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作家,王安憶

上海女作家,王安憶

王安憶的名字並不為人熟知。

但很多人看過由她的小說改編成的電影、電視劇《長恨歌》。

王安憶作為一名上海作家,常被人拿來和張愛玲做比較,然而她卻堅持認為自己並不像張愛玲。

作為一個上海女人,她身上有著上海女人特有的現實與獨立。在王安憶看來上海的女人並不優雅,優雅的女人只存在於閨房之中,而一個女人要獨立,就不能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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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

上海女作家,王安憶

王安憶可以說是一個從文學世家走出來的女作家。

王安憶的父親王嘯平,1919年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同安。他參加過當地的抗日救亡活動。1962年,調入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任導演,直至1982年離休。他是一位優秀的導演,他所執導的劇目,在那個年代十分受歡迎,他早期撰寫的一些涉及舞臺藝術的論著,也曾在廣大戲劇工作者、特別是部隊戲劇工作者中,產生過很大影響。

王安憶的母親茹誌鵑,1925年出生,是浙江杭州人,她是當代著名的女作家,創作以短篇小說見長,善於從小的角度去反應時代的本質。17歲隨兄參加新四軍,先在蘇中公學讀書,以後一直在部隊文工團工作,任過演員、組長、分隊長、創作組組長等職。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從南京軍區轉業到上海,在《文藝月報》做編輯。

王安憶的母親茹誌鵑是在革命隊伍中成長起來的女作家,在“繼續革命”年代,她另闢一隅,寫出《百合花》、《高高的白楊樹》、《靜靜的產院》、《如願》等作品,從小處著眼,以小見大,將“家務事,兒女情”的日常生活融進革命敘述。

王安憶的家中,有1個姐姐、1個弟弟,姐弟共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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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經歷

上海女作家,王安憶

王安憶,1954年3月生於江蘇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縣。

剛滿1歲的王安憶跟隨母親來到上海,然後她在上海度過了自己的小學、初中時光。

王安憶的母親曾在接受採訪時說:“我沒有想要把安憶培養成作家。我倒曾希望安憶長大以後做個醫生,靠一技之長安分地治病救人。平心而論,經歷了過去那麼多風風雨雨,真不願意讓孩子們再去涉足是是非非的文學藝術。”

但王安憶小時候就喜歡寫作,小時候王安憶各門功課都不錯。60年代的國內政治運動開始後,重點中學也不能上了。不久,媽媽茹誌鵑小心翼翼地包藏了十多年的祕密,被無情的造反派貼的大字報揭開在孩子們面前:他們的父親王嘯平曾經戴過“右派”帽子。

姐姐安諾為此大哭起來,安憶也哭紅了眼睛,感到了害怕。那時節,全家人惶惶不安。此情此景後來在安憶的小說《牆基》裡作過生動的刻畫,超過了當時成年人的想象。

後來,王安憶的父母去了“五七幹校”,姐姐安諾去了安徽當了插隊知青。按當時的規定,王安憶本可以不下鄉插隊的,但她一個人留在家裡實在寂寞沒意思,一年以後的1970年,剛剛初中畢業的王安憶鐵定了心也去了安徽淮北農村……母親傷心地哭了,安憶心裡卻充滿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幻想。那年她還只16歲啊,不過留在上海也的確太寂寞了。

王安憶經過了艱難的跋涉,來到了宿縣,這是當年安徽省的“西伯利亞”,一個最窮困的地方,吃水要到遠處去馱,天黑沒有油燈的窮地方。那時,安憶住在一個農民家中,與主人家的五個兒女同住一屋。這對沉默慣了的王安憶來說,連一個清清靜靜想父母、想上海、想其他許多有趣事的角落都沒有了。加上白天繁重的體力勞動,對於這個上海小姑娘來講更是不堪負擔了。下農村後不久,就遇到了秋收秋種,在收割黃豆時,她拿著鐮刀去割豆棵,每一根並不粗壯的豆棵都要花大力氣才能砍下來。割了不多一回兒,手掌中起水泡了,接著再砍,手也腫起來了,再就是腰痠背痛,再後來就連滾帶爬把渾身力氣全撲上去也不管事了,抬頭看看,前面仍是那一大片站立著的黃豆棵在等著她呢。

在農村期間,王安憶和母親幾乎每週通信2次,在信中,她無拘無束的書寫著她當時的生活環境,無意中開始了創作生涯的練筆。

上海女作家,王安憶

以下摘自王安憶在《作家文摘》中發表的對成長經歷的記錄文字。

媽媽時常輔導我們功課,尤其是算術。她不希望我們去搞文科,而要我們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礎,在小學裡便是算術了。有一次,臨近大考,她輔導我“換算”。她一定要問我:“一丈等於多少米。”我說:“老師只要我們知道一米等於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媽媽說,“萬一有一道題目是一丈等於多少米,你怎麼辦呢?”她的邏輯是對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來反駁,於是便只能跳腳了。

其實,她輔導我語文恐怕更合適一些,可她並不輔導,只管制我讀書。第一次看《紅樓夢》是在我小學四年級,媽媽把那些不適於我讀的地方全部用膠布貼了起來,反弄得我好奇得難熬,千方百計想要知道那膠布後面寫的是什麼。

後來,我和姐姐先後去插隊,終於離開了家。可我們卻像風箏,飛得再高,線還牢牢地牽在媽媽手裡,她時刻注意我們的動向。後來,我到了一個地區級文工團拉大提琴,媽媽凡是路過那裡,總要下車住幾天。有一次,我告訴她,我們去了一個水利工地演出,那裡有一座大理山,有許多大理石等等。媽媽便說;“這是個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寫一個散文。”這時候,我已年過二十,大局已定,身無所長,半路出家的大提琴終不成器。在我們身上寄託的理工之夢早已破滅。又見我一人在外,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反倒生出許多無事煩惱,便這麼勸我了。之後,閒來無事,寫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鉛字的作品,給了我一個當作家的妄想。

然後,我便開始舞文弄墨,每一篇東西必須媽媽過目,然後根據她的意見修正,才能寄往各編輯部,再次聆聽編輯的意見,再次修正。她比編輯嚴格得多,意見提得極其具體、細微。我常有不同意之處,可是總不如她合乎邏輯,講不清楚,於是又只好跳腳了。

上海女作家,王安憶

然後,我去了北京講習所,風箏的線仍然牽在媽媽手裡,每一篇東西總是先寄給她看。不過,與先前不同的是,媽媽同意讓我聽了編輯部的意見以後,再考慮她的意見。這時,我如同閘門打開,寫得飛快,一篇連一篇,她實在有些應接不暇了。終於有一天,她緊接一封談意見的信後又來了一封信,表示撤銷前封信,隨我去了。風箏斷了線,沒頭沒腦地飛了起來,抑或能飛上天,抑或一頭栽了下來,不過,風箏自己也無須有什麼怨言了。這後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勸說下寫的,爸爸勸媽媽不要管我,隨我自己寫去。這是爸爸對我們一貫的政策,他對我們所有的擔心只有一點,就是過馬路。出門必須說一句:“過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只有過馬路這一危機,只要安全地穿過馬路,人平安無事地在,做什麼都行,什麼希望都有。倒也簡練得可以。

長大以後,說話行事,人家誇,總誇:“你爸爸媽媽教養得好。”有所不滿,總說:“給你爸爸媽媽寵壞了。”似乎,對於我們,自己是一點功績也沒有的。或許也對。小時候,我喜歡畫畫,畫的畫也頗說得過去,老師總說:“和你姐姐一點不像。”可無奈大人要我學外語,請來教師,一週三次上英語課。我只能敷衍應付。到了末了,連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課。

如今,我每週兩次,心甘情願地擠半小時汽車,前往文化宮學習英語,苦不堪言地與衰退的記憶力作著搏鬥,不由想,假如當年,父母對我拳棒相加,也許這會兒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當年,大人聽順我的志趣,或許現在也能畫幾筆了。倒是這樣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個做小說的夢。想來想去,兒女總是父母的作品。他們管也罷,不管也罷,都是他們的作品。風箏或許是永遠掙不斷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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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情感

上海女作家,王安憶

1972年,王安憶結束了在安徽淮北宿縣的插隊生活之後,回了城裡,費勁周折考入了徐州文工團。徐州文工團對王安憶來說是個十分重要的地方,因為在那裡她認識了丈夫李章。

王安憶回憶說:那時候文工團單身的很多,大家都急急忙忙的談戀愛。

王安憶當時是文工團的大提琴手,在文工團裡,大家聽說了她是單身,追求者呼呼啦啦的很多,其中有一個就是她的丈夫李章。李章有才華,人又樸實不失幽默,於是很自然的打動了王安憶。

1981年,27歲的王安憶和李章結婚了。王安憶先於丈夫李章調回了上海,時隔5年,李章才也回到上海,這期間兩人一直是分居兩地生活。李章回到上海之後,不但兩個人的婚姻狀態迴歸正常,王安憶的寫作事業也漸漸規律化。

李章當時在出版社上班,8小時候坐班,生活規律。受到李章的影響,王安憶開始上午寫作、下午看書,晚上陪伴家人。結婚之後的三十幾年,兩個人走過風風雨雨,一直保持著最初的質樸的情感。李章常常打趣說,別人家是夫唱婦隨,但我們家是婦唱夫隨。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李章為了讓王安憶騰出時間寫作,包攬了家裡買菜、洗衣、洗碗等家務,而王安憶一旦有機會去國外參加研討會,李章也常常陪同。

但在王安憶眼中,丈夫卻並非一個“小男人”,每當王安憶遇到什麼事情,都會徵求他的意見。比如學習上網這件事,王安憶覺得對她來說這相當於趕鴨子上架,在請示李章之後,她興致沖沖的告訴朋友:“我家李章批註了,可以不用學上網。”

王安憶說,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婚姻和寫作。與李章結婚,讓她找到了生活上的歸宿,而寫作讓她找到了事業的歸宿。

上海女作家,王安憶

以下摘自王安憶的文章,記錄了她和丈夫李章的生活。

原先,我們的小窩不開伙,單身的日子也過得單純,可調到一地,正式度日,便再不好意思天天到孃家坐吃,自己必須建立一份家務。

我們在理論上先明確了分工,他買菜、洗衣、洗碗,我燒飯。

他的任務聽起來很偉大,一共有三項,而我是一項。可事實上,家務裡除了有題目的以外,還有更多更多沒有名字、細碎得羞於出口的工作。他每日裡八小時坐班,每天早上,洗過臉,吃過早飯,便騎著自行車,迎著朝陽上班去,一天很美好地開始了。而我還須將一整個家收拾一遍,衣服晾出去——他只管洗,晾、晒、收、疊均不負責。床鋪好,掃地,擦灰等一切弄好,終於在書桌前坐下的時候,已經沒了清晨的感覺。他在辦公室裡專心一意地工作,休息的時候,便騎車出去轉一圈,買來魚、肉或蔬菜,眾目睽睽之下收藏在辦公桌下,當人們問起他在家幹什麼的時候,他亦可很響亮地回答:“除了買菜,還洗碗、洗衣服。”十分模範的樣子。於是,不久單位裡對他便有了極高的評價:勤、會做等等。

而誰也不會知道,我在家裡一邊寫作一邊還須關心著水燒開了沖水,一會兒,里弄裡招呼著去領油糧票,一會兒,又要領八元錢的生活補助費……多少工作是默默無聞的,都歸我在做著,卻沒有一聲頌揚。

並且,家務最重要的不僅是動手去做,而且要時時想著。比如,什麼時候要洗床單了,什麼時候要掃塵了,什麼時候要去洗染店取乾洗的衣服,什麼時候要賣廢紙了,這些,全是我在想,如有一樁想不到,他是不會主動去做的。最最忙亂的是早晨,他趕著要上班,我也急著打發他走,可以趁早寫東西。要做的事情多得數不清,件件都在眼前,可即使在我刷牙而無法說話的那一瞬間,他也會彷徨起來不知所措。

雖是他買菜,可是買什麼還須我來告訴他,只有一樣東西他是無須交代也會去辦的,那便是買米和麵包,在農村多年的插隊生活,使他認識到,糧食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了糧食,別的都不重要了。所以,米和麵包吃完的時候,也是他最慌亂和最積極的時候。

平心而論,他是很夠勤勉了,只要請他做,他總是努力。比如有一次我有事不能回家做飯,交代給了他。回來之後,便見他在奔忙,一頭的汗,一身的油,圍裙袖套全副武裝,桌上地下鋪陳得像辦了一桌酒席,確也弄出了三菜一湯,其中一個菜是從湯裡撈出來裝盆獨立而成的,因為曾聽我說過,湯要燉得碧青才是功夫,於是就給了我一個清澈見底的湯。

可是,他幹這一切的時候卻總有著為別人代勞的心情。洗茶杯,他會說:“茶杯給你洗好了。”買菜,他則說:“菜給你買來了。”弄到後來,我也傳染了這種意識。請他拿碗,就說:“幫我拿一隻碗。”請他盛飯,說:“幫我盛盛飯。”其實,他應該明白,即使他手裡洗的是我的一件衣服,這也是我們共同的工作。可是,他不很明白。

以往,我是很崇拜高倉健這樣的男性的,高大、堅毅、從來不笑,似乎承擔著一世界的苦難與責任。可是漸漸地,我對男性的理解越來越平凡了,我希望他能夠體諒女人,為女人負擔哪怕是洗一隻碗的小小的勞動。須男人到虎穴龍潭救女人的機會似乎很少,生活越來越被渺小的瑣事充滿。都市文明帶來了緊張的生活節奏,我越來越密集地存在於有限的空間裡,只須擠公共汽車時背後有力地一推,便也可解決一點辛苦,自然這是太不偉大,太不壯麗了。可是,事實上,佩劍時代已經過去了。

曾有個北方朋友對我大罵上海“小男人”,只是因為他們時常提著小菜籃子去市場買菜,居然還要還價。聽了只有一笑,男人的責任如果只扮演成一個雄壯的男子漢,讓負重的女人欣賞愛戴,那麼,男人則是正式的墮落了。

所以,我對男影星的迷戀,漸漸地從高倉健身上轉移到美國的達斯廷·霍夫曼身上,他在《午夜牛郎》中扮演一個流浪漢,在《畢業生》中扮演剛畢業的大學生,在《克雷默夫婦》裡演克雷默。他矮小,瘦削,貌不驚人,身上似乎消退了原始的力感,可卻有一種內在的,能夠應付瞬息萬變的世界的能力。他能在紐約亂糟糟的街頭生存下來,能克服了青春的虛無與騷亂,終於有了目標,能在妻子出走以後像母親一樣撫養兒子——看著他在為兒子烤法國麵包,為兒子繫鞋帶,為兒子受傷而流淚,我幾乎以為這就是男性的偉大了,比較起來,高倉健之類的男性便只成了詩歌裡和圖畫上的男子漢了。

生活很辛苦,要工作,還要工作得好……要理家,誰也不甘比別人家過得差。為了永遠也做不盡的家務,吵了無數次的嘴,流了多少眼淚,還罷了工,可最終還得將這日子過下去,這日子卻也吸引著人過下去。每逢煩惱的時候,他便用我小說中的話來刻薄我:“生活就是這樣,這就是生活。”這時方才覺出自己小說的淺薄,可是再往深處想了,仍然是這句話:這就是生活,有著永遠無法解決的矛盾,卻也有同樣令人不捨的東西。

雖有著無窮無盡的家務,可還是有個家好啊,還是在一地的好啊。房間裡有把男人用的剃鬚刀,陽臺上有幾件男人的衣服晾著,便有了安全感似的心定了;逢到出差回家,想到房間有人等著,即使這人將房間糟蹋得不成樣子,心裡也是高興。

反過來想,如若沒有一個人時常地吵吵嘴,那也夠冷清的;如若沒有一大攤雜事打攪打攪,每日盡爬格子又有何樂趣,又能爬出什麼名堂?想到這些,便心平氣和了。

何況,彼此都在共同生活中有了一點進步,他日益增進了責任心,緊要時候,也可樸素地製作一湯一菜。我也去掉一點大小姐的嬌氣,正視了現實。

總之,既然耐不住孤獨要有個家,那麼有了家必定就有了家務,就只好吵吵鬧鬧地做家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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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眼中的父親

上海女作家,王安憶

以下摘自王安憶發表在《半月選讀》中,關於父親的文章。

父親是一個話劇導演,真正是一派天然,再沒有比他更不會做人的了。他甚至連一些最常用的寒暄絮語都沒有掌握。比如,他與一位多年不見的老戰友見面,那叔叔說:“你一點沒老。”

他則回答道:“你的頭髮怎麼都沒了?”弄得對方十分掃興。他不喜歡的、不識趣的客人來訪,他竟會在人家剛轉身跨出門檻時,就朝人家背後扔去一隻玻璃杯。

姑母與叔叔每年一次回國看望我們,見面時父親很激動,分手時他卻鬆了一口氣。他和他們在一起總會覺得寂寞,在他們面前,他對自己的價值感到懷疑。

他這一生,只有兩樁事,一是革命,一是藝術,而在他們篤守的錢面前,兩樁事業都失了位置。

奇怪的是,像他這樣不會做人的人,卻有著驚人的人緣。1978年他的膽囊炎發作,人藝的男演員們自發排了班次,兩小時一班地輪流看護,準時準刻,從不曾有過誤點的事情。

我們經常看到演員們以他的素材編演的長篇喜劇,比如,喝了藥水之後,發現瓶上所書:服前搖晃,於是便拼命地晃肚子;還比如,將給媽媽的信投到“人民檢舉箱”等等。

曾有個朋友寫過關於他的文章,提及一則傳說,說他往雞湯裡放洗衣粉,他誤以為是鹽了。而這位朋友卻不知道,我父親是連洗衣粉也不會朝雞湯裡放的。

就在不久之前,他還不懂得如何煮一碗方便麵。

洗短褲和襪子時,他先用強力洗衣粉泡一夜,再用肥皂狠搓,大約搓去半塊肥皂,再淘清了晾乾倒的確是雪白如漂piǎo。

他連一樁人間的遊戲都不會,打牌只會打“抽烏龜”,小用機智,但憑運氣。下棋還會下“飛行棋”,也只需擲擲骰子,憑了號碼走棋便可。

他不會玩一切鬥智的遊戲,腹中是沒有一點點春秋三國。他最大的娛樂,也是最大的功課,便是讀書,書也為他開闢了另一個清靜的世界,在那裡,他最是自由而幸福,他的智慧可運用得點滴不漏。

因了以上這一切,父親在離休以後的日子裡,便不像許多老人那樣,覺得失了依傍而恍恍然,悵悵然,他依然如故,生活得充實而有興味。他走的是一條由出世而入世,由不做人而做人的道路,所以,他總能自在而逍遙。

因他對人率真,人對他也率真;因他對人不拘格局,人對他則也不拘格局。他活得輕鬆,人們與他也處得輕鬆。似乎是,正因為他沒有努力地去做人,反倒少了虛晃的手勢,使他更明白於人,更明白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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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與母親

上海女作家,王安憶

茹誌鵑、王安憶是當代中國文壇鮮有的母女作家。

1983年,29歲的王安憶曾經隨母親茹誌鵑一起以作家身份,前往美國參加了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去美國時,王安憶的身份還是依附於母親的,因此她常常是帶有情緒的,“我總是極力掙脫與母親的捆綁,身為著名作家的女兒,成長中的反叛期延長並且加劇。”

別人都以為她們母女在一起時,一定是經常談文學,但王安憶說,她與母親在一起時,和普通的家人相處一樣,根本不聊那些。王安憶說,她與母親的爭執通常起於日常小事,比如買什麼菜或說什麼話,“她跟人家聊天時,我也會插嘴的,說你說的不對,要搶過風頭。”王安憶回憶說,那時候與母親相處,表現出來的種種叛逆與不屑,其實是一種格外的在意。她甚至是用這種扭曲的反叛,來消解與母親繼承關係裡的壓力。

上海女作家,王安憶

三十幾年過去了,王安憶已經不再是那個帶著青澀笑容、站在人群之外的年輕寫作者,母親茹誌鵑也已經去世20年整,她們母女合著的日記,《母女同遊美利堅》又被再次出版。王安憶對比了自己的在書中記錄的內容,在再版的跋中王安憶坦言自己遠不如母親寫得好。

在《三聯生活週刊》主編朱偉的《重讀八十年代》的筆下,其實王安憶早已是超越母親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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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兒童文學的建議

上海女作家,王安憶

有一本由北島主編、王安憶選編的《給孩子的故事》可以說是別具匠心的一本書。書中精選了汪曾祺、張潔、餘華、蘇童等人創作的25篇,適合孩子閱讀的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說、也有散文。

在王安憶看來,一個孩子若能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大量的故事,無論是聽還是讀,都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王安憶說:現在的人閱讀少,當年我們不管愛好不愛好文學,讀書量都比現在大。圖片、電視、電影還有動漫……現在直觀的東西太多了,所以閱讀量非常低。這肯定是不好的,文字很重要,需要更高的智慧。

王安憶選編的書中,希望通過那些講述如何治癒親人離世帶來的痛苦、如何認識友情的珍貴、如何感受情感的萌芽等故事,為孩子們提供能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王安憶認為,給孩子的好的故事,一定是存有一種天真,能澄澈的映照世界,又能讓孩子懂得明辨是非、體驗生命厚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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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的文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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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是中國的當代作家、文學家。

她於1996年發表的個人代表作《長恨歌》,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同時這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2005年鄭秀文主演、關錦鵬導演的同名電影上映;2006年上映,由黃奕、張可頤、謝君豪主演的同名電視劇上映。

1998年王安憶獲得了獲得首屆當代中國女性創作獎;2001年榮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最傑出的華文作家”稱號,2011年 獲布克國際文學獎提名。

2004年《髮廊情話》獲第三屆魯迅文學優秀短篇小說獎。

2013年獲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勳章。

2017年12月,憑藉作品《向西,向西,向南》獲“2017汪曾祺華語小說獎”中的中篇小說獎。

2018年5月20日,王安憶憑藉《向西,向西,向南》榮獲“首屆汪曾祺華語小說獎”中篇小說獎。

2018年10月,《向西,向西,向南》 獲得第五屆郁達夫小說獎“中篇小說獎”。

現為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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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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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曾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要說有什麼遺憾,我的遺憾就是沒上過大學。可是和莫言一樣,雖然沒正兒八經的讀過大學,但是他們都已經是文學家的大咖,這身份和等身的榮譽,也不再需要一紙文憑去證明什麼。

王安憶曾隨母親在美國呆過一段時間,那時候是80年代初期,國內的物質還十分匱乏,當時的她在那本日記集成的母女同遊的書籍中,記錄了很多對於美國物質豐富的驚訝和感慨。然而如今活在當下的王安憶卻說,當中國的物質生活撲面而來的時候,她更清醒的意識到,這些豐富的物質能使人變得幸福。

人們把王安憶歸類為文藝青年,不生孩子的文青代表,和我們熟知的朴樹、李健、周迅這些明星的觀點一樣,她對生活有著冷峻的觀察和獨到的見解。

同為海派作家,人們總不自覺的拿她和張愛玲做比較,然而野心勃勃的王安憶卻說:“我不比她強,也不比她差。”。

說起上海,王安憶一直強調,她和上海的關係是緊張的。王安憶的大部分作品寫的是上海的人和上海的故事,她說那是因為她居住在那裡,不可能寫別的地方,也只能有這樣一個唯一的選擇。對於這種她與上海之間難以割捨、又充滿矛盾的關係,她說這不是能用愛與不愛去解釋,因為自己的所有經驗就在這個地方,離開這裡,她會不習慣,但身在其中,又很難客觀的去評價它的變化。

王安憶的寫作是帶著韌勁兒、不屈不撓的吃苦精神的。她寫弄堂,寫刺繡,寫物什,從頭描到尾,殷殷懇懇,沒一筆偷懶。但在王安憶眼中,作家不是培養出來的,即使她在復旦開設了七年的文學寫作課程,她鼓勵學生去讀類型小說,但她更篤信,一個作家更需要的是才華,這些很多是天生的。

談到自己為什麼寫作,她說一開始只是為了生活的更好,而慢慢的已經變成了一種習慣。然而她卻是迄今為止,極少數的還不使用電腦寫作的作家。當人們問她為什麼不用電腦時,她思路清晰而且言簡意賅。“首先不需要,寫作不是手的勞動,是腦子的勞動,哪怕我一天能輸入一萬字有什麼意義,我只能想出來一千字;第二我也不喜歡,我是一個不喜歡機器的人,我不喜歡一切的機器。 ”

在寫作類型上,王安憶一直在挑戰自己,不斷的超越自我。復旦大學樑永安教授說: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王安憶屬於那種很難‘追蹤’的作家。她的小說題材山重水複,永遠看不清她的下一個里程。

這樣一個筆耕不輟、在步入中年、老年之後還能不斷突破自我侷限的作家,是不多見的。

希望這位上海女作家,帶著她上海女人特有的獨立和堅韌,能將寫作的路走的更長、更遠。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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