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沈從文的寂寞——淺談他的散文
文丨汪曾祺
（本文選自網絡，版權作者所有，轉發僅用於學習交流）
汪曾祺：沈從文的寂寞——淺談他的散文
文丨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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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沈先生的散文選。選集中所收文章，除了一篇《一個傳奇的本事》、一篇《張八寨二十分鐘》，其餘的《從文自傳》、《湘行散記》、《湘西》，都是三十年代寫的。沈先生寫這些文章時才三十幾歲，相隔已經半個世紀了。我說這些話，只是點明一下時間，並沒有太多感慨。四十年前，我和沈先生到一個圖書館去，站在一架一架的圖書面前，沈先生說：“看到有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書，我真是什麼也不想寫了！”古往今來，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書，書的命運，盈虛消長，起落興衰，有多少道理可說呢。不過一個人被遺忘了多年，現在忽然又來出他的書，總叫人不能不想起一些問題。這有什麼歷史的和現實的意義？這對於今天的讀者——主要是青年讀者的品德教育、美感教育和語言文字的教育有沒有作用？作用有多大？……
這些問題應該由評論家、文學史家來回答。我不想回答，也回答不了。我是沈先生的學生，卻不是他的研究者（已經有幾位他的研究者寫出了很好的論文）。我只能談談讀了他的散文後的印象。當然是很粗淺的。
文如其人。有幾篇談沈先生的文章都把他的人品和作品聯繫起來。朱光潛先生在《花城》上發表的短文就是這樣。這是一篇好文章。其中說到沈先生是寂寞的，尤為知言。我現在也只能用這種辦法。沈先生用手中一支筆寫了一生，也用這支筆寫了他自己。他本人就象一個作品，一篇他自己所寫的作品那樣的作品。
我覺得沈先生是一個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一個不老的抒情詩人，一個頑強的不知疲倦的語言文字的工藝大師。
這真是一個少見的熱愛家鄉，熱愛土地的人。他經常來往的是家鄉人，說的是家鄉話，談的是家鄉的人和事。他不止一次和我談起棉花坡的渡船；談起楓樹坳，秋天，滿城飄舞著楓葉。八一年他回鳳凰一次，帶著他的夫人和友人看了他的小說裡所寫過的景物，都看到了，水車和石碾子也終於看到了，沒有看到的只是那個大型榨油坊。七十九歲的老人，說起這些，還象一個孩子。他記得的那樣多，知道的那樣多，想過的那樣多，寫了的那樣多，這真是少有的事。他自己說他最滿意的小說是寫一條延長千里的沅水邊上的人和事的。選集中的散文更全部是寫湘西的。這在中國的作家裡不多，在外國的作家裡也不多。這些作品都是有所為而作的。
沈先生非常善於寫風景。他寫風景是有目的的。正如他自己所說：
一首詩或者僅僅二十八個字，一幅畫大小不過一方尺，留給後人的印象，卻永遠是清新壯麗，增加人對於祖國大好河山的感情。(《張八寨二十分鐘》)
風景不殊，時間流動。沈先生常在水邊，逝者如斯，他經常提到的一個名詞是“歷史”。他想的是這塊土地，這個民族的過去和未來。他的散文不是晉人的山水詩，不是要引人消沉出世，而是要人振作進取。
讀沈先生的作品常令人想起魯迅的作品，想起《故鄉》、《社戲》（沈先生最初拿筆，就是受了魯迅以農村回憶的題材的小說的影響，思想上也必然受其影響）。他們所寫的都是一個貧窮而衰弱的農村。地方是很美的，人民勤勞而樸素，他們的心靈也是那樣高尚美好，然而卻在一種無望的情況中辛苦麻木地生活著。魯迅的心是悲涼的。他的小說就混和著美麗與悲涼。湘西地方偏僻，被一種更為愚昧的勢力以更為野蠻的方式統治著。那裡的生活是“怕人”的，所出的事情簡直是離奇的。一個從這種生活裡過來的青年人，跑到大城市裡，接受了五四以來的民主思想，轉過頭來再看看那裡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新與舊》裡表現了這種痛苦，《菜園》裡表現了這種痛苦。《丈夫》、《貴生》裡也表現了這種痛苦。他的散文也到處流露了這種痛苦。土著軍閥隨便地殺人，一殺就是兩三千。刑名師爺隨便地用紅筆勒那麼一筆，又急忙提著長衫，拿著白銅水菸袋跑到高坡上去欣賞這種不雅觀的遊戲。賣菜的周家兄妹被一個團長搶去了。“小婊子”嫁了個老煙鬼。一個礦工的女兒，十三歲就被駐防軍排長看中，出了兩塊錢引誘破了身，最後嚥了三錢煙膏，死掉了。……說起這些，能不叫人痛苦？這都是誰的責任？“浦市地方屠戶也那麼瘦了，是誰的責任？”——這問題看似提得可笑，實可悲。便是這種詼諧語氣，也是從一種無可奈何的痛苦心境中發出的。這是一種控訴。在小說裡，因為要“把道理包含在現象中”，控訴是無言的。在散文中有時就明明白白地說了出來。“讀書人的同情，專家的調查，對這種人有什麼用？若不能在調查和同情以外有一個‘辦法’，這種人總永遠用血和淚在同樣情形中打發日子。地獄儼然就是為他們而設的。他們的生活，正說明‘生命’在無知與窮困包圍中必然的種種。”（《辰谿的煤》）沈先生是一個不習慣於大喊大叫的人，但這樣的控訴實不能說是十分“溫柔敦厚”。不知道為什麼他的這些話很少有人注意。
沈從文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個人得失事小，國家前途事大。他曾經明確提出：“民族興衰，事在人為。”就在那樣黑暗腐朽（用他的說法是“腐爛”）的時候，他也沒有喪失信心。他總是想激發青年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事業上有以自現，在學術上有以自立。”他最反對憤世嫉俗，玩世不恭。在昆明，他就跟我說過：“千萬不要冷嘲。”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失業，曾想過要自殺，他寫了一封長信把我大罵了一通，說我沒出息，信中又提到“千萬不要冷嘲。”他在 《<長河>題記》中說：“橫在我們面前的許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卻不用悲觀。社會還正在變化中，驟然而來的風風雨雨，說不定把許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跡。然而一個人對於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態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後來者以極大鼓勵的！”事情真奇怪，沈先生這些話是一九四二年說的，聽起來卻好象是針對“文化大革命”而說的。我們都經過那十年“痛苦怕人”的生活，國家暫時還有許多困難，有許多問題待解決。有一些青年，包括一些青年作家，不免產生冷嘲情緒，覺得世事一無可取，也一無可為。你們是不是可以聽聽一個老作家四十年前所說的這些很迂執的話呢？
我說這些話好象有點岔了題。不過也還不是離題萬里。我的目的只是想說說沈先生的以民族興亡為己任的愛國熱情。
沈先生關心的是人，人的變化，人的前途。他幾次提家鄉人的品德性格被一種“大力”所扭曲、壓扁。“去鄉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麼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的一種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樸素的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餘，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的庸俗人生觀。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經被常識所摧毀，然而做人時的義利取捨是非辨別也隨同泯沒了。”（《<長河>題記》）他並沒有想把時間拉回去，回到封建宗法社會，歸真返樸。他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他只是希望能在一種新的條件下，使民族的熱情、品德，那點正直樸素的人情美能夠得到新的發展。他在回憶了劃龍船的美麗情景後，想到“我們用什麼方法，就可使這些人心中感覺一種對‘明天’的‘惶恐’，且放棄過去對自然的和平態度，重新來一股勁幾，用劃龍船的精神活下去？這些人在娛樂上的狂熱，就證明這種狂熱能換個方向，就可使他們還配在世界上佔據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長久一些。不過有什麼方法，可以改造這些人的狂熱到一件新的競爭方面去，可是個費思索的問題。”（《箱子巖》）“希望到這個地面上，還有一群精悍結實的青年，來駕馭鋼鐵征服自然，這責任應當歸誰？”——“一時自然不會得到任何結論。”他希望青年人能活得“莊嚴一點，合理一點”，這當然也只是“近乎荒唐的理想”。不過他總是希望著。
他把希望寄託在幾個明慧溫柔，天真純粹的小兒女身上。寄託在翠翠身上，寄託在《長河》裡的三姊妹身上，也寄託在“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身上。——這是一篇寫得很美的散文。牛保和那個不知名字的婦人的愛，是一種不正常的愛（這種不正常不該由他們負責），然而是一種非常淳樸真摯，非常美的愛。這種愛裡閃耀著一種悠久的民族品德的光。沈先生在《長河題記》中說：“在《邊城》題記上，曾提起一個問題，即擬將‘過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地方著手。《邊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熱情，雖然已經成為過去陳跡了，應當還保留些本質在年輕人的血裡或夢裡，相宜環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輕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起《邊城》和沈先生的許多其它作品，人們往往願意和“牧歌”這個詞聯在一起。這有一半是誤解。沈先生的文章有一點牧歌的調子。所寫的多涉及自然美和愛情，這也有點近似牧歌。但就本質來說，和中世紀的田園詩不是一回事，不是那樣恬靜無為。有人說《邊城》寫的是一個世外桃源，更全部是誤解（沈先生在《桃源與沅州》中就把來到桃源縣訪幽探勝的“風雅”人狠狠地嘲笑了一下）。《邊城》（和沈先生的其他作品）不是輓歌，而是希望之歌。民族品德會回來麼？
“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回來了！你看看張八寨那個弄船女孩子！
“令我顯得慌張的，並不是渡船的搖動，卻是那個站在船頭、囑咐我不必慌張、自己卻從從容容在那裡當家作事的弄船女孩子。我們似乎相熟又十分陌生。世界上就真有這種巧事，原來她比我二十四年寫到的一個小說中人翠翠，雖晚生十來歲，目前所處環境卻彷彿相同，同樣在這麼青山綠水中擺渡，青春生命在慢慢長成。不同處是社會變化大，見世面多，雖對人無機心，而對自己生存卻充滿信心。一種‘從勞動中得到快樂增加幸福成功’的信心。這也正是一種新型的鄉村女孩子共同的特徵。目前一位有一點與眾不同，只是所在背景環境。”
沈先生的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不知道為什麼，多年來不被理解。“我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於買櫝還珠，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沈先生不能不感到寂寞。他的散文裡一再提到屈原，不是偶然的。
寂寞不是壞事。從某個意義上，可以說寂寞造就了沈從文。寂寞有助於深思，有助於想象。“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與思想，可以說是皆從孤獨中得來的。我的教育，也是從孤獨中得來的。”他的四十本小說，是在寂寞中完成的。他所希望的讀者，也是“在多種事業裡低頭努力，很寂寞的從事於民族復興大業的人。”（《<長河>題記》）安於寂寞是一種美德。寂寞的人是充實的。
寂寞是一種境界，一種很美的境界。沈先生筆下的湘西，總是那麼安安靜靜的。邊城是這樣，長河是這樣，鴨案圍、楊家岨也是這樣。靜中有動，靜中有人。沈先生善長用一些顏色、一些聲音來描繪這種安靜的詩境。在這方面，他在近代散文作家中可稱聖手。黑夜佔領了全個河面時，還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腳樓窗口的燈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間飄忽動人的火炬紅光。這時節岸上船上都有人說話，吊腳樓上且有婦人在黯淡燈光下唱小曲的聲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時，就有人笑嚷。什麼人家吊腳樓下有匹小羊叫，固執而且柔和的聲音，使人聽來覺得憂鬱。
這些人房子窗口既一面臨河，可以憑了窗口呼喊河下船中人，當船上人過了癮，胡鬧已夠，下船時，或者尚有些事情囑託，或者其他原因，一個晃著火炬停頓在大石間，一個便憑立在窗口，“大老你記著，船下行時又來！”“好，我來的，我記著的。”“你見了順順就說：‘會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腳膝骨好了；細粉帶三斤，冰糖或片糖帶三斤。”“記得到，記得到，大娘你放心，我見了順順大爺就說：‘會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細粉來三斤，冰， 糖來三斤。’”“楊氏，楊氏，一共四吊七，莫錯賬！”“是的，放心呵，你說四吊七就四吊七，年三十夜莫會多要你的！你自己記著就是了。”這樣那樣的說著，我一一都可聽到，而且一面還可以聽著在黑暗中某一處咩咩的羊鳴。（以上引自《鴨窠圍的夜》）
真是如聞其聲。這樣的河上河下喊叫著的對話，我好象在別一處也曾聽到過。這是一些多麼平常瑣碎的話呀，然而這就是人世的生活。那隻小羊固執而柔和地叫著，使沈先生不能忘記，也使我多年不能忘記，並且如沈先生常說的，一想起就覺得心裡“很軟”。
“不多久，許多木筏皆離岸了，許多下行船也拔了錨，推開篷，著手蕩槳搖櫓了。我臥在船艙中，就只聽到水面人語聲，以及櫓槳激水聲，與櫓槳本身被扳動時咿咿啞啞聲。河岸吊腳樓上婦人在曉氣迷濛中銳聲的喊人，正好同音樂中的笙管一樣，超越眾聲而上。河面雜聲的綜合，交織了莊嚴與流動，一切真是一個聖境。”
“岸上吊腳樓前枯樹邊，正有兩個婦人，穿了毛藍布衣服，不知商量些什麼，幽幽的說著話。這裡雪已極少，山頭皆裸露作深棕色，遠山則為深紫色。地方靜得很，河邊無一隻船，無一個人，一堆柴。只不知河邊某一個大石後面有人正在捶搗衣服，一下一下的搗。對河也有人說話，卻看不清楚人在何處。”（以上引自《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靜中有動，以動為靜，這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長久的傳統。但是這種境界只有一個擺脫浮世的營擾，習慣於寂寞的人方能於靜觀中得之。齊白石題畫雲：“白石老人心閒氣靜時一揮”，寂寞安靜，是藝術創作所必需的氣質。一個熱中於利祿，心氣浮躁的人，是不能接近自然，也不能接近生活的。沈先生“習靜”的方法是寫字。在昆明，有一陣，他常常用毛筆在竹紙書寫的兩句詩是“綠樹連村暗，黃花入夢稀”。我就是從他常常書寫的這兩句詩（當然不止這兩句）裡解悟到應該怎樣用少量文字描寫一種安靜而活潑，充滿生氣的“人境”的。
我就是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象所傾心的人。我看一切，卻並不把那個社會價值攙加進去，估定我的愛憎。我不願問價錢上的多少來為萬物作一個好壞批評，卻願意考查他在我官覺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遠不厭倦的是“看”一切。宇宙萬匯在動作中，在靜止中，在我印象裡，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麗與最調和的風度，但我的愛好顯然卻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類生活相聯結時的美惡，另外一句話來說，就是我不大領會倫理的美。接近人生時我永遠是個藝術家的感情，卻不是所謂道德君子的感情。（《自傳·女難》）
沈先生五十年前所作的這個“自我鑑定”是相當準確的。他的這種詩人氣質，從小就有，至今不衰。
《從文自傳》是一本奇特的書。這本書可以從各種角度去看。你可以看到從辛亥革命到五四湘西一隅的怕人生活，瞭解一點中國歷史；可以看到一個人“生活陷於完全絕望中，還能充滿勇氣與信心始終堅持工作，他的動力來源何在”，從而增加一點自己對生活的勇氣與信心。沈先生自己說這是一本“頑童自傳”。我對這本書特別感興趣，是因為這是一本培養作家的教科書，它告訴我人是怎樣成為詩人的。一個人能不能成為一個作家，童年生活是起決定作用的。首先要對生活充滿興趣，充滿好奇心，什麼都想看看。要到處看，到處聽，到處聞嗅，一顆心“永遠為一種新鮮顏色，新鮮聲音，新鮮氣味而跳”，要用感官去“吃”各種印象。要會看，看得仔細，看得清楚，抓得住生活中“最美的風度”；看了，還得溫習，記著，回想起來還異常明朗，要用時即可方便地移到紙上。什麼都去看看，要在平平常常的生活裡看到它的美，它的詩意，它的亞細亞式殘酷和愚昧。比如，熔鐵，這有什麼看頭呢？然而沈先生卻把這過程寫了好長一段，寫得那樣生動！一個打豆腐的，因為一件荒唐的愛情要被殺頭，臨刑前柔弱的笑笑，“我記得這個微笑，十餘年來在我印象中還異常明朗。”（《清鄉所見》）沈先生的這本《自傳》中記錄了很多他從生活中得到的美的深刻印象和經驗。一個人的藝術感覺就是這樣從小鍛煉出來的。有一本書叫做《愛的教育》，沈先生這本書實可稱為一本“美的教育”。我就是從這本薄薄的小書裡學到很多東西，比讀了幾十本文藝理論書還有用。
沈先生是個感情豐富的人，非常容易動情，非常容易受感動（一個藝術家若不比常人更為善感，是不成的）。他對生活，對人，對祖國的山河草木都充滿感情，對什麼都愛著，用一顆藹然仁者之心愛著。
山頭一抹淡淡的午後陽光感動我，水底各色圓如棋子的石頭也感動我。我心中似乎毫無渣滓，透明燭照，對萬匯百物，對拉船人與小小船隻，一切都那麼愛著，十分溫暖的愛著！（《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因為充滿感情，才使《湘行散記》和《湘西》流溢著動人的光采。這裡有些篇章可以說是遊記，或報告文學，但不同於一般的遊記或報告文學，它不是那樣冷靜，那樣客觀。有些篇，單看題目，如《常德的船》、《沅陵的人》，尤其是《辰谿的煤》，真不知道這會是一些多麼枯燥無味的東西，然而你看下去，你就會發現，一點都不枯燥！它不同於許多報告文學，是因為作者生於斯，長於斯，在這裡生活過（而且是那樣的生活過），它是憑作者自己的生活經驗，憑親歷的第一手材料寫的；不是憑採訪調查材料寫的。這裡寄託了作者的哀慼、悲憫和希望，作者與這片地，這些人是血肉相關的，感情是深沉而真摯的，不象許多報告文學的感情是空而淺的，——儘管裝飾了好多動情的詞句，因為作者對生活熟悉且多情，故寫來也極自如，毫無勉強，有時不厭其煩，使讀者也不厭其煩；有時幾筆帶過，使讀者悠然神往。
和抒情詩人氣質相聯繫的，是沈先生還很富於幽默感。《一個愛惜鼻子的朋友》是一篇非常有趣的妙文。我每次看到：“姓印的可算得是個球迷。任何人邀他去踢球，他皆高興奉陪，球離他不管多遠，他總得趕去踢那麼一腳。每到星期天，軍營中有人往沿河下游四里的教練營大操場同學兵玩球時，這個人也必參加熱鬧。大操場裡極多牛糞，有一次同人爭球，見牛糞也拚命一腳踢去，弄得另一個人全身一塌糊塗”，總難免失聲大笑。這個人大概就是《自傳》裡提到的印鑑遠。我好象見過這個人。黑黑，瘦瘦的，說話時愛往前探著頭。而且無端地覺得他的腳背一定很高。細想想，大概是沒有見過，我見過他的可能性極小。因為沈先生把他寫得太生動，以致於使他在我印象裡活起來了。沅陵的闕五老，是個多有風趣的妙人！沈先生的幽默是很含蓄蘊藉的。他並不存心逗笑，只是充滿了對生活的情趣，覺得許多人，許多事都很好玩。只有一個心地善良，與人無忤，好脾氣的人，才能有這種透明的幽默感。他是用微笑來看這個世界的，經常總是很溫和地笑著，很少生氣著急的時候。——當然也有。
仁者壽。因為這種抒情氣質，從不大計較個人得失榮辱，沈先生才能經受了各種打擊磨難，依舊還好好地活了下來。八十歲了，還是精力充沛，興致勃勃。他後來“改行”搞文物研究，樂此不疲，每日孜孜，一坐下去就是十幾個小時，也跟這點詩人氣質有關。他搞的那些東西，陶瓷、漆器、絲綢、服飾，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聰明，人的創造，人的藝術愛美心和堅持不懈的勞動。他說起這些東西時那樣興奮激動，讚歎不已，樣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給它起一個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學”。沈先生的語言文字功力，是舉世公認的。所以有這樣的功力，一方面是由於讀書多。“由《楚辭》、《史記》、曹植詩到 ‘桂枝兒’曲，什麼我都歡喜看看”。我個人覺得，沈先生的語言受魏晉人文章影響較大。試看：“由沅陵南岸看北岸山城，房屋接瓦連椽，較高處露出雉堞，沿山圍繞，叢樹點綴其間，風光入眼，實不俗氣。由北岸向南望，則河邊小山間，竹園、樹木、廟宇、高塔、居民，彷彿各個都位置在最適當處。山後較遠處群峰羅列，如屏如障，煙雲變幻，顏色積翠堆藍。早晚相對，令人想象其中必有帝子天神，駕螭乘蜺，馳驟其間。繞城長河，每年三四月春水發後，洪江油船顏色鮮明，在搖櫓歌呼中聯翩下駛。長方形大木筏，數十精壯漢子，各據筏上一角，舉橈激水，乘流而下。就中最令人感動處，是小船半渡，遊目四矚，儼然四圍皆山，山外重山，一切如畫。水深流速，弄船女子，腰腿勁健，膽大心平，危立船頭，視若無事。”（《沅陵的人》）這不令人想到酈道元的《水經注》？我覺得沈先生寫得比酈道元還要好些，因為《水經注》沒有這樣的生活氣息，他多寫景，少寫入。另外一方面，是從生活學，向群眾學習。“我文字風格，假若還有些值得注意處，那隻因為我記得水上人的言語太多了。”（《我的寫作與水的關係》）沈先生所用的字有好些是直接從生活來，書上沒有的。比如：“我一個人坐在灌滿冷氣的小小船艙中”的“灌”字（《箱子巖》），“把鞋脫了還不即睡，便鑲到水手身旁去看牌”的“鑲”字（《鴨案圍的夜》）。這就同魯迅在《高老夫子》裡“我輩正經人犯不上醬在一起”的“醬”字一樣，是用得非常準確的。這樣的字，在生活裡，群眾是用著的，但在知識分子口中，在許多作家的筆下，已經消失了。我們應當在生活裡多找找這種字。還有一方面，是不斷地實踐。
沈先生說：“本人學習用筆還不到十年，手中一支筆，也只能說正逐漸在成熟中，慢慢脫去矜持、浮誇、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從文自傳·附記》）沈先生寫作，共三十年。頭一個十年，是試驗階段，學習使用文字階段。當中十年，是成熟期。這些散文正是成熟期所寫。成熟的標誌，是脫去“矜持、浮誇、生硬、做作”。
沈先生說他的作品是一些“習作”，他要試驗用各種不同方法來組織鋪陳。這幾十篇散文所用的敘事方法就沒有一篇是雷同的！
“一切作品都需要個性，都必需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達到這個目的，寫作時要獨斷，徹底的獨斷！（文學在這時代雖不免被當作商品之一種，便是商品，也有精粗，且即在同一物品上，製作者還可匠心獨運，不落窠臼，社會上流行的風格，流行的款式，儘可置之不問。）（《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這在今天，對許多青年作家，也不失為一種忠告。一個作家，要有自己的風格，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必需耐得住寂寞，不要趕時髦，不要追求“票房價值”。
“雖然如此，我還預備繼續我這個工作，且永遠不放下我一點狂妄的想象，以為在另外一時，你們少數的少數，會越過那條間隔城鄉的深溝，從一個鄉下人的作品中，發現一種燃燒的感情，對於人類智慧與美麗永遠的傾心，康健誠實的讚頌，以及對愚蠢自私極端憎惡的感情。這種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們，引起你們對人生向上的憧憬，對當前一切的懷疑。先生，這打算在目前近於一個鄉下人的打算，是不是。然而到另外一時，我相信有這種事。”（《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莫非這“另外一時”已經到了麼？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日上午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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