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結束後，渤海與唐朝地方政府的往來主要表現在渤海與幽州節度府和平盧節度府的交往。
（一）渤海與幽州節度府的往來
《新唐書·渤海傳》記載：“幽州節度府與（渤海）相聘問”。渤海與幽州節度府的往來主要發生於安史之亂結束後的歷史時期。從相關史料記載來看，涉及渤海與幽州節度府往來的事件主要見於張光祚、張建章墓誌中有關兩者出使渤海的記載。據《張光祚墓誌》記載：
范陽張公，諱光祚，字光祚……知公有孔明子布之英略，端木仲由之辯勇。委充入勃海（渤海），使外門闢遠儌通，還加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又充節度留後押牙……大曆十一年……卒於戎陣……銘曰……遠儌通蕃。
由《張光祚墓誌》記載可知，張光祚卒於大曆十一年（776），生前擔任過“（幽州都督府）節度留後押牙”這一官職，因為張光祚精通謀略又有辯才之能，故被幽州都督府“委充”派往渤海，這與張建章是應“渤海來聘”而赴渤海不同，張光祚赴渤海的具體使命目前雖無法得知，但從墓誌記載“闢遠儌通”看來應與幽州都督府希望加強與渤海的政治交往有關，而由墓誌所載“還加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可以推斷張光祚此行應該順利完成了使命。聯繫安史之亂後幽州都督府的戰略地位可知，由於平盧節度府已於上元二年（761）南遷，幽州都督府對契丹和奚的防衛壓力必然加大。有學者分析認為，正是因為平盧節度使南下之後，幽州的東北大門不復存在，幽州防禦的弱點向奚和契丹敞開，於是幽州節度府聯合渤海共同防禦和抗擊兩蕃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就立刻凸顯出來。而渤海加強和幽州都督府合作很可能與安史之亂時期渤海勢力趁機向遼東地區擴張，其與唐朝中央政府、契丹矛盾加深，渤海要鞏固對這一地區的控制，渤海有必要在安史之亂結束後加強與日漸形成割據之勢的幽州都督府的戰略往來。
關於渤海與唐朝幽州都督府往來的又一則紀事，據 1956 年北京德勝門外出土的《張建章墓誌》記載：
渤海國王大彝震遣司賓卿賀守謙來聘。……癸丑秋，方舟而東，海濤萬里，明年秋抄，達忽汗州。州即挹婁故地，彝震重禮留之，歲換而返……又著《渤海記》，備盡島夷風俗、宮殿、官品，當代傳之。
張建章此次出使渤海是於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出發，第二年秋季到達。關於張建章此次出使渤海的使命，《北夢瑣言》和《南部新書》中均記有“曾賚（府）戎命往渤海”，既然是“戎命”，那麼顯然是與軍事事務有關，另外，張建章出使渤海時在幽州都督府擔任的職務是“幽州行軍司馬”這一軍事官職，這也說明唐朝幽州都督府和渤海之間有軍事方面的往來。對於“戎命”的具體內容，史料中並沒有明確的記載，但如果從幽州都督府的戰略地位看來，很可能和渤海之間在軍事上加強合作，共同防範契丹有關。據《新唐書·契丹傳》記載：“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鄣戍斥候益謹，不生事於邊，奚、契丹亦鮮入寇。”對幽州都督府來說，安史之亂後，其面臨的壓力不僅有唐朝中央政府要求其歸順的壓力，同時還有周邊藩鎮以及兩蕃對其生存的威脅，面對這種形勢，幽州都督府完全有可能從“務自安”的需要出發，與同樣有防範契丹需要的渤海加強政治以及軍事上的往來。
另外，由於張建章出使渤海是應渤海方面的要求而前往，顯然是渤海對幽州都督府有所請求。此番渤海所請並非是直接與唐朝中央政府接觸，而是繞開中央政府與唐朝地方邊州機構進行接觸，渤海此舉一方面說明了唐朝中央政府在維護藩屬體制方面的權威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也說明唐朝押領渤海的淄青平盧節度使在南遷後作用有所降低。
總之，安史之亂後，張光祚、張建章分別代表幽州都督府出使渤海的事件反映出渤海與唐朝關係發展的新特點，即渤海除繼續保持和唐朝中央政府的聯繫以外，越來越重視同唐朝地方邊州機構的直接往來，從幽州都督府本身的戰略地位以及雙方各自的政治需要看來，這一時期兩者之間的往來主要以政治、軍事合作為主。
（二）渤海與平盧節度府的往來
安史之亂時期，以侯希逸、李正己為代表的“高句麗武人集團”雖然以平叛的形象出現，與安史集團對峙，但從其日後盤踞山東半島，藐視朝廷，跋扈一方，“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來看，他們對唐朝其實並無多少忠順之心。他們之所以在動亂時期支持唐朝，只不過是以勤王之名，行擴張之實，以擴張平盧地方及本民族之勢力，並試圖取代安史集團在東北的地位。由於平盧軍勢力最終因孤立無援，同時又被奚兵侵擾，最終撤出營州而引兵南渡，開始了李氏家族控制平盧節度府割據山東的新時期。在此時期，渤海與平盧節度府的往來並沒有終止，不僅有大批的渤海熟銅被運到淄青一代販賣，同時淄青地區“貨市渤海名馬，歲歲不絕”。
到了元和十四年（819），唐朝在剷除了李氏家族的割據勢力後，唐朝重新任命的平盧軍節度使管轄的勢力範圍已經大為減少，但仍然掌控著包括今淄博在內的山東半島以東的沿海地區，並且繼續代表朝廷負責對新羅、渤海兩國的外交事務，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五代時期。
綜上，唐朝地方官派遣使節前往渤海都是在安史之亂期間及其以後，這表明，安史之亂導致唐朝內地形成藩鎮割據局面，同時造成唐朝中央政府的統治力量極大削弱，只能象徵性的管轄渤海，而渤海的事務也越來越多地由唐朝地方節度使來具體地加以處理。在這樣的形勢影響下，渤海之所以既要朝貢唐朝，又要與唐朝地方的邊州機構加強往來，一方面是戰略上的考慮，另外一方面也是出於自身發展的考慮。總之，安史之亂結束後平盧節度府與渤海之間的往來，既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唐朝因中央集權力量削弱造成的對唐朝與渤海藩屬關係的不良影響，更成為渤海中後期對外關係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海東盛國時代渤海對外關係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