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是十六世紀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創立的“陽明心學”對當時思想界影響很大。雖然他對工商經濟的論述不多，但其觀點具有開放、進步的特點。特別是他追隨社會發展的潮流，對傳統的“四民”觀念進行修正，提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嶄新命題，在明清經濟思想史上值得一提。
王陽明先生真像
明嘉靖四年 1525年 ，王陽明在為棄儒經商的方麟所寫的《節庵方公墓表》一文中說：“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鶩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在這篇《墓表》中，王陽明不僅說士農工商“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更進一步提出“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的觀點，把傳統觀念中一直視作賤業的工商擺到與士同“道”的高度。他雖借用了託古的口氣，卻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命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陽明在這篇《墓表》中，不僅把工商放到與士農平等的地位，還認為社會上出現“交鶩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的現象，完全是因為“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所造成。
在這篇《墓表》中，王陽明推倒了傳統的“四民”觀，對工商作出全新的價值認定，敢於發前人所未發，確是當時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是儒家社會觀念上的一個新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王陽明生活的時代是十六世紀，幾千年來緩慢發展的中國社會開始了“質”的變動，特別是江浙地區的商業經濟已進入空前發達的時期，東南沿海地區步入資本主義萌芽階段。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上對商人的看法也相應出現新的修正，逐末營利逐漸成為社會風氣。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就說：“正德末，嘉靖初，商賈既多，土田不重。”這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去農經商、棄本逐末的情況。由此，也促進了我國社會觀念的改變。王陽明生活的餘姚、紹興兩地，正處於浙東沿海地帶。作為思想敏銳又具有獨立意識的思想家，王陽明面對周圍社會的經濟變化，面對西歐文化的東漸，自然會以新眼光重新剖析工商階層的社會價值，擺脫以古人之是非為是非的習慣，以全新的價值觀去把握時代，對傳統的“四民”觀給予必要的修正。這是王陽明反對傳統的“四民”觀、提出“四民平等”觀的時代因素。
由於王陽明在思想界的崇高威望，他的“四民異業而同道”的新觀念在其時引起了很大反響，逐漸改變了人們對工商的傳統看法。到明末清初，以陽明傳人自任的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就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號。與黃同時的另一位思想家唐甄不僅“宗陽明良知之學”，晚年更轉而經商，並且自豪地說：“我之以賈為生者，人以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正因為王陽明有著“四民”平等的新觀念，並把這一平等觀念普及到講學之中，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來聽講的工商業者，他的學生中也才會出現上至朝廷大員，下至鹽丁、樵夫、陶匠等，同聚講堂聽講的奇特現象。“唯陽明先生從遊者最眾，然陽明之學自是聳動人。”不少手工業者和商賈登門拜師求學，成為王陽明的信徒。值得一提的是，陽明心學泰州學派的創始人王艮，出身於鹽丁，後又隨父經商于山東等地；陶匠韓貞繼承師說，又以工商業者為再傳弟子，“以化俗為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遊者千餘。”這不能不說是儒林中的奇特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