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王國維: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王國維 國學 文學 魯迅 文匯網 2017-05-17
再讀王國維: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投昆明湖自盡。清華園的知識分子無不悲痛。《吳宓日記》記載,黃節先生聞之,“大悲泣,淚涔涔下。謂以彼意度之,則王先生之死,必為不忍見中國從古代傳來之文化禮教道德精神,今將日全行澌滅,故而自戕其身。”黃先生的擔憂頗為契合陳寅恪的“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成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這種不限於一時一地的文化觀念,幾乎成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共識。兩年之後,陳寅恪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再次從文化的視角定位王國維:“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近一個世紀過去了,除了那些特殊的歲月,王國維並沒有漸行漸遠,反而時時走進我們的視野。十幾年前,我的一位老師說他最喜歡王國維:“那個保皇黨,那個保守派,那個死要面子的人,那個臨死一文不名的人……”是的,多少年來,文化人只要談到王國維,無不心有慼慼。

對於王國維,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他的學問“三境界說”。《人間詞話》標舉“三境界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當代學人中,陳平原的迴應可謂悲壯:“既然曾經‘獨上高樓’,也已經‘望斷天涯路’,明白墳場後面不一定是鮮花,還沒忘記‘有聲音在前面催促我’,那就只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了。選擇文學史研究,也就選擇了寂寞與冷清,這一點將隨著中國現代化事業的發展而日益顯示出來。對於‘實迷途其未遠’的年輕學子來說,明白這一前景,還願意選擇古老而蒼涼的文史之學,確實當得上‘悲壯’二字。”

王國維所處的清末民初,是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轉型時期。這個轉型,體現在學術領域就是價值觀念的轉變,這一轉變涉及到整個價值結構的變化:傳統的價值觀念在這個時期經過轉移、整合、斷裂,向新的價值觀念轉化。

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天朝崩潰,西潮湧入,以科學、民主、自由為代表的新觀念充塞著人們的頭腦。在五四一代人“矯枉”務要“過正”的努力下,傳統被阻斷、拋棄,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新名詞新概念。誠然,這是一代知識分子痛感中國的積弱而採取的一劑猛藥,並希望由此把中國帶入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近代世界。無論在政治上、文化上還是軍事上,中國都迅速甩掉了傳統的東西,大步跟上了世界潮流。僅在文學上,現代西方分為幾個發展階段的現實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文學、象徵主義文學等,幾乎是同一時期湧入中國。有人說,中國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文學幾個世紀的路程。而中國學者在接受這不同時期的思潮時似乎並不覺得困難。雖然這一切是一個轉型期社會所必然要經歷的過程,我們還是要明白:轉型期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它的功利性。在一個功利性的社會環境中,要如何保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是一個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在二十世紀,可以說王國維是最典型地體現了這種追求的人。

再讀王國維: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畫家杭鳴時粉畫《王國維先生像》

本·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中論及時間觀念轉變時曾認為,西方近代與中世紀時期時間觀念的轉型極為重要(在他是用十八世紀小說與報紙的結構為例論證它的重要性)。為什麼呢?就是它給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世界觀,一個世界到底是怎樣的新的想象形式。這一轉型是天翻地覆的。想想吧,千百年來的世界觀忽然改變了,眼前的世界不再是以前所熟悉的那個世界了。這是一種很大的震動,說它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也不為過。同樣,進入二十世紀,中國在各個方面都好像換了一個樣子,科學技術發展名目繁多,顯然這種發展是有些混亂的:一箇舊的世界被砸碎了,而一個新的世界還沒有建立起來。這又使人想到魯迅那個著名的鐵屋子的比喻:好好一間鐵屋子,如果不把它打破,裡面的人可能會“昏睡入死滅”,而如果打破了,則醒過來的人又無路可走,最終也仍是毀滅。對魯迅自己而言,他掀掉了“鐵屋子”,但一時又難以找到新的精神家園,所以只能是“過客”,“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歷史中間,在明暗中間,在冰與火之間,一個痛苦的靈魂在希望的虛無中抵抗著絕望的侵襲 。這姿態裡有一種焦慮,實際上,在整個二十世紀,都存在著一種潛在的缺失:傳統的東西被丟棄掉了,對新的或西方的思想還處於一個適應的過程中,這是一種混亂的狀態。

王國維對人類的文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他在接受西方哲學、美學理念的同時,又展開了對傳統思想的重新檢視,先後寫出了《孔子之學說》《子思之學說》《孟子之學說》《荀子之學說》《老子之學說》《列子之學說》《墨子之學說》《周秦諸子之名學》等重要論文,為二十世紀中西哲學、美學的整合與融通,構建新的文藝理論與批評體系開創了先河。另一方面,他還梳理了從孔孟到宋明理學以來的文化路徑,認為中國經歷了一個從政教化到禮教化的過程,即從孔子的“美育”核心到程、朱的“理學”核心的轉變。這是一個異化的過程,而王國維的目標就是要回到美育的源頭。《論語·先進》裡曾點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孔子春日裡帶著學生到郊外踏青春遊之事,是多麼和諧美好的一幅教育教學圖啊。這種在遊玩中學習的習俗,歷代相沿不衰,特別到了唐宋,更是盛行。後來,又有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說法。那不正是最傳統最精華的教育教學方法麼?

王國維沒有把學問看作是經國之大業,而是看作神聖的事業。經國之大業是功利的,不是精神的,“天下最神聖最尊貴而無當於世之用者,哲學與美學而已”,他的眼光同時還超出了一家一國的界限,看到了整個天下(世界):“真理者,天下萬物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也。其有發明此真理(哲學家)或以記號表之(美術家)者,天下萬世之功績,而非一時之功績也。惟其為天下萬世之真理,故不能盡與一國一時之利益合,且有時不能相容,此即其神聖之所存也。”

靜夜獨坐,依稀彷彿見到王國維的身影,恰在燈火闌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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