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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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文丨汪曾祺

一個人不能從早寫到晚,那樣就成了一架寫作機器,總得岔乎岔乎,找點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說,得有點業餘愛好。這些年來我的業餘愛好,只有:寫寫字、畫畫畫、做做菜。

孫犁同志說寫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這樣。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是最充實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時候。

凝眸既久(我在構思一篇作品時,我的孩子都說我在翻白眼),欣然命筆,人在一種甜美的興奮和平時沒有的敏銳之中,這樣的時候,真是雖南面王不與易也。

寫成之後,覺得不錯,提刀卻立,四顧躊躇,對自己說:“你小子還真有兩下子!”此樂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我年輕時愛唱戲。起初唱青衣,梅派;後來改唱餘派老生。大學三四年級唱了一陣崑曲,吹了一陣笛子。後來到劇團工作,就不再唱戲吹笛子了,因為劇團有許多專業名角,在他們面前吹唱,真成了班門弄斧,還是以藏拙為好。

笛子本來還可以吹吹,我的笛風甚好,是“滿口笛”,但是後來沒法再吹,因為我的牙齒陸續掉光了,撒風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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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文丨汪曾祺

一個人不能從早寫到晚,那樣就成了一架寫作機器,總得岔乎岔乎,找點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說,得有點業餘愛好。這些年來我的業餘愛好,只有:寫寫字、畫畫畫、做做菜。

孫犁同志說寫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這樣。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是最充實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時候。

凝眸既久(我在構思一篇作品時,我的孩子都說我在翻白眼),欣然命筆,人在一種甜美的興奮和平時沒有的敏銳之中,這樣的時候,真是雖南面王不與易也。

寫成之後,覺得不錯,提刀卻立,四顧躊躇,對自己說:“你小子還真有兩下子!”此樂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我年輕時愛唱戲。起初唱青衣,梅派;後來改唱餘派老生。大學三四年級唱了一陣崑曲,吹了一陣笛子。後來到劇團工作,就不再唱戲吹笛子了,因為劇團有許多專業名角,在他們面前吹唱,真成了班門弄斧,還是以藏拙為好。

笛子本來還可以吹吹,我的笛風甚好,是“滿口笛”,但是後來沒法再吹,因為我的牙齒陸續掉光了,撒風漏氣。

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我的字照說是有些基本功的。當然從描紅模子開始。我記得我描的紅模子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

這十六個字其實是很難寫的,也許是寫紅模子的先生故意用這些糾結複雜的字來折磨小孩子,而且紅模子底子是歐字,這就更難落筆了。不過這也有好處,可以讓孩子略窺筆意,知道字是不可以亂寫的。

大概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那年暑假,我的祖父忽然高了興,要親自教我《論語》,並日課大字一張,小字二十行。大字寫《圭峰碑》,小字寫《閒邪公家傳》,這兩本帖都是祖父從他的藏帖中選出來的。

祖父認為我的字有點才分,獎了我一塊豬肝紫端硯,是圓的,並且拿了幾本初拓的字帖給我,讓我常看看。我記得有小字《麻姑仙壇》、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褚遂良的《聖教序》。

小學畢業的暑假,我在三姑父家從一個姓韋的先生讀桐城派古文,並跟他學寫字。韋先生是寫魏碑的,但他讓我臨的卻是《多寶塔》。

初一暑假,我父親拿了一本影印的《張猛龍碑》,說:“你最好寫寫魏碑,這樣字才有骨力。”我於是寫了相當長時期《張猛龍》。用的是我父親選購來的特殊的紙。

這種紙是用稻草做的,紙質較粗,也厚,寫魏碑很合適,用筆須沉著,不能浮滑。這種紙一張有二尺高,尺半寬,我每天寫滿一張。寫《張猛龍》使我終身受益,到現在我的字的間架用筆還能看出痕跡。

這以後,我沒有認真臨過帖,平常只是讀帖而已。我於二王書未窺門徑。寫過一個很短時期的《樂毅論》,放下了,因為我很懶。《行穰》、《喪亂》等帖我很欣賞,但我知道我寫不來那樣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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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文丨汪曾祺

一個人不能從早寫到晚,那樣就成了一架寫作機器,總得岔乎岔乎,找點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說,得有點業餘愛好。這些年來我的業餘愛好,只有:寫寫字、畫畫畫、做做菜。

孫犁同志說寫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這樣。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是最充實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時候。

凝眸既久(我在構思一篇作品時,我的孩子都說我在翻白眼),欣然命筆,人在一種甜美的興奮和平時沒有的敏銳之中,這樣的時候,真是雖南面王不與易也。

寫成之後,覺得不錯,提刀卻立,四顧躊躇,對自己說:“你小子還真有兩下子!”此樂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我年輕時愛唱戲。起初唱青衣,梅派;後來改唱餘派老生。大學三四年級唱了一陣崑曲,吹了一陣笛子。後來到劇團工作,就不再唱戲吹笛子了,因為劇團有許多專業名角,在他們面前吹唱,真成了班門弄斧,還是以藏拙為好。

笛子本來還可以吹吹,我的笛風甚好,是“滿口笛”,但是後來沒法再吹,因為我的牙齒陸續掉光了,撒風漏氣。

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我的字照說是有些基本功的。當然從描紅模子開始。我記得我描的紅模子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

這十六個字其實是很難寫的,也許是寫紅模子的先生故意用這些糾結複雜的字來折磨小孩子,而且紅模子底子是歐字,這就更難落筆了。不過這也有好處,可以讓孩子略窺筆意,知道字是不可以亂寫的。

大概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那年暑假,我的祖父忽然高了興,要親自教我《論語》,並日課大字一張,小字二十行。大字寫《圭峰碑》,小字寫《閒邪公家傳》,這兩本帖都是祖父從他的藏帖中選出來的。

祖父認為我的字有點才分,獎了我一塊豬肝紫端硯,是圓的,並且拿了幾本初拓的字帖給我,讓我常看看。我記得有小字《麻姑仙壇》、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褚遂良的《聖教序》。

小學畢業的暑假,我在三姑父家從一個姓韋的先生讀桐城派古文,並跟他學寫字。韋先生是寫魏碑的,但他讓我臨的卻是《多寶塔》。

初一暑假,我父親拿了一本影印的《張猛龍碑》,說:“你最好寫寫魏碑,這樣字才有骨力。”我於是寫了相當長時期《張猛龍》。用的是我父親選購來的特殊的紙。

這種紙是用稻草做的,紙質較粗,也厚,寫魏碑很合適,用筆須沉著,不能浮滑。這種紙一張有二尺高,尺半寬,我每天寫滿一張。寫《張猛龍》使我終身受益,到現在我的字的間架用筆還能看出痕跡。

這以後,我沒有認真臨過帖,平常只是讀帖而已。我於二王書未窺門徑。寫過一個很短時期的《樂毅論》,放下了,因為我很懶。《行穰》、《喪亂》等帖我很欣賞,但我知道我寫不來那樣的字。

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我覺得王大令的字的確比王右軍寫得好。讀顏真卿的《祭侄文》,覺得這才是真正的顏字,並且對顏書從二王來之說很信服。大學時,喜讀宋四家。有人說中國書法一壞於顏真卿,二壞於宋四家,這話有道理。

但我覺得宋人字是書法的一次解放,宋人字的特點是少拘束,有個性,我比較喜歡蔡京和米芾的字(蘇東坡字太俗,黃山谷字做作)。有人說米字不可多看,多看則終身擺脫不開,想要升入晉唐,就不可能了。一點不錯。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打一個不太好聽的比方,一寫米字,猶如寡婦失了身,無法挽回了。我現在寫的字有點《張猛龍》的底子、米字的意思,還加上一點亂七八糟的影響,形成我自己的那麼一種體,格韻不高。

我也愛看漢碑。臨過一遍《張遷碑》,《石門銘》、《西狹頌》看看而已。我不喜歡《曹全碑》。蓋漢碑好處全在筋骨開張,意態從容,《曹全碑》則過於整飭了。

我平日寫字,多是小條幅,四尺宣紙一裁為四。這樣把書桌上書籍信函往邊上推推,攤開紙就能寫了。正兒八經地拉開案子,鋪了畫氈,著意寫字,好像練了一趟氣功,是很累人的。我都是寫行書。寫真書,太吃力了。偶爾也寫對聯。曾在大理寫了一副對子:

蒼山負雪

洱海流雲

字大徑尺。字少,只能體兼隸篆。那天喝了一點酒,字寫得飛揚霸悍,亦是快事。對聯字稍多,則可寫行書。為武夷山一招待所寫過一副對子:

四圍山色臨窗秀

一夜溪聲入夢清

字頗清秀,似明朝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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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文丨汪曾祺

一個人不能從早寫到晚,那樣就成了一架寫作機器,總得岔乎岔乎,找點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說,得有點業餘愛好。這些年來我的業餘愛好,只有:寫寫字、畫畫畫、做做菜。

孫犁同志說寫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這樣。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是最充實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時候。

凝眸既久(我在構思一篇作品時,我的孩子都說我在翻白眼),欣然命筆,人在一種甜美的興奮和平時沒有的敏銳之中,這樣的時候,真是雖南面王不與易也。

寫成之後,覺得不錯,提刀卻立,四顧躊躇,對自己說:“你小子還真有兩下子!”此樂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我年輕時愛唱戲。起初唱青衣,梅派;後來改唱餘派老生。大學三四年級唱了一陣崑曲,吹了一陣笛子。後來到劇團工作,就不再唱戲吹笛子了,因為劇團有許多專業名角,在他們面前吹唱,真成了班門弄斧,還是以藏拙為好。

笛子本來還可以吹吹,我的笛風甚好,是“滿口笛”,但是後來沒法再吹,因為我的牙齒陸續掉光了,撒風漏氣。

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我的字照說是有些基本功的。當然從描紅模子開始。我記得我描的紅模子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

這十六個字其實是很難寫的,也許是寫紅模子的先生故意用這些糾結複雜的字來折磨小孩子,而且紅模子底子是歐字,這就更難落筆了。不過這也有好處,可以讓孩子略窺筆意,知道字是不可以亂寫的。

大概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那年暑假,我的祖父忽然高了興,要親自教我《論語》,並日課大字一張,小字二十行。大字寫《圭峰碑》,小字寫《閒邪公家傳》,這兩本帖都是祖父從他的藏帖中選出來的。

祖父認為我的字有點才分,獎了我一塊豬肝紫端硯,是圓的,並且拿了幾本初拓的字帖給我,讓我常看看。我記得有小字《麻姑仙壇》、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褚遂良的《聖教序》。

小學畢業的暑假,我在三姑父家從一個姓韋的先生讀桐城派古文,並跟他學寫字。韋先生是寫魏碑的,但他讓我臨的卻是《多寶塔》。

初一暑假,我父親拿了一本影印的《張猛龍碑》,說:“你最好寫寫魏碑,這樣字才有骨力。”我於是寫了相當長時期《張猛龍》。用的是我父親選購來的特殊的紙。

這種紙是用稻草做的,紙質較粗,也厚,寫魏碑很合適,用筆須沉著,不能浮滑。這種紙一張有二尺高,尺半寬,我每天寫滿一張。寫《張猛龍》使我終身受益,到現在我的字的間架用筆還能看出痕跡。

這以後,我沒有認真臨過帖,平常只是讀帖而已。我於二王書未窺門徑。寫過一個很短時期的《樂毅論》,放下了,因為我很懶。《行穰》、《喪亂》等帖我很欣賞,但我知道我寫不來那樣的字。

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我覺得王大令的字的確比王右軍寫得好。讀顏真卿的《祭侄文》,覺得這才是真正的顏字,並且對顏書從二王來之說很信服。大學時,喜讀宋四家。有人說中國書法一壞於顏真卿,二壞於宋四家,這話有道理。

但我覺得宋人字是書法的一次解放,宋人字的特點是少拘束,有個性,我比較喜歡蔡京和米芾的字(蘇東坡字太俗,黃山谷字做作)。有人說米字不可多看,多看則終身擺脫不開,想要升入晉唐,就不可能了。一點不錯。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打一個不太好聽的比方,一寫米字,猶如寡婦失了身,無法挽回了。我現在寫的字有點《張猛龍》的底子、米字的意思,還加上一點亂七八糟的影響,形成我自己的那麼一種體,格韻不高。

我也愛看漢碑。臨過一遍《張遷碑》,《石門銘》、《西狹頌》看看而已。我不喜歡《曹全碑》。蓋漢碑好處全在筋骨開張,意態從容,《曹全碑》則過於整飭了。

我平日寫字,多是小條幅,四尺宣紙一裁為四。這樣把書桌上書籍信函往邊上推推,攤開紙就能寫了。正兒八經地拉開案子,鋪了畫氈,著意寫字,好像練了一趟氣功,是很累人的。我都是寫行書。寫真書,太吃力了。偶爾也寫對聯。曾在大理寫了一副對子:

蒼山負雪

洱海流雲

字大徑尺。字少,只能體兼隸篆。那天喝了一點酒,字寫得飛揚霸悍,亦是快事。對聯字稍多,則可寫行書。為武夷山一招待所寫過一副對子:

四圍山色臨窗秀

一夜溪聲入夢清

字頗清秀,似明朝人書。

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我畫畫,沒有真正的師承。我父親是個畫家,畫寫意花卉,我小時愛看他畫畫,看他怎樣佈局(用指甲或筆桿的一頭劃幾道印子),畫花頭,定枝梗,布葉,勾筋,收拾,題款,蓋印。

這樣,我對用墨、用水、用色,略有領會。我從小學到初中,都“以畫名”。初二的時候,畫了一幅墨荷,裱出後掛在成績展覽室裡。這大概是我的畫第一次上裱。

我讀的高中重數理化,功課很緊,就不再畫畫。大學四年,也極少畫畫。工作之後,更是久廢畫筆了。

後來下放到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結束勞動後,倒畫了不少畫,主要的“作品”是兩套植物圖譜,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一套《口蘑圖譜》,一是淡水彩,一是鋼筆畫。

摘了帽子回京,到劇團寫劇本,沒有人知道我能畫兩筆。重拈畫筆,是運動促成的。運動中沒完沒了地寫交待,實在是煩人,於是買了一刀元書紙,於寫交待之空隙,瞎抹一氣,少抒鬱悶。

這樣就一發而不可收,重新拾起舊營生。有的朋友看見,要了去,掛在屋裡,被人發現了,於是求畫的人漸多。我的畫其實沒有什麼看頭,只是因為是作家的畫,比較別緻而已。

我也是畫花卉的。我很喜歡徐青藤、陳白陽,喜歡李復堂,但受他們的影響不大。我的畫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寫意”,帶有很大的隨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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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文丨汪曾祺

一個人不能從早寫到晚,那樣就成了一架寫作機器,總得岔乎岔乎,找點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說,得有點業餘愛好。這些年來我的業餘愛好,只有:寫寫字、畫畫畫、做做菜。

孫犁同志說寫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這樣。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是最充實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時候。

凝眸既久(我在構思一篇作品時,我的孩子都說我在翻白眼),欣然命筆,人在一種甜美的興奮和平時沒有的敏銳之中,這樣的時候,真是雖南面王不與易也。

寫成之後,覺得不錯,提刀卻立,四顧躊躇,對自己說:“你小子還真有兩下子!”此樂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我年輕時愛唱戲。起初唱青衣,梅派;後來改唱餘派老生。大學三四年級唱了一陣崑曲,吹了一陣笛子。後來到劇團工作,就不再唱戲吹笛子了,因為劇團有許多專業名角,在他們面前吹唱,真成了班門弄斧,還是以藏拙為好。

笛子本來還可以吹吹,我的笛風甚好,是“滿口笛”,但是後來沒法再吹,因為我的牙齒陸續掉光了,撒風漏氣。

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我的字照說是有些基本功的。當然從描紅模子開始。我記得我描的紅模子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

這十六個字其實是很難寫的,也許是寫紅模子的先生故意用這些糾結複雜的字來折磨小孩子,而且紅模子底子是歐字,這就更難落筆了。不過這也有好處,可以讓孩子略窺筆意,知道字是不可以亂寫的。

大概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那年暑假,我的祖父忽然高了興,要親自教我《論語》,並日課大字一張,小字二十行。大字寫《圭峰碑》,小字寫《閒邪公家傳》,這兩本帖都是祖父從他的藏帖中選出來的。

祖父認為我的字有點才分,獎了我一塊豬肝紫端硯,是圓的,並且拿了幾本初拓的字帖給我,讓我常看看。我記得有小字《麻姑仙壇》、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褚遂良的《聖教序》。

小學畢業的暑假,我在三姑父家從一個姓韋的先生讀桐城派古文,並跟他學寫字。韋先生是寫魏碑的,但他讓我臨的卻是《多寶塔》。

初一暑假,我父親拿了一本影印的《張猛龍碑》,說:“你最好寫寫魏碑,這樣字才有骨力。”我於是寫了相當長時期《張猛龍》。用的是我父親選購來的特殊的紙。

這種紙是用稻草做的,紙質較粗,也厚,寫魏碑很合適,用筆須沉著,不能浮滑。這種紙一張有二尺高,尺半寬,我每天寫滿一張。寫《張猛龍》使我終身受益,到現在我的字的間架用筆還能看出痕跡。

這以後,我沒有認真臨過帖,平常只是讀帖而已。我於二王書未窺門徑。寫過一個很短時期的《樂毅論》,放下了,因為我很懶。《行穰》、《喪亂》等帖我很欣賞,但我知道我寫不來那樣的字。

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我覺得王大令的字的確比王右軍寫得好。讀顏真卿的《祭侄文》,覺得這才是真正的顏字,並且對顏書從二王來之說很信服。大學時,喜讀宋四家。有人說中國書法一壞於顏真卿,二壞於宋四家,這話有道理。

但我覺得宋人字是書法的一次解放,宋人字的特點是少拘束,有個性,我比較喜歡蔡京和米芾的字(蘇東坡字太俗,黃山谷字做作)。有人說米字不可多看,多看則終身擺脫不開,想要升入晉唐,就不可能了。一點不錯。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打一個不太好聽的比方,一寫米字,猶如寡婦失了身,無法挽回了。我現在寫的字有點《張猛龍》的底子、米字的意思,還加上一點亂七八糟的影響,形成我自己的那麼一種體,格韻不高。

我也愛看漢碑。臨過一遍《張遷碑》,《石門銘》、《西狹頌》看看而已。我不喜歡《曹全碑》。蓋漢碑好處全在筋骨開張,意態從容,《曹全碑》則過於整飭了。

我平日寫字,多是小條幅,四尺宣紙一裁為四。這樣把書桌上書籍信函往邊上推推,攤開紙就能寫了。正兒八經地拉開案子,鋪了畫氈,著意寫字,好像練了一趟氣功,是很累人的。我都是寫行書。寫真書,太吃力了。偶爾也寫對聯。曾在大理寫了一副對子:

蒼山負雪

洱海流雲

字大徑尺。字少,只能體兼隸篆。那天喝了一點酒,字寫得飛揚霸悍,亦是快事。對聯字稍多,則可寫行書。為武夷山一招待所寫過一副對子:

四圍山色臨窗秀

一夜溪聲入夢清

字頗清秀,似明朝人書。

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我畫畫,沒有真正的師承。我父親是個畫家,畫寫意花卉,我小時愛看他畫畫,看他怎樣佈局(用指甲或筆桿的一頭劃幾道印子),畫花頭,定枝梗,布葉,勾筋,收拾,題款,蓋印。

這樣,我對用墨、用水、用色,略有領會。我從小學到初中,都“以畫名”。初二的時候,畫了一幅墨荷,裱出後掛在成績展覽室裡。這大概是我的畫第一次上裱。

我讀的高中重數理化,功課很緊,就不再畫畫。大學四年,也極少畫畫。工作之後,更是久廢畫筆了。

後來下放到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結束勞動後,倒畫了不少畫,主要的“作品”是兩套植物圖譜,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一套《口蘑圖譜》,一是淡水彩,一是鋼筆畫。

摘了帽子回京,到劇團寫劇本,沒有人知道我能畫兩筆。重拈畫筆,是運動促成的。運動中沒完沒了地寫交待,實在是煩人,於是買了一刀元書紙,於寫交待之空隙,瞎抹一氣,少抒鬱悶。

這樣就一發而不可收,重新拾起舊營生。有的朋友看見,要了去,掛在屋裡,被人發現了,於是求畫的人漸多。我的畫其實沒有什麼看頭,只是因為是作家的畫,比較別緻而已。

我也是畫花卉的。我很喜歡徐青藤、陳白陽,喜歡李復堂,但受他們的影響不大。我的畫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寫意”,帶有很大的隨意性。

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曾畫了一幅紫藤,滿紙淋漓,水氣很足,幾乎不辨花形。這幅畫現在掛在我的家裡。我的一個同鄉來,問:“這畫畫的是什麼?”我說是:“驟雨初晴。”他端詳了一會,說:“哎,經你一說,是有點那個意思!”

他還能看出彩墨之間的一些小塊空白,是陽光。我常把後期印象派方法融入國畫。我覺得中國畫本來都是印象派,只是我這樣做,更是有意識的而已。

畫中國畫還有一種樂趣,是可以在畫上題詩,可寄一時意興,抒感慨,也可以發一點牢騷,曾用幹筆焦墨在浙江皮紙上畫冬日菊花,題詩代簡,寄給一個老朋友,詩是:

新沏清茶飯後煙,自搔短髮負晴暄。

枝頭殘菊開還好,留得秋光過小年。

為宗璞畫牡丹,只佔紙的一角,題曰:

人間存一角,聊放側枝花。

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宗璞把這首詩念給馮友蘭先生聽了,馮先生說:“詩中有人。”

今年洛陽春寒,牡丹至期不開。張抗抗在洛陽等了幾天,敗興而歸,寫了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絕》。我給她畫了一幅畫,紅葉綠花,並題一詩:

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從來直似斜。

見說洛陽春索寞,牡丹拒絕著繁花。

我的畫,遣興而已,只能自己玩玩,送人是不夠格的。最近請人刻一閒章:“只可自怡悅”,用以押角,是實在話。

體力充沛,材料湊手,做幾個菜,是很有意思的。做菜,必須自己去買菜。提一菜筐,逛逛菜市,比空著手遛彎兒要“好白相”。

到一個新地方,我不愛逛百貨商場,卻愛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氣息一些。買菜的過程,也是構思的過程。想炒一盤雪裡蕻冬筍,菜市場冬筍賣完了,卻有新到的荷蘭豌豆,只好臨時“改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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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文丨汪曾祺

一個人不能從早寫到晚,那樣就成了一架寫作機器,總得岔乎岔乎,找點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說,得有點業餘愛好。這些年來我的業餘愛好,只有:寫寫字、畫畫畫、做做菜。

孫犁同志說寫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這樣。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是最充實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時候。

凝眸既久(我在構思一篇作品時,我的孩子都說我在翻白眼),欣然命筆,人在一種甜美的興奮和平時沒有的敏銳之中,這樣的時候,真是雖南面王不與易也。

寫成之後,覺得不錯,提刀卻立,四顧躊躇,對自己說:“你小子還真有兩下子!”此樂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我年輕時愛唱戲。起初唱青衣,梅派;後來改唱餘派老生。大學三四年級唱了一陣崑曲,吹了一陣笛子。後來到劇團工作,就不再唱戲吹笛子了,因為劇團有許多專業名角,在他們面前吹唱,真成了班門弄斧,還是以藏拙為好。

笛子本來還可以吹吹,我的笛風甚好,是“滿口笛”,但是後來沒法再吹,因為我的牙齒陸續掉光了,撒風漏氣。

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我的字照說是有些基本功的。當然從描紅模子開始。我記得我描的紅模子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

這十六個字其實是很難寫的,也許是寫紅模子的先生故意用這些糾結複雜的字來折磨小孩子,而且紅模子底子是歐字,這就更難落筆了。不過這也有好處,可以讓孩子略窺筆意,知道字是不可以亂寫的。

大概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那年暑假,我的祖父忽然高了興,要親自教我《論語》,並日課大字一張,小字二十行。大字寫《圭峰碑》,小字寫《閒邪公家傳》,這兩本帖都是祖父從他的藏帖中選出來的。

祖父認為我的字有點才分,獎了我一塊豬肝紫端硯,是圓的,並且拿了幾本初拓的字帖給我,讓我常看看。我記得有小字《麻姑仙壇》、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褚遂良的《聖教序》。

小學畢業的暑假,我在三姑父家從一個姓韋的先生讀桐城派古文,並跟他學寫字。韋先生是寫魏碑的,但他讓我臨的卻是《多寶塔》。

初一暑假,我父親拿了一本影印的《張猛龍碑》,說:“你最好寫寫魏碑,這樣字才有骨力。”我於是寫了相當長時期《張猛龍》。用的是我父親選購來的特殊的紙。

這種紙是用稻草做的,紙質較粗,也厚,寫魏碑很合適,用筆須沉著,不能浮滑。這種紙一張有二尺高,尺半寬,我每天寫滿一張。寫《張猛龍》使我終身受益,到現在我的字的間架用筆還能看出痕跡。

這以後,我沒有認真臨過帖,平常只是讀帖而已。我於二王書未窺門徑。寫過一個很短時期的《樂毅論》,放下了,因為我很懶。《行穰》、《喪亂》等帖我很欣賞,但我知道我寫不來那樣的字。

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我覺得王大令的字的確比王右軍寫得好。讀顏真卿的《祭侄文》,覺得這才是真正的顏字,並且對顏書從二王來之說很信服。大學時,喜讀宋四家。有人說中國書法一壞於顏真卿,二壞於宋四家,這話有道理。

但我覺得宋人字是書法的一次解放,宋人字的特點是少拘束,有個性,我比較喜歡蔡京和米芾的字(蘇東坡字太俗,黃山谷字做作)。有人說米字不可多看,多看則終身擺脫不開,想要升入晉唐,就不可能了。一點不錯。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打一個不太好聽的比方,一寫米字,猶如寡婦失了身,無法挽回了。我現在寫的字有點《張猛龍》的底子、米字的意思,還加上一點亂七八糟的影響,形成我自己的那麼一種體,格韻不高。

我也愛看漢碑。臨過一遍《張遷碑》,《石門銘》、《西狹頌》看看而已。我不喜歡《曹全碑》。蓋漢碑好處全在筋骨開張,意態從容,《曹全碑》則過於整飭了。

我平日寫字,多是小條幅,四尺宣紙一裁為四。這樣把書桌上書籍信函往邊上推推,攤開紙就能寫了。正兒八經地拉開案子,鋪了畫氈,著意寫字,好像練了一趟氣功,是很累人的。我都是寫行書。寫真書,太吃力了。偶爾也寫對聯。曾在大理寫了一副對子:

蒼山負雪

洱海流雲

字大徑尺。字少,只能體兼隸篆。那天喝了一點酒,字寫得飛揚霸悍,亦是快事。對聯字稍多,則可寫行書。為武夷山一招待所寫過一副對子:

四圍山色臨窗秀

一夜溪聲入夢清

字頗清秀,似明朝人書。

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我畫畫,沒有真正的師承。我父親是個畫家,畫寫意花卉,我小時愛看他畫畫,看他怎樣佈局(用指甲或筆桿的一頭劃幾道印子),畫花頭,定枝梗,布葉,勾筋,收拾,題款,蓋印。

這樣,我對用墨、用水、用色,略有領會。我從小學到初中,都“以畫名”。初二的時候,畫了一幅墨荷,裱出後掛在成績展覽室裡。這大概是我的畫第一次上裱。

我讀的高中重數理化,功課很緊,就不再畫畫。大學四年,也極少畫畫。工作之後,更是久廢畫筆了。

後來下放到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結束勞動後,倒畫了不少畫,主要的“作品”是兩套植物圖譜,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一套《口蘑圖譜》,一是淡水彩,一是鋼筆畫。

摘了帽子回京,到劇團寫劇本,沒有人知道我能畫兩筆。重拈畫筆,是運動促成的。運動中沒完沒了地寫交待,實在是煩人,於是買了一刀元書紙,於寫交待之空隙,瞎抹一氣,少抒鬱悶。

這樣就一發而不可收,重新拾起舊營生。有的朋友看見,要了去,掛在屋裡,被人發現了,於是求畫的人漸多。我的畫其實沒有什麼看頭,只是因為是作家的畫,比較別緻而已。

我也是畫花卉的。我很喜歡徐青藤、陳白陽,喜歡李復堂,但受他們的影響不大。我的畫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寫意”,帶有很大的隨意性。

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曾畫了一幅紫藤,滿紙淋漓,水氣很足,幾乎不辨花形。這幅畫現在掛在我的家裡。我的一個同鄉來,問:“這畫畫的是什麼?”我說是:“驟雨初晴。”他端詳了一會,說:“哎,經你一說,是有點那個意思!”

他還能看出彩墨之間的一些小塊空白,是陽光。我常把後期印象派方法融入國畫。我覺得中國畫本來都是印象派,只是我這樣做,更是有意識的而已。

畫中國畫還有一種樂趣,是可以在畫上題詩,可寄一時意興,抒感慨,也可以發一點牢騷,曾用幹筆焦墨在浙江皮紙上畫冬日菊花,題詩代簡,寄給一個老朋友,詩是:

新沏清茶飯後煙,自搔短髮負晴暄。

枝頭殘菊開還好,留得秋光過小年。

為宗璞畫牡丹,只佔紙的一角,題曰:

人間存一角,聊放側枝花。

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宗璞把這首詩念給馮友蘭先生聽了,馮先生說:“詩中有人。”

今年洛陽春寒,牡丹至期不開。張抗抗在洛陽等了幾天,敗興而歸,寫了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絕》。我給她畫了一幅畫,紅葉綠花,並題一詩:

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從來直似斜。

見說洛陽春索寞,牡丹拒絕著繁花。

我的畫,遣興而已,只能自己玩玩,送人是不夠格的。最近請人刻一閒章:“只可自怡悅”,用以押角,是實在話。

體力充沛,材料湊手,做幾個菜,是很有意思的。做菜,必須自己去買菜。提一菜筐,逛逛菜市,比空著手遛彎兒要“好白相”。

到一個新地方,我不愛逛百貨商場,卻愛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氣息一些。買菜的過程,也是構思的過程。想炒一盤雪裡蕻冬筍,菜市場冬筍賣完了,卻有新到的荷蘭豌豆,只好臨時“改戲”。

汪曾祺:人活著,一定要熱愛點什麼

做菜,也是一種輕量的運動。洗菜,切菜,炒菜,都得站著(沒有人坐著炒菜的),這樣對成天伏案的人,可以改換一下身體的姿勢,是有好處的。

做菜待客,須看對象。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夫婦到北京來,中國作協不知是哪一位,忽發奇想,在宴請幾次後,讓我在家裡做幾個菜招待他們,說是這樣別緻一點。

我給做了幾道菜,其中有一道煮乾絲。這是淮揚菜。華苓是湖北人,年輕時是吃過的。但在美國不易吃到。她吃得非常愜意,連最後剩的一點湯都端起碗來喝掉了。不是這道菜如何稀罕,我只是有意逗引她的故國鄉情耳。

臺灣女作家陳怡真(我在美國認識她),到北京來,指名要我給她做一回飯。我給她做了幾個菜。一個是乾貝燒小蘿蔔。我知道臺灣沒有“楊花蘿蔔”(只有白蘿蔔)。

那幾天正是北京小蘿蔔長得最足最嫩的時候。這個菜連我自己吃了都很驚詫:味道鮮甜如此!我還給她炒了一盤雲南的乾巴菌。臺灣咋會有乾巴菌呢?她吃了,還剩下一點,用一個塑料袋包起,說帶到賓館去吃。

如果我給雲南人炒一盤乾巴菌,給揚州人煮一碗乾絲,那就成了魯迅請曹靖華吃柿霜糖了。

做菜要實踐。要多吃,多問,多看(看菜譜),多做。一個菜點得試燒幾回,才能掌握鹹淡火候。冰糖肘子、乳腐肉,何時綿軟入味,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富於想象。

想得到,才能做得出。我曾用家鄉拌薺菜法涼拌菠菜。半大菠菜(太老太嫩都不行),入開水鍋焯至斷生,撈出,去根切碎,入少鹽,擠去汁,與香乾(北京無香乾,以薰幹代)細丁、蝦米、蒜末、薑末一起,在盤中摶成寶塔狀,上桌後淋以麻醬油醋,推倒拌勻。

有餘姚作家嘗後,說是“很像馬蘭頭”。這道菜成了我家待不速之客的應急的保留節目。有一道菜,敢稱是我的發明:塞肉回鍋油條。油條切段,寸半許長,肉餡剁至成泥,入細蔥花、少量榨菜或醬瓜末拌勻,塞入油條段中,入半開油鍋重炸。嚼之酥碎,真可聲動十里人。

我很欣賞《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說得何等瀟灑。不知道為什麼,漢宣帝竟因此把他腰斬了,我一直想不透。這樣的話,也不許說麼?

◎本文摘自《汪曾祺散文》,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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