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淪陷後，西晉帝國曾經的軍政強人和豪門士族在北方難以立足，不得不扶老攜幼地遷往江南。
他們仗著自己體量巨大，硬是活生生地擠進了由本地土著把持的江南，這也是江北僑族與江南土著博弈的開端。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闢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資治通鑑》·晉紀九
司馬睿初到江南，江南土著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後來他們雖然承認了司馬睿是江南的名義領袖。但以司馬睿為代表的江北僑族，依然得用一種謙恭的姿態與江南土著相處。
“願深弘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贍、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晉書》·卷六十五·列傳第三十五
但隨著北方局勢的崩潰，越來越多的江北僑族加入了南遷的行列，這使得江北僑族與江南土著的力量對比逐漸發生了改變。
江北僑族開始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待江南土著，江南土著則迫於形勢開始一退再退，既得利益受到了不小的損失。
周玘一直都是江南土著在長江下游的重要人物。在平定張昌、石冰叛亂時，在平定陳敏叛亂時，在平定錢璯叛亂時，周玘都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以至於歷史上都留下了“周玘三定江南”的傳說。
但就是周玘這個一個江南土著的代表人物，後來卻在江北僑族的擠壓下步步後退，以至於被活活氣死。他在臨死前對自己的兒子說：我是被那些北方佬給逼死的，你如果不能給我報仇，就不是我兒子！
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耳。——《晉書》·卷五十八·列傳第二十八
陶侃一直是江南土著在長江上游的重要人物，就在長江上游將要徹底平定之時，陶侃卻被王敦逼得無法繼續在荊州官場混了。王敦不但罷了陶侃的官，如還想殺了陶侃。如果不是陶侃的親家周訪從旁相助，陶侃恐怕性命難保。但就算如此，陶侃也被王敦欺負得沒法在荊州生活，只能黯然離開荊州南下廣州。
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晉書》·卷六十六·列傳第三十六
那個年代的廣州可不是今天的超一線城市，只是一個偏遠州郡的治所。南下廣州，幾乎等同於被流放。
而江南土著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顧榮也在不久之前病逝，這三位江南土著重要人物的失勢，意味著江南土著全面衰落的開始。
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晉書》·卷六十八·列傳第三十八
光捱打不還手可不是江南土著的作風，面對江北僑族的咄咄進逼，江南土著開始反擊了。
周玘死後，晉元帝司馬睿想削弱周氏的地位，於是給袁琇發了一張委任狀，命他接替周玘成為吳興太守。
袁琇也是不知死活，他過分高估了東晉政府的委任狀，興沖沖地當起了新任吳興太守。但沒過多久，袁琇就被周玘的兒子周勰派人殺死了。
周勰以其父遺言，因吳人之怨，謀作亂；使吳興功曹徐馥矯稱叔父丞相從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眾，以討王導、刁協，豪傑翕然附之，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資治通鑑》·晉紀十一
面對周勰如此大逆不道的行為，東晉政府卻不敢深究，最後不了了之，新任吳興太守由周玘的弟弟周札擔任。
睿以札為吳興太守，莚為太子右衛率。以周氏吳之豪望，故不窮治，撫勰如舊。——《資治通鑑》·晉紀十一
王敦扣留了陶侃，派自己的堂弟王廙接替陶侃，擔任新任的荊州刺史。結果呢？王廙剛到荊州，馬上受到當地將領的武裝抵抗。
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廙為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俊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眾情憤惋；又以廙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溳口，西迎杜曾。溳為攀等所襲，奔於江安。——《資治通鑑》·晉紀十一
號稱“王與馬，共天下”的王氏尚且會受到如此待遇，其他人的遭遇怎樣，就不用細說了。王廙比袁琇幸運，因為王廙的背後是強大的王氏，所以他保住了性命，但也僅此而已。
不過江南土著之間也非鐵板一塊，陶侃到廣州赴任之時，也遇到了巨大的麻煩。
廣州的王機、杜弘、溫邵和劉沈聯手，以武力抗拒陶侃上任。面對這種危險的局勢，有人勸陶侃不要輕易進入廣州。但陶侃畢竟不是普通人，最終他成功擊敗了廣州的反對勢力，成為廣州的新任刺史。
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晉書》·卷六十六·列傳第三十六
這也就是陶侃本人素質過硬，如果他所依賴的只有東晉政府的一紙委任狀，肯定也當不上這個刺史。
廣州的前任刺史王機，也是廣州當地的豪門士族。他在當地實力派的支持下成為廣州刺史，卻沒有徵得東晉政府的同意。而東晉政府面對王機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也沒有任何表示。
後來，王機向王敦提出了一個要求，他表示自己願意接受東晉政府的合法任命，但要求前往交州擔任刺史。
王敦同意了這個要求，於是王機卸任了廣州刺史，前往交州準備赴任。可他剛到交州，就受到了交州地方勢力的“武力歡迎”。王機一看情況不妙，立刻轉身跑回了廣州，還想繼續做廣州刺史。
機既為碩所距，遂住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沈等並反。——《晉書》·卷一百·列傳第七十
但此時陶侃已經來了，王機沒能在與陶侃的競爭中獲勝，最終在競爭過程中病逝。
東晉政府對江南土著如此忍讓，也不是他們缺乏血性，而是客觀原因使然。
江南土著擁有巨大的權力和崇高的地位，但這些權力和地位都不是東晉政府給予的，他們的權力和地位源於在當地長期經營的成果。
如果在當地缺乏影響力，就算拿著東晉政府的委任狀，也很難成為當地的最高軍政長官。
至此，東晉政府的虛弱本質已經一覽無遺。誰都知道這個所謂的中央政府，其實就是一個擺設，因為他連最基本的人事行政權力都沒有。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所謂的東晉帝國，其實只是一個由江北僑族和江南土著共同組建的大聯盟而已。
對於漢族而言，南北朝這段歷史過於悲慘，所以史書在說起這段歷史的時候，總會夾雜許多的民族色彩。
大家對於兩晉的評價都不高，認為他們無法統一中原，完全是因為領袖無能，其實這個看法是錯誤的。
說起祖逖北伐，大家總是對晉元帝司馬睿充滿非議，認為他不思進取無心北伐，平白耽誤了祖逖這樣一員名將。
這實在是有點冤枉司馬睿了，這根本就不是司馬睿是否願意北伐的問題，而是東晉政府內部本就派系林立。司馬睿雖然是皇帝，但他受制於眾多豪門士族，根本就做不到乾綱獨斷，就算他想北伐，又有什麼用呢？
就算沒人制衡司馬睿，我認為司馬睿不想北伐的決定也算不上什麼錯誤。
劉曜攻下洛陽後，一把火燒掉了洛陽城，根本就沒有佔據洛陽立足中原的意思；
石勒從長江一線回師北上，從中原繞道而過，直接把部隊拉到河北去了；
司馬睿和王氏兄弟一直在苦心經營江南，從來不曾試圖大舉收復中原。
劉曜是前趙開國皇帝，石勒是後趙開國皇帝，司馬睿和王氏兄弟是東晉帝國開創者。這幾個人都是站在時代頂端的大人物，可他們對待中原的態度驚人地一致：絕不立足中原。
我不敢確定洛陽有多大價值，但我敢肯定一點：劉曜、石勒、司馬睿和王氏兄弟肯定比我有戰略眼光。他們都不選擇立足中原，只能證明當時的中原根本就不值得過分重視。
當時，中原地區由眾多小勢力共同控制。無論是匈奴汗國還是東晉帝國，都只是加強對中原地區的滲透，卻沒人願意把戰略重心朝中原轉移。
史書習慣性地拔高了祖逖的歷史地位，這是過分看重了個人能力，忽略了當時的客觀情況。
石勒對祖逖說：希望你不要越過黃河一線，祖逖同意了。很多人說這證明石勒怕了祖逖，其實說反了，這恰恰證明祖逖向石勒妥協了。
如果祖逖真有完全收復中原的本事，他怎麼可能答應石勒的這種要求呢？正因為祖逖沒把握真正擊敗石勒，所以只能藉著這個臺階下來。
逖聞之甚悅，遣參軍王愉使于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賓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兗豫乂安，人得休息矣。——《晉書》·卷一百五·載記第五
石勒的北部有鮮卑段氏佔據幽州，鮮卑拓跋氏佔據幷州，東部有曹嶷佔據青州，西部有劉曜佔據關中。
在這種虎狼環伺的環境中，石勒當然不希望南方再起戰事。於是才有了石勒與祖逖的和談，但這並不能證明石勒怕了祖逖。
隨著石勒和劉曜的勢力逐漸鞏固，再加上江南和中原的關係微妙，祖逖終於明白了這個四戰之地有多尷尬。祖逖的處境是進退兩難，很快就在抑鬱中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