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鈞窯款識
宋代鈞窯瓷器的款識從傳世品看主要有兩類：
（1）數字。
鈞窯花盆、盆奩、大洗、大尊等器物的底部多刻有一至十的數字（圖44），據古陶瓷專家和考古學家研究後發現鈞窯器物刻款的數字越小，器物就越大，“一”字款器物是同類器物中最高或口徑最大者，而“十”字款器物則是最低或口徑最小者，但也並不絕對，有些不同數字款的實物經過比對發現形制相差並不明顯。
鈞窯花盆、盆託的底和足邊內側有的刻兩個數字，刻於底部的數字是按口徑大小編的號碼，刻於足邊內側的數字筆劃較細小，可能是配對用的編號。
（2）宮殿名
北宋晚期宮廷用瓷中的鈞窯花盆、盆託、大尊等器物的底部多刻有宮殿名稱。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圖45），底部橫刻“建福宮”，豎刻“竹石假山用”；鈞窯玫瑰紫釉鼓釘洗（圖46），底部橫刻“瀛臺”，豎刻“靜憩軒用”；鈞窯天藍釉鼓釘洗（圖47），底部橫刻“養心殿”，豎刻“長春書屋用”。
以上幾例器物刻款的筆劃都很纖細，為清代造辦處玉器作匠師後刻，這一做法是清宮舊藏瓷器的獨特現象。
現代鈞窯仿古瓷燒製的窯變釉非常精美，從觀感上看缺乏古代的神韻，釉面過於光亮（圖48）。宋代鈞窯花盆底部以及數字款所施醬青釉的現象，現代仿古瓷很難仿製。
民間傳說有“家有萬貫，不如鈞瓷一片”的說法，可見宋代鈞窯的名貴。受其影響市場上出現了許多粗劣的假鈞窯作品，在仿品的釉面做些假出土的現象，以此來誤導藏家。
有些仿品在瓶、罐、盤、碗的底部也刻上數字，實際上宋代鈞窯的瓶、罐、盤、碗底部是不刻數字的。筆者曾見過某位藏家因不瞭解文物常識，收藏有一套底部刻有從一至十數字的十件窯變釉鼓釘洗，當成至寶。
宋代五大名窯在胎體款識方面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器物底部多刻有乾隆御題詩，除鈞窯較少見外，其餘四窯器物多有題刻御題詩。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宋代哥窯米黃釉葵口盤（圖49），底足內刻有乾隆御製詩《詠哥窯盤子》，其詩云：“處州精製擅章生，盤子曾供泛索盛，新法不看百圾破，那知得號有難兄”，句末署“乾隆丙申春御題”，鈐“太璞”印；
宋代官窯葵口盤（圖50），底足內刻有乾隆御製詩云：“宣和陶器用功巧，修內督之奄豎倫。設曰葵花喻忠赤，師成輩豈果其人”，句末署“乾隆丙申夏御題”，鈐“比德”“朗潤”二方章；宋代汝窯三足樽承盤（圖51），外底刻有乾隆御製詩云：“紫土陶成鐵足三，寓言得一此中函。易解本契退藏理，宋詔胡誇切事談”，句末署“乾隆戊戌夏御題”
宋代定窯印花盤（圖52），底部刻乾隆御製詩云：“古色古香雅宜心，宋定名陶器足珍。質韞珠光堪作鑑，紋鏤花鳥具傳神。擎來掌上掬明月，題向詩中證舊因。盛得朱櫻千萬顆，滿盤琥珀為生春”，後署“孟春御題”，鈐“比德”“朗潤”二方章。以上幾例清宮舊藏的刻有御製詩宋代五大名窯瓷器，是由清宮造辦處玉器作匠師刻制。
清宮玉器作匠師不僅在宋代五大名窯瓷器上刻有御製詩，在明清兩代官窯仿製的汝、官釉瓷器也刻有御製詩。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明代仿官釉貫耳瓶（圖53），其底部刻御製詩云：“李唐越器久稱無，趙宋官窯珍以孤。
色自粉青泯火氣，紋猶鱔血裂冰膚。摩挲真是樸之樸，詠歎仍非觚不觚。合贈何人合長吉，簪花得句負奚奴”，後署“乾隆壬寅新正御題”，鈐“古香”“肖玉”二方章；
清乾隆仿宋官窯水仙盆（圖54），其底部刻御製詩云：“官窯原出宋，貓食卻稱唐。越器雖傳詠，晨星久盡藏。鐵釘猶見質，火氣早潛光。淨水宜盆手，飼猧真不當”，後署“乾隆壬辰御題”，鈐“朗潤”印一方。
御題詩鐫字十分規正，嚴謹沉穩，刻功勁健，表明乾隆帝不僅雅好書畫，對瓷器更是酷愛，每首詠瓷詩都表達了對瓷器本身的鐘愛，也更加提高了五大名窯的價值。
在盛世收藏的今天，五大名窯的仿品非常多，趨利者為了誤導藏家，也將乾隆御製詩刻在仿品上。真品的乾隆御製詩都刻在器物的底部，而仿品有的刻在瓶的腹部（圖55），有的刻在圓器的內底中心。仿品刻字較大，鐫刻的筆劃粗笨鬆散。
另有一類新仿器的表面施有深淺不勻的土黃色片狀痕跡來模仿出土器物，而實際上汝、官、哥窯瓷器作為宮廷用瓷是不可能用做隨葬品的，迄今為止古墓葬中尚未發現一件汝、官、哥窯瓷器，這類明顯的作偽紕漏要多注意。
宋代其它地方窯口的款識
宋代由於瓷業繁榮發展，全國南北方民間瓷窯極多，形成了六大窯系：北方的定窯系、耀州窯系、鈞窯系、磁州窯系，南方的龍泉窯系、景德鎮青白瓷窯系。各個窯系都有其獨特的制瓷技藝和風格，都盛極一時。
在款識方面綜合考古發現的遺存器物來看，帶有紀年款的器物較少，但有紀年的墓葬出土器物較多，據陳定榮統計，有確切紀年可考的宋代墓葬就有一百餘座，遍佈全國，出土的宋代青白瓷達五百餘件。縱觀宋代地方窯瓷器款識，通過刻劃、戳印、墨書來表示產品的年代、用途、器物主人、工匠姓氏、作坊名稱等最為突出。現將幾例已發表過的重要銘文介紹如下：
（1）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北宋早期越窯青釉執壺（圖56），執壺的底部刻劃有“太平戊寅”四字，字體潦草，釉質潤澤，是北宋早期越窯的典型器物。在窯址的實地調查中發現除執壺以外還有盤、碗類器物的器底殘片也刻有“太平戊寅”四字。
浙江省慈溪市博物館藏有一件北宋嘉祐八年青瓷硯，硯外壁釉下橫刻“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二日造此硯子（於）東海記”17 字，對於北宋青瓷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2）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南宋紹興五年三彩人物枕，枕體較小，枕面以黃綠彩為主，刻劃一人物席地而坐，作看書狀，枕面左邊刻“紹興五年，為亂事紛紛，白陽山人作”14字。此枕作者處於宋金交戰之亂世，社會動盪不安，枕面作畫以表現對時局的感嘆，寓意深刻，有很好的研究價值。略遺憾的是此枕剝彩嚴重。
（3）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宋白地褐彩瓶，器身書“紹熙二年供奉太極觀三聖殿，弟子王堅敬助”，為南宋時供奉物。
（4）浙江省博物館藏有一件北宋越窯青釉鏤空
薰爐（圖57），爐體內墨書供奉款題記兩行：“鹹平元年茂（戊）戌十一月廿四日當寺僧紹光括入塔買舍供養童行奉詢弟子姜彥從同舍利永光”。此件器物為1987年浙江黃岩市靈石寺塔出土，造型渾厚端莊，通體施青綠色釉，釉色瑩潤，鏤雕精巧，為北宋越窯中的精品。
（5）廣東省博物館藏有一件北宋青白釉釋迦牟尼瓷塑像（圖58），在須彌座的正面、左側、後面刻有“潮州水東中窯甲弟子劉扶同妻陳氏十五娘發心塑釋迦牟尼佛永充供養為父劉用母李二十娘闔家男女乞保平安治平四年丁未歲九月卅日題匠心周明”的銘文，將佛像燒造的窯址、年代、製造者姓名等信息表述清楚，佛像神態肅穆，銘文刻劃精細，為傳世品中所罕見。
上海博物館也收藏有一件南宋影青加彩觀音瓷塑像（圖59），塑像底部墨書“大宋淳十一年辛亥”九字款，佛像形體生動，發冠、瓔珞雕刻精細，是南宋佛造像的代表作之一。
（6）英國大英博物館藏有一件宋剔花珍珠地瓷枕（圖60），枕面刻“家國永安”，右側刻劃“元本冶底趙家枕永記”，左側刻劃“熙寧四年三月十九日畫”。
此枕產地過去不詳，或有列入磁州窯系，經葉喆民在河南魯山窯遺址考察後發現有刻有“元本趙家”珍珠地刻花梅瓶的殘片，在書法、珍珠地製作工藝以及“趙家”制枕作坊等方面研究，確認大英博物館所藏“家國永安”瓷枕為河南魯山窯產品。
（7）福建省廈門市博物館藏有一件北宋青釉帶蓋乳釘魂瓶（圖61），在瓶體乳釘間行草墨書“千秋萬歲五穀倉屋年年常滿子孫代代富貴也，紹聖三年丙子八月日謹題”，字體狂放有力。
以上幾例為博物館收藏的宋代具有代表性紀年款的瓷器，非常稀少，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除此之外，宋代南北地方瓷窯的款識還有一種獨特的風格，就是在器物底部戳印瓷窯作坊的名稱，這是一種標記，表示出作坊的主人或物主的姓氏。這種做法在磁州窯系產品中很普遍，受其影響，南宋吉州窯系、景德鎮窯系也有此做法。
通過器底款識可分析到宋代經濟發達，瓷業興隆，在此情況下行業競爭激烈，也進一步促進了生產技術的進步和瓷業的發展。特別要指出的是宋代磁州窯系瓷枕的銘文內容極為豐富，如署“忍”“高枕無憂”“招財利市”等文字，有的抄錄長篇唐詩、格言、成語，這些銘文表現出宋代瓷枕的時代特色。
如：
（1）廣東省博物館藏有一件宋代磁州窯白地黑花魚紋枕（圖62），枕底有一楷書“張家造”戳印；河北省邢臺市博物館藏有一件宋代磁州窯白地黑花童子垂釣枕，枕底戳印“張家造”標記。這類標記是制瓷作坊的商號，除張家外，還有李家、王家、趙家等。戳印的形式有帶方框的也有無框的，或印文上覆荷葉下託蓮花，有陰文也有陽文，字體古樸隨意。印“古相張家造”者多為元代器物。
（2）河北省博物館藏有一件宋代白地黑花蜻蜓點水圖如意頭式枕，枕底部有兩個戳印，一是豎式陽文“張大家
枕”，另一是橫式陰文“張造家”。此枕是1954年在河北省邢臺市曹演莊墓出土，帶有兩個戳印者較為罕見，是磁州窯系中的獨特產品。
（3）江西省考古研究所藏有“舒家記”瓷片（圖63），是1980年在尹家山嶺吉州窯遺址發掘時發現的，這一發現為文獻中有關“舒公”“舒翁”“舒嬌”的記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據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專家介紹，吉州窯遺址除了發現有“舒家記”的銘款以外，還有“陳家號記”“劉家印記”“郭立”“謝”等款識。
（4）景德鎮湖田窯盛產青白瓷盒子，不僅產量大，而且有專門從事生產盒子的作坊。盒子的底部陽刻有作坊主的標記，其格式多為“□□合子記”。據考古專家介紹，景德鎮湖田窯窯址發現過“吳家合子記”（圖64） “段家合子記”。
江西省某藏家藏有一件南宋景德鎮湖田窯青白釉葵口盤，底刻“湖田吳家造”款，款識新穎。
1972年江西省鄱陽縣北宋墓中出土了一件青白瓷六瓣花形盒，盒底豎印有“汪家記正”陽文楷書款。
據國外考古發掘資料分析，朝鮮古代遺址出土過“張家合子記”款青白瓷盒子，日本也出土過“陳家合子記”青白瓷盒子，這些盒子款識的字體都相同，釉質瑩潤，造型豐富多樣，胎體輕薄，陽文款識字跡清晰，為宋代款識的另一大特色。
宋代瓷窯較多，在遺存的實物中，還有一些瓷窯產品也有刻劃、模印及墨書的款識，用來表示物主或工匠的姓氏、器物的用途等等。比如耀州窯的刻花、印花瓷器，常在印花紋的中間印一字或兩字，如“趙家”“吳”（圖65）等，有印三把蓮花的紋飾中印有“三把蓮”三個字，字跡清晰；
龍泉窯遺存的實物和考古發掘出的標本很多，但有款識的實物很少，博物館及個人收藏中藏有的龍泉窯帶有款識的殘片多數只有一、兩個字，如“元祐”“慈福”“苑”等，最著名者莫過於“河濱遺範”印章款，不見於其它窯口，通常是以四字楷書方形印章形式出現於碗、盤類器物的內底面，安徽省博物館收藏的龍泉窯“河濱遺範”款青釉碗就屬於此類典型器物（圖66）。
據博物館專家考證，“河濱遺範”表示此碗品質好，有當年舜帝制陶的風範。另據《中國古代窯址調查報告集》介紹，河南宜陽窯、新安窯、扒村窯、內鄉窯、鶴壁窯，廣西中和窯、永福窯等窯口都發現有模印或墨書的姓名款，有的窯口發現姓名款可達數十種之多，可見當時瓷業之興盛。
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建陽窯黑釉茶盞的款識。宋人受唐人影響喜愛喝茶，並盛行點茶、鬥茶，是文人士大夫階層的雅好。建陽窯曾一度為宮廷燒製供鬥茶使用的黑盞,底足刻“供御”（圖67）“進盞”（圖68）等字樣，在建陽窯窯址中發現不少帶有這兩種款識的底足標本，是建陽窯的獨特款識。
除此之外標本中還有刻龜背錦紋樣的款識（圖69）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律”字款的黑釉茶盞（圖70），為清宮舊藏，極為少見。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大宋明道”款建窯黑釉兔毫盞（圖71），是解放後徵集的文物藏品，據專家分析，底款可能是民國時期後刻。
現代仿製的建窯兔毫盞（圖72），底部也多刻有“進盞”款，字體拙劣，胎體厚重，值得警惕。建窯新仿品很多，有仿曜變天目、仿兔毫，有的仿品還加繪金彩紋飾，仿製水平很高。但斟酌起來，宋代建窯那種老舊沉著的釉面、柔和的光澤、自然的開片現象還是很難仿製達標。
四、遼代瓷器的款識
遼代是10世紀初由契丹民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權，先後與五代和北宋並立。當時中原地區的瓷業較為發達，制瓷技術傳入契丹，促進了遼代瓷業的發展。
遼代瓷器的主要品種有白釉、黑釉、茶葉末釉、剔花、刻花加彩、遼三彩等。其造型除了中原地區的傳統樣式以外，最具代表性的是契丹民族特有風格的器型，如雞冠壺、雞腿瓶、鳳首壺、海棠式盤、三角形碟等，多為水器、貯藏器和盛食器。
遼瓷款識最具代表性的是遼代的白釉瓷器款，其底部刻“官”或“新官”款，在內蒙古遼上京遺址和內蒙古、遼寧等地的遼代墓葬中多有出現。如遼寧省北票水泉1號遼墓出土的白釉六瓣花口碗的“官”字款（圖73），字體劃刻有力，猶如行書，風格獨特。
雞腿瓶為遼、金時常見的盛酒器，在遼墓壁畫中的宴飲圖中常能見到此類器物，其瓶身多刻有銘文來表示用途和年代。如遼寧省博物館所藏遼代茶葉末釉雞腿瓶，其肩部刻“乾二年田”四字，其中“乾二年”應當是指遼天祚帝乾統二年，“田”字應為製作工匠的姓氏。
除此之外雞腿瓶還刻有“孫”“徐”“官瓶”“官”（圖74）“葡萄酒”等銘文，其中“官”字款的器物大多從遼代墓葬和窯址出土。
河北省井陘縣文保所藏有北宋醬釉“官”字款弦紋梅瓶（圖75）和醬釉“天威軍官瓶”款弦紋梅瓶（圖76），為井陘窯及附近天長鎮窯出土，可見此類瓷器是當時北方瓷窯中的獨特產品。
較為特殊的一件遼代標準器是北京市文研所所藏的遼代“杜家”款綠釉貼花瓔珞紋淨瓶（圖77），此瓶出土於北京市密雲區遼代冶仙塔塔基，瓶體採用堆貼及模印裝飾，肩部至腹部由蓮瓣銜接瓔珞紋互相交錯組成裝飾圖案，兩組瓔珞紋間分別暗刻“杜家”二字，可見這件淨瓶在當時是有專門作坊，也就是“杜家”作坊為冶仙塔專門燒製的，是遼代瓷器中的精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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