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導演第一人萬瑪才旦，
新片《撞死了一隻羊》由王家衛監製，
講的是發生在藏地高原的復仇故事，
片子提名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
獲第75屆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最佳劇本獎。
兩個名字相同的藏族漢子，
一個開著車撞死了一隻羊，
一個要去殺掉自己的仇人，
他們的命運發生了交叉，
就像是同一個人的兩個分身，
最後重合在了一起。
片子具有非常魔幻的色彩，
“中國的魔幻現實主義其實植根在西藏”。
萬瑪才旦十幾年來一直通過電影記錄正在消失的故鄉，
“外人記錄的藏地，往往反而遮蔽了真相，
我渴望用自己的方式講述真實的藏地。”
自述 萬瑪才旦 撰文 倪蒹葭
《撞死了一隻羊》劇照
在全民熱烈討論《復仇者聯盟4》的時候，萬瑪才旦的新片孤獨地來了。
“復聯4”預售票房超6億，院線排片超過80%，同期的其他電影為了避開它，幾乎都調整了檔期。但《撞死了一隻羊》卻如期上映，只是由原定的全國上映，臨時改為藝術電影放映聯盟進行專線放映。
藏語裡，“萬瑪才旦”的意思是“有頑強生命力的蓮花”。他是藏族人，從小在藏區長大，是第一位讓藏語電影在世界影壇獲得真實地位的導演。
《靜靜的嘛呢石》劇照
他的電影處女作《靜靜的嘛呢石》（2005），由真實的小活佛出演，全部是藏語對白。人們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藏人自己講述自己的真實生活。影片獲得多個電影節大獎，掀起了後來的“藏地電影新浪潮”。
2015年，他的《塔洛》成為有史以來第一部進入全國院線公映的藏語電影，還是部黑白片。很多人看了這個藏族放羊小夥子被騙16萬的故事，產生深深的共鳴，覺得自己就是塔洛。
萬瑪才旦導演
直到2006年之前，萬瑪才旦都是國內唯一的一位藏族導演。十幾年來，他拍了多部劇情片、紀錄片，這些電影都拍攝於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這次的新片《撞死了一隻羊》，更是拍攝於海拔5500米的可可西里無人區。生長在高原的萬瑪才旦，自己都有了頭暈目眩的高原反應。
其實，在成為一個電影導演之前，萬瑪才旦首先是一個作家。他大學讀的是藏語言文學系，一直在寫小說，拿了很多文學獎項，小說被翻譯成英、法、德、日等語言介紹到國外。開始拍電影之後，他都是自己寫劇本，《塔洛》《撞死了一隻羊》都是改編自己的小說。
在《撞死了一隻羊》上映之際，我們專訪了萬瑪才旦導演。他今年50歲了，非常儒雅，普通話說得很好，但說藏語時更為流利自如，以下是他的自述：
撞死了一隻羊
這個片子講的是發生在康巴藏區的一個復仇的故事。一個名叫金巴的卡車司機，在路上開車，莫名其妙就撞死了一隻羊。他把死羊抬上車，繼續往前走。
結果碰上了一個殺手搭順風車，這個殺手也叫金巴。他要去復仇，他的父親多年前被一個人殺死，他現在發現了這個仇人的行蹤，要去殺死他。
一個常年在荒涼高原上運貨的司機，一個追凶20年的獨行殺手，兩個藏族男人在荒無人煙的路上偶然相遇。像高原上兩隻沉默的鷹，在天空中交匯。
想拍這個片子很早了。2006年，我在報刊亭買了本《小說選刊》，裡面有一篇藏族作家次仁羅布的短篇小說《殺手》，我一看就被深深地吸引了。後來就和我的小說《撞死了一隻羊》合起來，改編成了這部電影。
兩篇小說寫的都是一個公路上發生的故事，主人公都是卡車司機，涉及到類似的宗教文化傳統，有著救贖和解脫的共同主題。
其實復仇這個傳統在其他藏區也有，但是在康巴藏區是特別根深蒂固。如果一個人殺了你的父親，那麼你一定要去殺了他，這個人的後代將來又會找你，繼續復仇。仇恨和死亡是循環往復的，像一個輪迴。
很多文學和影視作品，對這種復仇的處理都比較簡單化，但是次仁羅布的這篇小說很特別，它的結尾是一個夢，最後殺死仇人這個行動，並沒有在真實世界裡發生，是在夢中完成的。
通過“夢中復仇”的方式，暗示一個血腥、暴力的時代終結了。
這樣的復仇傳統終止，每一個個體，比如說殺手、仇人、他們的後代才有可能覺醒，作為一個族群，才有可能有希望走向一個新的時代。
我並沒有摘下王家衛的墨鏡
這部電影我們和澤東影業合作，王家衛導演是監製，從劇本階段，我們就一直在溝通和交流。
片中的司機金巴，一出場就戴了墨鏡，然後一直都沒有取下墨鏡。
有人調侃說，這個墨鏡的設置，是不是和王家衛導演有關。其實不是。是我們貫穿全片的一個設計，直到最後，他在夢中替殺手完成了復仇，醒來後才取下了墨鏡，臉上第一次露出笑容。
殺手和司機都叫金巴，很可能是一個人的兩個分身。
殺手金巴找了20年，終於找到仇人蹤跡。但到了仇人家裡，看到他的家庭，家裡有很小的孩子，看到歲月在仇人身上留下的痕跡，他最終放棄了殺人的行動。
然而復仇的傳統在殺手和仇人身上都繼續施展自己強大的力量。仇人一直等待著命運的審判，在負疚和惶惶不安中生活，而殺手沒有殺掉父親的仇人，那種傳統會繼續壓抑著他。
司機金巴在夢裡穿上了殺手的衣服，替他完成了復仇，從而幫殺手和仇人都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放下和解脫。“金巴”在藏語中是施捨的意思，這一場夢中殺人，體現的是施捨和慈悲。
片中壯觀的禿鷲場景
影片中有三種時空，用了三種質感的影像表現，現實時空是彩色，回憶用了黑白，並不是普通的黑白，因為用了特殊的鏡頭，畫面邊緣是虛化的，有一種似真似幻的感覺；最後的夢境，則是用了超現實的一種彩色，誇張豔麗。
對我來說，《撞死了一隻羊》這個故事是很清晰的，但因為文化的差異，可能會有人看不懂或引起誤解。王家衛建議我們，能不能找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藏文化的象徵符號，帶領大家進入電影。
藏文化裡面，有很多精粹的格言和佛語。我翻了很多書，最後找到一句諺語：“如果我告訴你我的夢，你可能會遺忘它；如果我讓你進入我的夢，那也會成為你的夢。”
最後，這句話成為打開電影的鑰匙。殺手金巴和司機金巴，可以解讀成他們是互相的一個夢，他們彼此映照，從對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過去和未來。
有一首歌曲貫穿全片，帕瓦羅蒂的《我的太陽》。現實中，司機金巴唱的是這首歌的藏語版，可是到了夢中，他卻唱起了意大利語版。有時候在夢中，我們就是突然會說自己原本不懂的語言。
《撞死了一隻羊》劇照
爺爺說我是靈魂轉世
我生在青海的安多藏區的昨那村，是半農半牧的一個地區。我從小就接觸傳統藏文化，這種文化確實有一些神祕和魔幻的地方。
比如我爺爺，堅信我是他的舅舅的轉世。他的舅舅是個寧瑪巴僧人，有很多經書，算是有學識的人。據說我很小的時候，說過一些跟爺爺的這個舅舅有關的事情，就被爺爺認定是他的轉世了。所以我在家族裡的地位也相對比較特殊，從小就給我提供更好的環境和條件，讓我去學習。
我身邊也有“神授”的真事。就是一個完全不認識字的放羊娃，突然有一天昏睡過去，睡了七天七夜之後，醒來就能滔滔不絕地講《格薩爾王傳》，詞彙量很大，情緒很優美，完全超出了他的知識水平。
萬瑪才旦
走上電影之路，我覺得也挺魔幻的。我本來讀的是一個師範類的中專，畢業之後就回老家當了一名小學老師，工資99塊錢。
那是1987年，其實是挺多錢了，工作也穩定，是一個人人都羨慕的職業吧。
這個學校就那麼兩三個老師，語文、數學、歷史、地理、政治都得教，每天的作業堆得就跟個小山似的。白天學生們吵吵嚷嚷的，很熱鬧，你不會感到寂寞，你也沒有時間去孤獨。
可是到了晚上，整個學校就你一個人，批改完那堆作業本，一個人閒下來，內心就會時常被一種排遣不掉的孤獨和寂寞包圍。那時候也沒有電視機，惟一的消遣就是看看書，然後寫寫東西。
寫作是從這裡開始，完全是為了滿足內心的需要。當時寫處女作《人與狗》，就想把自己對世界的感受，對人的認識全部呈現出來。
當了四年小學老師以後，就覺得心裡不安分，想要出去，到更大的環境裡去。
我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考大學，但是單位不讓考，讓我寫保證書，說如果考不上的話，公職也放棄。我二話沒說就寫了保證書，當時在我們那個地方引起了轟動，等於是自己放棄了鐵飯碗。
後來就去了蘭州上大學，讀藏語言文學，畢業以後去機關做公務員。後來又去讀碩士，藏漢文學互譯專業，其實一直和電影沒什麼關係。
直到碰上一個基金會的資助項目，專門贊助藏族的學生去學習一些比較新的專業。那個時候很少藏人學電影，我申請說我特別想學電影。申請馬上就批下來了，我去了北京電影學院學習。
學生時期，我花了五千塊，拍了作業短片《靜靜的嘛呢石》，在國際上拿了一個獎，獎金幾萬塊。我拿這個獎金買了一臺DV，然後又把這個短片的故事擴充成我的第一個長片，片名還是《靜靜的嘛呢石》。
之後，我又繼續拍攝了《尋找智美更登》《老狗》。這三部片子，有人說是我的“故鄉三部曲”。
在全世界最高點的孤獨
我小時候在山上放羊，大白天見不到一個人影。一個人在開闊荒涼的地方行走，你能感受到那種強烈的孤獨，強烈到有了具體的形狀。
《塔洛》的故事就來源於這種孤獨。這部電影改編自我2013年的同名小說。當時，一個留小辮子的男人形象突然進入了我的腦海裡，“塔洛平時都留著一根小辮子，那根小辮子在他後腦勺晃來晃去，很扎眼。”
他一個人在山上，放著自己的羊群，不瞭解外面的世界，跟現實之間沒有太大的關係。白天放羊出圈，到井邊打水，喂狗，收集羊圈裡的羊糞，晾晒羊糞。晚上把羊趕回羊圈，喝著白酒，抽自己卷的煙，點上篝火，聽廣播，放二踢腳嚇唬狼，學唱拉伊（牧羊人唱的情歌）……
《塔洛》劇照
可以說，塔洛身上有我的影子，我的身上也有塔洛的影子。電影中，塔洛在山上的部分，16分鐘沒有臺詞，需要依靠動作和畫面去塑造他孤獨的生活狀態，而我對這些生活細節很熟悉。
《撞死了一隻羊》其實講的也是一個孤獨的故事。司機和殺手，都是常年在路上獨自行走，心中帶著一股強大的執念。
這種孤獨的情緒，我覺得適合在一個開闊、荒涼的地方拍攝。我們從西寧一路找，最後在可可西里找到那樣一段荒涼的路。
可可西里無人區海拔5500米，我堅持在冬天拍攝，冬天的溫度低於零下20℃，給影片的肅殺氛圍定下了整體基調。
可可西里有很多的藏羚羊、野犛牛，但這些動物都是神出鬼沒，常常長時間看不到任何活物。
片中，司機出現在鏡頭裡面，到了一個湖邊，沒有看到任何動物的情況下，莫名其妙就撞死了一隻羊，是一種突然襲來的荒誕感。
藏地電影新浪潮
2005年，《靜靜的嘛呢石》參加金雞獎，獲得了最佳導演處女作獎，那一年也正好是中國電影誕生一百週年。
看到電視裡播獲獎的這個新聞的時候，很多藏族人都非常高興。有人告訴我說，他甚至高興得把電視機都砸了。
因為之前，基本上都是一種他者的目光在講述藏人的故事。1960年代的《農奴》，1980年代《盜馬賊》，1990年代的《紅河谷》，都不是藏人的思維方式。直到中國電影誕生百年之際，才有了一部真正意義上藏人的電影。
後來，更多的藏族年輕人都加入進來，形成了所謂“藏地電影新浪潮”。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我自己也鼓勵這些年輕人。
鬆太加為萬瑪才旦的影片做攝影
我的朋友鬆太加，原本是畫畫的，我鼓動他去北京學攝影，以後一起搭檔拍電影。鬆太加做了我幾部電影的攝影、美術之後，拍出了自己的《河》《阿拉姜色》。
去年，我的副導演拉華加拍出處女作《旺扎的雨靴》，獲得2018年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導演。
錄音師和配樂師德格才讓，原本是搞搖滾音樂的，也是在我的鼓動下來了北京。現在他自己也拍片，今年，他的處女作剛剛殺青。
《老狗》劇照
其實，我希望自己電影的主創都是藏人。因為很多細節，不熟悉藏地的話是很難用心捕捉到的。
比如拍攝《老狗》的時候，有一場在草叢中行走的戲，德格才讓要求工作人員都光著腳，把褲子也脫了，避免發出摩擦聲，這樣才能還原獨屬於這片草原的乾淨聲音。
一種以往沒有的文化，在這塊土地上生根發芽，肯定是很難的。有一年，北京電影學院來了三個免學費的拉薩學生。鬆太加和我在黃亭子請他們吃飯，作為長輩告訴他們，你們要好好學習，珍惜這個機會。結果一個月以後他們給我打電話，說學習壓力太大了，他們已經回拉薩了。
我想拍給所有人看的藏語電影
我堅持拍藏語電影，多多少少也是有一種使命感吧。在這方面，我自己也是被一位名叫端智嘉的藏語作家影響。
他可以說是藏語現代文學的開創者，對我們這一代人有啟蒙的意義。他的作品一登在刊物上，我們都搶著去看，把他的散文集整本地背下來。
他也是我讀中專時的老師，我們經常聽他的課。他跟當時的環境格格不入，留著長髮，穿很長的風衣，戴著一副眼鏡，不要求學生脫帽行禮，一邊上課一邊抽菸。
講《羅摩衍那》，他可以隨口背誦，4行詩可以滔滔不絕地講一節課，完全不需要講義。
一天早上，我們聽說他因為煤氣中毒而死，是自殺，留下了遺書，死的時候才32歲。
據說他自殺是為了喚醒那個時期的藏民相對封閉的思想。他有點像藏族人的魯迅，有一種很強的使命感。直到現在，他寫的歌現在還在青海湖傳唱，每到忌日學生們還是會自發地念他的詩。
《撞死了一隻羊》劇照
藏族文化仍舊是一個邊緣題材。我做電影，更多地希望糾正外界對藏人固有的看法，用自己的目光、自己的創作，去呈現更加真實的藏地、藏人。
經常有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講述我的故鄉，這些故事賦予西藏神祕、蠻荒、與世隔絕或者世外桃源的特質。他們標榜自己所展示的是真實的，但這種真實反而使人們更加看不清我故鄉的面貌。
從某個方面講，一些人可能對藏區有期待，希望藏區停留在那樣一個發展層面。可是你在享受現代化的生活的時候，卻希望別人停留在那裡，以此來滿足自己的想象，這其實是不人道的。
藏地一直在改變。《靜靜的嘛呢石》中的很多生活細節，現在都已經消失了。我老家的那個村子，大概只剩山坡頂上還沒變。
我覺得比起物質上，其實藏族人精神世界的變化其實更劇烈。我的電影很多都在表達這樣的變化。
從本質上看，藏人和其他的人也沒有什麼不同。我不是隻給藏人拍片，我希望我的電影能夠超越民族、超越地域，和更多的人發生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