李戴”還有很多，這也從反面力證了威妥瑪拼音今天猶在的影響力。
郵政拼音則是一個以拉丁字母拼寫中國地名的系統，它最早在1906上海舉行的帝國郵電聯席會議上被通過並公開使用。它是借鑑、參考威妥瑪拼音的基礎上發明出來的，與威妥瑪拼音不同，它的使用範圍僅限於與郵政息息相關的地名領域，曾一度作為轉譯中國地名的主要轉寫方案。雖然今天的官方規定中國地名要直接使用拼音，但在一些有影響的領域被保留下來，比如北京（Peking）、廈門（Amoy）、汕頭（Swatow）仍在很多漢譯英的場合被使用，最著名的就是北京大學英文翻譯沿用被了傳統郵政拼音Peking University的寫法而非Beij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的校徽，上面的英文即為北京的郵政拼音Peking University
第二種，是通用的漢字的拼讀系統，也即注音符號，他並不是用來轉寫漢字的系統，而是一套單純的漢字拼讀工具和音標系統，用來幫助注音識字，輔助漢字學習。乍一看，注音符號和日語的假名很像，而實際上，注音符號的創作靈感也的確來自假名。
1906年因反清而被迫東渡日本的思想家、革命家章太炎根據“簡化偏旁”的辦法，利用小篆的字形創制了一套標記漢語符號的文字，被稱為“紐文”和“韻文”，是為注音符號的前身，並逐步在社會和學界有了初步影響力。
1912年，成立初始的民國政府開始整頓國政，新成立的教育部召開臨時教育會議，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並於次年召開讀音統一會，集聚當時的眾多國文泰斗，對注音字母進行增刪修改，確立了39個字母，並以國家之力向社會進行推廣。
這之後的20年間，這些字母在推行過程中逐步調整為37個，並於1930年起改稱現在的稱“注音符號”，這之後注音符號的體例形式基本被確定下來。注音符號的推行總體來說是非常成功的，它極大地幫助了漢字的識讀和學習，在社會裡和教育中被廣泛使用。
在新中國的“漢語拼音”方案提出前，注音符號成為中國最主流的漢字拼讀系統。甚至時至今日，注音符號仍然流通在中國臺灣地區，在海外華僑中也有一定的使用率。
字典後常見的漢語拼音與注意符號的對照表
二、漢語拼音的創造和普及
談完了漢語拼音的前世，我們再來聊聊它的今生。如前所述，之前無論中國還是外國，都有學者或政治人物出於各種目的，對漢字的拼讀或拉丁化做出嘗試，而這些嘗試也為漢語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礎。不過在新中國建立以前，使用拼音字母標註甚至取代漢字都不是政府和社會的主流。
新中國成立後，面對百廢待興的中國，尤其是亟待提高教育問題，提高識字率，推行基礎教育成為當時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1954年，在時任總理周恩來的指示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設立，確立了制定民族形式的漢語拼音方案的方向，並向海內外華人徵求意見，為制定具體方案提供準備。
1956年，文字改革委員會在包括漢字筆畫、拉丁字母、西裡爾字母甚至是數字等眾多方案中，確定了以“眾多民族語言所公用的、為知識界所熟知的”拉丁字母作為標註和教學漢語的主要工具，這確定了未來漢語拼音的基本形式。
次年，第六十次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公佈〈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決議》，確定了漢語拼音在推廣普通話、掃除文盲、語文教學等各方面的作用。規定方案草案可以現在基礎教育、出版行業等工作實踐中試行，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方案。
在經歷2年的試行和討論後，195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漢語拼音在師範、中、小學校進行教學和出版等領域逐步推行。而被漢語拼音所取代的注音符號則逐漸退出了社會舞臺。
在這之後，漢語拼音陸續在地名、人民的羅馬化中被使用，並隨著中國重返聯合國後成為國際翻譯漢語的標準。1978年，國務院更正式發佈文件公告，統一國內在對外文件、書刊中的人名、地名的羅馬字母拼寫，使用漢語拼音統一中國的各種譯名，至此漢語拼音確立了其在社會的主流地位。
時至今日，漢語拼音成為中國社會普遍使用的漢字拉丁字母拼寫系統，不僅在教育領域，在社會文化等方面也有著相當的影響力，並且受到中國的影響，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華人眾多的國家在華語教育等領域也普遍使用著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的聲母表
三、漢語拼音為何能取得今天的地位？
關於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可以確認語言政策肯定是主要的原因，因為被漢語拼音所替代的注音符號至今還活躍在中國臺灣和東南亞等漢語使用的地區。文字改革甚至是廢除漢字實行拼音化是新中國的主要文字政策，直到1985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組為國家語言工作委會，“拼音化”的方針才壽終正寢。
在此之前，國家在推動拼音教育的過程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政策資源，也在拼音教育、識字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正因如此，漢語拼音並沒有因為“拼音化”方案的廢止而廢除，而是取代注音符號，成為了漢字學習和拼讀重要的輔助工具，國家也持續推行拼音教育作為兒童學習漢字前的重要臺階和必修課。
某地的新華書店招牌，漢語拼音作為其轉寫漢字拉丁化的標準
除此之外，漢語拼音也的確有著它的優勢。如前所述，在漢語拼音出現之前，它的功能被注音符號和各種拼音字母承擔著，而漢語拼音集註音和拉丁轉寫的功能讓於一身，大大節省了教育成本和社會資源。並且，作為官方法定的漢語普通話的拉丁拼寫法或轉寫系統，規範了之前系統龐雜的音譯轉寫體系，有利於漢語、漢字和中國文化的國際化。
參考文獻：
盧毅：《章門弟子與國語運動》，載《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07年05期。
汪惠迪：《新加坡與漢語拼音國際化》，載《聯合早報網》，2017-04-01。錢偉：《關於拼音的那些事兒》，載《語言文字週報》，2019-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