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徵劉氏與《船山遺書》'
許多人撰寫清初的思想與學術史的時候大都會提到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與王夫之三大思想家。但是王船山的學說只是到了曾國藩之時為了發揚湖湘文化，命儀徵劉毓鬆、劉壽曾父子整理出來。本文擬從船山學說被髮掘整理及其後與章太炎、劉師培革命派以船山學說為推翻滿清之思想武器的巨大反差來探討近代學術和思想闡變的內在理路。
一
"許多人撰寫清初的思想與學術史的時候大都會提到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與王夫之三大思想家。但是王船山的學說只是到了曾國藩之時為了發揚湖湘文化，命儀徵劉毓鬆、劉壽曾父子整理出來。本文擬從船山學說被髮掘整理及其後與章太炎、劉師培革命派以船山學說為推翻滿清之思想武器的巨大反差來探討近代學術和思想闡變的內在理路。
一
面對理學不能應付日益複雜的局面。尤其是內亂，曾國藩不同於倭仁等迂腐的理學家，而是切於實際，開始講求經世之學，主張提高經濟之學的地位。他說：“有義理之學。有辭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辭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曾國藩多次強調這一點。是因為要消滅內亂，儒家士大夫不但要內聖。而且要外王。要達到此目的，就必須提高湘軍的戰鬥力，就要宣揚湖湘文化。提高湘軍這支鄉軍的凝聚力。曾國藩就把目標對準了湖湘前賢王船山。
曾國藩在幕府裡設有采訪忠義局、編書局等機構。設立採訪忠義局的目的是希望通過表彰在與太平天國戰爭中死難的官紳，來激勵更多的人同太平天國對抗。成豐十年。曾國藩首次於行營設立忠義局，其主要任務是蒐集和整理死難官紳的資料，由曾國藩彙總奏報朝廷。請建總祠總坊或專祠專坊。“以慰忠魂而維風化”。編書局於同治三年設立，曾國藩親自制定章程，挑選學識淵博、擅長校勘的幕僚專司其事。書局中多宿學名儒，主要有歐陽兆熊、洪汝奎、李善蘭、張文虎、劉毓鬆、劉壽曾、汪士鐸、莫友芝、唐仁壽、倪文蔚、戴望、成蓉鏡、劉恭冕等。
"許多人撰寫清初的思想與學術史的時候大都會提到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與王夫之三大思想家。但是王船山的學說只是到了曾國藩之時為了發揚湖湘文化，命儀徵劉毓鬆、劉壽曾父子整理出來。本文擬從船山學說被髮掘整理及其後與章太炎、劉師培革命派以船山學說為推翻滿清之思想武器的巨大反差來探討近代學術和思想闡變的內在理路。
一
面對理學不能應付日益複雜的局面。尤其是內亂，曾國藩不同於倭仁等迂腐的理學家，而是切於實際，開始講求經世之學，主張提高經濟之學的地位。他說：“有義理之學。有辭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辭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曾國藩多次強調這一點。是因為要消滅內亂，儒家士大夫不但要內聖。而且要外王。要達到此目的，就必須提高湘軍的戰鬥力，就要宣揚湖湘文化。提高湘軍這支鄉軍的凝聚力。曾國藩就把目標對準了湖湘前賢王船山。
曾國藩在幕府裡設有采訪忠義局、編書局等機構。設立採訪忠義局的目的是希望通過表彰在與太平天國戰爭中死難的官紳，來激勵更多的人同太平天國對抗。成豐十年。曾國藩首次於行營設立忠義局，其主要任務是蒐集和整理死難官紳的資料，由曾國藩彙總奏報朝廷。請建總祠總坊或專祠專坊。“以慰忠魂而維風化”。編書局於同治三年設立，曾國藩親自制定章程，挑選學識淵博、擅長校勘的幕僚專司其事。書局中多宿學名儒，主要有歐陽兆熊、洪汝奎、李善蘭、張文虎、劉毓鬆、劉壽曾、汪士鐸、莫友芝、唐仁壽、倪文蔚、戴望、成蓉鏡、劉恭冕等。
書局初設於安慶，後移往金陵。主持金陵書局的便是劉毓鬆，死後，由其子劉壽曾總領其事。書局是曾國藩、曾國莖等為出版《王船山遺書》而設，時僅稱“書局”，並不叫做“金陵書局”。該書局“初設於鐵作坊，後移江寧府學非霞閣。延請一紳士督理局事。”至光緒六年(1880)以前的十幾年間，該書局出版圖書三十一部，其中經部十種、史部十八種、子部七種、集部六種。在編輯這些圖書的過程中，壽曾“時從諸儒上下其議論，所詣乃益邃”。從事圖書編輯業務更是得心應手，精於校勘，熟悉體例，放為曾國藩所賞識。在《文集》卷一《北堂書鈔斛讎商例答蒯禮卿》一文中，恭甫圍繞《北堂書鈔》一書出版之前的校刊方法和次序、早期版本的優劣、徵引之書的利用、學習前人校例以及文字格式與避諱等問題。談論透徹細緻，據恭甫所示。《北堂書鈔》需經反覆五次校刊，才得以完成。可見校書之辛苦和認真。
當然，最重要的是，在劉氏的主持下，刊刻了《船山遺書》。王夫之主要的著作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思問錄》、《張子正蒙注》等，其主要刻本就是曾國藩和曾國筌的刻本，即金陵刻本。
劉毓鬆根據所刻的《船山遺書》，還編有《王船山年譜》二卷。曾國藩讓劉氏父子編輯《船山遺書》的目的，主要是繼承湖湘的經世致用學風的影響，“效法前賢。澄清天下”。
湖南是陶澍、賀長齡、魏源等經世思想家的故鄉。表現尤為突出。由賀長齡主持、魏源編輯的《皇朝經世文編》刊行後，“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土皆有用世之志”，所以，“嘉、道以後，留心時政之士大夫，以湖南為最盛”。他們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和社會弊病。涉獵了傳統經世之學的方方面面。如唐鑑“圖纂北五省水利書”：左宗堂精通時務，不僅擅長河、鹽二務，而且胸羅古今地圖兵法，“所作輿地圖，實為精絕”，羅澤南究心水利邊患等書，細考內地邊外山道水勢兼及苗疆諸務，“其所著地理水道書，多論兵家形要”：丁取忠則編有明代王、戚諸家兵法：鄒漢章“出入子史百家。尤留心圖地兵制之學，凡山川險要，道里遠近，靡不記於心”，其兄弟漢勳、漢池同樣如此。
劉氏校刊的《船山遺書》極大地滿足了曾國藩對湘鄉民風的訴求。這位湘鄉前賢遺說的介紹，有助於提高湘鄉的威望。崇祀先賢遠祖並非是湘人獨有的文化特徵，但先人作為一種符號象徵卻可以映射出不同的傳承意義。對於湘人而言，奉祀祖先、修撰族譜等社區活動首先是一種聚宗收族“聯其宗姓而益篤其其親愛之誼”的文化使命。所以曾國藩非常看重《船山遺書》的修撰與校刊。而劉氏父子豐厚的家學功底使他們終於不辱使命完成了這項重要的修書工程。使得曾氏不僅完成了榮耀先賢的鄉約規勸其鄉民建功立業，同時他本人也從《船山遺書》中汲取營養，也效仿王船山光復明室的舉動，通過嚴格的修身程序來強化自身的個人魅力。使其言行體現出清教徒式的精英化傾向。
王夫之在《周易外傳·系詞傳上》中說：“故古之聖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則謂之道。道得則謂之德。器成則謂之行。器用之廣，則謂之變通。器效之著，則謂之事業。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爻有辭，辭者，辨器者也。故聖人者，善治器而已矣。自其治而言之。而上之名立焉。上之名立而下之名立焉。”這句話可以看出湘籍學人的行事的原則，換句話說。這就是湖湘學派的源流衣缽，他們大都講究事功，認為“立言”必須落實於“立功”才有意義。而曾國藩正是按照王船山的這一原則來為人處事。觀船山遺書中內容非常推崇老莊之道與德，這與另位湘籍人士王閩運引莊子之旨進人儒學廣義“道統”的殿堂相類。可見後世湘籍學者對王說的繼承。王闓運首先把莊子歸人能繼承孔子“經世學”的宗師行列。所以近代湘系集團有不少人強調“立德”與“治術”的銜接關係，都來自於王船山的學說精髓。總體而觀，王船山之後的魏源、王闓運到曾國藩都以霸術的權變運用為主旨。曾國藩能屢敗屢戰。而最終打敗洪、楊，實現同治中興的局面與湘人這種事功精神是分不開的。
王船山的學說對曾國藩的影響莫大焉，而劉毓鬆父子修書之功莫大焉。但正是被曾國藩用來為其鄉土張揚的船山遺說竟後來成為革命派宣傳的有力武器。被章太炎斥為“大盜”、“漢奸”的曾國藩，他也能敏銳地識別出在那被扭曲的靈魂中殘留的種族意識。王夫之著書。“一意以攘胡為本”，但因僻處山澤，一個半世紀以來他的思想鮮為人知，而曾國藩卻將其書刊刻播揚，遂成為清末反清的重要思想資料之一。其刻王氏書，“無所剟削，獨於胡虜醜名，為方格以避之”。可謂欲蓋彌彰。因而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認其種族之辨，“心固知之矣”。而作為劉毓鬆之孫的劉師培對王船山學說的重新認識正是在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思想激盪下的產物。
二
劉師培，江蘇儀徵人，是劉毓鬆、壽曾之後裔，他於1903年癸卯會試落第，滯留上海，識章太炎、蔡元培及愛國學社諸人。加人中國教育會，思想轉向革命，主張“攘除清廷，光復漢族”。因更名“光漢”。他於是年寫成《王船山史說申義》一文。劉氏觀王氏書之最要處多用“口口”字代之，即認為曾氏未敢言之語。“自拓撥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為中國之民且進而為士大夫，以自旌其伐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劉氏進而認為“按夷狄盜賊之敢於竊天下者以恃有敗類之儒為之送徽號而頌功德也。夫人未有自能自欺其心者，夷狄盜賊豈不白知?……夫天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以夷狄盜賊何以被太祖太宗之名!則敗類之儒假之也。……嗚呼!愧夷之為中國主，自船山出之，吾知其若何之沉痛也!”
清朝由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滿漢關係一直是十分尖銳的社會問題。漢族士大夫的民族主義情緒或隱或現，連綿不絕。以古文家為主力的國粹派十分重視激發民族主義。章太炎少時讀史，便“覺異種亂華，是我們心裡第一恨事”。後來讀鄭所南、王船山的書。“民族思想漸次發達”。
到了清末。傳統的經學已經衰落。但經世致用的傳統的落實，使史學貼近社會現實。國粹派提倡“國粹”“只是要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裡的“歷史”包括：“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蹟。”擴展“歷史”內涵是為了適應思想構建的需要。《國粹學報》刊載、表彰的人物事蹟除遺民學者如顧炎武、黃宗羲、顏元、呂留良等人外。還刊載大量遺民事蹟，如陳去病撰寫的《明遺民錄》涉及直隸、山東、山西、江蘇等各省，每省達數十人之多。此外。該刊還撰錄包括岳飛、文天祥、東林黨等大批忠臣義士的志行。這主要是表彰民族氣節，激發國人的民族主義。劉師培在《王船山史說申義》中便是借王船山來申發自己的民族主義思想。劉師堵還——論列，《齊詩》、《韓詩》均含“種族之學”，《春秋三傳》更是包含“攘夷大義”，《三禮》也“明種族之殊”。總之，整個儒經都貫穿著尊華夏、攘夷狄的思想。這些看法反映了劉氏立足於現實而重新解“經”釋“漢”。
劉師培寫了一些個人傳贊如《樑於涘傳》、《孫蘭傳》、《徐石麒傳》、《蔡廷治傳》、《王玉藻傳》、《廣陵三奇士傳》、《顏李二先生傳》等。他們均為明季遺民，具有一定的學識，又保持堅貞的民族氣節，“學術之界可以泯。種族之界不可亡。”而顏、李則是“尚力行於學術。則崇實用而分科講習之立法尤精”，從而改變了儒家“以道為本。以藝為末”。“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的傳統。
可見，劉氏立言在於“攘胡”之民族主義。這在國粹學派同人的“正統觀”中尤其可以看出。唐朝有貞觀、開元氣象，“姑列之於中國，特不可以正統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言中國，得中國者未可言正統。”南宋義士的鄭所南(恩肖)這種完全把歷代人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排除在“正統”之列的思想頗得國粹學派同人的讚賞。劉師培也說：“吾獨惜乎宋丙子之後，無正統者幾百年，明甲申之後，無正統者又百年。其所謂修史者，乃胡史而非華史，長夜漫漫，待且無期，史臣不察，謬以正統歸之。”刪《春秋》“攘夷之義”在此再次體現。
劉師培有感於盧梭的《民約論》傳人以後，“吾國得此乃僅僅於學界增一新名詞，他者無有。而苧舊頑老且以邪說日之，若以為吾國聖賢從未有斯義者。”於是，他融合中西，蒐集前聖曩哲的“民約論”思想而撰《中國民約精義》。
劉師培的《中國民約精義》分上古、中古、近世三篇，闡述從《周易》到清代論著中華夷之變的民主思想，近世篇包括明清學者如呂坤、王守仁、王廷相、李經綸、黃道周、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唐甄、李垬、呂留良、胡石莊、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龔自珍、章學誠、戴望等人。他認為，王夫之雖然不倡庶民之權，立說與霍布士相同。而有別與盧梭。“至其言君位無常，民情可畏，則未始非儆戒人君之一法，其論豈可斥哉!”他認為王夫之的《尚書引義，說命篇》講得最為沉痛。劉氏這樣寫的目的或許是為了凸顯傳統學術的價值。但也不乏嫁接西學、傳播西學的意圖。
劉氏更看中鄉土志的編寫，他寫的《編輯鄉土志序例》，特別提到人物誌的編寫有助於鄉民樹立愛鄉愛國的信心。在《論中國宜建藏書樓》有感於易代鼎革之際，書籍焚燬，倘若能建藏書樓。則“載籍浩博，班班可考，若能誦詩說書、知人論世，抒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既萌，保土之念，國學保存甚遠，乃惟今之人不尚有舊圖書，典籍棄若土苴亦獨何哉!
劉師培有感於家族之藏書毀於洪、楊之亂，思恢復舊籍，但此時已不是為了營營於漢學。而是為了存愛國之心。慕攘除外寇，保鄉保土。可見，劉氏所處之時代。已把史學作為革命的武器。
劉師培為何會把王船山的學說作為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革命的火種首先出現在南方?首先是因為，自北宋以後劉氏所處的江浙一帶漸次成為華夏民族精神的最主要堡壘。劉師培曾對這一民族精神策源地的形成緣由做過描述：“虜馬南來，胡氛暗天：河北關中，淪為左衽；積時既久，民習於夷：而中原甲姓，避亂南遷；冠帶之民，萃居江表：流風所被，文化日滋。”
劉氏所身處的江蘇一帶。在明清“夷夏鼎革”之時。義軍及志士拒抗尤其激烈，因而所受屠戮淫劫之禍也為他省所不及，“蓋結怨深而思報切”。辛亥之役。鄂府佈告中有言日；“至於江東弟子。越國君子，皖江志士，向以仗義聞天下。鼎革之初，故老遺民，屢圖恢復。天不佑漢，忍辱至今。吳、徐之暗殺，熊、趙之義師，蓋聞風而興起者也。故革命較各省為先，而受禍亦較各省為烈。揚州、嘉定、江陰之屠，此皆父兄先民之所身受，而一刻不能忘者。”劉氏所處之地的歷史感使得他敏感地洞察到王船山其人其學說所蘊涵的不為人知的民族主義的祕史。
綜上所論。由於所處的時代不同，劉毓鬆所處的時代。王氏之學說成為弘揚湖湘文化和祭祀鄉前賢的典範，而劉師培所處的時代卻成為宣傳革命思想的武器，其中蘊涵的歷史深意不能不令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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