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後世儒家批判的王莽，其實卻是儒家思想的堅定踐行者

白居易有首詩寫道：“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在古代文人筆下，王莽一直都是批判的對象，是“偽善者”，是“野心家”，是和董卓、曹操一路的人（董卓、曹操也是後人極力批判的對象，批得是否合理，姑且不論）。

這些人批判王莽，因為在他們眼中，王莽為臣不忠，他篡奪了漢朝的江山，自己做了皇帝。在後世的所謂儒家正統觀念裡，王莽就是一個“亂臣賊子”，所以不但他本人揹負了千古罵名，就連他所建立的新朝，也不被史家所承認。

但是，我們仔細分析王莽一生的行為，特別是做了皇帝后所進行的“改制”，其實可以發現，王莽一直是儒家思想的忠實擁躉，也是儒家思想的堅定踐行者。也正是由於對儒家思想的堅信，才最終導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敗以及人生的悲劇。

王莽

王莽是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家權傾朝野，在西漢一代，是最為顯貴的家族。王莽年輕時候，就與眾不同，《漢書》記載：“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當時的王家子弟，個個奢侈無度，只有王莽因父親早死而家境貧寒。他清貧自守，甘於簡樸；他為人謙恭，勤奮好學，拜儒者陳參為師，學習《禮經》；他服侍母親以及寡嫂，撫育兄長的遺子，行為嚴謹檢點。

安貧，好學，孝親，這是典型的儒家道德要求，年輕的王莽按照這種標準，嚴格地規範著自己的行為。後世儒家卻認為他是在沽名釣譽，是虛偽的體現，就像白居易詩裡所說的那樣。

對此，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凡是作偽之人，必然是有所圖的，而王莽代漢稱帝所圖達到之後卻並無改變，一生作為如一，又如何能稱其為偽？

王莽此時的行為是不是虛偽的，是不是在沽名釣譽？他的內心如果並不認同這些儒家道德規範，他這樣做只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用現代人的說法，那就是在“裝”。但是，一個人的目的一旦達到，往往就不再“裝”了，就會露出本來面目。王莽無非是為了獲得權勢，那他獲得了權勢之後又怎樣呢？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馬，執掌朝政，他的生活卻更加儉樸了，得到的錢物都用來款待名士。有一次，百官公卿來探望他的母親，見到王莽的夫人衣著簡單破舊，還以為是他家的奴僕。也許有人會說，這時王莽的地位還不穩固，目的還沒有徹底達到，他還在“裝”。那等他做了皇帝后，這下目的是徹底達到了，他不用再裝了吧，但王莽做了皇帝后，依然生活很儉樸。也許又有人會說，他是裝給臣子百姓看的。這就很難說得清楚了，但一個人堅持做了一輩子的事情，我們怎麼能輕易斷定他是在“裝”呢？

王莽

其實，後世儒家斷定王莽虛偽，只是因為他後來奪了漢朝的權柄，自己做了皇帝。這是由事情的結果推斷一個人的心理，是唯結果論的一種體現。當然，王莽的為人和品性並不是無懈可擊的，他有缺陷和不足，但他還是一直以儒家的道德規範來要求自己的。

王莽通過“禪讓”的方式取代漢朝天子做了皇帝。“禪讓”本是儒家所崇奉的一種制度，後世儒家在這一點上批判王莽，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王莽不是讓天下給別人，而是接受別人的讓，不符合儒家“恭讓”的要求。但是，在孔子、孟子的思想裡，固然讚揚那些“讓”天下的人，卻並沒有說接受天下就是不道德的，舜和禹都是接受別人禪讓的，孔孟也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如果他們得到作為最高統治者治理天下的機會，我想也是不會推辭的。

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漢朝皇帝“禪讓”給王莽，是被迫的，不是發自真心的。就有人說了，王莽若忠實於儒家道德，就不應該以下犯上，以一個臣子的身份謀奪皇位。這是不忠，是不臣，是對儒家思想完完全全地違背。

其實，這種“為一家一姓盡忠”的思想是後世儒家的思想，是和先秦、西漢的儒家思想不一樣的。孔子雖然講究“君君臣臣”，但前提是“君”要像“君”，“臣”才是“臣”；如果“君”不像“君”，“臣”也就不再是“臣”了。所以孔子會周遊列國，希望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不會死抱住魯國國君抑或周天子不放。孟子說武王伐紂，“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就是說，君王如果無道，臣子不僅可以改投他方，也可以取而代之。這和後世的“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純奴才思想是截然不同的。而到了西漢中後期，變法禪讓的思想已經被許多儒生所信奉。所以，王莽代漢，是有儒家的理論基礎的，也是得到當時的大部分儒生的認可的。

王莽和朝臣

在王莽代漢之前，社會情況如何呢？《漢書·食貨志》裡記載：“（老百姓）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當時的漢朝，政治腐敗，朝廷奢華無度，大小官員對百姓肆意搜刮。最嚴重的是，豪強地主大量兼併土地，使得老百姓流離失所，生活困苦，社會經濟凋敝，人心惶惶。

王莽登上帝位，當然不能完全排除實現個人野心的成分在內，但他是誠心想要改變現實，想要解決社會矛盾的。他做了皇帝后，不是隻顧自己享樂，而是馬上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堅信儒家思想，認為天下要恢復到孔子所宣稱的“禮崩樂壞”前的禮治時代，才可能政通人和，因此他企圖通過恢復周禮來達到治國安天下的目的。

總之，王莽做了皇帝，這不能代表他違背了儒家思想。柏楊在《中國人史綱》裡說：“王莽是儒家學派的鉅子，以一個學者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中國歷史上僅此一次。他奪取政權的目的與劉邦不同，劉邦之類只是為了當帝當王，滿足私慾。王莽則有他的政治抱負，他要獲得更大權力，使他能夠把儒家學說在政治上一一實踐，締造一個理想的快樂世界。”

在當時的情況下，王莽要想改變社會，實現自己的理想，就必須把權力攥在手中，就必須登上帝位。呂思勉先生在《大中國史》裡說：“人家一定說：他（王莽）後來做了皇帝，所以見得他起初都是偽的。我要請問，在從前那種政體之下，一個人有了非常的抱負，要行非常的改革，不做君主，是否能始終貫徹？為了貫徹自己主張的緣故，事勢上皇帝又可以取得到手，是否可取來做一做，以實行自己的主張？還是應當遵守君臣之義，專做一姓一家的奴隸，聽憑天下的事情，一切敗壞決裂？”

王莽（影視形象）

王莽把自己所創立的朝代稱為“新”，意思是“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漢書·王莽傳》）。西漢後期在天人感應的五德終始學說支配下，社會上有新德代替舊德的思想，王莽以新德的代言人自居，希望自己能代替漢朝完成社會的革新。

王莽稱帝的每一步也是按照儒家的方式來進行的。漢平帝即位後，有人提議，皇帝年幼，應讓王莽“行天子事，如周公”（《漢書·王莽傳》）。平帝生病後，“（王）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漢書·王莽傳》）這是在模仿周公為武王請命而作金縢的故事。後來，“（王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漢書·王莽傳》）。稱帝前一直在模仿周公（周公是儒家崇奉的又一位“聖賢”），稱帝則仿照堯舜的“禪讓”方式。——當然，這免不了作秀的嫌疑，王莽畢竟不是周公堯舜，他是有私心的（周公堯舜有無私心，後人也有不同的說法，姑且不論）。——但是，王莽對儒家思想的崇奉還是可以看出來的，他奪取權力，仿的是儒家的先例，用的是儒家的方式。

後人責罵王莽的另一個理由是“鴆殺平帝”事件，但這件事情《漢書》裡沒有記載，最早是翟義寫在反對王莽的檄文裡的，反對者的話，未必準確。後來顏師古為《漢書》做注時引用《漢注》，描述了王莽鴆殺平帝的經過，《資治通鑑》沿用了這種說法。漢平帝是否王莽所殺，這事難下結論，依此來批判王莽，不夠公平。

王莽

登上帝位後，王莽所作的一切改制，是嚴格按照儒家所崇奉的“周禮”來執行的。

儒家講究“法先王”，他們認為古代的制度是最好的。孔子十分崇尚“周禮”，在《論語》中多次談到了對西周禮樂的嚮往：“周監乎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

王莽可以說是孔子這一思想的堅決執行者，他所推行的新政，大都是在仿照西周的制度，以王田製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山林川澤收歸國有，改革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等等，他想在當時的社會上建立一個新的“周禮模式”。

針對土地兼併問題，王莽建立了“王田制”。他宣佈全國土地為朝廷所有，稱為“王田”，王田不得任意買賣。他恢復西周的“井田制”，限定男丁八口以下的人家，佔田不得超過一井（九百畝），超過的土地必須分給宗族鄉鄰，沒有土地的農民由政府授予田地，“一夫百畝”。針對大量貧民變成奴婢的問題，他禁止奴婢買賣，推行私屬制。

儒家思想歷來“重農”，“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是從孔子到漢儒的一貫認識。從漢武帝開始就在施行“重農抑商”的政策，王莽進一步設立了“五均六筦”制度。“五均”就是把鹽、鐵、酒、貨幣、山林川澤等五類收歸國有，以控制經濟，平衡物價，增加國庫收入。五均官還針對漁、獵、畜牧、巫、醫以及養蠶、紡織等行業，收取所得純利的十分一，稱“貢”，這就像現代的所得稅。“六筦”就是六管，就是前面的“五均”與“貢”六項所得由官府管理，對每一項制定條例與處罰。

王莽還先後五次改革了貨幣制度，他牽強地附會周代鑄大錢的說法，加鑄契刀、錯刀、大錢與漢代五銖錢共為四品。

王莽根據《周官》《王制》，對官制進行了改革。在中央官職中，改大司農為“羲和”，大理為“作士”，太常為“秩宗”，大鴻臚為“典樂”，少府為“共工”等等；在地方上，太守改為大尹（或卒正、 連率），都尉改為太尉，縣令（長）改為縣宰等等。此外，還增加了許多新的官職，在中央新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等；在地方上，州置牧副，部置監副等等。他還更改了秩祿的名號，按照傳說中的周制，大封五等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由於封得太多，其中很多人實際上並沒有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領到幾千錢。

王莽

總之，一系列的復古改制措施全面地施行了開來。但是，王莽理想中的“周禮”社會沒能建立起來，反而很快就全面崩潰。

他的失敗，除了好大喜功、剛愎自用等性格因素，用人不當以及推行時手段和方法的不正確等原因之外，主要是因為儒家所崇奉的西周的社會制度根本不能和當時的實際情況相匹配。

歷史學家錢穆先生說過：“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古今不同，從西周到漢朝，社會已然發生了極大的改變。王莽這些源自古制的新法，違反了歷史規律，失敗勢屬必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裡說：“他（王莽）盡信中國古典，真的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

王莽是儒家思想的忠實擁躉，是儒家思想的堅定踐行者，也是一個脫離現實的政治家，他所崇奉的西周“禮制”的社會模式，在當時是根本行不通的。

王莽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先秦以來許多仁人志士的共同想法。而新朝的覆滅，王莽的失敗，實際上代表了儒家復古思想的徹底破滅。先秦儒家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西漢儒家變法禪讓的政治理論，從此消失，而帝王萬世一統的思想逐漸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