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奈良、平安前期傳入的漢籍多以鈔本形式流傳,通稱“唐鈔本”。它們流傳千載,古色古香,具有很高的審美收藏價值,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物。不僅如此,它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特別是文獻輯佚以及考察漢籍東傳日本方面具有重要價值,因而備受學者關注。近年來出版的一些著作,如嚴紹的《漢籍在日本的流佈研究》(1991),王勇、大庭修主編的《中日文化史大系》(《典籍卷》1996年),陶敏、李一飛合著的《隋唐五代文學史料學》(2001)都給予了一定的重視。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學界詳於唐鈔本內容本身的介紹,而較少言及它們在近代的收藏、刊刻、研究情況。實際上,近代中日學人在這些方面曾做了大量的工作,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學術史所不應遺忘的。本文試以日本現存唐鈔本《王勃集》的四個殘卷為例,藉此說明這些珍貴文獻與中日近代學人的學術因緣。
王勃(650—676?),初唐四傑之一,提倡剛健勁雅的文風,在唐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文集已佚,今傳者皆為後人輯本,較著名者有明張燮輯編的《王子安集》十六卷本和清蔣清翊的《王子安集箋註》二十卷本。這些輯本雖用力甚深,但由於其主要來源為《文苑英華》,故仍有不少篇章無從補輯。幸運的是,東瀛至今仍保存著四個唐鈔本殘卷,為後人提供了輯補的機會。
這四個唐鈔本殘卷分別是:1. 《王勃詩序集》一卷,慶雲四年(707)寫本,奈良正倉院藏。2. 卷二十八墓誌下,上野尚一藏。3. 卷二十九、三十,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其中卷二十九存行狀、祭文五篇。卷三十存王勃卒後親友相關文字四篇。4. 《過淮陰謁漢祖廟祭文奉命作》一文,神田家舊藏,今藏東京國立博物館。此文亦屬卷二十九,即目錄中所提到的《祭高祖文》。後三種殘卷同出一帙,皆出於千年古寺興福寺,抄寫時代在王勃去世不久,為王勃集現存最早寫本。這四個殘卷的文獻價值極高。如佚文,僅正倉院所藏詩序,即有二十篇不見於中土文獻;而王勃親友諸文,對了解王勃去世前後的情形也極具價值;殘卷同時為了解王勃集的唐代原貌提供了重要線索。由於殘卷涉及到二十八至三十卷,可知唐代原編當為三十卷本,這使得兩《唐書》、《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崇文總目》等三十卷的記載得到了有力的證明。故內藤湖南認為,“全帙為卅卷無復可疑,固知楊序為字訛也”,可知楊炯《王勃集序》中“二十卷”的記載是錯誤的。至於《郡齋讀書志》所載的二十卷本,今亦不傳,但可以肯定已不是唐代王勃集的面貌了。
中國近代學者中最先提及唐鈔本《王勃集》殘卷的是楊守敬(1839—1915)。清光緒六年(1880),他應駐日公使何如璋之召赴日,次年作為繼任公使黎庶昌的隨員留任。在日期間,他廣搜古本珍籍,“每得一書,即略為考其原委,別紙記之,久之得廿餘冊”,後命名為《日本訪書志》。該書卷十七有古鈔《王子安文》一卷,雲卷子載文“三十篇,皆序文。日本影照本,書記官巖谷修所贈。首尾無序跋,森立之《訪古志》所不載,惜當時未細詢此本今藏何處。書法古雅,中間凡天地日月等字,皆從武后之制,相其格韻,亦的是武后時人之筆。此三十篇中不無殘缺,而今不傳者凡十三篇,其十七篇皆見於《文苑英華》,異同之字,以千百記,大抵以此本為優,且有題目不符者,真稀世珍也”。巖谷修,號迂堂,或古梅園、金粟道人、一六居士。日本書法家,近江水口藩士。楊守敬曾向他借過宋本《尚書正義》原本、《春秋左傳集解》古鈔本。
楊守敬曾對這一鈔本的性質有過推測:“此卷首尾無卷第(尾殘缺),其第一首題王勃名,以下則不題名,似當時選錄之本。然以勃一人之作,採取如此之多,則其書當盈千卷。考唐人選集唯《文館詞林》一千卷,而編錄在顯慶三年,非子安所及,抑唐人愛勃序文者鈔之耶?疑不能明,記之以俟知者。(子安有《舟中纂序》五卷,然校此卷中文不盡舟中作,《滕王閣序》其一也。)今以逸文十三篇抄錄於左,其他文十七篇異同,則別詳札記。”巖谷修贈給楊守敬的古鈔影本,乃明治十七年(1884)博物局石印本,其底本藏於奈良正倉院,由於所影並非完帙,使楊守敬的推斷和校勘受到了很大影響,不過他對於《王勃集》殘卷的著錄與錄文,仍給後人進一步查考提供了珍貴的線索。另外,楊守敬在《留真譜》中曾據《聆濤閣帖》影刻了上野氏所藏墓誌卷首的十一行,當時雖不知為王勃集殘卷,但其先導之功,仍值得學術史銘記。
繼楊守敬之後,羅振玉(1866—1940)在搜尋、影刻《王勃集》殘卷方面用力最深。1909年羅振玉受學部指派到日本調查農學,為期兩月。在這期間,他曾與平子尚(號鐸嶺)討論日本古籍寫本,平子氏認為正倉院所藏《王子安集》殘卷為最先,抄寫時間為慶雲時期,其中多存佚文,並且願意介紹羅振玉前往正倉院觀賞。當時羅振玉因歸國日期臨近,不能前往觀看,便請他予以代為影寫。
歸國以後,羅振玉接平子氏來信,說影寫事已得到管理者批准,一二月間即可以完成。平子氏還寄來了印刷局印本《王勃集》序文,希望羅振玉由此窺見一斑。該本僅十六紙,錄序文二十首,相當於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的三分之二,僅為正倉院序文全卷的一半。
羅振玉將該本與蔣清翊《王子安集註》本對校,發現其中有佚文五篇,於是將其贈給蔣清翊之子蔣黻。蔣黻(1866—1911),字伯斧,江蘇吳縣人,與羅振玉友善,曾共同創辦農學會和《農學報》,其墓誌銘為羅振玉所作。羅振玉勸蔣氏將此佚文刻於《王子安集註》後,但蔣黻希望正倉院本《王勃集》序文全捲到後再行刊刻。一年過後,毫無消息。羅振玉向東京友人詢問,才知幾個月前平子氏已因肺病去世了。正倉院本詩序影刻一事就這樣暫時擱置下來了。(羅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序》)
不過,失之東隅,得之桑榆,羅振玉的友人內藤湖南給他帶來了意外的驚喜。1910年秋季,內藤湖南到中國學部觀看敦煌卷軸,以《王勃集》的另外兩種古寫殘卷影本相贈,其中墓誌三首,即《唐故度支員外郎達奚公墓誌並序》、《歸仁縣主墓誌並序》、《唐故河東處士衛某夫人賀拔氏墓誌並序》,時為上野有竹所藏。上野有竹,日本收藏家,與內藤湖南友善。內藤曾為其《有竹齋藏缽印》作序,稱其“抗志愛古,所蓄法書名畫之富,久噪於世”(《內藤湖南全集》十四卷)。影本中另收《過淮陰謁漢高祖廟祭文奉命作》一文,則為神田信醇所藏。神田信醇(1853—1918),字子醇,別號香巖,晚以別號行。日本著名詩人、書法家、收藏家。家為平安舊族,收羅古鈔書槧、金石書畫極豐。其藏書之處曰容安軒,所儲多古鈔書槧,而唐鈔四種最為驚人祕笈。精賞鑑,嘗任京都帝室博物館學藝委員四十年。與內藤湖南友善,內藤曾作《瘞髯銘》記之。內藤湖南的這一贈本,當即明治四十三年(1910)八月上野氏珂羅版印行的“唐鈔文集”。內藤湖南在《富岡氏藏唐鈔本王勃集殘卷跋》中回憶說:“明治庚戌上野有竹君以其本同一帙合兩本付之玻璃板……會餘遊燕山,舉以贈伯斧及彼地諸碩學。”可見上野本通過內藤湖南,在印行一月左右即贈予了羅振玉、蔣黻等人,當時中日學術交流之密切,由此可見一斑。
內藤湖南實是上野和神田氏所藏《王勃集》古鈔本的最早鑑定者。內藤湖南有《上野氏藏唐鈔〈王勃集〉殘卷跋》一文,對該古鈔本進行了考證:“其書法近北朝人,彷彿有敬顯儁碑、杜文雅造象遺意。凡寫華字,皆缺末筆,乃避則天諱,而後制字一無可用,可斷其鈔成於垂拱、永昌間矣。此書撰人從未有考者,嘗觀平安神田香巖君藏唐鈔《過淮陰謁漢高祖廟祭文奉命作》一首,首雲‘維大唐上元二年歲次乙亥八月壬申朔十六日丁巳,交州交阯縣令等,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漢高皇帝之靈’,其體式書法全與此墓誌同,其紙縫有‘興福傳法’印,紙背寫《大乘戒作法》,亦並同(戒法凡八百年前我邦僧徒所寫),據新舊《唐書?文苑傳》:王勃為虢州參軍,時殺官奴曹達,事覺除名。勃父福畤由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阯令,上元二年勃往省父,渡海溺水而卒,年二十八。是知《祭漢祖文》勃代其父而作。餘因終定此墓誌為勃集殘?卷。……?今復獲此四首,其鈔寫時先於祕庫本二十餘年,距勃死不過十年,勃文之存者,莫此為舊。”(《寶左庵文》,載《內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內藤湖南《續論書絕句》中曾歌詠此卷:“興福舊儲印記分,則天朝寫子安文。墨痕彷彿魏齊跡,遺法應尋敬史君。”注云:“王子安集殘卷,今分藏上野、富岡、神田三氏,皆有‘興福傳法’印記,餘以其避武后祖諱而不用後新制字,定為垂拱、永昌間寫,書法圓勁,似敬顯儁碑。”內藤氏不僅最早指出上野藏本為王勃集殘卷,而且根據避諱斷定此寫本作於垂拱、永昌間,距王勃去世不過十年,為現存王勃集最早寫本,這些結論,均已為學界接受,堪稱王勃集文獻的重大發現。加上前面提到的平子尚贈本中的佚文,羅振玉這時已得到王勃集佚文九篇。他勸說蔣黻速將這些佚文付梓,切毋因循求全。但此時蔣黻向楊守敬借其藏本,書函往來又過一年,這時已經是1911年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又發生了,蔣黻在這年的秋天突然罹暴病身亡,致使王勃佚文“刊刻之事,遂成泡幻”。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羅振玉舉家遷往日本,寓居京都,至1919年春始返回國土。在這一期間羅振玉仍不忘影寫正倉院本《王勃集》,但因為“御府祕藏,禁令森嚴”,多次未能實現影印願望。這時羅振玉“大悔往者之在海東,恨不寬歸程三日,一觀此祕笈也。至是寫影之事,遂不復措諸懷”。懊惱之情,溢於言表。
羅振玉辛苦蒐羅王勃佚文的過程中,得到了許多日本友人的幫助。1913年內藤湖南曾將正倉院《王勃集》殘卷影本贈與羅振玉,筆者在遼寧省圖書館見到了這一贈本,共十六紙,扉頁上有羅振玉跋文:“唐初寫本《王子安集》殘卷,原本在日本正倉院,為彼帝室御物,藏護嚴密,不以示人。此正倉院印刷官局印本,三十年前所印,流傳甚罕。此為湖南博士所贈,校以《王子安集》蔣注本,多佚文八篇(按:實為六篇)。癸丑(1913)六月,上虞羅振玉記於海東寓居之比叡山樓。”
皇天不負有心人,1918年的秋天,羅振玉終於有了見到正倉院《王勃集》殘卷全本的機緣。當時還是年輕人的神田喜一郎去拜見羅振玉,告知近來得正倉院《王子安集》全印本,計二十餘紙。這個印本,當即明治十三年(1880)印刷局石印之全本。羅振玉得知大喜,“我輩所藏僅十六紙,此則廿餘紙”(1918年9月23日羅振玉致王國維信,見《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集》),“亟請借觀,則為文四十一篇,不見今集者凡二十餘篇……楊(守敬)本佚文,實僅六篇,而此本佚文二十篇,則完好無缺,為之喜出望外。乃以三夕之力,手自移寫,合以祭文一篇、墓誌三篇,共得佚文二十四篇,其見於今集者之二十一篇,亦手校異同,別為校記。正倉院本字多訛別,或有衍脫倒植,其第二十八殘卷,訛誤尤繁,皆一一為之是正。其不可知者,則守蓋闕之訓”。編成《王子安集佚文》一卷並校記一卷,付梓印行。對於這一收穫,羅振玉深有感慨:“此集雖以三夕之力成之,而夢想者且十年。昔之難也如彼,今之易也如此,惜平子君與伯斧竟不及見矣。”1918年12月7日羅振玉致王國維信中有“《王子安集佚文》印好,甚慰”(《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集》)的話,可見傳刻王勃佚文一事在羅氏心中之地位。
正倉院本《王勃集》殘卷經羅振玉的刊刻,已化身千百滋佈於世了。然而也留下了不少遺憾。內藤湖南在《正倉院本〈王勃集〉殘卷跋》(大正十一年八月)中曾提及此事:“近年羅叔言參事亦據印刷局本全錄今本所無廿首,合上野、神田二氏本,以為《王子安佚文》。其今本所有廿一首,則作校記以附錄其後,用仿宋活字印行,於是正倉院本滋佈於世矣。”肯定了羅振玉此舉的意義。但對其校錄卻並不滿意:“叔言校錄竟多訛奪,不似平生之精審,未足賴以永其傳,予將欲盡合諸本及道誠注《釋迦成道記》,校勘寫定,以賡蔣刻,恨志長暇乏,未遑下手爾。”關西大學內藤文庫所藏初刻本《王子安集佚文》,上面多有內藤湖南的批校,指出羅氏失校、誤校三十餘處,可見內藤氏的評價是客觀公允的。雖說留有遺憾,但正倉院本的主要信息畢竟已傳回了中國,令羅振玉牽掛的是,剛剛發現的《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卷未能收入《王子安集佚文》中。他在該書序文中說道:“京都老友富岡君(謙藏)別藏《王子安集》卷廿九及卷三十,與上野氏殘卷同出一帙,予曾披覽,勸君影印以傳之,君唯唯,意若有所待者。今此集刊行,君或亦將出其珍祕而傳之藝林乎,企予望之矣。”
《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卷的發現者是當時任京都大學講師的富岡謙藏。富岡謙藏,字君,號桃華。日本著名漢學家,為畫家富岡百鍊之子,與羅振玉素有交誼。1918年,東京富家赤星鐵馬盡售其家藏書畫,目錄中有題為“橘逸勢集”書跡一卷。橘逸勢(?—845)平安前期官員,書法家。工於書法,與嵯峨天皇、空海合稱平安前期“三筆”。富岡檢其影照樣本知為舊鈔《王勃集》二十九、三十卷,期在必獲,遂以重價購之。這二卷《王勃集》殘本,與上野氏、神田氏二本同出一帙,並有“興福傳法”印,真可謂“希世瑰寶”。其中卷二十九存《張公行狀》以及《祭石堤山神文》、《祭石堤女郎文》、《祭白鹿山神文》、《為虔霍王諸官祭故吏文》、《為霍王祭徐王文》五篇祭文,皆為王勃佚文。第六篇《祭高祖文》有目無文,當即神田氏所藏《過淮陰謁漢祖廟祭文奉命作》;第三十卷非王勃文字,乃其死後親友弔問之作。富岡氏曾有意將此二卷影印以餉同好,但他於翌年遽歸道山,可謂齎志而歿。
作為最早目睹《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殘卷真跡的中國學者,羅振玉對這一珍貴文獻掛念已久,原本既不能致,必求之影本而後快。1919年羅振玉攜家返國,臨行時作出了重大決定,即將其京都寓所東山寄廬捐與京都大學,所獲錢款用以影印日本所存唐鈔本,請狩野直喜和內藤湖南兩博士主持其事。內藤湖南請富岡謙藏之父先以《王子安集》殘卷二十九、三十卷付玻璃版精印。1922年6月,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所影印的唐鈔本第一集中即有《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卷,羅振玉多年的心願終於實現了。這樣一來,王勃佚文又增加了六篇,而“子安文在天壤之間者,其亦盡於此矣”(內藤湖南《富岡氏藏唐鈔〈王勃集〉殘卷跋》)。富岡家族所藏的這一古鈔本,昭和六年由文部省指定為國寶,昭和十三年六月富岡家藏書拍賣,此卷為京都古書店細川開益堂以?14218?円高價購得,後輾轉入藏東京國立博物館。
京大影印本《王勃集》一出,內藤湖南以為羅振玉“或將續印以廣其傳”。這一推測不久即得到了證實。羅振玉於1922年10月對《王子安集佚文》及校記做了增訂。這個增訂本新補入了《王勃集》第二十九、第三十卷,成為日本唐鈔本《王勃集》四個殘卷的第一個全錄本;校記方面也增補了十餘條,質量較初印本有了很大的提高。羅振玉治學之嚴謹,於此可窺一斑。從1909年羅振玉請平子尚幫助複製正倉院本開始,至1922年《王子安佚文》增訂本的出版,不大的篇幅竟耗費了羅振玉十餘年的時間!惜國內學者對於這個增訂本尚未有過充分利用,如萬曼的《唐集敘錄》、何林天的《重訂新校王子安集》、上海古籍出版的《王子安集註》附錄,用的都是初印本,佚文缺漏、校錄不精等不足都被沿襲了下來,這是很遺憾的。
以上我們介紹了近代中日學人對唐鈔本《王勃集》殘卷的著錄、刊刻以及研究情況,通過對這一典籍交流個案的追索,可以發現這一過程頗為複雜而曲折的一面,然其內容卻是相當豐富的。楊守敬、蔣黻、羅振玉、內藤湖南、神田喜一郎、富岡謙藏等人都與《王勃集》殘卷有著不解之緣,他們的喜怒哀樂乃至生命均已融入其中,值得我們去追思和銘記。
(作者簡介：高洪巖，瀋陽師範大學文學院)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眾號消息：群聊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