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易中天中華史》，讀史系授權使用

菊花　

唐·黃巢

待到秋來九月八， 我花開後百花殺。

沖天香陣透長安， 滿城盡帶黃金甲。

這首黃巢的《菊花》，體現了大唐的精氣神。

詩歌之於唐，意義非凡。它絕不僅僅只是某種文學樣式，更是生活方式，以及一個紳士或者上層人物的身份象徵，是一種風氣、潮流和時尚。這就極大地提高了唐人的生活質量和審美品位，使他們變得風流倜儻。

這裡面體現出的是大唐精神和大唐夢——在社會安定、國家富強和對外開放的前提下，每個人張揚個性和追求幸福的無限可能。

比如李白。

詩仙李白 豪氣干雲

李白無疑是唐詩的代表。但，不代表藝術成就，只代表時代精神。

要論藝術成就，則唐詩不如宋詞，初盛唐不如中晚唐。

唐詩的文學史意義，在於格律詩的發明和成熟。

而要論平仄、對仗、用典、吐屬和意象，沒人超過李商隱：

這首詩基本上是無解的。沒人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或者想要說什麼。

是啊，當時便已惘然的，又如何追憶？但如不追憶，又豈知當時惘然？

可見問題不在可說不可說，而在怎麼說。把不可說的說得聲聲入耳，正是李商隱的魅力。

李白卻不是這樣。

與字字珠璣的李商隱不同，李白基本上是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完全是興之所至，汪洋恣肆，比如：

顯然，這裡面沒有什麼謀篇佈局、遣詞造句，只有隨心所欲的痛快淋漓，脫口而出的波瀾壯闊。

實際上李白的詩句不少口氣嚇人，這會兒要搥碎黃鶴樓，倒卻鸚鵡洲，過會兒又恨不得把一江春水都變成好酒。

明明是些大話、瘋話、牛皮話，但他自己樂意說，別人也樂意聽，還百聽不厭。

這才是盛唐氣象。

實際上在安史之亂前，大唐是相當包容的，既容得下武則天這樣的女人，也容得下安祿山那樣的胡人，當然更加容得下李白一類的狂人。在朝氣蓬勃百無禁忌的盛唐，這種無賴由於真實、率性、毫不做作，也是討人喜歡的。

就這樣，李白鮮活地成為時代的形象代言人。

杜甫也是。

詩聖杜甫 憂國憂民

李白無拘無束，杜甫憂國憂民。

杜甫似乎是帶著悲憫情懷降臨人世的，因此對苦難的體驗超過了同時代人。

唐肅宗至德元載（756）冬，大唐政府軍與安史叛軍在長安西北的陳陶作戰，幾乎全軍覆沒。困在京城的杜甫得到消息，悲痛欲絕地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這是比《春望》更為沉重，也更有分量的作品。沒有煽情的語言，只有如實的記錄：寒冬臘月，十郡子弟，四萬青年，同日而死，還有比這更驚心動魄的嗎？沒有。

難怪野曠天清，鴉雀無聲。

但，此時無聲勝有聲。

悲聲從心底發出，穿越千年時空直指人心，讓我們至今讀來仍不免震撼和顫慄。是啊，歷史上有過太多戰爭，也有過太多死難。但是，又有多少人為那些陌生的亡靈，寫過如此沉痛和肅穆的墓誌銘呢？也就是杜甫吧！

這是一種人道主義情懷。正是這情懷，讓杜甫對底層人民的遭遇充滿同情。那生離死別的新婚夫婦，那相依為命的老年伴侶，那無家可別的孤獨征夫，都讓他揪心。也正是這情懷，使他在唐玄宗感覺良好，楊國忠粉飾太平時，敏銳地看出了社會的不公：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人民的生活早就水深火熱，連天的戰火卻在繼續燃燒。

如果說李白縱情釋放著心理能量，那麼，杜甫便觸動了人心最柔軟的地方。這樣的詩，王維就不大可能寫。

詩佛王維 禪意自然

自稱“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的王維，對自然界卻充滿感情。在他眼裡，每一條溪流都有生命，每一朵野花也都有故事，空無一人的山林更是充滿情趣。就連水中白鷺被濺落的浪花驚起，又安詳地飛回原處，都讓他欣喜。

王維是大自然親切的畫家。

的確，王維總是能夠把詩和畫融為一體，而且不乏大氣磅礴之作：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畢竟，作為盛唐詩人，氣度幾乎是必需的。但，最耐讀的，還是那些繪畫小品般的五絕：

這是一組空鏡頭。寂靜的山澗旁，辛夷花悄悄開放又凋謝著。但，沒人知道是熱熱鬧鬧地開，紛紛揚揚地落；還是委委屈屈地開，悽悽慘慘地落。不過作為盛唐之音，不會是陸游筆下的梅花：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多半，是旁若無人地開，滿不在乎地落。

所謂禪意，也就在這裡了。

王維是信佛的，曾皈依荷澤神會禪師，還為六祖惠能寫過碑銘。因此他的許多作品，便既是詩也是禪：

此詩可與前首並讀。前一首寫動，這一首寫靜；前一首寫白天，這一首寫夜晚。春夜裡，空山一片寂靜，桂花落地無聲。早已憩息的山鳥卻被悄然升起的明月驚醒，莫名其妙地叫了起來，一會兒響起一聲，過會兒又響起一聲，反倒更加顯得萬籟俱寂。這可真是此時有聲勝無聲。

然而禪之為禪，正在自然。所以，儘管辛夷花開得蓬蓬勃勃甚至歡天喜地，卻是沒有聲音的，正如有著鳥鳴的畫面其實靜止。對立的雙方就這樣相互契合，一切也都在有意無意之間。這樣看來，追問意義其實沒有意義，追問動機就更是不必，倒不如鳥宿鳥鳴都自在，花開花落兩由之。

這就是禪，王維也因此獲得了“詩佛”的稱號。

盛唐有如強漢，少有文弱書生，詩人們至少在精神上是豪雄的。所以就連王維，也不會只看風景。李白、杜甫和其他人，更會將目光部分地投向邊塞，投向戰場。但，邊塞詩的代表，當首推岑參。

詩雄岑參 邊塞悲歌

岑參被稱為“詩雄”當之無愧，他的詩確實充滿陽剛之氣，這與他的性格有關，更與經歷有關。

進士及第的岑參曾兩次出塞，先後在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安西北庭節度使封常清手下任職，足跡遠至今天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吉木薩爾和庫車縣，最近處也到了甘肅武威。唯其如此，他才寫得出這樣鏗鏘有力扣人心絃的詩句：北風捲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

這是西北重鎮和軍旅生涯的真實寫照。

同樣，也只有親歷者才會道出邊防軍的特殊感受：

的確，西域山高路遠，征戰前途未卜，回家的日子遙遙無期，平安書信當然彌足珍貴。但，邊防將士卻並非都是強徵入伍，自願從軍的也不乏其人，這又是為什麼呢？

高適回答了這個問題：

這是真實的心理。如前所述，大唐是一個好舞臺，為各色人等提供著自我實現的多種可能性，遠赴邊疆建立軍功便是其中之一。那裡固然火山炙熱，冰河寒徹，卻也有濃郁的異國情調，多情的外族姑娘，旦夕可至的揚名機會，一馬平川的廣闊疆場，確實能讓熱血男兒躍躍欲試摩拳擦掌。

更重要的是：天子非常賜顏色。

事實上，從太宗到玄宗，包括女皇的時代，成為世界中心就一直是帝國的夢想。有此夢想也不奇怪。因為長安和羅馬一樣，都曾經是世界首都，只不過一個是東方的，另一個是西方的。因此，儘管羅馬再也回不到從前，卻不等於長安的新主人不可以再造輝煌，尤其是在重歸一統之後。獎勵邊功，也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

結果是大唐雄辯地證明自己不輸於兩漢。在王朝最強盛的時期，太宗皇帝的繼承者們成功地將伊犁河流域以及今天哈薩克斯坦境內的巴爾喀什湖、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伊塞克湖和托克馬克都置於掌控之中。據說，李白就出生在那裡。

但是到唐玄宗天寶十載（751），情況就變了。

唐詩的詩風也變了。

新的詩風 七律七絕

在初唐和盛唐，詩人們更喜歡的是古體，比如李白和岑參；或者五絕和五律，比如孟浩然和王維。而在後世更常用的一種，是格律詩中的七律。

讓事情發生變化的，是杜甫。他的五絕如“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七絕如“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都膾炙人口。但真正超越了前人的，還是他的七律。

這是被稱為古今七律之冠的作品，因為不但完全符合格律，而且做到了極致：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簡直就是既可以學習又無法企及的範本。

也許，必須稍微講點這方面的知識。

詞性要相同，平仄要相反，這當然很難。但，由於我們這個世界原本充滿了矛盾，對仗的使用便可能因為張力而產生奇效，比如：

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或者：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

至於七律，也有它的優越性：七言較之五言，八句較之四句，空間更大，餘地更多，可以遊刃有餘地起承轉合，儘管難度也因此更大。所以中唐以後，七律便佳作頻出，金句迭現。比方說，劉禹錫的：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許渾的：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

以及李商隱的：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當然，更多的名句應該還是出自七絕。比方說，韋應物的：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韓愈的：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

元稹的：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以及白居易的：

杜牧就更是堪稱七絕之王，他的許多佳作恐怕是必須整首照錄的：

這實在讓人愛不釋手，更不用說“停車坐愛楓林晚”和“牧童遙指杏花村”了。

無疑，正如杜甫不同於李白，被稱為“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隱也各有千秋。商隱耐人尋味，杜牧清新可人，體現出的時代精神卻相當一致，那就是沉穩、多樣和內向。

而這種變化，正是源於安史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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