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舞附中一年級9歲的王亞彬
九歲的我，已經離開家來到了全國舞蹈最高學府“北京舞蹈學院”開始寄宿制的學習。每週父母如同運輸大隊長，從天津給我帶去各種好吃的，生怕我營養不良或者勞累過度。回想起來，冬季裡的每一次分別，母親總是在臨行前，單膝跪地幫我把小棉衣的拉鎖拉好。而每次，抬起頭，在我的面前充盈的是滿面淚痕的母親。父親，則站在一旁微笑地看著我們。從那個時候起，我彷彿懂得了為什麼“女人是水做的”。
稍微長大一點，便自己搭乘火車回京。父親送我到車站，最令我忍受不了的時刻即是分別。我把火車票從紅色捻成了藍色，年復一年。可每到那個時刻，我總是無法平心靜氣，即便到了快四十的年紀也是如此。慢慢地，我可以獨自拎起沉重的行李，可以與擁擠的人群抗衡，可以通過快速通道買到自己要坐的班車，可以獨立完成太多以前需要父母做的事情。這彷彿拉開了我與父母的距離，也許，父母可以通過這些事情和從小離家的我建立某種聯繫，而眼下這種聯繫彷彿也越來越少。我感到我獨立的到來，而孤獨也隨之而來。每一次，我的目光越過擁擠進站的人群，看見父親戴著棒球帽，站在人群中背起雙手的樣子。我的眼眶總是無法保持乾燥，我甚至沒有以前堅強，因為連站臺還沒有走到就潸然淚下。
第一次見父親落淚是1999年，我本科報到的那天。那次父母專程開車去了北京，一路陪我報到，將我附中的被褥、床單全部替換成嶄新的，裝在後備箱一併發往北京。一路歡聲笑語，父親開車，約莫三個鐘頭，我又一次長時間地離開了麻花、包子們，來到北京舞蹈學院的院落裡，滿眼的熟悉與陌生。
本科宿舍第一學年，房間裡一共住了8個女生，整個樓道里最大的一個房間。附中同學算上我一共三個人，我們都在一起，其他都是外地考來的同學。因為到京時已過午時，只有為數不多的上鋪，我們一起費了牛勁把被褥弄到上鋪，掛好蚊帳。9月初的北京，有著酷暑的餘熱，房間裡所有人的前心後背都溼了。簡單地吃過午飯，父母準備回津。我和母親坐在車裡聊著天，等著去廁所的父親回來後出發。可左等右等都不來。我說我去看看，跑到一層的男廁所，站在側門喊父親。他爽快地說馬上就出來啦，我也沒多想，回到上車。從反光鏡看見父親從廁所出來，徑直走到車旁，可手裡的毛巾一直在不停地擦臉，擦臉，擦臉。父親坐上車，還在擦。我和母親都覺得很是奇怪，車裡忽然安靜下來，這會父親擰了擰手上的毛巾，我從後視鏡裡看見兩顆通紅的眼睛。
在我的記憶裡，父親從未落淚過，他是一個無所不能的人，謙遜、幽默而又低調。我記得在我為數不多可以回家的日子裡，我們一起騎著自行車，穿過各種小衚衕，將笑聲灑滿煎餅果子和盛滿豆腐腦的鍋子裡。我還記得，老人們都在的春節裡，大家圍坐在一起，父親一人施展廚藝，用無法忘卻的美味撐滿整張桌子。然後，每個人都撐得直笑，挺著卓越的身板出門放花，可是沒有一個人在盛宴後能蹲下來點燃爆竹，大家為此又在燦爛的三十年夜放聲盡情地笑。在烹飪方面，我也許天生愚笨，父親教了我很多次簡單的步驟，蒸魚、炒菜。我卻連冷熱水放餃子都分不清，時常煮成片湯。可是，我覺得父親在廚房裡有條不紊地操作，實在太酷了，我想我的酷也許只能出現在舞臺上吧。
舞劇《青衣》 （攝影：劉海棟）
舞劇《青衣》的創作，經歷了漫長的籌備、排練，終於進場合成，準備在我的母校北京舞蹈學院進行為期三場的預演。從1993年入校迄今，已然度過26個年頭。將自己的作品為母校呈現，心情相當緊張和激動。
在北舞南門的那條巷子間，車轉彎的地方有一大片草坪，那塊草坪之上有棵非常粗壯的大樹。冬日雪景遠遠望去，美得連時間都停止了。夏日裡，道路兩側掛滿了槐花，一撮撮蛋黃的花瓣像極了海底的水母，搖曳著墜落在車頂上、地面上。“舞蹈家的搖籃”我又回來啦，看著工作人員在花間飛舞般地忙碌著，期待著新戲的合成，預演。
在我們合成的日子裡，父親一直都跟在劇場裡，悄悄地坐在一個角落，看著我們忙，吃飯的時候跑來一併張羅著。我知道每一季“亞彬和她的朋友們”到來的時候，家人最興奮，同時也最緊張。我九歲離開父母，獨立生活，北舞附中一年級，父母只能在每個週日往返一趟北京。落地北京的時間可能不會超過5小時，幾乎就是碰頭，吃中飯，文化課教室聊一聊，母親幫我拉上小棉衣，父母就回天津了。
由於父母的全職工作，他們幾乎在我上學的時候沒看過一節課，一場演出，無論附中還是本科的10年。唯一一次週六上午，父親請假來看我的基訓課，結果發現我面若番茄，小腦袋一直耷拉著，反應比同學們慢半拍。他本能地知道我又發燒了，於是向老師請了假，帶我去了海淀醫院。我記得那天我真的很開心，一是因為父親來看課，二是因為醫院門口的娛樂抽獎，我抽中了一袋洗衣粉，與這些相比，發燒好像不算什麼了。
然而，從“亞彬和她的朋友們”開始，幾乎每場父母都準時出現。他們從來不會多說一句，從來都是默默地在某個角落安靜地注視著我。有時累極了，偶爾會和父母其中一個人的眼神對望一下，看到的全是心疼的表情，欲言又止，趕緊躲開目光，避免壓力、疲勞帶來的情緒失控。
這一次，預演，父親來了，母親在家休息。現在的父母退休了，只要他們有體力，他們就會一直陪我在劇場，但還是老樣子，一言不發，靜靜注視。
舞劇《青衣》 （攝影：張羅平）
預演一演就是三天，第一場，早上9點進劇場，合光，合景，合視頻。大家有條不紊地忙碌著，接著聯排、採訪、化妝、演出。一天24小時，從7點30就出門了，直到演出結束，感覺任務才完成了一半。舞劇《青衣》是國家藝術基金2015年度資助項目，也是上海藝術節扶青單元的委約項目。為此藝術節專門從上海派來了紀錄團隊為此進行拍攝。那會兒“筱燕秋”跳的我淚流滿面，不知道該怎樣更好地收斂起自己的情緒，忘情地表演過後，從裡往外透著無力，卻還要咬牙完成拍攝。結束了舞段拍攝已經23：00，接著，在空曠無人的舞臺上擺放燈光，打亮。劇場好像除了值班的人以外，其他人都已經回家。我臉上帶著淡淡的殘妝，明晃晃的燈撒在我身上，竟然覺得一陣暖意，入秋的夜晚卻是有些寒涼。
採訪開始了，多數也是問我的生平，關於創作，關於人生，關於……不知道聊到哪個問題的時候，忽然靜悄悄的觀眾席一聲椅子響，拍攝瞬間停下來。順著聲音望過去，一個人影從昏暗的角落裡站起來，逐漸慢慢地向舞臺亮光的地方靠攏。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不知道還有觀眾在。那人，頂著一個棒球帽，越來越近。夾雜著眼影和汗水印跡的眼睛因為夜深而感到乾澀，刷了好幾次眼球才看清，那人是我父親。我趕緊跑到臺沿，靠近他。這會，父親應該是困得不行了，眼睛半眯著跟我說：“彬彬，太晚了，我要先回去，不等你了，你自己回家注意安全……”
不說倒好，這話扎進耳朵，太難過了。我忍著，什麼話都沒能說出來，特別使勁地點點頭，嗓子眼擠出一個聲，“嗯”。看著父親有些弧度的背影從劇場門洞消失，我的眼淚噴湧而至。站在攝影機旁的外國友人不能明白髮生了什麼，但對我而言，太多的感動，愧疚和不捨。為了早點拍完，我盲從了我的控制，我用肌肉把情緒壓的扁平，淚水在流出來的路上被風乾。我轉過身，背對起所有人，空無一人的觀眾席是黑漆漆的一大片，而我的小臂上全是滾燙的淚。
本文刊2019年6月26日《文匯報 筆會》
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