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體育電影不再令人感動了？

六月，兩部體育電影上映，《絕殺慕尼黑》和《冠軍的心》。

6月13日首映當天，《絕殺慕尼黑》排片只有慘淡的4.9%，遠遠低於22.6%的《最好的我們》，票房自然也不盡如人意。

隨著時間推移，該片依託口碑加成，票房和排片出現了短暫“逆襲”，在上映第六天，上座率反超《追龍2》，宣發方還一度打出了“給我10%排片，還你一個奇蹟”的口號。

不過，逆襲只是相對而言的。《千與千尋》上映後，《絕殺慕尼黑》的排片又開始一路走低，目前在5%左右徘徊，票房漲勢已接近尾聲，很難超過8000萬。

但相比劉奮鬥執導、楊坤主演的《冠軍的心》，《絕殺慕尼黑》的確已經算是創造了奇蹟。前者號稱劇本寫了五年，票房卻只有區區70萬，僅僅五天後，就幾乎找不到排片的院線。因為觀看人數不足，豆瓣上甚至沒有評分。

近年來，不少文娛從業者都在嘗試“文體結合”，但幾乎沒有成功者。為什麼本該熱血澎湃的體育電影，在票房上總是不盡如人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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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殺慕尼黑》講的是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男籃絕殺的故事。那場比賽，蘇聯以51:50的比分，擊敗在奧運會上從未敗過的美國隊，首次獲得奧運會金牌。

雖然電影復原的是真實歷史事件，但考慮到人物弧線，導演和編劇做了不少藝術加工。

電影中，年輕球員亞歷山大·別洛夫突患重病，一度生命垂危，主教練拿出給自己兒子的治病錢去給他墊付醫療費，才讓別洛夫撿回了性命。而主教練兒子患了腦癱，亟需錢送至國外治病。

如果隊伍獲得奧運會冠軍，蘇聯體委會將頒發獎金。最後，別羅夫在關鍵時候完成絕殺，成為球隊英雄；奪冠後，隊員們有感於主教練對別洛夫的幫助，紛紛把獎金捐給了主教練。

隊長保羅斯卡斯來自立陶宛，在電影中，被設置成了一個斤斤計較的反蘇分子形象，總是想著叛逃。決賽前，他已經聯繫好了外逃的幫手，到了最後關頭才良心發現，回到了球隊。

這些情節大多不符合史實，因此遭到了當事人的反對。事實上，完成絕殺的亞歷山大·別洛夫在當時非常健康，沒有疾病。身患絕症，英年早逝，是後來的事了。主教練也並沒有想過將孩子送出國外治病，保羅斯卡斯更是畢生效忠蘇聯，從未想過叛逃一事。

然而，從劇作的角度來看，這些改動雖然刻意，且稍顯老土，卻是必要的。

體育電影中，體育元素只是表象，內核在於解決主角在生活上面臨的難題——多半是貧困或親人病痛——從而得到社會認可，進一步完成心理救贖。觀眾代入主人公的視角，會產生“我也能行”的心情，得到激勵。這便構成了體育電影的觀影心理基礎。

可以如此總結：當我們在談論一部成功的體育電影時，看的不光是體育，還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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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項目不同，體育電影也會分成不少子類，其中最常見，影響最為深遠的，無疑是搏擊類電影。

雖然其他項目的體育電影也不少，足球、籃球、橄欖球等領域都有各自的代表作。但比起搏擊類，這些項目需要的場地更大，調動的演員更多，機位更加複雜。成本一路走高，數量自然相對就少了。

搏擊見血，直接迎合人的獸性，屬廉價的暴力片，因此一度氾濫。《洛奇》一連拍了五部；《終極鬥士》一拍也是四部，直到把觀眾的情懷耗盡方止。

劉奮鬥執導、楊坤主演的《冠軍的心》也是一部搏擊題材電影。相比《絕殺慕尼黑》，《冠軍的心》則完全是一個虛構故事。因為缺乏真實事件的嚴肅感，所以更考驗編輯設置故事大綱的功力。

但故事卻相當老套：拳臺上，主角譚凱失手打死了自己多年的兄弟，心理重壓下，選擇退役離場。多年之後，一次偶然，他得知兄弟的心臟移植到了女孩麗川的體內，為了給麗川籌集治病的錢，他再一次拾起拳套，走上拳臺。

主角譚凱的人設，很像2005年韓國電影《哭泣的拳頭》中的姜泰錫，講的都是底層小人物的逆襲之旅——中年危機的大叔，亟需一份獎金解決生活困境。

《哭泣的拳頭》是“雙雄模式”，冠軍卻只能有一個。於是編劇討了個巧，故意不交代錢的去向，也是為了給觀眾留下一點美好念想。

《哭泣的拳頭》只是一個範例。將眾多搏擊電影（《洛奇》《勇者無敵》《百萬美元寶貝》等）拆解開來，不難發現其套路都高度一致：主角突破重重險阻，過五關斬六將，最終摘得桂冠。而冠軍通常都有獎金，數額還不菲，於是連帶著把主角生活中的問題也給一併解決了。

我們面對的現實世界高度複雜，一個人成功與否，受到很多因素的交互影響。而大多搏擊電影卻有個不太好的傾向：把一切都簡單化、線性化，彷彿只要不怕苦不怕死，突擊訓練上幾個月，就能得到好結果。精神可嘉，但並不符合實際狀況。

或許導演也考慮到了這一點。為了免於流俗，後半部分，《冠軍的心》沒有走尋常路，而是效仿香港電影《阿虎》和《阿郎的故事》，把主角寫死了。患心臟病的女孩也只好跟著去世。整部電影徹底成了悲劇。

《阿虎》劇照截圖

要麼生，要麼死。這是搏擊的懸念所在，卻也和現實生活造成了天然割裂。《我不是藥神》中的程勇不賣仿藥，還可以開紡織廠；即便入獄，也有放出來的一天。生活畢竟不是賭場，人只要活著總有出路。而為了故事扭曲生活本質，恰恰是編劇大忌。

不光是《冠軍的心》，大多數搏擊電影，都逃不出這個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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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問題，無論任何類型的體育電影，都還有個致命傷：受眾面小。

首先，觀影人群大部分為男性，這就在性別上做出了割裂。其次，每一個體育門類的受眾都是固定的。如果不是心血來潮，一個籃球迷，不大可能會去專門觀看足球電影。

近些年來，體育愛好者的基本盤一直在縮小。2017年6月發行的美國《Sports Business Journal》中，對25個運動項目的有線電視觀眾年齡中位數進行了調研。結果顯示：截至2016年，25個項目中，僅有5個項目的觀眾平均年齡在45歲以下，而16個項目在50歲以上。

其中，職業摔角觀眾年齡中位數達到54歲；UFC和拳擊達到49歲。本該是年輕人的運動，卻成了老年人的專利。

造成該現狀的原因複雜，難以說清。但體育受眾的縮水，直接反映到了電影票房上。《洛奇》1976年首映時，票房1.17億美元。當時也是拳擊運動的鼎盛時期，阿里、弗雷澤、福爾曼接連登上舞臺。而到了1990年，搏擊運動開始從純拳擊往綜合格鬥方向轉化，《洛奇5》的票房只剩4000萬美元出頭。考慮到通脹，跌勢不可謂不慘重。

除了搏擊之外，美國曆史最高票房的體育電影，是2009年的《盲點》，主打橄欖球題材，全球票房達到3億美元，其中北美本土貢獻了六分之五。這個數字，或許代表著傳統體育電影所能企及的天花板。

相比商業體育發達的歐美，中國的相關產業多奉行舉國體制，缺乏民眾基礎。效仿拍體育電影，更是多了些東施效顰的味道。因為缺乏有影響力的正規商業賽事，《冠軍的心》只好把故事安排在地下。對觀眾而言，陌生感更重。

即便大製作也規避不了這種尷尬。《激戰》和《破風》有林超賢、彭于晏這班名導和卡司加持，票房表現也只堪稱平平，都沒超過1.5億。

隨著《摔跤吧！爸爸》的大火，2017年成了國產體育題材的大年，相關影片扎堆出現，但鮮有成功者。央視出品的《誰是球王》總票房 99萬，《我是馬布裡》889萬。而主打籃球和奧運題材的《不敗雄心》和《八萬裡》，票房分別只有1.3萬和2.3萬，恐怕連劇組的盒飯錢都收不回來。

唯一的國產成功範例，當屬《羞羞的鐵拳》。但其本質上是一出掛著搏擊元素的喜劇，觀眾走進電影院，心理預期多來自開心麻花，和體育沒有太大關聯。

國界之外，《摔跤吧！爸爸》是這些年來罕有的能夠跳出流俗的體育電影，其藉著摔跤運動的話題，對印度政治、文化乃至女權運動進行了一次全方位探討，在中國內地斬獲近13億人民幣票房，全球表現只比《盲點》低幾百萬美元。可以說，這部影片的出現，把體育電影的邊界成功拓寬了一圈。

時代在變化，過去“過關斬將”的劇作公式不再有效。對於體育電影而言，拓寬邊界，借體育的殼談論其它社會議題，是唯一出路。但這勢必也會對導演和編劇的知識面和理解力提出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