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為什麼說他是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最後一個士大夫

他出身士家,從小受家庭薰陶,多才多藝。他師從沈從文,作品清新自由。他喜歡生活,一花一木,一餐一飯,都能成就他筆下的快活。

他的一生都在歷史的大潮中起伏跌宕,天災、戰亂、奔波、飢餓都不鮮見。但他筆下始終都是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說他的作品沒有批判性,思想也不深奧。

但他說他寫的都是他熟悉的人,熟悉的生活。這些人非常善良和美好。寫這些美好的事物,會使讀者感到安慰,得到溫暖。

他擅長短篇小說,《受戒》《大淖記事》《雞鴨名家》等,為我們展現出一幅優美的風俗畫。而他的散文,獨樹一幟,充滿了像《詩經》這樣的古典文學的味道。他的作品令人回味無窮、雋永綿長。2018年,在亞馬遜年度紙質作家榜上,他排名第三。

他就是汪曾祺。有人說他是“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他則自稱是“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而我認為,賈平凹的這個評價最貼切:“一文狐,修煉成老精。”

汪曾祺,為什麼說他是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最後一個士大夫

01

汪曾祺出生於1920年的元宵節。中國人一直很重視這個節日,不管從前現在,還是南方北方。所以,汪曾祺說,“沾了這個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會忘。”

汪曾祺的故鄉在高郵。他說自己家是“一箇舊式地主家庭”。家裡田產頗豐,有兩三千畝地,還有兩家藥店和一家布店。同時也是書香世家,祖父是清朝最後一期“拔貢”,也就是秀才裡的拔尖人才。

汪曾祺從小生活在濃重的中國古典文化氛圍中。

小時候祖父教他背唐詩,讀《論語》,還教他寫過初級八股文。汪曾祺13歲時候祖父就說,如果在清朝,他絕對可以考中秀才。

汪曾祺的生母,在他三歲的時候因病去世。他後來發現母親生前寫的大楷,說“字寫得很清秀,說明我的母親是讀過書的。”

汪曾祺的二伯父早逝,膝下無子,二伯母很喜歡汪曾祺,經常教他讀《長恨歌》《西廂記》,還會講一些蘇東坡軼事這樣的文學故事。因為二伯母的詩念得抑揚頓挫,很有感情,所以,“她教過我的詩詞,我一直記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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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汪曾祺影響最大的是他的父親。“我父親是我所知道的最聰明的人。”

汪曾祺的父親不但多才多藝,而且文武雙全。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斜槓青年,而且是很多個斜槓的那種

父親精通金石書畫。他在家裡有專門畫室,擅長工筆菊花,後來改寫意花卉。經常有人來求畫,可謂“一方名士”。他的印刻風格初清秀,後豪放。父親私藏的田黃石,被汪曾祺寫進了小說《歲寒三友》中。

父親精通音律,會多種樂器,笙簫管笛,琵琶古琴,樣樣精通。“他吹過的簫和笛子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好的簫笛。”父親不但會中國樂器,後來遇到小提琴,他也能很快就學會。

父親心細手巧。汪曾祺生母去世時冥衣,全是父親糊的。他糊的單夾皮棉四季衣物,跟真的一樣,甚至能分清羊皮和狐皮。

父親會糊最複雜的蜈蚣風箏,會養鳥養蟋蟀,會用玻璃做出各種器具,在裡面養昆蟲。

父親年輕時是運動員,撐杆跳拿過江蘇省第一名。還會單槓,踢足球,練過武術。汪曾祺親眼見過父親輕鬆撂倒一個勒索的小混混。

父親賴以為生的職業是眼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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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說:“如果我還不太不算太笨,大概跟我從父親那裡接受的遺傳因子有關。我的審美意識的形成,跟我從小看他作畫有關。”

家庭始終是一個人精神成長的基石。“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汪曾祺的家是個典型的在中國古典文化浸潤下的家庭。

02

上學後,汪曾祺遇到了許多好老師。

汪曾祺3歲多開始上幼兒園,是縣裡第一屆“幼稚園”學生。幼稚園老師王先生,自編自導兒歌舞蹈,帶孩子們玩兒。先生踩風琴的聲音讓他記了一輩子。61歲汪曾祺回家鄉,專門寫了一首小詩,送給王先生。稱王先生給他的是“師恩母愛”

小學三四年級的語文老師,給汪曾祺的書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學階段對汪曾祺影響最大的應該是語文老師高北溟。他除了教授固定課本,還自選講義。他選的文章都性情自然,充滿人道主義。汪曾祺這時接觸到了歸有光,給他後來的思想和文風,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汪曾祺後來以高先生為原型,創作了短篇小說《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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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對汪曾祺產生很大影響的是韋子廉,是當時縣裡一個有名的書法家。他每天讓汪曾祺寫《多寶塔》,學習桐城派古文,對其書法風格,文章洗練特點的形成,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韋先生處事正直有風骨。後來拒絕為偽政權服務而出家。

汪曾祺和韋子廉先生只相處了一個暑假。但先生的人格風采、學識教養,讓汪曾祺終生難忘。

直接影響汪曾祺未來寫作風格的是兩本書,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和《沈從文選集》。1938年他們全家到鄉下避難,汪曾祺隨身帶了這兩本書,他反反覆覆看了很多遍。驚呼:“小說還能這樣寫!”

大學報考西南聯大,汪曾祺毫不忌諱其動機,就是為了能師從沈從文。大學裡,他直接接受沈從文的教導,跟著沈從文的寫作方法訓練。他在昆明七年,所有作品都是沈從文替他寄出並發表。他們維持了一生的亦師亦友的關係。

一個人未來的樣子,是歲月慢慢選擇和磨礪的結果。汪曾祺是幸運的,他不斷遇到名師指點,博採眾長,最後形成自己獨特的寫作風格,和書畫審美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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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汪曾祺生性豁達,崇尚自由,對普通人有大悲憫。這是人生態度,也是文章風格。

“多年父子成兄弟”是汪曾祺父親的名言。父親很隨和,從來不對孩子們發脾氣。春天帶孩子們放風箏,秋天則給孩子們做西瓜燈。汪曾祺說:“父親鼓搗半天,就是為了讓孩子們高興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父親關心孩子們的學業,但不強求。兒子作文好,父親就拿著讓別人看。數學不好,父親也不責備。看見兒子畫畫,他從來不指指點點。兒子喜歡唱戲,他就在旁邊拉琴伴奏。兒子初戀寫情書,他就在旁邊出主意。兒子學會吸菸喝酒,他就喝酒時先給兒子倒一杯,抽菸時,也給兒子一根,並且先給兒子點上火。

這種親密而自由的父子關係,也影響了汪曾祺和自己後代的關係。汪曾祺的兒子和孫女,都可以直接叫他“老頭子”。有人說這樣做“沒大沒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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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汪曾祺認為,“在一個現代化的家庭,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是沒意思的。”“兒女們的現在和未來,都要由他們自己去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

這是多麼先進的教育理念。即使在現在,很多父母仍然在試圖用自己的模式去塑造孩子。我們應該學習汪曾祺的親子之道。

汪曾祺報考西南聯大,除了想追隨沈從文,也是為了自由。

他在《騎了毛驢考大學》中說,為什麼那麼多同學從祖國的四面八方,歷盡千辛萬苦來考西南聯大?是為了尋找真理,尋找智慧。而他,則是因為聽說這裡學風很自由,“學生上課考試,都很隨便,可以吊兒郎當。我就是衝著吊兒郎當來的。”

後來,西南聯大之所以能夠成為教育史上的奇蹟,汪曾祺認為也要歸功於自由。

汪曾祺喜歡自由。在歷史上的那段特殊時期,很多人都會回憶當時的苦難。但在汪曾祺的筆下,下放的那段時間卻特別自由,而且充滿樂趣。

他寫自己當時怎麼畫土豆吃土豆,說自己是“吃過最多種土豆的人”。還說那是他自成年以後,讀書最專心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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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說要樂觀。但樂觀從哪裡來?從汪曾祺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樂觀來自自由不拘束,來自豁達和寬容,來自自我追求。

處事風格決定來汪曾祺的寫作風格。他的文章不拘一格,經常有出人意料的精彩,讓人忍俊不禁。

因為畫土豆,汪曾祺愛上了這種移民過來的食物。他說外國人最常用土豆做羅宋湯和沙拉。也希望我們中國農民也會愛吃羅宋湯和沙拉。

“為什麼?”看他提出這個問題,讀者也許會想,接下來可能會有一個非常高大上的答案。因為他對吃有非常精深的研究。

“因為它們很好吃。”哈哈,沒想到吧,汪氏答案就是這麼直白!

在《臘梅花》一文中,汪曾祺回憶自己在過年時負責上樹折臘梅,然後給各處插花,營造過節氛圍。全文都籠罩在一種溫暖祥和的氣氛中。

可最後他突然筆鋒一轉:“我應該當一個工藝美術師的,寫什麼屁小說!”看到這裡,簡直要笑死。正如賈平凹評價:“一文狐,修煉成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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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說汪曾祺就離不開吃。汪曾祺愛吃,會吃,吃得有學問,吃得源遠流長。汪曾祺關於吃的文章,收在散文集《人間知味》裡。這本書能讓讀者看得垂涎三尺,又嘖嘖稱歎。

汪曾祺有很多記憶是關於吃的。很多人都熟悉他對故鄉高郵鹹鴨蛋的描寫。對自己的第二故鄉昆明,他也有滿滿的關於吃的回憶。

汪曾祺71歲重回昆明,當地朋友帶他到一個花鳥市場。開始他看看這看看那似乎興趣不大。然後問同行的人:“這裡原來叫什麼名字?”

當地同志一說,他馬上興致就來了:“這個地方我熟悉,這兒原來有一家館子,雞樅做得最好,昆明人想吃雞樅都上這家來,這家還用大鍋熬苦菜湯,不收錢,可以甩大碗自己去舀。”一說到吃,他就興致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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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吃,汪曾祺是認真的。

很多喜歡吃的人,都說袁枚的《隨園食單》好,還會照著做。可汪曾祺卻說,“袁子才這個人我不喜歡,他的《食單》好些菜的做法是聽來的,他自己並不會做菜。”

他肯定都照著《食單》的菜譜做過,才會有這樣結論的。

對吃他可是毫不含糊。家鄉的食物,他要知道在別處叫什麼。書裡前人的記載,他也非要在實際生活中找到,吃到不可。

他的家鄉有種叫“鵽”的野味,別的地方沒有。他一直想弄清楚其生物屬種分類。在《辭海》上他看“鵽”詞條下是“鵽鳩”,而“鵽鳩”的解釋是“沙雞”。便說《辭海》說的不是。因為“沙雞我是見過的,吃過的。”

在《大淖記事》裡,他寫有“蔞蒿薹子加肉炒極清香”的句子。他後來解釋,經查閱大量資料,他始終沒弄明白,“蔞”到底該讀“呂”還是“樓”?“蔞蒿”和“白蒿”又有什麼區別?“望懂詩、懂植物學,也懂吃的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蔞蒿薹子加肉炒”產生的“清香”,汪曾祺解釋,是“食時如坐在河邊聞到新漲的春水的氣味。”

試問有哪個作家能像汪曾祺這樣,對自己寫的文字要進行這麼嚴謹的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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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從軍徵》中有一句“採葵持作羹”。關於這裡的“葵”,汪曾祺做了大量研究。他想到了向日葵、秋葵、蜀葵、戎葵,都不是。最後在嘉慶進士吳其浚的書裡找到答案,“葵”是冬莧菜。

但僅有概念是不行的,還要見過吃過。終於,偶爾一次他吃到一種陌生的菜,詢問得知是“冬莧菜”。又見人洗菜,再次詢問才證實,“這就是葵。”而且,“這種菜作羹正合適。從此才算把《十五從軍徵》真正讀懂了。”

汪曾祺還考證,原本葵是中國的主要菜蔬,是“百菜之主”。但到明代《本草綱目》已經說它是草了。為什麼?汪曾祺認為是大白菜代替了葵的位置。

而且吳其浚原本也不知道“葵”就是“冬莧菜”,是他後來到南方做官,才發現這種蔬菜仍然存在。由此汪曾祺說:“蔬菜的命運,和世間一切事物一樣,有興盛和衰微,提起來也可叫人生的一點感慨。”

汪曾祺對吃的態度,對作學問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汪曾祺還建議年輕人多認識點草木魚蟲,多積累點生活知識。因為這些都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愛自然,就是愛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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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汪曾祺有一首詩,題為《我為什麼寫作》:

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

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

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

弄筆半紀,今已華髮。成就甚少,無可矜誇。

有何思想?實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華。

有何風格?兼容並納。不今不古,文俗則雅。

與人無爭,性情通達。如此而已,實在無啥。

汪曾祺認為自己是個樂觀主義者,相信人類是有前途的。

他也曾因為在舊社會生活窮困卑屈,對現實不滿又找不到出路,在讀了一些西方現代派作品之後,對生活產生了悲觀色彩,有時候還會有點玩世不恭的態度。

是沈從文教他要對生活充滿熱情。即使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也不能覺得”世事一無可取,也一無可為“。一個人總應該用自己的工作讓這個世界更美好一些。任何時候也不能喪失對生活的情趣,不能喪失對生活的熱愛。

對生活的態度也是對寫作的態度。

汪曾祺說,“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於世道人心,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潤,讓人覺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詩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麼坐下來歇一會,喝一杯不涼不燙的清茶,讀一點我的作品。”

讀一篇汪曾祺的文章吧。生活如此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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