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長》太長了，但王小帥會逼自己把電影剪短嗎？
作者：王小笨
一個年輕人用自殺的方式完成了他短暫的行為藝術中的最後一件作品。
沒有人能夠說清他的動機和目的。只有一點是值得懷疑的，那就是用死亡作為代價在一件藝術品中是否顯得太大的。
熟悉嗎？也許看到標題是王小帥，你會以為這個年輕人就是和他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胡波，畢竟一切都是那麼的相似。
但那是1996年，王小帥拍了自己的第二部長片《極度寒冷》，這兩段話正是電影的開場白。那時候的王小帥倒很像後來的胡波，得不到外界的支持，只能用最有限的資源拍一些自己想要的素材。
《極度寒冷》好歹找來了賈宏聲這樣的專業演員，拍處女作《冬春的日子》的時候，他乾脆只能舉著別人不要的攝像機，拍拍自己的老同學劉小冬和喻紅。
其實原本擺在王小帥面前有另一條路，一條有國家支持的體制化創作之路。他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85級的高材生，學分專業第一，大四畢業的時候，他有第一個挑選單位的機會。
他去了福建電影製片廠，想著廣闊天地可以馬上拍電影，結果三天三夜的火車把他直接折騰得沒脾氣了，他恨不得當時就跳下火車。
在福建的時光是很苦悶的，他1年上交了5個劇本，但領導就是不讓他碰電影。最終讓他下定決心離開的是廠長的一句話，當年電影資料館的領導來廠裡視察，問你們廠裡不是有一個大學生叫王小帥，學習成績很好，怎麼沒讓他拍電影，他聽完廠長的話之後從會場直接跑回宿舍，五分鐘後打包好行李就趕飛機回北京了。當時廠長說的是，
“小王想拍電影，再等上五年吧。”
王小帥連一分鐘都等不了。
影評人程青松這樣形容當時王小帥的心理，“他不希望自己在等待中荒廢了所學到的專業，他迫切希望用膠片呈現90年代初中國人的精神面貌。”
上學的時候，王小帥他們這一代和第五代接受的是幾乎一樣的電影教育。那時候大師們都還在電影學院任教，王小帥記得周傳基教授一上來就給他們批判好萊塢商業化的弊端，老師們迫切地為這些學生補上缺失的電影史。
在這樣的教育下，第五代已經橫空出世，他們講述著民族的苦難和創痛，構建起家國情懷的宏大背景，迅速為中國電影在國際影壇贏得一席之地。
對於這一切王小帥和他的同學都看在眼裡，王小帥甚至就是因為喜歡陳凱歌導演處女作《黃土地》才決定報考電影學院的。但對於第五代來說，很多東西都是時代賦予的，他們的表達中自覺自省的東西並不是很強的。王小帥決定拍點不一樣的，他要關注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個體的命運、邊緣群體的故事。
過去的中國電影裡，個體必須要被納入到集體中才能獲得個人成功，個人情緒大概是最無關緊要的東西。所以《冬春的日子》上來就拍兩個頹廢落魄藝術家，拍他們每天恍惚度日，石川教授評價它是“實現了電影從宏大敘事到生活講述的轉型。”
更重要的是，王小帥從小就是沒有根的人，不管哪個地方他都既是主人又是旁觀者，他電影裡的那種漂泊感是中國電影前所未見的。
五個月大的時候他就跟著父母支援三線建設去了貴州，那個地方叫新天寨，是部隊首長坐著飛機往山裡開，覺得周圍什麼都沒有了，大手一揮選中的。
13歲那年，父母終於帶著他離開貴陽去了武漢，上學第一天他靠牆坐著，聽見同學們議論紛紛，突然一個詞蹦到了他的耳朵裡，“鄉里伢（鄉下人）”，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已經成了鄉下人。
之後就是電影學院求學的四年，畢業後去福建又逃回北京，戶口、組織關係這些統統不要了。
王小帥曾在一席演講裡說過，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該算哪裡人。所以離開此地一直是他電影的母題，個人對自己的命運根本無力掌控，只能夾縫中求生存。
這些念頭支撐著他無論多難也沒有想過放棄拍電影，剛畢業的時候，很多同學去開公司、拍廣告，他們打算先去掙錢，回來再做電影，但王小帥覺得既然你熱愛電影，就不應該離開，因為“離開，就回不來了”。
《冬春的日子》剛出來的時候，主流評論界一片譁然，許多人說你們年輕人這是無病呻吟，你有什麼苦惱？你有什麼資格去表達你自己？王小帥用借來的5萬塊錢，和幾個同學一起相互幫襯著，就戳破了主流意識形態長期教化下一張張虛偽的面具。
要在很多年之後，人們才真正意識到，那是“數十年來中國劇情片個人表達真正的實現。”
只是這種表達在那個時代是不被允許的。
王小帥那一代曾經天真的以為自己拍電影不拿國家的錢，國家也就管不著他們，但他們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電影審查。那時候王小帥、婁燁拍的獨立電影根本上不了大銀幕，只能以隱祕的方式在地下傳播，他們都被文藝青年視作地下電影的英雄。
在網上搜索那時候 bbs 上的帖子，總能看到王小帥的電影出現在各種禁片名單之中。但文藝青年的崇拜不能當飯吃，國內沒有希望，他們就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2001年他帶著《十七歲的單車》去了柏林，最終捧回了評審團大獎，但因為《十七歲的單車》並未過審，屬於私自參展，後果就是他被徹底“封殺”，成了完完全全的地下導演。對於那個風險王小帥不是沒有預判，但名揚國際影壇對包括他在內的第六代誘惑實在太大。
這一禁就是三年。直到2004年，王小帥開拍三線三部曲的第一部《青紅》，那是他拍了12年電影后第一次有機會上大銀幕。
就在前一年，廣電總局發佈四條電影審查、立項、發行等方面的暫行規定，開始允許外資進入中國電影製片領域，這標誌著中國電影開始了市場化的進程，王小帥才終於能從地下走到了地上。
但也就是從那時候起，王小帥開始陷入了某種悖論。他的電影總能入圍歐洲三大電影節，在評論界收穫一片好評，但在登上大銀幕後往往摔個粉碎。
王小帥對電影市場化、商業化一直保持著警惕和鄙夷，他很贊同導演鄭洞天對當時電影市場現象的解讀，
“現在的觀眾已經不太習慣去看稍微要動一點腦子、或者要用心去看的電影了，他們總是習慣一些感官刺激，這太可惜了。”
他上鳳凰衛視的節目，和主持人何東一起抨擊大導演太過商業化的現象。王小帥一臉驕傲的說，“我對物質要求不高，別人拍電影拍出十幾個宅子我不羨慕，我就想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那時候王小帥還以獨立導演自居，真要拍商業片的話“我真幹不了那事兒，我沒這本事”，旁邊何東補了一句，“他們得擔待著”，不知道是嘲諷還是真心，王小帥歪著頭說了一句，“小剛藝謀真辛苦他們了”。
這不是他唯一一次揶揄張藝謀，他曾經說過張藝謀本來有可能比現在偉大得多，甚至有一次記者問到說他的電影商業化的時候，他相當激憤地說了一句，“你們已經失去張藝謀了，還想再失去一個王小帥？”
他還和賈樟柯一起批判第五代，說他們獲得了社會的權力，但沒有一個信仰和影響。2009年在上海電影節論壇，他當著甯浩、魏德聖和陸川的面，說“他們仨票房都過億了，但作為導演，他們都失敗了。”逼得主持人張國立出來打圓場。
《日照重慶》在戛納首映，他對著一堆國內記者語出驚人，“對於這個市場，我已經快要失望了，如果再嘗試不成功，我想過乾脆退出國內市場，迴歸到我最早做電影那時候的樣子。”
王小帥的銳氣語錄是抓不完的，那時候他已經成了某種獨立價值觀的象徵，不投身主流商業環境，不隨波逐流，一直做自己喜歡的事，他說一直被叫做獨立導演也挺好，能獨立地存在、獨立地表達、獨立的觀點。
地上地下走了這麼一遭，王小帥一直秉持著一條準則：不會因為是地下的，就肆無忌憚地做；也不會因為成了地上的，就什麼都不敢做 。
《日照重慶》還是失敗了。
儘管入圍了戛納，還有范冰冰、王學圻這些大明星參演，但最終票房只有280萬，出品人還說他“餘毒未清”，把他四大“零票房”導演的梗又拿出來說事。
當然王小帥沒有真的退出，他以黑澤明的故事激勵自己，別人讓黑澤明拍商業電影，黑澤明說沒辦法、無可救藥，“連大師都沒有解決的問題，我也沒法過分要求自己”。
但給了他致命一擊，讓他徹底認清現實的是2015年的《闖入者》。
《闖入者》入圍了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王小帥還專門配合著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結果上映第一天排片不足2%，他直接發微博說，“4月30日是拍電影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讓曾經被禁三年的王小帥說出這種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說票房的失利、預期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將他徹底擊垮了，他和團隊就盯著排片餅狀圖上的一道黑線，幾天都無法入睡。
以前大家都沒票房，還可以用觀眾的觀影習慣沒有培養出來解釋，但現在可不一樣了，《白日焰火》在國內拿了1億票房，《桃姐》也有7000萬，文藝片不再和低票房劃等號了，結果他還是一敗塗地低。
一個略顯殘酷的事實是，也許不是這種電影沒有觀眾，如果錯的是王小帥怎麼辦？
王小帥甚至都想在了前面，《闖入者》裡面罕見地出現了廣告植入，他說自己從不排斥植入廣告，還希望多來一點，“投資方你們可以為這個片子去拉任何贊助”。有一個香菸品牌的植入廣告，他等到臨開拍前的最後一分鐘，實在等不來了才下令開機。
但無論是植入廣告還是票房，他都沒有得到預想中的回報。在一次採訪中，王小帥說自己很恐懼，在一個金錢社會裡，你做了很多，卻沒有掙到很多錢，“你還是會缺少安全感”。
王小帥想到的獲得安全感的辦法是自己成立的公司冬春影業，冬春影業堅持不融資，也不受資本控制，只拍一些自己想做的電影。
在冬春影業成立大會上，王小帥的妻子劉璇說想用這麼多年的經驗和資源幫助青年導演一起做片子，他們明白年輕導演和文藝片生存環境的惡劣。
一個月後他就在 First 青年影展相中了兩個本子，一個是周子陽的《老混蛋》（《老獸》），一個是胡波的《金羊毛》（《大象席地而坐》）。
當年說服胡波把《大象席地而坐》給冬春影業做的時候，劉璇給出的理由是“投資你電影的那家公司做商業片的，以後肯定會干擾你創作”，結果《大象》拍攝過程中製片人每天監視胡波拍的素材，還時不時用隨時都可以換導演這樣的話來讓胡波妥協。
王小帥自己吃過沒錢拍電影的苦，他曾經最痛恨只盯著票房和結果的成功學，結果《大象》的拍攝週期從30天壓縮到25天，預算從90萬減到73萬，他們還逼胡波把四小時的版本剪成“終於有樣子的”兩小時版本，最後理念衝突爆發時，劉璇提出胡波要350萬才能買回電影，其中包括王小帥的監製費200萬。
王小帥提到過成立冬春就是尋找一些有理想的，對電影有看法的，另類的導演，但胡波想要堅持呈現電影原貌時，王小帥卻對胡波惡語相向，“可怕的是你如此貪念不自知，表達的東西？你以為別人是傻逼看不出來你那要表達的浮淺的東西？”
不知道那時候王小帥還記不記得當年自己批判第五代霸權時的那種銳氣和自省，記者問他會考慮有一天自己走到核心擁有權力嗎？王小帥搖搖頭，說權力是自然而然產生的，我們絕不會往權力裡邊走，走也沒有用。
很難說胡波的自殺和王小帥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但王小帥在冬春影業成立那天說過的一番話，就像是後來一切的預言，“真正毀了年輕人的是成年人，他們老了，拿著資本想趕快創造奇蹟，拔苗助長的是他們”。
甚至更加矛盾和諷刺的是，當初圍繞《大象》的主要爭議就是4個小時的片長，覺得這是在挑戰觀眾的觀影習慣，但現在《地久天長》卻一直大力宣傳所謂用3小時的片長展現中國三十年曆史變遷，其中沒有一秒是浪費的，但在看過影片後，我倒是很同意木衛二的一句話，“3小時片長沒必要，So long，可以減到2小時。”
也許王小帥也不會同意吧。
1996年《極度寒冷》剛出來的時候，王小帥接受過一次採訪，記者很犀利地問他，在咱們的電影裡好人壞人都是很清楚的，怎麼在你的電影裡善惡標準都失效了呢？
那時候還很年輕的王小帥笑笑，說，是的，我始終很曖昧，“每個人都好不好壞不壞，因為生活就是講不清楚的，沒有那麼簡單的誰好誰壞”。
你看，電影如此，生活不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