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思忖她去世的事、決定自己應該如何發言時，我心裡不但有悲傷，還有責任感。我覺得，自己應該竭力捕獲她的真我，這是我欠她的情。我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操縱他人，我們可以迅速察覺別人的情緒，並且本能地加以利用。可是我知道，她向殘疾人和病人們伸出援手的方式，透著真摯，沒有人能夠模仿，也沒有其他與她地位相當的人做過這樣的事……
文章作者：[ 英 ] 託尼·布萊爾
布萊爾回憶黛安娜王妃
我覺得我的工作是保護君主體制，在憤怒轉化為狂暴之前進行開導，使整件事基本上能夠得到一個積極、團結的結局，而不是淪為緊張、分裂和苦難之源。
戴安娜王妃葬禮上，布萊爾發表的題為《人民的王妃》的演講，受到英國人好評
戴安娜王妃的葬禮
1997年8月30日，11點30分左右，我去睡覺。半夜兩點，最奇異的事情發生了。
切麗一旦睡著是很難醒過來的，而我卻驚醒了，發現床邊站著一個警察。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驚嚇。當我竭力恢復清醒時，他告訴我，他按過門鈴，可我沒有聽見；他說，黛安娜王妃遭遇車禍，受了重傷；他還說，我應該立刻給身在巴黎的英國大使邁克爾·傑伊打電話。
我徹底清醒了。切麗也醒了過來。我跟她解釋了情況，然後衝下樓梯。唐寧街把邁克爾的電話轉了過來。情況從一開始就已經很明顯，黛安娜生還的機會非常渺茫。邁克爾說了說她的傷勢，還告訴我說，她的男朋友多迪·法耶茲和司機當場死亡，保鏢還活著，但是昏迷不醒。
我給阿拉斯泰爾打了電話。在那麼多信息來源之中，他是通過媒體監控聽說此事的。我們都深受震撼。我無法相信。她對人們的生活有著如此強大的影響力，在我們的國家佔據著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她本身又是一個如此清晰、確實、無可替代的生命，我無法想象她去世會是什麼樣子。
然而，到了凌晨四點，我又接到一個電話，說她真的走了。邁克爾對法國人的處理手段大加讚賞：內政部長讓-皮埃爾·舍韋內芒、衛生部長貝爾納·庫什內和總統希拉剋都十分體貼、合作和恭敬。從那時候開始，電話接連不斷，其間我們一直在竭力思考應該如何應對此事。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無情。我悲痛萬分。我喜歡她，我為她的兩個兒子深感痛心，可是我也明白，這事非同小可，它關乎全國，事實上還會影響全球。不論對國內還是國外，英國的表現都非常重要。我是首相，我必須決定如何處理此事。我必須把悲痛和失落的感情浪潮以一種莊嚴的、能夠傳達人們對她的感情和愛戴—— 用這個詞一點也不過分—— 的方式表述清楚。
如果是女王去世，那麼，從某個方面來看，還比較簡單：人們會表達深切的尊敬和由衷的讚美，但是那些情感雖然深厚，卻也很傳統。而黛安娜的死卻完全不同。她不是傳統人物，她的死亡也不是正常死亡，所以，人們的反應也將非同尋常。
除了悲痛之外，我還有另一種感覺，源自我跟黛安娜的最後一次見面。
那是一次並不輕鬆的見面。她本來想在6月份到契克斯別墅來找我，我也同意了。可是阿拉斯泰爾—— 雖然很崇拜她—— 和唐寧街10號認為，我未跟查爾斯王子見面，就先見她，不妥，可能會引起誤解。我無奈地同意了。於是我們把時間改到了7月。向來機敏的她猜出這次改期是權衡之後的結果，感到很惱怒。
到了約定的那天，她帶著威廉王子來了。天氣非常宜人，契克斯別墅風景秀美。工作人員聽說她要來，都很激動。她對所有人都是那麼親切友好。我們討論她能用更為正式的手段為國家作些什麼貢獻。雖然她熱切希望能做些事，但箇中微妙因素也是不言而喻。
毋庸置疑，她是一個極其重要、寶貴的人；而且我覺得，給她一個機會，把只盯住她的私生活不放的媒體關注焦點轉移到其他地方是對的；可我同樣覺得——我不知道，也許如今的我不會拘泥於這種小節吧——多迪·法耶茲是個問題，不過，我的理由跟那些會導致某些人對她皺起眉頭的理由明顯不同。我毫不介意多迪的國籍、宗教或者背景。我從來沒見過他，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為他感到緊張是不公平的，而且就我所知，他是個好兒子，也是個好男人。所以，如果你問我，好了，說吧，到底是哪裡不對了？我說不明白，但我覺得不安，我還知道她的某些摯友—— 真心愛護她的人—— 也有同樣感覺。
那一天，天氣晴朗，在契克斯別墅我們把孩子、警察、安保人員以及工作人員召集到一起，跑到屋後的草坪去踢足球。那是一片漂亮的草坪，在20世紀30年代時本來是個可愛的草地網球場，我們經常在那裡玩得很開心。除了黛安娜和我，所有人，包括威廉都上場玩去了。可憐的孩子，我猜他心裡肯定是在疑惑母親把自己帶來是為了什麼，他也不是太想踢足球。不過，善解人意的他還是上場玩了。
黛安娜和我在旁邊散步。她溫和但明確地責怪我取消了6月的約會。我則琢磨著，今天要怎樣應對她，可我緊接著就十分直白地提出了她和多迪之間的事。她不喜歡這個話題，我能感覺到她在壓抑自己的個性。然而，她並沒有拒絕談論此事，於是，我們聊了一下，還討論到她也許可以怎麼做。
雖然那次談話有時令人不自在，但最後的結局還是溫馨而友好的。我竭盡全力表明，我會是她的真誠好友，而她應該以同樣的精神回報我的坦誠。我還上場踢了球，她在旁邊看著，跟工作人員一起哈哈大笑，讓人拍照，做她所擅長的事情。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
她會希望我如何談論她呢
當思忖她去世的事、決定自己應該如何發言時，我心裡不但有悲傷，還有責任感。我覺得，自己應該竭力捕獲她的真我，這是我欠她的情。我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操縱他人，我們可以迅速察覺別人的情緒，並且本能地加以利用。可是我知道，她向殘疾人和病人們伸出援手的方式，透著真摯，沒有人能夠模仿，也沒有其他與她地位相當的人做過這樣的事。她當然瞭解那樣做的效果，然而，如果沒有真誠的感情，效果是不可能如此顯著的。
我坐在特里姆登的書房裡，看著曙光透過窗戶射進屋裡，心中沉思：她會希望我如何談論她呢？
當然，我們還要理清大量的實際事務和後勤工作：打電話，接電話，把遺體接回來，安排葬禮，處理政府事務(例如，蘇格蘭的公民投票要繼續還是暫停)——所有的一切，從重要的到極度瑣碎的，都需要關注，因為在這樣的時刻，小事也可能突然毫無預警地變成大事。
然而，整個期間，我的心思主要還是放在自己應該如何發言上。羅賓·庫克剛剛在菲律賓走下飛機，就說了些讓阿拉斯泰爾大為光火的話。我勸他不要擔心：只有我說的話才重要。我們達成了一致，決定在特里姆登村的教堂舉行上午10點30分的禮拜儀式之前發言。
王室當然已經發布了聲明，可是，女王並不打算髮表講話。就在我出門前往教堂之前，我第一次跟女王通了電話，向她表達了自己的哀悼。她很沉著，雖然為兩個王子擔憂，但是很專業、很務實。她明白這次事件的嚴重性，不過用的是她自己的方式理解的。她不願意聽從事態的擺佈。在這方面，她很有女王風範。
那時的我已經想好自己要說些什麼了。我在一隻信封的背面草草寫下這些話，跟阿拉斯泰爾商量。之前我已經跟核心團隊的其他成員討論過了，但面對眼下這種情況，我需要他的建議和想法。他對於此類情況的判斷條理清楚、直截了當，值得效仿。在這種形勢下，最要不得的就是推託、猶疑和逢迎。
……
我們開車走了幾英里，來到特里姆登。教堂聳立在村子中間的草坪上。那是一座美麗的教堂，是少數僅存於世的神壇四周有諾曼拱門的教堂之一。它有一座漂亮的花園和墓地，莉莉·伯頓和她的朋友們以前常去掃墓。切麗和孩子們先行走進教堂。阿拉斯泰爾已經安排了一群新聞記者到場。
我下車，走上前，開始講話。身處達勒姆郡的這個小村莊，站在一座古老的小教堂前面的草地上，說著一些心知將會傳遍英國和世界的話，感覺很奇異。這番話將會成為人們對我的印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使到了今天，還會有人跟我提起。
也許你會想到花費數天、數週準備的重要演講，想到我參與其中的塑造現代歷史的重大事件，想到政治鬥爭、危機、得勢的時刻、絕望的時刻；然而，草草寫在信封背後的那幾句話，其傳播範圍也許比我做過的任何事情都要廣。關鍵在於，把那一切都拋出你的腦海，不要去想它有多重大，不要害怕心中那提醒你事情會出錯的惡魔。只需要走出去，說出來。
只是，這一次——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做作——
我在發言之前，停頓了一下，回想著她，提醒自己最重要的是我應該為她說話。下面是我的發言：
今天，我和全國所有人的心情一樣—— 悲痛萬分。我們的心和禱告都與黛安娜王妃的家人—— 尤其是她的兩個兒子，那兩個男孩—— 同在，我們的心飛向他們。今天的英國，震驚、哀慟、悲傷之情是如此強烈，令我們心痛。
她是一位出色、熱心的人。雖然她自己的生活常常經受悲劇的傷痛，她卻以快樂和慰藉關懷著那麼多在英國——在世界各地—— 的人。我們將以無數種不同的方式，跟病患、垂死之人、孩子、需要關懷的人一起，無數次地懷念她。她的一個眼神、一個手勢，遠勝千言萬語，向我們所有人展示著她深沉的憐憫和仁慈。我們只能猜測，她時常要應對多麼艱難的境況，但是，任何地方的人—— 不僅是英國，還有世界各地—— 都忠於黛安娜王妃，他們喜歡她、愛戴她、視她為人民的一員。她是人民的王妃，她永遠都是，而且，她將以這樣的形象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和記憶中。
……
王室的險惡關頭
那個週六早晨，王室成員像往常一樣在巴爾莫勒爾宮的克萊西教堂出席禮拜。沒有人提到黛安娜。
我知道，女王覺得有責任維持日常事務。她的隨從之中沒有阿拉斯泰爾那樣的人向她提議說，也許談一談那場悲劇會比較明智。問題在於：女王是真誠的人，不愛造作。我的意思是，她處事不耍計謀。雖然她關注的焦點無疑是保護兩個孩子，卻首先是從保護王子的角度去考慮的。沒有人會問，在母親剛剛去世幾個小時的情況下，他們還要不要去教堂；因為那是他們身為王子的責任。可是在公眾中的某些人看來，那當然是難以置信、近乎誇張的冷酷。
我知道，那種情緒會消失。我也知道，在那之下的堅實基礎是對女王深沉而持久的愛戴。然而，這次的情況非同一般。隨著日子的過去，懷有那種情緒的人群越來越大。在聖詹姆斯宮安排的追悼會從三場變成四場……十五場……四十三場。奔湧的悲傷之情正在轉化成一場大規模的改革運動。那是全國極度同心的時刻，是王室的險惡關頭。我不知道，如果他們繼續像以前那樣生活，會發生什麼事情。也許什麼事也沒有，然而，身處那無法預料、使人心力交瘁的風暴中心的我無法肯定。
王室拒絕在溫莎堡和倫敦塔下半旗，理由是，黛安娜嚴格來說已經不再是王室成員了，她的“殿下”頭銜已經被剝奪。白金漢宮的旗子根本就沒有升起來，因為，根據傳統，只有女王本人的旗子才能在那裡飄揚，而且還只有她住在那裡的時候才會升旗。當時她正住在巴爾莫勒爾宮，因為9月份她是不會到倫敦來的。這，又是一個傳統。一切都嚴格照著規矩辦，卻完全沒有考慮人們對“規矩”根本就不買賬的事實。其實，他們討厭“規矩”，實際上，他們認為“規矩”正是那一系列導致黛安娜死亡的事件的始作俑者。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奇特共生關係之中，臣民堅持要求女王承認，她是在臣民的同意之下才得以統治的，必須聽從臣民的主張。
公眾的怒火正在往王室蔓延，同時，儘管媒體在感覺到公眾的憤怒情緒之後，明白自己必須把這種情緒的目標轉移，但衝著他們燃燒的火焰並沒有減弱。公平地說，他們在釋放公眾的真實感情，並且跟所有人一樣，拼命想看清它的走向。
……
對於權勢集團來說，我不算什麼大人物
我自己已經看準，這是一個全國團結一致的時刻。我們必須表達對黛安娜的愛戴和對女王的尊敬；我們要慶賀，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國家；我們為能有這樣一位王妃而感到無比驕傲；我們必須向一直以來都在讚賞她的世界顯示，我們有能力為她舉行隆重的紀念儀式。因此，我覺得我的工作是保護君主體制，在憤怒轉化為狂暴之前進行開導，使整件事基本上能夠得到一個積極、團結的結局，而不是淪為緊張、分裂和苦難之源。
我還真切地同情女王本人，她正處在一個如同地獄般艱難的境況中。
一方面，她一直都在擔憂黛安娜對君主體制的衝擊，另一方面，她當然也哀悼自己十分疼愛的兒媳、兩個孫子的母親；可是，她對黛安娜的看法與公眾所能接受的大為不同，她不想說出口。所以，她之所以不願意站出來，其實主要不是為了尊重傳統和“規矩”—— 雖然那無疑也是其中的部分原因，而更多的是一種忠實於自己的感情的誠懇願望。
由我出面在人們面前把真空填補的行為，會使她感覺不安，而她身邊的某些人當然也有點藐視我的做法。同時，我這樣做，還加劇了他們對我和我所代表的事物的普遍不安。
對於權勢集團來說，我不算什麼大人物。這也許就是為什麼我是工黨人，並且永遠是工黨人的根本原因。我倒不是特別在意他們，而且，在黛安娜去世之後的日子裡，我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不僅保護女王，還保護王室。我還必須說明，我覺得他們文雅，甚至迷人，而且一直都樂於助人。所以，我下面要補充的話，也許更能代表我自己，而不是代表他們。
我一直認為，他們喜歡的政治領袖有兩類：要麼就是他們之中的一員—— 或者至少是完全贊同他們的普遍觀點的人；要麼是“真正”的勞動人民，也就是那種他們過去在書裡看到的、操著一口他們認為這類人應有的口音的人。而像我這樣的人，有點暴發戶、名利狂的嫌疑，使他們略感迷惑和可疑。因此，在那些日子裡，我也意識到，如果自己的干預企圖過於明顯，就可能會遭遇嚴重的挫折；而且，如果我絆倒了，是不可能指望有人來扶我一把的。
站在諾索爾特機場，看著飛機降落，等著靈柩抬出來，跟其他人彆扭地閒談，欄杆後擠著數百媒體，感覺真是怪異。在這種場合，你必須小心翼翼：你站在那兒，跟旁邊的人談話；氣氛很凝重；可是，當有人跟你打招呼時，你的自然反應是微笑。於是，立刻就有人抓拍下這個畫面。沒等你明白過來，這種貌似失禮的舉止已經被記錄下來，彷彿你在整個過程中所做的唯一事情就只有微笑。
黛安娜對照片的評價是對的。每次切麗和我出席紀念儀式或者其他莊重場合時，下車之前我總會提醒她，也提醒我自己：不要笑得太燦爛或者哈哈大笑，賠不起啊。你要提高警惕。
《旅程：布萊爾回憶錄》
【英】託尼·布萊爾 著
李永學 董宇虹 江凌 譯
譯林出版社
2011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