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鐸為什麼不喜歡懷素？
王鐸（1592—1652），字覺斯，又字覺之，號嵩樵、石樵、十樵、痴樵、雪山。明萬曆二十年生於河南孟津雙槐裡。順治九年病逝故里，諡文安。王鐸於詩文書畫皆有成就，尤以書法見長，有《擬山園帖》、《琅華館帖》及諸多詩文書畫傳世。
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他有“神筆王鐸”之譽，他以其獨特的書風和書學成就，確立了在我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他與黃道周、倪元璐、傅山等書家一道, 提倡取法高古，開展復興書壇的活動，一掃明末書壇因循守舊之氣，開創了明末清初大寫意書風格局。
王鐸的情緒
浙江美術館正在舉辦王鐸書法大展，王鐸書法宗二王，而對待即使像懷素這樣的大書法家，也照樣排斥。有人評其書法出自懷素一脈，這當然是褒其書法，絕無貶義，不料王鐸十分反感，引發了情緒。他甚至不止一次將這種反感和情緒發洩到了他的草書杜甫詩卷上。
▲王鐸《草書唐人詩九首》卷 首都博物館藏
這裡所謂情緒，不是指王鐸仕清之後對朝政或者對滿人的不滿，而是指他對於自己的書法因為某些人的看法所引發的情緒。他當然對朝政會有看法，但是仕清之後與在明末崇禎朝時期相比較，這方面他是大大收斂了。崇禎朝時，他曾經在皇帝面前鍼砭現實，差一點釀成大禍。
▲王鐸 臨唐太宗帖 絹本 250x49cm 遼寧博物館藏
比如崇禎十一年，其時國難當頭，一方面是滿洲的皇太極舉兵關內，明朝官軍接連受挫，一方面是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軍分別攻佔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明王朝處在岌岌可危的境地，而這個時候朝廷內部因為主戰主和分歧，兩派鬥爭愈演愈烈，令崇禎皇帝不知所措。其時王鐸任禮部右侍郎、教習館員，這一天經筵開講，由王鐸講孔子《中庸·唯天下至聖》章。本來為皇帝講解經傳史鑑，王鐸只要照章述意即可，可他偏偏結合實際，論及時事，講著講著竟然斥責起現實來，且措辭尖銳，以至觸怒了崇禎皇帝。
但是入清之後，他再也沒有也不能這樣做，雖然清廷是以“原官禮部尚書管弘文院學士事、充明史副總裁”“重用”於他，但是畢竟改朝換代了，前朝舊臣事新主，他的精神脊柱無法直立，不敢公開發牢騷，也不可以對朝政說三道四，內心受到了極大的壓抑。但這是不是沒有情緒了呢?不是。我們可以從他留下來的詩文，特別是一些詩文信札的手稿中讀到他的這種情緒，而更多、更大的情緒則轉移了，轉移到了他的書法上。
▲王鐸 自書石湖等五首卷行書 紙本 27x253cm 天津博物館藏
這個時候我們注意到了一個現象，即他一生中以杜甫的詩為內容，並且以草書手卷的形式來書寫的書法作品許多都產生於這一時期。還有，這時他每每書寫杜詩便會得意，一得意便下筆無滯，彷彿神靈給力，紙上墨跡靈動極了。
於是他要抒懷，當然不是抒發政治懷抱，而是抒發他的藝術情懷——非常有趣，每作這樣的抒懷——即在卷末作題識的時候，他總是拿懷素來開涮，並且行文語氣都帶著一種情緒，所開涮的是關於書法所謂正脈和野道的問題。
▲王鐸《草書唐人詩九首》卷 首都博物館藏
大家知道，王鐸書法宗二王，一輩子崇拜羲獻父子，至晚年依舊按日課“一日臨帖，一日應請索”，而其臨帖，主要就是臨《淳化閣帖》中羲獻父子的法帖，這是正宗，被王鐸視為必尊之古，否則就是野道。
而其對待“野道”的態度，即使像懷素這樣的大書法家，也照樣排斥。比如中年之後王鐸的書法在當時的明代書壇名氣很大，欣賞他的人很多，有人評其書法出自懷素一脈，這當然是褒其書法，絕無貶義，不料王鐸十分反感，引發了情緒。他甚至不止一次將這種反感和情緒發洩到了他的草書杜甫詩卷上：
其一，上海博物館收藏，王鐸草書唐人詩卷。詩卷作於順治三年，紙本，縱30.2cm，橫698.5cm，書唐詩十首，書法恣意汪洋，寫得極為痛快，規模之大，在王鐸傳世書法手卷中也屬少見。卷末有題識：“吾書學之四十年，頗有所從來，必有深於愛吾書者。不知者則謂為高閒、張旭、懷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這是他拿懷素等宣洩自己書法情緒最著名的一則題識。
▲王鐸《草書唐人詩九首》卷 首都博物館藏
其二，王鐸草書杜甫詩卷，現不知藏於何處，收錄在《王鐸書法全集》中。也是紙本，作於順治丙戌年，規模雖不如上博本，但是這卷作於“北畿”琅華館中並且是在“帶酒微醺”狀態下寫成的草書詩卷，也是氣勢張揚。卷末題識中王鐸是這樣寫的：此卷乃“書於北都琅華館，用張芝、柳(公權)、虞(世南)草法拓而為大，非懷素惡札一路，觀者諦辨之，勿忽”。“諦辯”、“勿忽”就是仔細看、仔細辯，不要疏忽。
其三，首都博物館也藏有一卷王鐸草書唐人詩卷，該卷未署作年，依其書風應該也是王鐸仕清之後的作品。紙本，該卷規模也很大，縱34.5cm，橫654cm，共書唐詩九首，其中五首為杜詩。觀其氣勢，王鐸彷彿手握天縱之筆，隨意揮灑，寫得非常自如。完了，他僅用幾個字作題識，依然開涮懷素：“有客曰此懷素家法也，則勿許觀。”聽聽這語氣，不顧及觀者情面也不顧及儒家“禮數”，那其實是對視其書法出自懷素一路的人下了逐客令，如果這樣，他不允許人家再看他的書法作品。
▲王鐸《草書唐人詩九首》卷 首都博物館藏
還有一個手卷中王鐸也宣洩了同樣的情緒，鮮為人知，這個手卷在美國，也是草書，紙本，縱29.8cm，橫418.5cm，書杜甫近體詩六首。此卷作於“丁亥三月”即順治四年三月。王鐸一定也很得意此卷的書寫，於是又開涮，拿懷素說事，這一次他說得更明白：“我學獻之、伯英(張芝)、誠懸(柳公權)，恐人誤以為懷素惡道，則受其謠琢矣！”
▲王鐸《草書唐人詩九首》卷 首都博物館藏
這四個手卷是相繼書寫的，體現了王鐸對自己書法的自負和驕傲。但是檢索王其傳世作品，此前似乎並不多見他如此集中書寫杜詩，也不見他有如此小覷懷素的言論，這值得尋思。
王鐸崇拜杜甫，並以杜甫況比自我，在詩中常有對現實的抱怨，流露了真性情。他對自己的詩是自負的，仕清之前作書法經常書寫的就是自己的詩作。而晚年境況大變，仕清使他精神壓抑，作書法多寫杜詩是因為書寫杜詩既解心情，還可以託古避嫌，並且洋溢他的才情，說到底是因為政治情緒受到了壓抑，藝術情緒才得以張揚。
於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書寫暢意，“好書數行”便屢屢出現在他的草書杜詩卷上，這個時候埋藏在心底的藝術情緒得以爆發，終於說出了小覷懷素的話，若早五年十年，且書寫的是自己的詩作，我想他不會如此小覷懷素。
▲王鐸《草書唐人詩九首》卷 首都博物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