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自沉昆明湖，是仕清愚忠的迂腐行徑嗎？看陳寅恪曾經怎麼說

1925年，時年48歲的學術界名人王國維(1877-1927)，應邀出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導師一職。他在那裡，首先遇到了年長自己4歲、名滿天下的新會梁啟超氏——這二人在學術上稱得是並駕齊驅，不相軒輊；其次則是小他十餘歲、“平生風氣兼師友”的修寧陳寅恪氏:此三人在古代中國文化的學術研究層面上均留下了堪稱“一家之言”的獨到見解,從而建立不朽之功勳，當時人譽之為“清華三巨頭”；再加上著名的語言學家趙元任，就組成了赫赫有名的、屢為後代學人提及的“清華四導師”。

(一)

回想26年前，屢次鄉試落榜的王國維，終於放棄了耗費十年心血的“八股制藝工程”，選擇當時號稱“十里洋場”的大上海，到《時務報》做一名書記校對，負責文字校讎工作——也許是另尋出路，也許僅為“稻粱謀”，又或二者兼有。光緒二十四年，正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時候！天下雖算得上是《時務報》的天下，但潦倒落寞的海寧人王國維此時需要解決的

更多的是生存問題，以便繼續求學深造——在他心裡，對學問的追求從來也沒鬆懈過！

此時的王國維,他從那汗牛充棟的儒學典籍中突出重圍，和前人一樣“睜眼看世界”，以十年之功，如飢似渴地飽讀康德、叔本華、列夫·托爾斯泰等西方哲人的著作，厚積薄發，再掉過頭來重新詮釋中國古老且晦澀的文化典籍！與此同時，當時的青年一代或以康(有為)、樑(啟超)為精神導師，或視孫（中山）、黃（興）為革命領袖，王國維則甘心在動盪飄搖的時局面前扮演一個“局外人”的角色，三緘其口，一心治學！

這種對政治的冷漠最終換來了他文史研究的“出人頭地”並走向顛峰：發表在1908年《人間詞話》，被後人視為中國古代詩歌批評的集大成之作；稍後的《宋元戲曲考》則奠定了他在中國吸戲曲研究領域開山宗師的地位；同時，他在“甲骨文、殷商制度、漢晉簡牘、敦煌手卷乃至‘紅學’”等多個領域均有不少精闢之發見。於是就在新舊政權及制度更迭的前夕，他悄然成了學術界的領軍人物，所作已累積達60餘部,其學術大師的姿態也正逐漸凸顯。由此向後推至1925年，他無疑已是學術界的泰山北斗。

而今回溯歷史,1925年前後短暫的幾年對於身在北京的學者文人來說應是個難得的黃金時期——儘管軍閥統治下的北京政府依舊腐朽且頑固，到處是戰火不熄，民有菜色。從歷史的視角來看，早幾年偏正趕上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中國人的民族情愫倍加湧現，凡夫俗子的愛國情懷普遍高漲：教授們在忙完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搖旗吶喊後，又急急忙忙為“問題與主義的辯論爭執不休，大打筆戰；學生們高舉著“外爭民權，內懲國賊”的旗幟，乘勝追擊，誓將“太學”傳統發揚到底……那是一個思想上忙著“破舊立新”的時代，容不得先生們撫案而作，平心靜氣地在“故紙堆”中淘學問！而一年之後的“3·18慘案”，北大教授李大釗等人的被害，已是用政治強制手段來打破學者們專注於“學術自由”的生活；隨後到來的是北伐戰爭，北京也易名作了北平，成為徹頭徹尾的故都，在青天白日旗的輝映下，“三民主義”的渲染依然容不下讀書人一心整治“一家之言”了——那時節，勝朝遺老們貼著皇城牆根，捫蝨揮麈，大肆感慨著“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是一道挺不錯的風景。

所以1925年前後實質上成了學術研究高漲的時節——新一派的知識分子業已歇息了“吶喊”，回顧泱泱中華文明，從浩浩經史典籍中尋找慰藉“彷徨”心態的藥片，老一輩的豈非更增“如魚得水”之感？此時的王國維走進清華園，已被視作是學界泰斗了，也正是他廣佈學說、開齋收徒的大好時機。而此時國學院裡的莘莘學子，皆一時之俊彥，如王力、姜亮夫、高亨、蔣天樞、吳其昌、陸侃如諸君，都是後來名重學術界之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實乃人生一大快事，1925年的王國維，應是“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了！

(二)

但事實的發展往往會出人意料！1923年，拖著長辮的王國維應召“南書房行走”，食五品祿，於故宮內給遜位久矣的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講經侍學，頗有從前封建朝庭職官“中書舍人”、“詹事日講官”的味道。這本身已充滿了謬誤並令世人嗔怪——學貫中外、建樹頗多的王國維所治之學往往開一代之風氣，卻在思想上會對早已是明日黃花的滿清皇室盡忠守節，見了宣統仍執三跪九叩之大禮！是故國學院諸生既欽敬王國維氏之學術見解，卻又不免對其“遺老遺少”氣息有所詰難。那時陳寅恪曾口占一聯贈予研究院諸弟子，曰：“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末一句正應此事。

關於王國維仕清之事，眾說紛紜，現在的我們業已殊難把握，也無從褒貶。但我感覺到：“他是以文學度人學,進而到政治!如是便將做學問的‘隔’與‘不隔’，將研探領域的‘真境界’放到了現實生活之中。”他在《人間詞話》中有著如下的表述：

“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十六）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第二十六）

做學問的王國維有此言辭，實是“夫子自道”,所生此感，實出於他對內心絕對而純潔的“真”孜孜不倦的追求，而一以貫之於現實生活。王國維漠於政治向來已久，豈會眷戀一個已跨掉的朝代，依附一個已無權勢的皇帝？回想起王國維在學問研究上講究“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人間詞話·十七》），不啻是在言說自身，同時也為他後半生經歷作好了註解。

亂世之中常常因為政治桎梏的暫時鬆懈而導致難得一遇的學術研究上的“獨立與自由”的出現。1925年9月9日，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正式開辦，王國維第一個就職，教授古史新證、尚書、說文等.爾後樑、趙、陳依次走馬上任。後來排序，王國維、在梁啟超之右。評價此二人，眾議是學術研究上王國維“深”而樑“博”，但我們不難發現，王氏之學多為絕學，現在不少已成絕唱。觀察到這一點，我們又可以說，王國維在“鑄造中華國魂，弘揚國學精義”這一意蘊上，干係至大也至深！

(三)

溫暖的日子在亂世當中總是短暫的。悲劇開始於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這本是於民國於百姓的一件大好事,而此時的王國維卻令人可悲亦復可嘆地站在反對歷史前進潮流的一邊，忠實擁戴清室，引此為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因阻於家人而未果。又時至1926年,中國政局再度風起雲湧，北方“3·18”事件血猶未乾，南方革命軍的北伐號角已吹響前奏,重構共和國的呼聲一呼百應,彌高彌響。王國維意欲做個“局外人”，想依舊伏在皇城腳根下講經論道，沉溺於負載著傳統文化道義的國學中而不可自拔，已是不可能了,因之,他的生命漸漸劃上了句號。

知識分子的戲劇性人生經歷常令我們無從想象，而我們試圖解讀這一幕幕文化悲歌也總是遍地荊棘，疑惑良多。王國維這一代在“西學東漸”薰陶下成長起來的讀書人，實際上正處於由傳統儒生向現代知識分子角色轉化的過渡階段。所以，儘管王國維也曾飽讀西學名著，骨子裡卻仍秉承“中體西用”的意旨，人格上標榜著曾湘鄉張南皮而致力於國魂之構建與道義之發揚。但在政權更迭、風俗變易、文化淪喪、學術陸沉的民國亂世，王國維這樣的人不得不扮演殉道者的角色，將夢想帶入九泉之下。於是，1927年6月2日，在烽火連天的歲月裡，王國維自沉與頤和園昆明湖，享年五十有一。

同年謝幕的還有“南海聖人”康有為，但世人似乎忘卻他久矣。康有為自“公車上書”、“百日維新”之後，已逐漸遠離了時代，是故他的生命雖在延續，卻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只是在昔日盛名的庇佑下苟活著。二年後梁啟超去世,進一步告訴我們一個時代的風流散盡.所以是年王國維的猝死,不單單是學術史上的重大損失,還有至多至廣的牽連,讓人難以在短時間內蓋棺論定.

人們在沉寂與望早逝的無限嘆惋與深深哀思的同時,也對其死因做了眾多的猜測而莫衷一是，同是國學院導師的陳寅恪,發表了這樣一番耐人尋味的言辭: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王靜安先生輓詞序》)

作為晚清仕宦人家子弟,作為孜孜不倦為國學謀出路的一代宗師，陳寅恪深刻體會到了王國維自沉之前深沉且迷茫的心情----他倆都想著為學術研究的獨立自由，為民族精神的宏大昌盛盡畢生心血,使中華古文化之道義在西學狂潮與政治口號日益氾濫的年代有生存之餘地並傳承下去,但此理想終不過黃粱一夢,令人何其心酸!再往後到1948年的年關,新歲將至的老北平處在人民解放軍的重重包圍下,年近耳順的瞽叟陳寅恪最終選擇了放逐式的南下，棲身於嶺南大學(今中山大學)。他的這一舉動,與王國維的自沉,應當等量齊觀，在他們身上發生的悲劇,都是一幕令人不忍熟視的畫面，而他們對於“道”的追求,一以貫之,生死不渝。

(四)

1929年,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全體師生,為辭世二週年的王國維樹碑紀念,碑文仍出於陳寅恪之手,其篇末雲: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議論經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兩年的光景可以讓人忘卻很多事件，更可以讓人冷靜頭腦，看清辨別出某些事理。國學院立碑懷念王國維，已不單是師生或同事之間的情誼了，更蘊藏著文化上的意義。而七八十年後的我們，雖不免苛責王國維仕清愚忠的迂腐行徑，卻無法對一個忠於自我人生信念的人作出貶斥乃至否定的判斷，更多的，或許應是對學術斷層,忠魂不再的感慨! 1929年的夏天，正值多事之秋，國學院處在陳寅恪一人獨撐近兩年的負荷狀態後,送走了最後一批研究生,就此關上了厚重的大門。是年秋，國立清華大學成立。只是回頭想想1925年的王國維,身著一襲棉袍,頭戴瓜皮小帽,氣定神閒地走進清華園,多麼令人心醉!

作者簡介： 姜建發,八零後,荊州人,現執教於宜昌市秭歸縣一中,教師。文學科班出身,師範系統修煉。為人溫而遜,做事細且謹。課上滔滔懸河,平居訥訥少語。教書十二載,惟有日日與字詞句篇角力,歲歲同詩文辭賦親近。偶然作筆耕,大抵自娛自樂,或可博同仁一哂。教書讀書之餘,積書滿架,藏得萬卷,於春秋晨昏之際視作多情故人。此外並無諸多雅好,常有遠遊訪古之念,若能買舟東下,自是傳奇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