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之亂揭示貴族政治本質:搞特權,搞平衡,無視民眾疾苦

什麼是貴族政治?

貴族不希望皇權過於強勢,因為皇權強勢就意味著中央集權被加強,自然也意味著貴族們的權力可能將被削弱。

貴族也不希望某個家族過於強勢,因為某個家族強勢就意味著貴族之間的力量平衡被打破,自然也意味著整個政治格局可能將被重置。

貴族政治就是蹺蹺板:一頭是皇帝,另一頭是權臣,眾多貴族被夾在中間。在絕大多數時刻,蹺蹺板的偏向並不由皇帝或權臣決定,而由夾在中間的眾多貴族決定。

誰的權力大,貴族們就會支持另外一頭。整個西晉,整個東晉,甚至整個南北朝之所以會如此混亂,就是因為這個蹺蹺板上的玩家力量不斷地失衡,以至於蹺蹺板不停地斷裂。

不管是皇帝還是權臣,都對這股力量恨得牙癢。但沒有辦法,兩晉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時間,根本沒人能夠完全消除貴族政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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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晉建國之時,這個蹺蹺板遊戲就開始運營了。

司馬家族經過兩代三人的積累(司馬懿、司馬師和司馬昭),將自身勢力提升到了頂點。但由於司馬家族篡奪了曹魏的江山,使得西晉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是派系林立。

司馬炎是一位有想法的皇帝,但由於皇權過於強大,於是貴族們集體投票,迫使司馬炎選擇了智力有問題的司馬衷為太子,希望以此來削弱皇權的力量。

司馬衷在位十六年,強勢的外戚一個接一個,霸道的諸侯王更是絡繹不絕。太子司馬遹得到了大多數貴族的支持,楊駿、衛氏、賈氏和八王輪番登場,卻都在火併中黯然退出歷史舞臺。

一切地一切,全都是在眾多貴族的博弈中完成,也全都離不開“平衡”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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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建國之後,王氏的力量可與皇權並駕齊驅,甚至隱然有凌駕於皇權之上的架勢。如果王氏繼續膨脹,東晉的政治格局就隨時都有被重置的可能。

於是眾多貴族開始支持晉元帝司馬睿,在他們的支持下,司馬睿屢屢出手,將王氏打得節節敗退。

如果司馬睿適可而止,王氏或許還有機會重新認清形勢,繼而找準自己的定位,不再做一家獨大的事。這樣一來,王與馬又可以繼續共天下,眾多貴族繼續坐在中間調整平衡。

但司馬睿的野心顯然不止於此,他希望藉助這股勢頭消滅王氏,藉機加強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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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記載了司馬睿的一個喜好: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

根據這個內容,我們可以做出一種推測:晉元帝司馬睿希望成為一個獨斷朝綱的強勢皇帝,不受貴族政治制約,但這種追求顯然與眾多貴族的利益背道而馳。

司馬睿稱帝后,派人考核官員的政績,用政績來決定他們的升遷。

從後世讀者的角度來看,這種做法沒什麼問題。可在貴族政治的背景下,司馬睿的這種做法簡直是混賬到了極點。

顧和(顧榮的侄子)說出了貴族們的心裡話:貴族生來就擁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為什麼現在要用所謂的法律來約束貴族呢?這還有天理嗎?

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晉書》·卷八十三·列傳第五十三

司馬睿不但要考核官員,還要做人口普查,為老百姓辦戶口。對於擁有大量黑戶的貴族而言,這是皇帝公然從貴族家裡搶人口,真是無法無天!

司馬睿還任用出身普通的官員(劉隗和刁協),卻放著一種出身良好(貴族出身)的人不用。在貴族看來,這是皇帝忘本!

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為丹楊尹,與尚書令刁協併為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強。諸刻碎之政,皆雲隗、協所建。——《晉書》·卷六十九·列傳第三十九

如果皇帝想用誰就用誰,如果皇帝說什麼就是什麼,這天下豈不成為了皇帝的私產?貴族們怎麼可能答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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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睿接連出招,眾貴族被惹怒,於是轉而支持王氏,開始和司馬睿打擂臺。

雙方交戰的關鍵點就在於兩個平民官員(劉隗和刁協),在貴族眼中,這就是兩個奸臣。他們希望王氏想辦法殺掉這兩個人,給皇帝一點顏色看看。

這就是王敦發動第一次叛亂的原因,這次叛亂有眾多貴族支持,所以非常輕鬆也非常成功。

王敦發動第一次叛亂的結果是刁協被殺,劉隗逃往後趙,投奔石勒去了。

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晉書》·卷六十九·列傳第三十九

隗至淮陰,為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於石勒,勒以為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晉書》·卷六十九·列傳第三十九

司馬睿在這場叛亂中被打得灰頭土臉,不得不遣使向王敦求和。他宣告王敦等無罪,還命令眾貴族到石頭城拜見王敦,封王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江州牧,武昌郡公,食邑萬戶。

應該說,王敦雖然獲得了勝利,但王敦的頭腦非常清醒。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夠如此輕鬆地獲勝,完全是因為眾貴族站在了自己一邊。如果自己膽敢侵犯眾貴族的共同利益,就隨時會由勝轉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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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王敦的第一次叛亂,溫嶠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王敦的行為是有所針對的,他只想打擊劉傀和刁協,肯定不會亂來。”

雖然這種觀點受到了周顗的反駁,但我們從溫嶠的觀點中可以看出一種觀點:王敦叛亂第一次叛亂只是為了教訓皇帝,而不是想著搶皇位。

只要不搶皇位,就不會重置政治格局,其程度在眾貴族的控制範圍內。如果王敦只是把事情做到這種程度,眾貴族絕不會在背後非議他。

比如說周札,王敦第一次叛亂的時候,周札打開了帝國都城的大門,直接把王敦大軍放進城。如果把王敦定義為叛逆,那麼周札的這種行為就是不折不扣的附逆。

尚書卞壼說:“周札在王敦第一次叛亂之時,竟然主動打開帝國都城大門,把王敦叛軍給放進來,這種人沒有資格受到政府表彰。”

但卞壺的觀點受到了駁斥,因為在眾貴族看來,周札做了最正確的事。

王導在為周札辯護時說:“王敦第一次叛亂之時,我和許多有識之士都認為王敦不是造反作亂,因為我們都認為王敦的目的是清理奸臣(劉隗和刁協)。對於王敦清理奸臣的這種義舉,周札打開城門放他進城,又有什麼錯呢?當王敦真正開始造反之時,周札就與王敦鬥爭並被王敦殺死,所以我認為周札應該成為大家以後學習的榜樣!”

因為我軍有錯,所以叛徒為敵軍效勞也該表揚,這種邏輯大家能接受嗎?但這就是貴族政治,周札最終還是成為了東晉帝國的忠君典範。

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資治通鑑》·晉紀十五

這種認知的衝突,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天下到底是貴族共有的天下,還是皇帝一人的天下?皇帝做事不公,臣子是否能起兵攻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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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王敦第一次叛亂會如此輕易地獲得勝利?透過溫嶠和王導的話,大家應該咂摸出味道來了。

王敦曾經問過戴淵:大家會如何看待我的所作所為呢?(第一次叛亂)戴淵說:“從表面上看,您這是不臣的行為,但如果細想您的深意,這應該是忠義之舉。”這絕不是戴淵的討好之語,因為這句話與溫嶠和王導的觀點都有一種殊途同歸的感覺。

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晉書》·卷六十九·列傳第三十九

從晉元帝司馬睿的視角來看:王敦率軍攻打帝國都城,一心要殺掉皇帝的親信(劉隗和刁協),這當然是大逆不道的罪行。

但從眾貴族的視角來看:王敦為了貴族的共同利益,毅然舉起義旗,用武力“清君側”的方式除掉在皇帝身邊作惡的奸臣,這當然是忠義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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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敦第一次叛亂時,甘卓在王敦背後出爾反爾:一會說願意與王敦合作,一會又說要抄王敦的後路。這種做派使得王敦一直不敢放手用兵,所以王敦第一次叛亂的出兵速度其實很慢,大概用了兩個月左右的時間才打到帝國都城。

在這兩個月左右的時間裡,晉元帝司馬睿一定會四處調兵平叛,可卻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軍政長官前來勤王,也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軍政長官在半路攔截王敦。

千萬不要說兩個月時間太短,給我兩個月的時間,我可以從上海騎行到西藏,東晉的地方政府就算再差,也不至於兩個月都趕不到戰場。

縱觀王敦的第一次叛亂,除了譙王司馬氶之外,根本就沒人願意替晉元帝司馬睿分憂。他們只是不停地在旁邊大呼小叫,卻沒有對王敦構成任何威脅。

王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輕鬆地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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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叛亂中,最受傷的要屬晉元帝司馬睿。他不但被打得灰頭土臉,最後還要拉下面子向亂臣賊子(司馬睿視角)求和,以至於徹底被架空。

同年,晉元帝司馬睿在憂憤中去世,享年四十七歲。太子司馬紹繼位,史稱晉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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