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錯評書：
陳忠康老師《經典的複製與傳承》
第一：
讀書習字，總有很多疑問，近日讀陳忠康老師《經典的複製與傳承》，發現其實很多問題古人回答早已盡善，如為何“碑非唐不可，帖非宋不可”一問，楊士驄和朱履貞分別從歷史、技術、材料層面皆予以回答。
關於“碑非唐不可”，楊士驄有筆記：“蓋碑莫重於石，石惟唐獨佳，美石悉產於西北，士大夫又素重石刻，其幕僚伴使中多擅模刻，故蒐羅尤精，筆法亦異，此所以非唐不可。”
冬日寫扇
關於此，清人朱履貞對於進行了補充，朱有記：“今人言石刻之可觀者，必曰宋拓，蓋唐以上碑刻，至宋世猶為完好，若宋以後，則石質磨泐，筆畫模糊，或經重加刻畫故也。”
關於“帖非宋不可”，楊又說：“帖則石而外，尤重在木，所謂棗木是已。宋時，唐石大者中經喪亂，已不復有，小者所遺尚存一二，而紙墨精過於唐，故重帖而用木。從技術層面，宋人刻帖“鉤後必填，填後覆校，非若後人之僅以朱鉤刻之，此所以非宋不可耳。”
馮錯 作品 ：如是
第二：關於“意臨”以及如何處理“墨跡”與“拓本”的關係
讀陳忠康《經典的複製與傳播》一書，既回答了我之前“為何碑非唐不可，帖非宋不可”的疑問，在該書的第五章，“以刻帖為範本的書法學習”又再次回答了為何“尚意”書風在 宋元后代出現以及關於“意臨”的種種起源等等，尤其是如何處理“墨跡”與“拓本”的關係對於學書者如我諸多啟發。
言歸正傳，該筆記將從“意臨”出現的環境、觀點、以及具體處理方式三個方面進行整理，為自己以及各位學書者參考。
馮錯 寫扇
首先，從“墨跡到刻本”變化為“意臨”的出現形成了土壤，也為“墨跡”與“拓本”的優劣選擇提出來問題。
“唐代以前的書法學習以師徒相授為主，由於此時範本複製的數量與技術限制，師者自書範字以充當範本，並往往有口訣相授。自宋以來，隨著刻帖之風的興盛，範本製作的主流則被鎖定為刻帖方式，其物質形態為拓本（又稱打本、墨本、蛻本、脫本）。此中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末明初，隨著西方照相製版印刷術的傳入，拓本才逐漸被印刷本所代替。”關於拓本在宋代的盛行，《經典的複製與傳播》一書如是闡述。
馮錯 試筆
在此基礎上，這種由“墨本”向“刻本”的轉換過程中，我們可視之為“藝術信息不斷損失的過程、也是藝術信息變異或者增加的過程。”
但是從晉到宋人，真跡流傳的稀缺，學書者只能依賴刻本，所以有“書法殆絕”的說法，因為“不見真墨故也”。對於面對刻本的糾結，以及學習中看到刻本與墨跡的落差，我們可以從解縉的學書經歷中窺探一二。
馮錯 試筆
在此基礎上，這種由“墨本”向“刻本”的轉換過程中，我們可視之為“藝術信息不斷損失的過程、也是藝術信息變異或者增加的過程。”
但是從晉到宋人，真跡流傳的稀缺，學書者只能依賴刻本，所以有“書法殆絕”的說法，因為“不見真墨故也”。對於面對刻本的糾結，以及學習中看到刻本與墨跡的落差，我們可以從解縉的學書經歷中窺探一二。
馮錯 臨褚書
“餘少是學書，得古之斷碑遺碣，效其佈置形似，自以為至也。間有諛之曰：此之古碑刻，如燭取影，殆逼其真。則又喜自負，聞有談用筆之法者，未免非而不信也。及稍長，見古人之真跡，雖毫髮運轉，皆遒勁蒼潤，如畫沙剖玉，使人心暢神怡。然後知用筆之法，書之精神運動於形似佈置之外，尤不可昧而少之也。”
這裡如解縉所描述的落差，應該在宋明以後屬於書法學習者的普遍現象。另外著名的還有，董其昌所說的“必參活句，不參死句”，“死句”就是對於刻帖的貶抑。
在此基礎上，宋元之後人對臨帖出現了本質的變化，即我們所說的意臨的出現。
其次，從“逼真”到“意臨”轉變。
馮錯臨大觀帖一種
對於宋人拓本的學習態度，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梳理。
第一、辯證學習之說，代表人物，趙宦光。比起董其昌的“死句”之說，趙宦光的觀點相對辯證和務實，趙的觀點如下：
善書之士而不好法帖，是未嘗寫一字。名家亦有但貴墨跡而不貴拓本者，此正不知好者也。墨跡固佳，不可得，而善帖為稀世之寶也。善拓又不可得，而善拓亦不可缺之物矣。即使其家多藏墨跡，或一貼不具，則刻本終不可少也，如是鑑賞，讓是好古，方式知書，方是識去取，方式識好惡，不然皆浮慕也。”
如不果堂臨八大山人手札（一）
肯定“善帖善拓”的可取之處，主張單純的“崇好墨跡”為浮慕。
第二、否定之說，代表人物。米芾、董其昌。米芾直言“石刻不可學”，董其昌直接拋出“活句死句”說。董的觀點如下：
“禪家亦云，必參活句，不參死句。書家有筆法、有墨法、唯晉唐人真跡具有三味。其鐫刻鋟版流傳於世者，所謂死句也。”
如不果堂臨八大山人手札（二）
再次，學書者如何處理“墨跡”與“拓本”的學習關係
因為米芾、趙宦光、董其昌等人對於“墨跡”與“拓本”的不斷辯論，於是催生“意臨”一說，後來白謙慎直接將董其昌倡導的臨寫之說稱之為“臆造性臨書”。在此，在具體指導學書者如何臨習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兩種觀點和趨勢。
第一、“作真跡想”。該觀點的來源是趙宦光，他說：“凡臨仿拓本，要須做真跡想，臨仿後人鐫刻，要須做古人佳帖想。”對此，董其昌的方法是“學書者既從真跡得其用筆、用墨之法，然後臨仿古帖，既死句亦活，不犯刻畫重佁之誚、方契斫輪之意”。
沿著近代，啟動先生的“透過刀鋒看筆鋒”一說，名重一時，也是該說的延續。
學書當作意
第二、真跡與拓本各司其職。清代馮班可謂此說定格：“二王法帖，只是影子，唯架子尚在可觀耳。書有二要：一曰用筆，非真跡不可；二曰結字，只消看碑。”一言蔽之，就是從“墨跡”學用筆，用拓本碑刻學“結字”。後來清人重考據之學，傅山、王鐸可謂是此說集大成和偉大的實踐者，王鐸終身臨閣帖，而後又“三王”之稱，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