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傳奇：最好的詩歌為何出現在盛唐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長期以來,唐詩已成為人們審美想象的某種標杆。假如你是一個盛唐的讀書人，不會寫詩那是難以想象的。那麼，最好的詩歌為何會出現在盛唐？

初唐時期，雖然也有“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陳子昂這樣少數的革新者，但它仍屬於“宮體詩”的時代。“宮體詩”既指一種描寫宮廷生活的詩體，又指在宮廷所形成的一種詩風，辭藻冗濫，多是應制之作。

南北朝時期，詩歌代表的美學成就已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精英階層的標誌。然而，正是宮體詩為後來被稱為“唐詩門戶”的律詩這樣一種新體式的最終確立，奠立基礎。律詩體式的確立，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唐詩興盛最為核心的內因。

當然，這一體制的建構更為漫長,從建安時期寫詩注重對句，到南朝齊武帝永明年間發明“四聲”，到後來的調平仄、三部式結構，律詩一直到8世紀初，才由唐中宗時期的宮廷詩人沈佺期、宋之問確立。

美國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在他的著作中，敏銳地發現了這種律詩寫作的三部式結構——頭兩句介紹事件、中間寫對句、結尾表達旨意——與宮體詩寫作的內在聯繫：“在宮廷詩中，對偶句是詩體的興趣中心。‘對屬能’是迅速作詩的首要必備條件，一旦掌握了這一技巧，朝臣們就能很快寫出中間部分，把精力用來寫出精巧的結尾。”

這種富有規則感的寫作模式，聽起來似乎是對想象力的侮辱。其實不然，正因為有了法度，詩歌寫作變成可以快速習得的技能，隨著寫作群體的擴大，才能超拔者自然不再受到法度的限制。事實上，唐人正是這樣學習寫詩的。

儘管如此，在初唐這樣一個門閥制度尚存的時代，詩歌依然帶有濃厚的貴族文學的特點。如何讓它與更廣泛的人群發生關係，便需要新制度的支持。這便是隋代創立、至唐已發生變化的科舉制度。

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詩歌寫作被引入了進士考試。在當時，做官最主要的途徑依然是世襲，科舉制度不過是面向寒門和大家族的遠支開放了一條上升通道。據《哈佛中國史》唐代卷的統計，整個唐代，只有10%的官員通過科舉選拔而出。儘管如此，張說、張九齡這兩位玄宗朝的宰相，盛唐詩壇最主要的扶持者，正是科考出來的寒門子弟。

對舊詩歌秩序最後的致命打擊，來自唐玄宗在公元722年發佈的詔令。這條詔令禁止諸王招攬大量賓客，這無疑結束了宮廷詩的一個重要支持根源，也關閉了在京城獲得詩歌聲譽的舊途徑。

盛唐是一個大詩人輩出的時代。這種唯在興趣的寫作，詩歌完全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呈現。對那些聚集在長安或者往返於長安與各地之間的詩人來說，詩歌就是一種必要的社交手段。那時的詩人，無論見面、分別、宴會，都要寫詩。

科舉、入幕、從軍、隱居，唐代文人的生活選擇豐富多彩。由此帶來的分別場合，便產生了大量著名的餞別行旅詩。

早在初唐，王勃便以詩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寫下了那個時代的昂揚。長安大詩人王維寫下的“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入樂之後更成為當時的流行曲目。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則將汪倫的名字永遠留在了詩歌史上。

盛唐詩歌中，後來被引為大宗的邊塞詩，與詩人們遊邊從軍的選擇密切相關。比起後來的王朝，唐代一直是開疆拓土的擴張性國家，這也為詩人提供了棄筆從戎的機會。有史學家認為，某種程度上，“遊邊也是為了取功名，由於邊關將領有舉薦的權力，可以升遷更快”。

邊塞詩是一個陳舊的題材，從王翰的《涼州詞》、高適的《燕歌行》到李白的《戰城南》，包括王昌齡也寫下了大量邊塞詩，其中就有那首被稱為“唐代七絕壓卷之作”的《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但邊塞詩的集大成者，無疑屬岑參。岑參能寫好邊塞詩並不奇怪，自天寶八載（公元749年）出任大將高仙芝的幕僚後，岑參跟隨他抵達在中亞庫車的駐地安西。戰爭慘敗後，他後來又在名將封常清幕府擔任判官，在中亞的北庭和輪臺待了幾年。用現代學者鄭振鐸的話說：“他句句從體驗中來，從閱歷裡出。”岑參的詩歌，不但寫到西域邊塞的寒冷，“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同樣寫到極具異國特色的火山：“火雲滿山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

隱居之風，在盛唐也非常流行。這與君主為了粉飾太平，熱衷徵召山野的隱逸高士密不可分。這也促進了盛唐詩歌中另一大宗山水田園詩的興盛。

有學者考證，王維大約在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隱居於淇上，後來又在終南山輞川邊得到宋之問當年的別業（注：類似於莊園）,過著流連山水、半官半隱的生活。其間，王維寫作了大量山水田園風格的詩歌，其中諸如“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鬆間照，清泉石上流”“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等簡淡自然而又意蘊深遠的描寫，在當時人看來代表了詩歌的最高成就。

儘管作為長安詩人的代表，王維為當世推崇，但李白很快從蜀地把誇張的想象力帶到了長安。“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此前，有誰像李白那樣以狂放不羈的想象力寫作？中唐另外一位大詩人韓愈，將他與杜甫一起奉為盛唐最偉大的典範詩人。

站在韓愈另一面的大詩人白居易、元稹，顯然對杜甫更為推重。在寫給杜甫的墓誌銘中，元稹將杜甫視為一切詩歌體式的集大成者：“餘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兼擅各體之外，杜甫在“安史之亂”後寫了“三吏三別”為代表的“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使他的成就溢出盛唐詩歌的範圍，隱隱開啟一個新時代的先聲。

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冬天，“安史之亂”的爆發，給光輝燦爛的盛唐時代畫上一個令人嘆息的休止符。西京長安和東京洛陽的反覆陷落與遭受劫掠，包括唐明皇與楊貴妃那段纏綿悽豔的感情生活，都成為中唐以後文人反覆吟詠的話題。只是，新的文學風氣的形成，還要遲至幾十年後的唐憲宗元和年間，那是屬於白居易和唐傳奇的時代。

詩歌史上將這一引領唐詩第二個高峰的變化,稱為“元和詩變”。經逢戰爭亂離，和整個社會的下沉，這一時期的詩人追求詩文有所承擔，這也是某種程度上的復古。其中的代表白居易便認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希望繼承《詩經》的優良傳統和杜甫的創作精神。

詩風轉變的背後，有更為深刻的社會變革。最重要的變化，是出現藩鎮林立的局面。在“安史之亂”爆發後的第二年，隨著玄宗皇帝在四川頒佈的《幸普安郡制》，藩鎮正式擁有了財權和闢署權（注：節度使有在自己所統轄的州縣行政系統之外另建幕府之權力）。這一重要變化，與中唐之後傳奇（注：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說）的興盛，有著密切關係。

有學者統計，中晚唐文人十之八九都有過入幕供職的經歷，士人們在朝廷與藩鎮之間、藩鎮與藩鎮之間的流動更加頻繁，相互交流奇聞軼事的機會也大大增加。

出身寒微的進士階層的大量湧現,也帶來了這一階層新的趣味：生活態度欠嚴肅，熱烈地追求官能刺激，富有浪漫氣味。這種新的文學趣味，不僅反映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的詩學風格中，在唐傳奇的故事中也時有反映。

在詩歌與小說高度繁榮的中晚唐，傳奇與詩歌互動頻繁。不但一些著名文人，諸如元稹、韓愈、柳宗元等人，都兼具詩人與小說家的雙重身份，在許多傳奇作品中，主人公吟詩唱和，藉以抒發情意，這也賦予了唐傳奇濃厚的詩意。

不管是詩，還是傳奇,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當時盛行的民間俗講、說話之風的影響。無他，一個市民文學的時代即將來臨。