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夫之:不易服,不剃髮,做一輩子的大明子民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在明末清初,有一位學者在當時毫無名氣,但是經過了兩百年之後,他的著作開始流行,他的思想開始被廣泛接受,時至今日,他的學術地位已經被全球公認,他的名字叫王夫之。

從十七世紀開始,中國面臨著一場重大的轉變。這一時期的大明王朝已經由巔峰時期開始走向衰落,朝廷之上飽受宦官專權之苦,而從中央到地方各地官僚組織的腐敗,導致賦稅高漲,民間餓殍成群,不滿之聲日漸擴大。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又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

而王夫之就出生於這一時期。

論王夫之:不易服,不剃髮,做一輩子的大明子民

他出生於比較偏僻的湖南衡州的一個書香門第,從小他的父親就為他埋下了讀書的種子,如果不是不是因為亡國切斷了他的科舉之路,那麼他的前途會是一片光明,只可惜面對著時代的鉅變,個人根本無力阻擋。

二十四歲那年他赴武昌參加湖廣鄉試,高中舉人,第二年,他北上京城準備參加會試,然而北方已經刀兵四起,道路不通,他只好帶著一顆報國之心回到家中,等待時機繼續參加會試,可惜那一天永遠不會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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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獻忠攻破湖南衡州之後,聽說他的才名,不惜以他的父親為人質,逼迫他為自己效勞。如果解救父親,就必須背叛國家,這是他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但是不救父親,就會背上不孝子的罵名。兩難之際的他,最後用刀重傷自己,張獻忠見狀,釋放了他們父子倆。

李自成進入北京之後,崇禎自縊於煤山。消息傳到湖南,他聽到後絕食數日,並寫下了一百韻的《悲憤詩》,每吟誦一次,接著放聲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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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亂之後,身為一介書生的他毅然走出書齋,舉起了抗請的大旗。清兵南下,他率眾于衡陽狙擊清軍,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之後他到桂林,在瞿式耜舉薦下投靠永曆帝,令他沒想到的是,即便北方的半壁江山已經落入滿清之手,偏安於一隅的南明王朝依然充滿了勾心鬥角。

等到瞿式耜殉節之後,他反思自己前半生的經歷,終於知道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放棄了恢復明王朝的志願,於是決定隱居。

清廷統一天下之後,要求全國的人剃髮,否則以死罪論處。王夫之雖然放棄了恢復大明的志向,但依然不遵從剃髮的法律,他輾轉與苗族、瑤族的山洞之中,飽嘗辛苦,仍然不該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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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食不果腹的逃難時期,也沒有消磨到他的銳氣,他依舊雷打不動的做著兩件事:讀書和著書。稿紙稀缺的時候,他就到處撿一些廢紙或者爛賬簿,寫下自己的想法。很難想象在如此艱辛的條件下,他是如何完成一部有一部著作的。

四十二歲那年,他來到了衡陽縣曲蘭鎮石船山下,並決定在此長期安家,也就是在這裡,他又多了一個名號:船山。即便是在如此偏遠的鄉村,為了躲避清廷的剃髮法令,他依舊需要躲避到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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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條件有所改善,清廷安定之後,法令也不像以前那樣嚴格,但是他依然需要忍受旁人的眼光。他身穿大明服飾,無論是晴天還是陰雨天出門,都要披上斗笠,打開傘,腳上穿著厚厚的木屐。舉止如此怪異,甚至有些迂腐的他,對於旁人的看法早已經不放在心上。

他在自己的湘西草堂上寫道: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起活埋。當所有人都忌諱死亡的時候,他為自己早早的準備了墓碑,並且在碑上刻下了“明遺臣王夫之之墓”的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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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知道他具體寫下了多少字,整整四十年,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面,用文字化解亡國的切膚之痛。

清初的大學者劉繼莊這樣評價王夫之:

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

康熙三十一年,七十四歲的王夫之走完了他的一生,終於停掉了他手中的筆,在衰老和貧困之中死去。他生前也說:“吾書兩百年後始顯。”這是他的自信,還是曲高和寡的一種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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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後一百多年,他的湖南同鄉鄧顯鶴在他後代王世全的幫助下,整理了他的作品,並且將他的作品編成書目,刊行於世。到了同治年間,曾國藩讀了他的代表作品《讀通鑑論》之後,決定親自校勘王夫之的作品,在曾國藩的推崇之下,王夫之的思想很快被世人所知。

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三人並稱明末三大儒,但是若論見識的高遠、眼光的犀利,則是首推王夫之。

他關於中國歷史制度論述主要有兩點:一是不拘泥於古,認同制度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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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國時期開始,儒家每論及一個問題就會說上古時代如何,於是就養成了厚古薄今的習慣。宋明理學對現實有所不滿的時候,就稱讚上古三代的社會如何完美,並且認為井田制等制度應該是後世的楷模。

但是王夫之根據多年閱讀經史的經驗,總結出和宋明理學正好相反的觀點:他認為制度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制度逐漸完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上古三代“衣冠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別,喪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一與禽獸無幾也”,等到人物質生活豐富之後,政治制度才慢慢興起,所以漢唐的社會比三代更加容易治理,人們更加文明,而那些固執的讀書人不明白進化的道理,便誤以為從古至今是黃金時代慢慢消失的過程,如果誤信了他們的觀點,到了今天豈不是退化成為野人了嗎?

這種觀點振聾發聵,又讓人無可辯駁,放在今天仍然不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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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之後,黃宗羲和顧炎武都對封建制和郡縣制有過深刻的分析。黃宗羲提出恢復藩鎮制度,顧炎武認為應該在郡縣之中恢復封建制。二人都是看到宋明專制的弊病,想要分化專制的中央集權,到達矯正的目的。

王夫之著眼於中國歷史,他沒有對一代的得失進行議論,而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提出由封建到郡縣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他的論述慷慨激昂又不缺乏理性分析:

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為而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為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為尊,人之公也。安於其位者習於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雖愚且暴,猶賢於草野之罔據者。如是者數千年而安之矣。疆弱相噬而盡失其故,至於戰國,僅存者無幾,豈能役九州而聽命於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國而為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六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則分之為郡,分之為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為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陰陽不能偏用,而仁義相資以為亨利,雖聖人其能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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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歷史制度論述的第二點是每一代制度都自成一個體系

魏晉用九品中正制度替換掉了三代、兩漢的鄉舉裡選,很多人認為替換後的制度不能夠選取人才。他認為,鄉舉裡選和封建制度是一體的,不能夠在郡縣制之中得以實行。鄉舉裡選在諸侯國之內進行,而且爵位僅僅是止於下大夫,諸侯為了保證國內政治清明,對選中之人過失的考察,不用太久就能有結果,但是郡縣制度下,郡縣長官三年就會換一個地方當官,而且距離京師遠近不同,距離遠的就會肆無忌憚的行賄,多次遷移之後,清白的官員也會受到官場風氣的影響,導致腐敗的滋生。王夫之關於制度論述的第二點還有很多精彩之處,這裡不再贅述,可與自行閱讀《讀通鑑論》、《宋論》。

王夫之是一個堅定的儒家主義者,卻並非冥頑不靈之人,儘管他批評管仲“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為歪理邪說,論學的時候將老莊自然之理摒棄掉,這些都是他在深刻思考之後下的結論,並不是因為簡單的學術門戶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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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同時還是積極的民族主義者,由於他所處的背景,他的這方面論述更加激烈,基本上都是在痛斥滿清政府,王夫之認為中國疆土不容侵犯,中國的文化不容侵犯。與他同時期的顧炎武在民族主義問題上和他相類似,顧炎武說: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顧炎武的這段話後來在晚清被梁啟超用八個字概括:國家興亡,匹夫無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清末,一群有識之士面對著腐朽的政府,除了武力基礎之外,還需要銳利的思想武器。人們爭相閱讀的書籍之中,就有王夫之的《黃書》。閱讀這本書的人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最著名的就是孫中山和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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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稱讚他:“船山學說為民族光復之源,近代倡義諸公,皆聞風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於斯。

他不僅是近三百年湖南最博學的人物,還是全球公認的四大唯物主義哲學家之一,和德謨克利特、費爾巴哈、馬克思並稱,可見他的地位已經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可。

當年,王夫之對南明王朝絕望之後,心灰意冷的藏於深山發憤著書,如果他知道,在他身後有那麼多人追隨他的思想,他是否會開心呢?肯定會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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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首詩正好能夠表明他的心境:

白髮重梳落萬莖,燈花鏡影兩湛驚。水金丹訣聞方士,土木參膏累友生。

故國餘魂長縹渺,殘燈絕筆尙崢嶸。懸知藥力消冰雪,未擬垂楊聽早鶯。

透過這首詩,我們彷彿看到一位形容枯槁的老者在奮筆疾書,實現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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