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奇人”王國維'
王國維，1877年生於浙江海寧，字靜安，又字伯隅；號禮堂，又號觀堂。清朝末年秀才。
《不列顛百科全書》用了不小的篇幅介紹他，羅列了各方面的成就。相比之下，《中國大百科》講到王國維，字數就少多了，給人以敷衍的感覺。
王國維是一代“奇人”。
奇就奇在，嚴格說，他不是出身於家學淵源之家；沒接受過很系統的教育；生活幾乎沒有很寬裕過。但是，他精通日、英、德三門外語；最早把康德、叔本華等人的哲學著作翻譯介紹進中國；在美學上，堪稱中國的鼻祖；《人間詞話》豎起了一座豐碑；對《紅樓夢》的美學研究大約至今無人出其右；中國戲劇理論方面的研究，魯迅亦嘆為觀之；初試鋒芒，便名列甲骨文研究“四堂之一”；金石學成就冠蓋千年；石經文和簡牘方面獨樹一幟；史學上提出“二重證據說”，與顧頡剛珠璧聯合，共同開闢了新史學研究的新路徑。
王國維作為“奇人”的另一異舉，是1927年，在自己“知天命”之年，一躍沉入昆明湖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論從哪個角度說，王國維都是不該忘記的一個“奇人”。
王國維，1877年生於浙江海寧，字靜安，又字伯隅；號禮堂，又號觀堂。清朝末年秀才。
《不列顛百科全書》用了不小的篇幅介紹他，羅列了各方面的成就。相比之下，《中國大百科》講到王國維，字數就少多了，給人以敷衍的感覺。
王國維是一代“奇人”。
奇就奇在，嚴格說，他不是出身於家學淵源之家；沒接受過很系統的教育；生活幾乎沒有很寬裕過。但是，他精通日、英、德三門外語；最早把康德、叔本華等人的哲學著作翻譯介紹進中國；在美學上，堪稱中國的鼻祖；《人間詞話》豎起了一座豐碑；對《紅樓夢》的美學研究大約至今無人出其右；中國戲劇理論方面的研究，魯迅亦嘆為觀之；初試鋒芒，便名列甲骨文研究“四堂之一”；金石學成就冠蓋千年；石經文和簡牘方面獨樹一幟；史學上提出“二重證據說”，與顧頡剛珠璧聯合，共同開闢了新史學研究的新路徑。
王國維作為“奇人”的另一異舉，是1927年，在自己“知天命”之年，一躍沉入昆明湖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論從哪個角度說，王國維都是不該忘記的一個“奇人”。
王國維，據說祖籍是開封，南宋時期舉家遷至海寧。雖也算書香人家，但其實一直普通而且貧寒。海寧那個地方，望族、重臣、巨儒，滿目皆是。而王國維的家族，始終未得發達。他的父親儘管也讀過書，但迫於生計，後來不得不去做些不大不小的生意。
王國維自小喪母，隨祖姑母長大。七歲進很一般的私塾，十一歲起，父親也在課餘教他一些功課。
經歷了 “十年寒窗苦”，十六歲那年，王國維考取了縣試的“生員”，也就是秀才——這是取得參加“鄉試”，即省級考試的資格。後來，他兩次到杭州參加“鄉試”，皆名落孫山。
此時的北京，發生了著名的“公車上書事件”。康有為等上書者的口號是：救亡必須維新，維新是為了救亡；因循守舊，皇帝欲求為布衣亦不可得。
王國維被時局變化所撼動，開始一心向往新學。於是，1898年，王國維不再參加科考，而到了上海，在《時務報》社任書記和校對。這期間，他開始在夜校學習日語等外語，並結識了羅振玉。1901年，留學日本東京物理學校，次年因病回國。1911年再次去日本，1916年回國。
他後面的經歷，輾轉曲折，可不贅述。但從此，王國維走上了學界“奇人”的道路。
王國維1904年，開始發表各種論文。有關古文字及史學的著述，自1912年始。大爆發在1914年後。
一文不能盡述此 “奇人”成就，本篇，專門談一下他在金石學方面的建樹。
王國維，1877年生於浙江海寧，字靜安，又字伯隅；號禮堂，又號觀堂。清朝末年秀才。
《不列顛百科全書》用了不小的篇幅介紹他，羅列了各方面的成就。相比之下，《中國大百科》講到王國維，字數就少多了，給人以敷衍的感覺。
王國維是一代“奇人”。
奇就奇在，嚴格說，他不是出身於家學淵源之家；沒接受過很系統的教育；生活幾乎沒有很寬裕過。但是，他精通日、英、德三門外語；最早把康德、叔本華等人的哲學著作翻譯介紹進中國；在美學上，堪稱中國的鼻祖；《人間詞話》豎起了一座豐碑；對《紅樓夢》的美學研究大約至今無人出其右；中國戲劇理論方面的研究，魯迅亦嘆為觀之；初試鋒芒，便名列甲骨文研究“四堂之一”；金石學成就冠蓋千年；石經文和簡牘方面獨樹一幟；史學上提出“二重證據說”，與顧頡剛珠璧聯合，共同開闢了新史學研究的新路徑。
王國維作為“奇人”的另一異舉，是1927年，在自己“知天命”之年，一躍沉入昆明湖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論從哪個角度說，王國維都是不該忘記的一個“奇人”。
王國維，據說祖籍是開封，南宋時期舉家遷至海寧。雖也算書香人家，但其實一直普通而且貧寒。海寧那個地方，望族、重臣、巨儒，滿目皆是。而王國維的家族，始終未得發達。他的父親儘管也讀過書，但迫於生計，後來不得不去做些不大不小的生意。
王國維自小喪母，隨祖姑母長大。七歲進很一般的私塾，十一歲起，父親也在課餘教他一些功課。
經歷了 “十年寒窗苦”，十六歲那年，王國維考取了縣試的“生員”，也就是秀才——這是取得參加“鄉試”，即省級考試的資格。後來，他兩次到杭州參加“鄉試”，皆名落孫山。
此時的北京，發生了著名的“公車上書事件”。康有為等上書者的口號是：救亡必須維新，維新是為了救亡；因循守舊，皇帝欲求為布衣亦不可得。
王國維被時局變化所撼動，開始一心向往新學。於是，1898年，王國維不再參加科考，而到了上海，在《時務報》社任書記和校對。這期間，他開始在夜校學習日語等外語，並結識了羅振玉。1901年，留學日本東京物理學校，次年因病回國。1911年再次去日本，1916年回國。
他後面的經歷，輾轉曲折，可不贅述。但從此，王國維走上了學界“奇人”的道路。
王國維1904年，開始發表各種論文。有關古文字及史學的著述，自1912年始。大爆發在1914年後。
一文不能盡述此 “奇人”成就，本篇，專門談一下他在金石學方面的建樹。
所謂“金石學”，是指以出土的古代銅器和石刻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的學問，注重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可以說，這門學問屬於考古學的一部分或者是前身。到了現代，作為獨立的金石學已不復存在，完全融合進了考古學。但在上個世紀初，還很重要。
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的“敘”中說：“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實際上，直到宋代，金石之學才勃然興起，湧現出如歐陽修、呂大臨、王黼、王俅、薛尚功、趙明誠等大家，且都有著作留世。
王國維說:
近世學術多發段於宋人，如金石學亦宋人所創學術之一。宋人治此學，其於蒐集、著錄、考訂、應用各面無不用力，不百年間，遂成一種之學問。
他又說：
趙宋以後，古器逾出。祕閣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劉原父、歐陽永叔輩，亦復蒐羅古器，徵求墨本；復有楊南仲輩為之考釋，古文之學，勃焉中興。伯時與叔復圖而釋之。政宣之間，流風益煸，籀史所載，著錄金文之書，整三十餘家。南渡後諸家之書猶多不與焉，可謂盛矣!
然而元明兩代，金石之學，罕有成就。進入清朝後才再度興起。阮元、王昶、馮雲鵬、馮雲鵷、祁書齡、吳式芬、吳大澂等一系列著名學者，所研究、著錄的銅器經石數倍於前人；專著數十種。如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式芬的《攈古錄金文》；吳大澂的《愙齋集古錄》、《說文古籀補》；孫詒讓的《古籀拾遺》等，成就很大，名氣不小。比如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收取金文三千五百餘字，按《說文解字》部首“分部別居，不相雜廁”，考證嚴謹。
王國維則在短時間內，超越了以上列舉的和沒列舉的所有人。
王國維，1877年生於浙江海寧，字靜安，又字伯隅；號禮堂，又號觀堂。清朝末年秀才。
《不列顛百科全書》用了不小的篇幅介紹他，羅列了各方面的成就。相比之下，《中國大百科》講到王國維，字數就少多了，給人以敷衍的感覺。
王國維是一代“奇人”。
奇就奇在，嚴格說，他不是出身於家學淵源之家；沒接受過很系統的教育；生活幾乎沒有很寬裕過。但是，他精通日、英、德三門外語；最早把康德、叔本華等人的哲學著作翻譯介紹進中國；在美學上，堪稱中國的鼻祖；《人間詞話》豎起了一座豐碑；對《紅樓夢》的美學研究大約至今無人出其右；中國戲劇理論方面的研究，魯迅亦嘆為觀之；初試鋒芒，便名列甲骨文研究“四堂之一”；金石學成就冠蓋千年；石經文和簡牘方面獨樹一幟；史學上提出“二重證據說”，與顧頡剛珠璧聯合，共同開闢了新史學研究的新路徑。
王國維作為“奇人”的另一異舉，是1927年，在自己“知天命”之年，一躍沉入昆明湖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論從哪個角度說，王國維都是不該忘記的一個“奇人”。
王國維，據說祖籍是開封，南宋時期舉家遷至海寧。雖也算書香人家，但其實一直普通而且貧寒。海寧那個地方，望族、重臣、巨儒，滿目皆是。而王國維的家族，始終未得發達。他的父親儘管也讀過書，但迫於生計，後來不得不去做些不大不小的生意。
王國維自小喪母，隨祖姑母長大。七歲進很一般的私塾，十一歲起，父親也在課餘教他一些功課。
經歷了 “十年寒窗苦”，十六歲那年，王國維考取了縣試的“生員”，也就是秀才——這是取得參加“鄉試”，即省級考試的資格。後來，他兩次到杭州參加“鄉試”，皆名落孫山。
此時的北京，發生了著名的“公車上書事件”。康有為等上書者的口號是：救亡必須維新，維新是為了救亡；因循守舊，皇帝欲求為布衣亦不可得。
王國維被時局變化所撼動，開始一心向往新學。於是，1898年，王國維不再參加科考，而到了上海，在《時務報》社任書記和校對。這期間，他開始在夜校學習日語等外語，並結識了羅振玉。1901年，留學日本東京物理學校，次年因病回國。1911年再次去日本，1916年回國。
他後面的經歷，輾轉曲折，可不贅述。但從此，王國維走上了學界“奇人”的道路。
王國維1904年，開始發表各種論文。有關古文字及史學的著述，自1912年始。大爆發在1914年後。
一文不能盡述此 “奇人”成就，本篇，專門談一下他在金石學方面的建樹。
所謂“金石學”，是指以出土的古代銅器和石刻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的學問，注重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可以說，這門學問屬於考古學的一部分或者是前身。到了現代，作為獨立的金石學已不復存在，完全融合進了考古學。但在上個世紀初，還很重要。
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的“敘”中說：“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實際上，直到宋代，金石之學才勃然興起，湧現出如歐陽修、呂大臨、王黼、王俅、薛尚功、趙明誠等大家，且都有著作留世。
王國維說:
近世學術多發段於宋人，如金石學亦宋人所創學術之一。宋人治此學，其於蒐集、著錄、考訂、應用各面無不用力，不百年間，遂成一種之學問。
他又說：
趙宋以後，古器逾出。祕閣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劉原父、歐陽永叔輩，亦復蒐羅古器，徵求墨本；復有楊南仲輩為之考釋，古文之學，勃焉中興。伯時與叔復圖而釋之。政宣之間，流風益煸，籀史所載，著錄金文之書，整三十餘家。南渡後諸家之書猶多不與焉，可謂盛矣!
然而元明兩代，金石之學，罕有成就。進入清朝後才再度興起。阮元、王昶、馮雲鵬、馮雲鵷、祁書齡、吳式芬、吳大澂等一系列著名學者，所研究、著錄的銅器經石數倍於前人；專著數十種。如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式芬的《攈古錄金文》；吳大澂的《愙齋集古錄》、《說文古籀補》；孫詒讓的《古籀拾遺》等，成就很大，名氣不小。比如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收取金文三千五百餘字，按《說文解字》部首“分部別居，不相雜廁”，考證嚴謹。
王國維則在短時間內，超越了以上列舉的和沒列舉的所有人。
他採用的辦法，是先撰寫了《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把宋、清人所著錄的鐘鼎彝器銘文進行整理、歸納、總結。然後，撰寫了《兩週金石文韻讀》、《兩漢金石文韻讀》,做進一步的研究。
這要歸功於王國維所受過的現代科學方法的訓練——儘可能多地蒐集和佔有資料；歸納和分析的方法並用；形音義訓詁並舉——他當時的這“兩表”和“兩韻讀”，使其所蒐集、檢校、考訂的金石文字，超過了以前的任何一家；科學方法加超級勤奮，取得成功就很可理解了。
王國維和顧頡剛在治學特點上，有同有異，但兩人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無比之認真加無比之勤奮。
王國維的“兩表”和“兩韻讀”，已經是重要研究成果，但更是他進一步研究的基礎。羅振玉稱王國維的這種研究方法叫“分類法”——分門別類，再行研究。亦有學者稱之為剝筍法——層層去皮，唯餘新筍。史學家陳垣則比喻為 “譚白菜”——像著名的譚家菜，精選上好菜心。其實，即是分析與歸納的更好結合。
王國維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說，西洋人 “無往而不用綜括及分析之二法”。他認為，這是一種很科學的方法。於是他在金石學研究中，還有其它很多研究中，都接受並運用了這種方法。
他在《毛公鼎考釋序》中，總結了治古文字的幾條原則，這正是他在金文研究中積累的經驗——
顧自周初訖今垂三千年，其訖秦漢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屢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義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
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也。
苟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則庶乎其近之矣。
王國維，1877年生於浙江海寧，字靜安，又字伯隅；號禮堂，又號觀堂。清朝末年秀才。
《不列顛百科全書》用了不小的篇幅介紹他，羅列了各方面的成就。相比之下，《中國大百科》講到王國維，字數就少多了，給人以敷衍的感覺。
王國維是一代“奇人”。
奇就奇在，嚴格說，他不是出身於家學淵源之家；沒接受過很系統的教育；生活幾乎沒有很寬裕過。但是，他精通日、英、德三門外語；最早把康德、叔本華等人的哲學著作翻譯介紹進中國；在美學上，堪稱中國的鼻祖；《人間詞話》豎起了一座豐碑；對《紅樓夢》的美學研究大約至今無人出其右；中國戲劇理論方面的研究，魯迅亦嘆為觀之；初試鋒芒，便名列甲骨文研究“四堂之一”；金石學成就冠蓋千年；石經文和簡牘方面獨樹一幟；史學上提出“二重證據說”，與顧頡剛珠璧聯合，共同開闢了新史學研究的新路徑。
王國維作為“奇人”的另一異舉，是1927年，在自己“知天命”之年，一躍沉入昆明湖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論從哪個角度說，王國維都是不該忘記的一個“奇人”。
王國維，據說祖籍是開封，南宋時期舉家遷至海寧。雖也算書香人家，但其實一直普通而且貧寒。海寧那個地方，望族、重臣、巨儒，滿目皆是。而王國維的家族，始終未得發達。他的父親儘管也讀過書，但迫於生計，後來不得不去做些不大不小的生意。
王國維自小喪母，隨祖姑母長大。七歲進很一般的私塾，十一歲起，父親也在課餘教他一些功課。
經歷了 “十年寒窗苦”，十六歲那年，王國維考取了縣試的“生員”，也就是秀才——這是取得參加“鄉試”，即省級考試的資格。後來，他兩次到杭州參加“鄉試”，皆名落孫山。
此時的北京，發生了著名的“公車上書事件”。康有為等上書者的口號是：救亡必須維新，維新是為了救亡；因循守舊，皇帝欲求為布衣亦不可得。
王國維被時局變化所撼動，開始一心向往新學。於是，1898年，王國維不再參加科考，而到了上海，在《時務報》社任書記和校對。這期間，他開始在夜校學習日語等外語，並結識了羅振玉。1901年，留學日本東京物理學校，次年因病回國。1911年再次去日本，1916年回國。
他後面的經歷，輾轉曲折，可不贅述。但從此，王國維走上了學界“奇人”的道路。
王國維1904年，開始發表各種論文。有關古文字及史學的著述，自1912年始。大爆發在1914年後。
一文不能盡述此 “奇人”成就，本篇，專門談一下他在金石學方面的建樹。
所謂“金石學”，是指以出土的古代銅器和石刻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的學問，注重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可以說，這門學問屬於考古學的一部分或者是前身。到了現代，作為獨立的金石學已不復存在，完全融合進了考古學。但在上個世紀初，還很重要。
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的“敘”中說：“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實際上，直到宋代，金石之學才勃然興起，湧現出如歐陽修、呂大臨、王黼、王俅、薛尚功、趙明誠等大家，且都有著作留世。
王國維說:
近世學術多發段於宋人，如金石學亦宋人所創學術之一。宋人治此學，其於蒐集、著錄、考訂、應用各面無不用力，不百年間，遂成一種之學問。
他又說：
趙宋以後，古器逾出。祕閣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劉原父、歐陽永叔輩，亦復蒐羅古器，徵求墨本；復有楊南仲輩為之考釋，古文之學，勃焉中興。伯時與叔復圖而釋之。政宣之間，流風益煸，籀史所載，著錄金文之書，整三十餘家。南渡後諸家之書猶多不與焉，可謂盛矣!
然而元明兩代，金石之學，罕有成就。進入清朝後才再度興起。阮元、王昶、馮雲鵬、馮雲鵷、祁書齡、吳式芬、吳大澂等一系列著名學者，所研究、著錄的銅器經石數倍於前人；專著數十種。如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式芬的《攈古錄金文》；吳大澂的《愙齋集古錄》、《說文古籀補》；孫詒讓的《古籀拾遺》等，成就很大，名氣不小。比如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收取金文三千五百餘字，按《說文解字》部首“分部別居，不相雜廁”，考證嚴謹。
王國維則在短時間內，超越了以上列舉的和沒列舉的所有人。
他採用的辦法，是先撰寫了《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把宋、清人所著錄的鐘鼎彝器銘文進行整理、歸納、總結。然後，撰寫了《兩週金石文韻讀》、《兩漢金石文韻讀》,做進一步的研究。
這要歸功於王國維所受過的現代科學方法的訓練——儘可能多地蒐集和佔有資料；歸納和分析的方法並用；形音義訓詁並舉——他當時的這“兩表”和“兩韻讀”，使其所蒐集、檢校、考訂的金石文字，超過了以前的任何一家；科學方法加超級勤奮，取得成功就很可理解了。
王國維和顧頡剛在治學特點上，有同有異，但兩人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無比之認真加無比之勤奮。
王國維的“兩表”和“兩韻讀”，已經是重要研究成果，但更是他進一步研究的基礎。羅振玉稱王國維的這種研究方法叫“分類法”——分門別類，再行研究。亦有學者稱之為剝筍法——層層去皮，唯餘新筍。史學家陳垣則比喻為 “譚白菜”——像著名的譚家菜，精選上好菜心。其實，即是分析與歸納的更好結合。
王國維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說，西洋人 “無往而不用綜括及分析之二法”。他認為，這是一種很科學的方法。於是他在金石學研究中，還有其它很多研究中，都接受並運用了這種方法。
他在《毛公鼎考釋序》中，總結了治古文字的幾條原則，這正是他在金文研究中積累的經驗——
顧自周初訖今垂三千年，其訖秦漢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屢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義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
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也。
苟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則庶乎其近之矣。
在前面說到的“兩表”和“兩韻讀”基礎上，王國維開始“各個擊破”地具體研究青銅器以及之上的銘文。他寫了一系列的論文，如《說觥》、《說彝》、《說俎》、《說盉》、《說斝》等等，針對某件具體器物，進行考證，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
比如，《說觥》一文，作者提出六條證據，證明清代金石學家阮元稱為“兕觥”的禮器，並不是觥，而曾被學者稱為匜的那一種才是觥。
比如《說斝》， 指出前人把此字，誤認為“散”字，諸經中的“散”字，其實都是 “斝”字之訛。
再比如，他論證，盉不是調味器，而是調酒器，《說文》的解釋也錯了。
王國維在仔細研究基礎上，把宋代學者對古器物的命名，與清代學者所作鑑定一一比較查核，然後認為，宋人“有鑿空之功”，“其識不可及”；清人“頗有可議”,“阮吳諸家”未能超出宋人範圍。
對於宋人見解，他也一一辨之。在《說彝》一文中,用數百字，論證了 “彝”即 “敦”，糾正了宋人的 “千載之誤”。《觀堂集林》中的《生霸死霸考》和《明堂寢廟通考》，綜合研究了眾多鍾銘文，以確鑿證據，糾正了前人諸多錯誤說法。
1923年，河南鄭州出土銅器數百件，唯一件有七字銘文：
王子㛝次之（）度
王國維在考證後，據此六字，寫出了三百六十ー字的《王子嬰次盧跋》。證明這件銅器，是春秋時期楚公子子重，於魯成公十六年，楚軍鄢陵之役打了敗仗丟下的東西。
他的方法，是從文字入手，“㛝次”二字，運用古音通假，結合《史記》、《戰國策》等書，認定此二字即“嬰齊”。當時楚國鄭國均有公子名嬰齊，王國維稱，唯楚嬰齊得稱王子，且此器當為南方銅器。此說後來被考古學者進一步從銅器的形制及銘文字體皆屬楚風所證實。
王國維，1877年生於浙江海寧，字靜安，又字伯隅；號禮堂，又號觀堂。清朝末年秀才。
《不列顛百科全書》用了不小的篇幅介紹他，羅列了各方面的成就。相比之下，《中國大百科》講到王國維，字數就少多了，給人以敷衍的感覺。
王國維是一代“奇人”。
奇就奇在，嚴格說，他不是出身於家學淵源之家；沒接受過很系統的教育；生活幾乎沒有很寬裕過。但是，他精通日、英、德三門外語；最早把康德、叔本華等人的哲學著作翻譯介紹進中國；在美學上，堪稱中國的鼻祖；《人間詞話》豎起了一座豐碑；對《紅樓夢》的美學研究大約至今無人出其右；中國戲劇理論方面的研究，魯迅亦嘆為觀之；初試鋒芒，便名列甲骨文研究“四堂之一”；金石學成就冠蓋千年；石經文和簡牘方面獨樹一幟；史學上提出“二重證據說”，與顧頡剛珠璧聯合，共同開闢了新史學研究的新路徑。
王國維作為“奇人”的另一異舉，是1927年，在自己“知天命”之年，一躍沉入昆明湖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論從哪個角度說，王國維都是不該忘記的一個“奇人”。
王國維，據說祖籍是開封，南宋時期舉家遷至海寧。雖也算書香人家，但其實一直普通而且貧寒。海寧那個地方，望族、重臣、巨儒，滿目皆是。而王國維的家族，始終未得發達。他的父親儘管也讀過書，但迫於生計，後來不得不去做些不大不小的生意。
王國維自小喪母，隨祖姑母長大。七歲進很一般的私塾，十一歲起，父親也在課餘教他一些功課。
經歷了 “十年寒窗苦”，十六歲那年，王國維考取了縣試的“生員”，也就是秀才——這是取得參加“鄉試”，即省級考試的資格。後來，他兩次到杭州參加“鄉試”，皆名落孫山。
此時的北京，發生了著名的“公車上書事件”。康有為等上書者的口號是：救亡必須維新，維新是為了救亡；因循守舊，皇帝欲求為布衣亦不可得。
王國維被時局變化所撼動，開始一心向往新學。於是，1898年，王國維不再參加科考，而到了上海，在《時務報》社任書記和校對。這期間，他開始在夜校學習日語等外語，並結識了羅振玉。1901年，留學日本東京物理學校，次年因病回國。1911年再次去日本，1916年回國。
他後面的經歷，輾轉曲折，可不贅述。但從此，王國維走上了學界“奇人”的道路。
王國維1904年，開始發表各種論文。有關古文字及史學的著述，自1912年始。大爆發在1914年後。
一文不能盡述此 “奇人”成就，本篇，專門談一下他在金石學方面的建樹。
所謂“金石學”，是指以出土的古代銅器和石刻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的學問，注重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可以說，這門學問屬於考古學的一部分或者是前身。到了現代，作為獨立的金石學已不復存在，完全融合進了考古學。但在上個世紀初，還很重要。
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的“敘”中說：“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實際上，直到宋代，金石之學才勃然興起，湧現出如歐陽修、呂大臨、王黼、王俅、薛尚功、趙明誠等大家，且都有著作留世。
王國維說:
近世學術多發段於宋人，如金石學亦宋人所創學術之一。宋人治此學，其於蒐集、著錄、考訂、應用各面無不用力，不百年間，遂成一種之學問。
他又說：
趙宋以後，古器逾出。祕閣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劉原父、歐陽永叔輩，亦復蒐羅古器，徵求墨本；復有楊南仲輩為之考釋，古文之學，勃焉中興。伯時與叔復圖而釋之。政宣之間，流風益煸，籀史所載，著錄金文之書，整三十餘家。南渡後諸家之書猶多不與焉，可謂盛矣!
然而元明兩代，金石之學，罕有成就。進入清朝後才再度興起。阮元、王昶、馮雲鵬、馮雲鵷、祁書齡、吳式芬、吳大澂等一系列著名學者，所研究、著錄的銅器經石數倍於前人；專著數十種。如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式芬的《攈古錄金文》；吳大澂的《愙齋集古錄》、《說文古籀補》；孫詒讓的《古籀拾遺》等，成就很大，名氣不小。比如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收取金文三千五百餘字，按《說文解字》部首“分部別居，不相雜廁”，考證嚴謹。
王國維則在短時間內，超越了以上列舉的和沒列舉的所有人。
他採用的辦法，是先撰寫了《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把宋、清人所著錄的鐘鼎彝器銘文進行整理、歸納、總結。然後，撰寫了《兩週金石文韻讀》、《兩漢金石文韻讀》,做進一步的研究。
這要歸功於王國維所受過的現代科學方法的訓練——儘可能多地蒐集和佔有資料；歸納和分析的方法並用；形音義訓詁並舉——他當時的這“兩表”和“兩韻讀”，使其所蒐集、檢校、考訂的金石文字，超過了以前的任何一家；科學方法加超級勤奮，取得成功就很可理解了。
王國維和顧頡剛在治學特點上，有同有異，但兩人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無比之認真加無比之勤奮。
王國維的“兩表”和“兩韻讀”，已經是重要研究成果，但更是他進一步研究的基礎。羅振玉稱王國維的這種研究方法叫“分類法”——分門別類，再行研究。亦有學者稱之為剝筍法——層層去皮，唯餘新筍。史學家陳垣則比喻為 “譚白菜”——像著名的譚家菜，精選上好菜心。其實，即是分析與歸納的更好結合。
王國維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說，西洋人 “無往而不用綜括及分析之二法”。他認為，這是一種很科學的方法。於是他在金石學研究中，還有其它很多研究中，都接受並運用了這種方法。
他在《毛公鼎考釋序》中，總結了治古文字的幾條原則，這正是他在金文研究中積累的經驗——
顧自周初訖今垂三千年，其訖秦漢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屢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義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
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也。
苟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則庶乎其近之矣。
在前面說到的“兩表”和“兩韻讀”基礎上，王國維開始“各個擊破”地具體研究青銅器以及之上的銘文。他寫了一系列的論文，如《說觥》、《說彝》、《說俎》、《說盉》、《說斝》等等，針對某件具體器物，進行考證，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
比如，《說觥》一文，作者提出六條證據，證明清代金石學家阮元稱為“兕觥”的禮器，並不是觥，而曾被學者稱為匜的那一種才是觥。
比如《說斝》， 指出前人把此字，誤認為“散”字，諸經中的“散”字，其實都是 “斝”字之訛。
再比如，他論證，盉不是調味器，而是調酒器，《說文》的解釋也錯了。
王國維在仔細研究基礎上，把宋代學者對古器物的命名，與清代學者所作鑑定一一比較查核，然後認為，宋人“有鑿空之功”，“其識不可及”；清人“頗有可議”,“阮吳諸家”未能超出宋人範圍。
對於宋人見解，他也一一辨之。在《說彝》一文中,用數百字，論證了 “彝”即 “敦”，糾正了宋人的 “千載之誤”。《觀堂集林》中的《生霸死霸考》和《明堂寢廟通考》，綜合研究了眾多鍾銘文，以確鑿證據，糾正了前人諸多錯誤說法。
1923年，河南鄭州出土銅器數百件，唯一件有七字銘文：
王子㛝次之（）度
王國維在考證後，據此六字，寫出了三百六十ー字的《王子嬰次盧跋》。證明這件銅器，是春秋時期楚公子子重，於魯成公十六年，楚軍鄢陵之役打了敗仗丟下的東西。
他的方法，是從文字入手，“㛝次”二字，運用古音通假，結合《史記》、《戰國策》等書，認定此二字即“嬰齊”。當時楚國鄭國均有公子名嬰齊，王國維稱，唯楚嬰齊得稱王子，且此器當為南方銅器。此說後來被考古學者進一步從銅器的形制及銘文字體皆屬楚風所證實。
王國維治金石學的成就和方法，對後學影響很大。當代金文學家容庚，非常讚賞王國維的“兩表”，不可得時，即從友人處借來抄錄，然後仔細琢磨，竟也摸索出了研究的門路。他曾就這件事說；“按圖索驥,不啻得一良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