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到過敦煌，但心一直嚮往那兒，因為那兒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寶地，是中國文人旅居的家園之一。然而那兒也埋藏著中國文化的悲涼，掩埋著中國文人內心的悲憤。正如餘秋雨先生所說“那兒有中國的榮耀和恥辱”。當祖先們千辛萬苦將那沉積千年的文化留在那兒的時候，他們怎麼會想到他們留給後世那筆寶貴的遺產，會成為後世永久血淚。當他們把唐宗宋祖的儀容，盡情描繪在青板石壁上的時候，他們描繪的一切會成為一面白牆。
敦煌
就在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這一天，敦煌迎來了他最值得紀念，又最可怕，最可悲的日子。就在這一天，那個連佛道尚未分清楚的王道士，還有一個比他還要愚昧的顧工楊某發現了後來震驚世界的藏經洞，即今編17窟藏經洞。他們二人清晨發現了17號藏經洞，按捺著性子不作聲色，待到夜深人靜時，他們挖開了藏經洞前面的一面虛牆，他們夢想著祖先與神靈會給他留下足以讓他們富裕一生的財寶，結果令他們大失所望。因為裡面除了那些讓他們已經厭倦了的“破經書”“爛絹畫”以及一些“五顏六色的讓他們噁心的泥塑”什麼都沒有。面對這一切王道士十分的沮喪，但是他還是不忘了從其中挑選幾件他認為的上品，送給那些達官顯貴，以希望他們能夠幫助自己，來修繕著已經破敗的佛教聖地，來實現他光大道教的理想。而這些聖人的學徒卻對在藏經洞裡封藏了千年的典籍，絹畫不穩來龍去脈，轉手送給了自己的上司。還時不時的找王道士再要一些，好為自己的仕途鋪平道路。
王道士
就在清廷的封疆大吏對這些“破卷”不感興趣的時候，西方的強盜騙子們倒是關心有加，正如餘秋雨先生所說“他們做好了被打、被殺的準備，他們不怕死在沙漠”就是這麼一幫人，不怕路途的遙遠與艱辛來到敦煌，找到了還在失望沒找到財寶的王道士。第一個來的就是英國的騙子奧雷爾斯坦因。他第一來到敦煌市1907年3月，他沒有遇到王道士，於是他就採取了盜取的手段，在他看來這些比生命還要珍貴的東西，在王道士和那些封疆大吏的眼裡只是“破書爛卷”。他像賊一樣盜取了我們祖先留給自己後人的遺產，然後沾沾自喜而去。他不會知道當他偷偷笑的時候一個古老的名族在流血，他更不會明白，當一個古老名族經歷這種蹂躪之後，這個文明將揹負怎樣一種陰影。
斯坦因
1907年5月21日，王道士見到了他後一直很尊敬，而去感覺很大方的斯大人。這一次斯坦因他帶了一個比王道士更可恨的中國人，他的翻譯蔣孝琬。這個能言善辯的中國人，竭盡所能來幫助他的僱主斯坦因騙取王道士的信任，來幫助他的斯大人盜取更多的中國寶物。正如蔣孝琬對王道士的評價“一個兼有宗教熱情。愚昧太真，以及對自己的目標採取各種聰明手段並堅定不移的道人。”所以斯坦因明白，僅靠錢對王道士無濟於事。於是蔣孝琬編著造了一個謊言，說斯坦因是由西向東來取經的，說斯坦因對大唐玄奘有何等的崇敬。他們說動了王道士，他們給了王道士錢，說這些錢是給他用於修繕寺院，以光大道教，完成他的心願。聽了這些鬼話的王道士被這“知遇之恩”所感動。不但允許他們自行進洞挑選，還拿出了他自認為有價值的書卷任他拿走。這一次，這個“西洋和尚”共取走24箱手本，和五箱畫卷，刺繡高興的揚長而去。
蔣孝琬
告別了斯坦因大人，王道士有迎了法國人伯希和大人，這個伯大人在王道士眼裡比斯坦因還有好，因為他給了斯坦因更多的錢，讓他修繕廟宇，為了報答知遇之恩，王道士給了他更多的“破書卷”。後來他又相繼迎了吉川小一郎、奧登堡、華爾納等等。他一次有一次的為了自己修繕廟宇而努力，為他的佛道虔誠而努力。在他看來他講這些無用的“破書卷”變成了金錢，變成了銀兩用來修建寺院，他死後定能位列仙班，而不會變為鬼魂。可他怎麼會知道，他早已經將自己的靈魂甚至整個民族的文化的靈魂一同出賣，換回的也只不過十幾句謊言而已。
伯希和
也許，對於王道士我們可以理解一點，因為他只是單純的作為一種信仰想光大道教。至少他還懷有一種宗教的虔誠在內，至少他還是懼怕著神靈的懲罰，不敢將這些書卷拿出去賣，以換回自己的一身的富貴，所以這些他認為化緣得來的錢都用於修繕廟宇。那麼對於那些當時封疆大吏呢？對於那個斯坦因的翻譯蔣孝琬呢？他們我們該如何理解呢？王道士是因為他愚昧，他無知，對整個民族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過。而他們那個不是飽學之士，那個不是聖人的高徒，那個不是那個時代的才子、高人。他們哪一個不知道藏經洞裡的書籍價值以及其深遠的文化意義，可他們又有哪一個像文人一樣對文化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狂熱的去愛。相比這下，西方的這些人還有一點值得我們尊敬，但是他們掠取他國文明的做法我們將永遠鄙夷。
吉川小一郎
歷史的長河裡，我們誰都是過客，但文化不會成為過客，文明不會成為過客。無論屬於我們民族的典籍走到哪兒，被誰收藏，只要他們或者他能夠理解，能夠認識，那麼必將被這個民族的偉大而折服，被這個民族的文明所傾。我這想在此祈禱，願我們的典籍都能完整的保存於世。
敦煌壁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